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利之钢蚁雄心

    
    刘湘等人发来电报，倒也不全是想找刘司令化缘。
    又或想是要些铁币与枪支之类的，而是李家钰等人也在出征之列，将与邓锡侯将军一起北上，因为他们一旦出征，那么涪城、广元和陇南等地，就成了真空地带。
    究竟让谁来接替这些地方？
    川军诸将却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
    还是与会的另一大佬，西康王刘文辉的及时提议，认为应该趁着邓锡侯等人还没正式离川之际，看看川西专区是否能暂管这几块地盘。
    没想到川军诸将纷纷响应，因此才联名拍来电报，想与刘司令细谈此事。
    刘司令只好草草的结束了内部会议，让郭祺勋等人多注意炮兵训练，尤其是122毫米重炮，以及重磅推出的152毫米重炮，随后当他回到了书房时，又才再次拿出电报，眯着眼睛仔细思考，究竟让谁接手为好。
    一阵左思右想，法子想了不少，却无一条能用。
    恰好尹沁兰就端着香茶，轻轻的走了进来，看到某人一副愁眉苦脸，在那里冥思苦想，不禁有些好笑，“相公，做人不要太贪，有了大凉山难道还不够么？”
    真是一言惊醒梦中人。
    对啊，大凉山看似荒凉无比，却是典型的地大人稀，而且地下矿藏无数，正是一块真正的聚宝盆，尤其现在既修通了铁路，还办了两个顶级大钢铁厂，若说没人惦记，打死刘郧都不信。
    现在还不好好的静待发展，却想吞占涪城和陇南等地，确实是自讨没趣、自寻死路。
    家有贤妻真是兴旺之相，刘司令情不自禁的吻了一下，让尹沁兰脸上一片红潮，好在俩人知道大事要紧，这才没向某些少儿不宜的情节演变。
    刘司令就即刻命人回电城都，自称“年少无德，难当此任”。
    随后几天，刘郧就开始闭关了。
    他重点琢磨如何借鉴182毫米重炮的经验，改进122毫米与150毫米重炮，在智脑的虚拟幻境之中反复实验，很快这俩新型款榴弹炮被研制成功，交由蚂蚁机器人即刻制造。
    新型122毫米榴弹炮，炮管长28倍径，自重2.2吨，出膛初速720米/秒，最大射程21.6公里，若使用底凹弹，可增加到26.8公里，当采用空气压缩炮弹时，射程突破30公里，射速8—12发/分。
    新型152毫米榴弹炮，炮管长32倍径，自重4.2吨，出膛初速765米/秒，最大射程24.7公里，若使用底凹弹时，可增加到29.6公里，若采用空气压缩炮弹时，射程突破35公里，射速6—8发/分。
    由于川西成了西南大后方的工业中心，各类科学技术人员，以及工业材料与机械设备都比较齐备，如果蚂蚁机器人火力全开的话，生产500门重炮，也就是十来天的功夫。
    不过现在的情况有些特殊。
    重炮即使被生产出来了，也没什么用处。
    一是运输问题，一列火车只能运二三十门。
    二是南京也没那么多的炮兵。
    如果加上飞机坦克与枪械弹药，以及其他的军备物资，川西铁路就有得忙了，哪怕一天发五六个车次都不够用，而且从川西运往南京或武汉的军火，还需要用专门的军列来运输。
    坐过军列的人都知道，这玩意为了保证安全，那个速度简直慢得可以，往往一趟单边就要四五天。
    然而，以老蒋为首的南京政府，对日本人总有一种莫名的幻想。
    总期望日本鬼子能善心突发，突然中止全面侵华的军事行动。
    这种消极抗战的心态，严重影响了华夏军民的备战，直到鬼子扩军百万，一一占领平津，即将席卷整个神州大地时，老蒋才放弃了与日媾和的幻想，不得不仓促的发起淞沪会战，希望能化被动为主动。
    7月16日，日军在华北的兵力达到5个师团，总兵力十五万。
    7月17日，日军第三舰队司令川谷清，在上海海军驻地，向本土海军司令部报告，“为置中国于死命，须以控制上海、南京是最要者”。
    同时，日军参谋本部向天皇递交奏报，“进攻上海使其丧失经济中心的机能”，“在适当的时机果断地实行对中国沿海的封锁，以威胁中国国民及军队的生存，并切断对外经济活动”。
    南京政府的特务也确实厉害。
    老蒋在当日就收到了上述等情报，只好在庐山发表抗战演讲，就卢沟桥事变通电全国，“和平未到根本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
    “唯有牺牲到底的决心，才能博得最后的胜利”。
    “若是彷徨不定，妄想苟安，便会陷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
    “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
    “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老蒋的意图也很明显，重点是想警告日本鬼子，“你别欺人太甚，我们华夏是敢战能战的，我们将全民皆兵，你们怕不怕”。
    可惜蒋委座的一番苦心白费了，反而让日军上下读解为，南京政府软弱无能。
    7月26日，华北日军总部，向驻守的平津二十九军，发出了最后通牒，命令宋哲元部即刻撤出北平与天津。
    这种无耻的要求，被二十九军上下断然拒绝。
    随后数以万计的日军，在飞机、坦克、大炮的掩护下，分别向北平和天津，以及邻近的各个战略要地，发起全面进攻，一时战火纷飞，无数平民惨遭屠戮。
    7月28日，日军向我北平近郊南苑、北苑等地发起总攻，华夏军民誓死坚守阵地，拼死抗击侵略者，在敌人的炮火、飞机的狂轰滥炸下，损失惨重，29军副军长佟麟阁、132师师长赵登禹先后殉国。
    7月29日，宋哲元率部退往河北保定，日军占领北平。
    7月30日，日军从大沽口增兵天津，对我天津守军（张自忠的第三十八师），形成了战略合围之势，导致守军不得不撤出战斗，是日天津沦陷。之后华北日军集重兵南下，导致整个华北为之糜烂。
    7月31日，蒋介石再次发表抗日通电，号召全国军民抗战到底。
    8月初，日军以北平、天津和东北三省为依托，分三路南下，对整个华北展开攻势，其北路日军沿平绥铁路线西出南口（居庸关南），向晋察绥等地发起进攻，战略目标是攫取的绥远、山西和内蒙古。
    中路日军则是从北平出发，顺平汉铁路线（从北平到汉口）南下，直指保定、正定（真定）和石家庄，战略目的是攻取河南，合围山西，占领陇海铁路线（从陕西到连云港），进而威胁武汉三镇。
    至于东路日军，则是从天津出发，沿津浦铁路线（从天津到南京浦口）南下，战略目的是攻取济南、山东、徐州，最终占领南京浦口。
    南口是居庸关南侧的险隘，是太行山山脉与燕山山脉的交汇处，更是扼守冀察和山西的咽喉所在，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
    西路日军的战略意图，令南京国民政府和晋绥军的高度警觉。
    8月5日，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汤恩伯率部进驻南口，赶筑野战防御工事，意图凭借南口的险隘，抗拒日军独立混成第十一旅团和第五师团。
    与此同时，山西阎锡山增派部队赶赴集宁、丰镇，与南口形成犄角之势，与汤恩伯部共同抵御日军的进攻。
    8月8—14日，华夏的南口守军，与日军展开激烈争夺战，在飞机大炮的轰击之下，阵地上的工事几乎夷为平地，华夏士兵在倒塌的工事里，身陷焦土依然抵死相拼，誓死坚守阵地，与日寇殊死搏斗。
    南京军委为扭转南口被动挨打的局面，命令晋绥骑兵秘密集结于察哈尔以北，意图从侧翼分散日军对封南口的攻势，当日军感到来自察北的压力之后，遂将主要的进攻方向，由南口改为了张家口。
    8月21日，张家口失陷。使南口处于腹背受敌之困境，而所增援的部队又迟迟未到，导致防线漏洞越来越大，最终南口沦陷，察南屏障丧失，察哈尔全省迅速为日军所控制，日寇的铁蹄直指山西太原。
    当南口战事一起，阎锡山等山西诸将都急了眼。
    之前对于中央军和川军的增援计划，阎锡山等人还有些不以为然，尽各种敷衍拖沓之能事。
    如今日军的兵锋势如破竹，顿时被吓得哇哇的一通乱叫，不但希望中央军和川军尽快入晋，协助晋绥军防守山西与绥远，就连平日里看不起的八路军和陕军，也是一日三请。
    鉴于华北日军攻势凶猛，而华北战事危急万分，川军必须尽快出川参战，南京军委下令，正式启动第二十二集团军，总兵力近十万人。
    该集团军由川军老将，邓锡侯出任总司令，下辖三个军，其中第四十一军，军长是孙震将军，下辖三个师，即122师（师长王铭章）、123师（师长曾宪栋）和124师（师长由孙震兼任)。
    第四十五军，军长邓锡侯（兼），下辖三个师，即125师（师长陈鼎勋）、126师（师长黄隐）和127师（师长陈离）。
    以及第四十七军，军长李家钰，下辖二个师，即第104师（师长李青廷）和178师（师长李宗舫）。
    接到川军出川通报的刘亦诚司令，却想起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
    在另一个时空，这支北上抗日的川军，成了臭名昭彰的“匪军”，该集团军还没出川，就想到了留守的问题。
    比如第四十一军，就留下了123师看守涪城，后来又为了保证该军北上抗日的补给问题，该师又派出了369旅，留驻陕西西乡，成了西乡兵站与运输中转站。
    而第四十五军，也是有样学样，留下了126师看守广元，另派独立17、18两旅，以及一些地方的民团，沿途设立兵站和后勤补给点。
    在另一个时空，李家钰的四十七军，本该驻防在大凉山的西昌一带，然而由于某个小蚂蚁的蝴蝶效益，导致该支军队一直留在了涪城，而原本该驻防于涪城的四十一军，却随邓锡侯将军去了陇南县。
    若按另一时空的演变，二十二集团军的破事还没完。
    一行七八万人的川军部队，刚从四川跋涉到西安，正准备开赴山西时，李家钰的第四十七军，又被南京军委以另有重用，从该集团军拉了出来，留驻在长治一带，导致该部川军严重缩水，到了太原时只有五万多人马。
    真正让刘司令受不了的是，这五万多川军将士，可算是丢脸丢到姥姥家了。
    他们在刚出川时就被谣言蛊惑了，居然相信“到西安补充装备”，因此纷纷将枪支埋藏起来，作为日后“重起炉灶”的本钱，从而将破旧不堪的枪支带走充数。
    然而，该部川军到了西安后，又没得到及时的补充，以至到了山西时兵不像兵、官不像官，直令人怀疑他们是土匪下山，阎锡山只拿出20支冲锋枪搪塞，导致川军用极差的武器，与日军打了一场遭遇战。
    更离谱的是，该集团军进入二战区后，南京军委发了一笔兵站费，但邓锡侯用人不当，任高参刘精一为兵站分监，这厮待战事一爆发就逃之夭夭，将这些军费装入他私人的腰包，导致前线官兵缺医少药，连粮食都无法保证。
    该部军队只能“就地征发”，如同土匪抢劫一般，让川军的名声臭不可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