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首相

后记 2

    
    我曾在政府机构服务多年,从事历史题材写作也有二十余载,出版过长篇历史小说。那是业余写作,且仓促成篇,因官职在身,也不便声张,但网上的评价颇高,我深感欣慰。为圆儿时之梦,也基于某种情怀,我辞去了职务,专心写作,可谓背水一战!这部小说是首战,出师顺利——选题获得中国作家协会重点扶持,可谓天时地利人和,我期待这部小说得到读者的认可。
    历史小说所描述的人物、事件,乃至制度、风俗,距当代已然久远,为便于阅读,需要向读者做些说明。
    首相称谓。明太祖废中书省,逐渐发展为内阁辅佐皇帝处理政务,阁臣俨然宰辅。鉴于朱元璋废丞相,人们误以为明朝人称内阁首席大臣为首辅。事实上,时人较多以“相”代称阁臣。嘉靖四十五年,郭朴、高拱入内阁,内阁首席大臣徐阶请二人到阁视事的函件名为《郭东野、高中玄二相公到任请启》。可见,官场并不回避“相”这个称呼。既然习惯于以“相”称阁臣,称首席阁臣为首相,顺理成章。嘉靖朝兵部尚书胡世宁就上疏说:“不知何年起,内阁自加隆重,凡职位在先一人,群臣仰尊,称为首相。”海瑞所呈《乞治党邪言官疏》中有“(徐)阶为首相”的话;吏部公文《复巡城御史王元宾缉获钻剌犯人孙五等疏》中,也有“见徐阁下位居首相”这样的句子。这都是呈报给皇帝的正式公文里的表述,可信度无可置疑。曾主政内阁的高拱,在《病榻遗言》里说:“科道各相约具本,劾荆人交通冯保,唆使言官诬陷首相。”同样做过内阁首臣的张居正,在给友人的私函里,也有“白首相知,犹按剑也”之句。万历朝内阁大臣于慎行著述里写着:“新郑(高拱)以首相行太宰事……”吏部尚书张翰在《松窗梦语》里记述:“穆宗宾天,首相(高拱)奉皇太后懿旨免官,祸几不测。”综上,我的看法是:笼统地以“首辅”称明代的首席阁臣约定俗成,并无不可;但具体到嘉靖、隆庆、万历时期的内阁首席大学士,当时的官场即以“首相”称之,他们也以首相自称,今人以“首相”而不是“首辅”称之,是还原当时官场的称谓,更符合历史事实,也更能揭示他们所处的实际地位。
    真实与虚构。
    历史小说也是小说,而虚构是小说的特征。我不认为历史小说不能虚构;同时也主张,以真实历史人物,尤其是以对历史进程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人物为主人公的历史小说,应大体真实。《大明首相》这部小说的人物、情节,绝大部分是真实的,有依据的。哪怕是偶尔出现的一个地名,都要多方考证。不妨说,这是一部纪史(实)小说。只不过,史料上简简单单的一句话,要描述场景,展开对话,需要合理想象,这不能称之为虚构。但如果历史学家对内容进行严谨考证,或许又认为有虚构。我不得不先向历史学家表达歉意,其实有些人物的名字、有些事件发生的时间点,我是清楚的,只是不能原原本本照搬,否则不成其为小说。比如,本来人物已然很多,每个人物都照历史真实搬进来,实在令人眼花缭乱!一些无关紧要的人物,有意张冠李戴,也是为减轻读者负担计。况且,既然是小说,就要有张力,因此对历史事件,不能记流水账,要根据小说的张力需要做出适当安排。
    历史氛围。历史小说虽然不能完全重现历史,却也不能不着力营造历史氛围。而营造历史氛围,要在还原当年的制度、风俗,使用当年的名词术语。比如,当年官场中彼此称谓就很复杂也大有学问。古人有名、字、号,别人不能直呼其名,不同身份的人对同一人的称呼也不同,这本已相当复杂,还要有官称、尊称,着实令人蒙圈。以高拱为例,他字肃卿、号中玄,河南新郑人。他担任首相时,有称他“玄翁”者,又因首相也称元辅,有称他“元翁”者,有呼为“新郑”者,也有门生以“师相”称之。总之,不会直呼首相或元辅,当然更无“首辅”之称。那个时代官衔,尚书、侍郎、给事中等等,对今人来说本已生僻,而当时官场又每每以周礼中的官职比附之,如呼兵部尚书为大司马;或约以尊称,如呼总督为制台或军门等等。为保持历史真实,总体上使用当时的名词术语,同时兼顾读者的接受度。比如,内阁里,高拱和张居正谈到应天巡抚海瑞,如果按照当时的习惯,就会说“海刚峰”或“刚峰”,读者哪里记得住海瑞号刚峰?小说中索性就让他们直呼海瑞了。
    时代背景。十六世纪中叶是世界历史的转折点。在大航海和文艺复兴两轮驱动下,西欧跨过了转型的门槛。同时代的中国也具备了向近代迈进的条件,史学界有晚明大变局之论,甚至有“隆庆开关(解海禁)”乃中国近代史开端之说。此时的大明帝国,与开国初期已大异其趣,商品经济繁荣,文化早已突破了官方意识形态的藩篱而走向多元,社会生活也变得活跃,历史即将进入拐点。但官僚队伍萎靡、贪腐、守旧,国家机器已锈迹斑斑,运转失灵,犹如一艘硕大破旧的航船陷进泥沼难以自拔。小说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展开的。换言之,这部小说是站在大历史维度,以明朝官场亲历者的视角,讲述当年发生的故事,重现转型前夜那段犹暗乍明、朦胧躁动的历史。我期盼着,通过解析官场中人种种行为背后的制度、文化、心理动因,在广延的时间和空间中,完成对人治社会“官人”暨读书人的价值追问,使公平、正义、理性之光,照进历史的时空隧道。
    高拱其人。对高拱这个人物,我有一个认识过程。随着研究的深入,深感这是一位非常了不起而又不幸被埋没的人物。他的超前意识不为当世所知,如果后人再不认可,对历史上杰出人物来说,就太不公平了。高拱是一位站在时代前面开风气的人物,他锐志匡时、肩大任而不挠,给因袭萎靡、积弊丛生的老大帝国带来清明刚健新风,又以忠诚、干净、担当著称。隆庆皇帝称赞高拱精忠贯日,贞介绝尘;养气极其刚大,为众人所不能为,有不世之略,建不世之勋。高拱推行的一系列改革,在旧机体上注入了新基因,他所主导的对蒙古实力最强大、对大明威胁最大的俺答部的封贡互市,使长城以外的北疆名正言顺地成为大明的组成部分,从而为中华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和巩固奠定了基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惟如此,高拱是有可能引领中华号航船驶向新航道、实现转型的杰出政治家。重新审视高拱的执政理念、施政举措、关键时刻的抉择,当代学者认为中国在明末实现转型的条件,高拱都在不期然努力创造中。高拱不仅是一位能干的有谋略的政治家,他还有着过人的理论勇气,也是一位博学精虑的思想家。最难得的是,高拱致力于移风俗,身体力行,试图以手中的权力和自身垂范,扭转官称中普遍存在的贪腐、结党、奢靡、虚饰等邪气,即使明知被阴谋包围,也坚持堂堂正正,按牌理出牌。他力推一个“公”字,公平、正义,在传统文化中,在帝制时代的官场,是最稀缺的。
    但是,由于以下原因,高拱长期被埋没:一是高拱执政时间短暂。二是清朝有意压低高拱。高拱破格选用张学颜巡抚辽东,指授方略,大挫努尔哈赤之外祖父、建州女真首领王杲,取得“辽左大捷”;高拱又以改革边政、扭转被动挨打局面著称,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清朝心虚,对涉及明朝边防之事讳莫如深,甚至下令毁禁了高拱的《边略》一书。三是清朝官修《明史》受王世贞的影响大。高拱得罪了当时的文坛领袖王世贞,王世贞的史著对高拱评价很低,《明史》基本上照搬了王世贞的《高拱传》。此外,近年来,一些文人为抬高张居正,有意压低高拱。
    高拱与官场那套厚黑学格格不入,他洞悉制度弊端又脱离不开制度的制约,这是他在官场难以持久立足的主要原因。高拱需要恢复历史本来面目,他的历史地位应该是很高的,他的执政理念、施政举措、关键时刻的抉择,虽不为时代所理解和接受,却不期然顺应了历史潮流,这都是值得重新认识的。
    我无意塑造高大上的英雄。毋宁说,在刻意避免美化或丑化任何人物。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说过,从古至今,变化最小的是人性。历史小说是写历史上的人的,他们也是活生生的人,都有七情六欲。历史上找不到完人,也很难说有一无是处的坏人。至少,在这部小说里,读者看到的,都是人,承担多重角色而又在既定制度规制下的人,他们的一切善举恶行,都能从人性中找到动因。写作过程中,我时常泪流满面。我想,这是因为我在写人,为他们的喜怒哀乐所触动,为正义得不到伸张而惋惜,为窥见到的人性中的幽暗而痛心!
    喧闹浮躁的时代,手机替代书本的时代,写书、读书,都是件难得的事。尤其是以极大代价、写作洋洋百万字的历史小说,不是基于某种情怀,是很难下决心的;如果不能得到多方支持、帮助,也是很难完成的。这里,我要衷心感谢高拱研究专家、九十高龄的岳金西老先生和他的公子岳天雷老师,他们为我提供了大量基础性资料,也经常交流高拱研究的动态;文学评论家、诗人,中国作家协会的何向阳同学,经常给我鼓励、指导;文学评论家、作家、人民日报的李舫校友,给予我诸多具体帮助;河南省黄帝故里研究会、新郑市有关领导,尤其是高林华会长,对我的写作给予极大关注和帮助;朋友禹成豪、石瑾瑜二位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在此,向他们表达诚挚的谢忱!
    2018年4月30日,于北京·大慧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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