年前的一天,尹递给我一份简历,说此人是个孤儿不容易,一直从事服装行业多年,经验很丰富,多次来电话毛遂自荐,让我有时间和他谈谈、把把关。
老赵年长我3岁,一落座就侃侃而谈,看来是个专业人士,对于服装专业技术却是我的短板。
我给尹的回复是:此人言谈举止比较粗放,专业功底不错,表达能力还好,只是在自我介绍时闪烁其词,两极分化(不是最好的就是最坎坷的),让人觉得不够客观,而且心情之迫切有悖此人年龄和经历。
尹对老赵口口声声的“追随尹总、可以引进H&M公司的订单、年销售额突破2000万美金”很是感冒,就不再思索地说:先安排他做个总经理助理吧。
每个人都希望得到别人的认可和褒奖,那可是要靠自己的实力做出来的,马屁的背后就是唾弃,赞美的话也不是随口就来的。很多人都在感叹生活会让人工作得辛苦,没有辛苦谈何舒服?自己种的瓜最甜,那是因为劳动果实凝聚着自己辛勤汗水和心血。用心去做的生意没有不成功的道理,不信你就去观察看看。
用心经营、真心待人,大都会把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当然,其中的方法也很重要,我所说的用心是根本,是指导方法的基础。虚情假意的人,早晚会栽在自己亲手挖的坑里,切肤之痛啊。
糊弄别人不就是糊弄自己吗?不是《无间道》有句经典台词:出来混的,总是要还的!
我看人虽然带有一定的个人感情色彩,但我没有妒忌心,我始终认为,男人要是有妒忌心,不是小人就是祸患,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这是经验之谈。
平时,我与老赵没有多少工作交叉,只是客套地打招呼,但是对他的个人印象是每况愈下,比如他毫不犹豫地在干净的水泥篮球场地大口的吐痰、比如他无理挣三分、比如他宁可胡说也不能少说、比如他在被下属据理力争抢白得灰溜溜的神态。
在他到来一个月之内,工作身份就变了3次,从总经理助理——业务部长——副总经理。老赵随着工作身份的调整,说话的音量也同步提高,办事雷厉风行的,不再是刚来时见谁都眯着一条缝的眼神了。
尹也从没有和我商量过此事,我也没在意,继续抓我的革命促我的生产。
在尹的授意下,我看了老赵起草的年度工作计划,说实话,就我的分析能力来看,除了口号震天响和不切实际的数字外,没有实际意义和执行参考价值。
我给尹的反馈稍微含蓄了些,也不知道是我含蓄的有些厚了还是这种工作计划符合尹的胃口,反正就这么宣布了,公司业务部就这么在大家哗然一片中轰轰烈烈的上演了。
陆续的,业务部的不少员工开始往我的办公室跑,基本上是想套出我对赵的工作计划、工作方法的看法,我不可置否,各有千秋吧。
听一个车间主任说,这位老赵曾经在距离工厂不远一个县级市的服装厂干过,后来因为暴露了吃回扣太狠,被工厂的人暴打一顿后驱逐出门。这种信息我能道听途说的去传播吗?静观其变吧。
到了4月份,我和赵的工作矛盾有些多了,无奈,在开办公例会时,我提出清晰责任、明确目标、互相协助、互不干扰。
对于赵在生产现场的指手画脚,生产部的管理人员很是反感,他对于自己说的对的、错的的语气是一样的强硬,久而久之,大家由原来对他技术理论的佩服变成反感了。当着大家开会的面直接顶撞他的事情时有发生,而且是级别最高的那种顶撞,可是他依然面不改色、我行我素,邪门!
在我工作过的所有地方没出现过一次类似情况,一是,我尽可能注意自己的工作方式方法,不给别人抢白我的漏洞;二是,我绝不允许下属无礼的挑衅我的工作职位和工作尊严。
这与个人面子无关,我和员工私底下都很和睦,他们也时不时拿我开涮、调侃,平时大家在一起开心的时候远远多过严肃的时间。
工作中,与赵的意见不合和僵持局面渐渐明显。我采取了与自己主观风格不同的做法——敬而远之。我尽量保证生产部不被外来因素干扰,保障工作的协同性不受太大影响,鸡毛蒜皮的小事我也懒得计较。只是心情开始有些灰暗。此时,老赵的工作重点又转移到面料采购和外发加工厂了。
我与尹的矛盾也由此正式拉开帷幕了,这也是事后我自己慢慢总结回忆捋出的头绪所在。
矛盾凸显
一天晚上,我回到市区父母家吃晚饭,突然接到尹的来电,语气之沉重还是首次,责怪我为何不在公司呆着?莫名其妙。
原来,日本总部的副社长、也是尹的死对头到公司了,我知道他来了,但来意不明,因为小鬼子主要是针对业务事情而来,此事其实与我没有半毛钱的关系,没有任何人告诉我说鬼子要来。由老Z负责接待,谁知下班时,老赵把鬼子一个人扔下自顾回家吃饭去了,鬼子暴跳如雷,几番打电话责难正在外地的尹,但她为何拿我试问?
断针事件
一次开例会,根据日本客户指派的品检公司反馈,在过检针机时从一条裤子上发现一枚断针,此时非同小可。
我曾看到一篇报导,一个日本人被一根隐藏在裤子里的断针扎伤,引起并发症,最后导致死亡。案件侦破后,生产裤子的厂家被判天价赔偿,致使该工厂直接倒闭。
依照正常流程,要先查出断针的来源,再下达相关处罚决定。也可能是这个业务担当是个新手,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之严重程度,紧张的脸都变形了;也可能是尹为了显示她对质量问题的决绝态度,竟然当场就说:这是生产部的严重质量问题,我们绝不姑息,我自罚一个月工资,你作为生产副总罚款1000元。我说:既然问题出了,好在不是已经出货,问题出在内部,我们立即着手调查。
结果,半天就查出了断针问题,这条裤子是一家外加工厂负责制作的。因为,每一批产品都有编号,即使一模一样的产品也不会搞混其生产单位。然而,我的1000块还是不明不白的给扣了。尹说:就当是警钟吧!
出现了问题并不可怕,关键是看解决问题的态度和结果是否造成损失。处罚的目的是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可这到底算是敲的哪门子钟?!
被边缘化
4月底的一天,尹找到我,没头没脑的说想开发新领域——劳务中介公司,说是因为受工厂一线工人短缺的启发,问我有什么想法?还说:目前我打算垂直管理,我的想法很大。
我在想:你确定、确定以及确定自己知道“垂直管理”是什么意思吗?想法大的靠谱吗?
正好,我觉得这么耗着也郁闷,就索性答应试试看,就先通过相关途径做个大致了解,然后提交个框架思路。基本意向确定后,我就订往返成都考察的机票。
在我出发前,她让我把车钥匙交给行政部,说赵要到南方考察面料。
就纳闷:老赵自己有车啊,而且还有他自己一再要求的车补,怎么会非要用这部车呢?管它的,反正我出差也用不着车。
成都之行还算顺利,回来后说是车被新来的行政部负责人开着回家给撞了,要修理一星期,还顺便把与车相关的证件都拿去了。我就暂时跟着其他有私家车的同事上下班,我自费给他加油。
此时,何去何从我也在矛盾着,我寄希望于这只是一场别开生面的误会。
四川汶川发生地震后,公司行政部也在赶时髦般地组织捐款,据我所知,公司账面一直捉襟见肘的。
新来的行政部小伙子端着用红纸糊的捐款箱,像个乞讨者嬉皮笑脸的在各个部门之间穿梭:捐款了啊!尹总带头捐了4万啊!
当他来到我的办公室时,我很是恼火:你看看你,这么吆来呵去的,像什么话?有你这么负责捐款的吗?再说了,捐款是个自愿行为,你这不是在变相胁迫别人?!谁规定要按职务比对着捐款来着?我建议你还是把捐款箱放在一楼大厅的显著位置,随大家自愿的好。
随后,他照我说的做了。但我没在公司里捐一分钱。
我始终认为,我们国家的公益事业存在很大的舆论误导,网络上的呼声已经是此起彼伏的,但我很是反感这种“对比胁迫式”募捐。
记得,97年“六一”儿童节,我和市团委书记一道去郊区偏远的一所小学慰问,我带了一车(双排小卡车)玩具准备无偿捐给学生们。
来到学校,我们大家就在黄土地的操场上,坐落于被红绸布覆盖的破旧课桌后,当带队的团委书记形式主义的发言完毕,在一片稀里糊涂、稀稀落落、不知所以然的掌声中,他抬手示意介绍我发言时,我看着难以置信的破旧校舍对学校的领导说:发言就免了吧,此刻,学生们更关心的是我们带了什么而不是听我的废话,能给同学们带来些开心,我就没白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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