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偷了我的皇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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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任用贤臣
    从万历二年(1574)四月起，万历皇帝便开始学着批答，才十二虚岁，还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孩子，就为国家的事情操心了。到万历五年(1577)，他已经能够每天亲自批阅一二本奏章了。熟能生巧,他也慢慢地摸出一些门道，发现一些问题，让一些弊政及时得到了纠正，还多次受到张居正的表扬。随着年龄的增长，学识也得到积累，朝会上得也多，对大臣们的奏对也能够从容应对了。
    万历三年(1575)五月十四日，吏科给事中杨言出班奏上六事：一、就近迁改以免旷废；二、久任教职以育人才；三、清理军屯以足兵食；四、均平里甲以苏民困；五、严革诈伪以清驿递；六、禁止迎谒以息奔竟。他当场并表示深有同感，并明确的表达出他的意见，有意整刷，改变朝廷虚夸之风。
    从登基到万历十年，朝廷大权实质上是有张居正把持着，一般人都认为皇帝只是个点头机器，傀儡。张巨正当家一点不假，但万历还是皇帝，一些重大的军国大事还要有他点头才行，顾命大臣即便是权威无边，像高拱这样一个气焰熏天的，有的时候，有些事，也必须经过皇帝，得到皇帝的同意。他们不过是一个高级打工仔，总经理，大明公司的董事长还是万历。有董事长坐镇，掌握好方向路线大政方针，具体干活的当然是总经理的事。他采纳了张居正提出的稽查章奏、随事考成的方法，作为一项法度确立下来，就是后人说的“考成法”，即：凡部院遇到下发的章奏、或奉旨，或钦依，转行各衙门，都必须先斟酌道里的远近，事情的缓急，定出日期，写于文簿上，月终注销。转行覆勘、提问、议处、催督、查核等项，另外造出二册，各自注明略节和原限，一送部科注销，一送内阁查考。各抚按奉行事理有迟延的，由所在部院举发；各部院注销册有隐蔽的，由科道举发；六科缴奏有隐蔽的，由内阁举发；每月一考核，每年一稽查。考成法的核心就是要课吏职，整饬中央及地方行政系统，使得各级政府和职能部门，分层负责，各司其职，府州县秉承抚按，抚按秉承六部，六部秉承发号施令的中枢内阁，内阁由张居正主持，辅佐皇帝治理国政，督责中外，期以声必中实，事可责成，层层相应，贯为一体,提高朝廷的办事效率，改变拖沓之风。经过尊主权、课吏职、明赏罚、信号令一系列的举措。向浮夸之风开刀，使朝廷的风气有了根本的好转。
    当然，张巨正也得到了好处，把权力牢牢的掌握在他的手中。“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彻底改变了以前的明朝首辅的尴尬地位，具有了干部的考核和使用大权，他的政治智慧何等之高，而万历皇帝虽然是由于当时的政治形势需要，也大有用人不疑的味道。
    朝廷还面临着冗官多、人浮于事，费滥，财政不堪重负等，由来已久，积重难返，是明王朝积累十几代而形成的。到隆庆时期到了非整治不可的地步，成为统治的严重障碍，给朝廷的统治带来许多的隐患。也不乏有识之士，多次向最高统治者建议。早在隆庆六年(1572)十二月，光禄寺卿潞王道奏请各库铜铁废器易值，审核内府匠作冒滥，裁减司牲冗员。万历元年(1573)六月，当吏部提出起复前南京兵部尚书刘采(1500—1573)等九十三人时，万历便提出一定要慎选毋滥，未予全部起复。他也觉得起复如此多的浮员，不一定是件好事，应慎重对待。万历三年二月谕令吏部，南京职务清简，官不必齐备，先朝就有一人兼掌六部的，自后南京官员出缺，非紧要的不必推补。万历八年(1580)六月，因沿边增设的兵备守巡及武职参游过滥，便下诏革去编制十七个。当年，甲字库太监王效等称阙岁额银珠等料，户部提出登基诏中，尽停不急之务，请令各监局所造器用，量为停罢，万历应允。
    裁撤冗员是历朝历代坚持不懈的工作，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很简单。执政的时间长了，历史遗留问题就会多起来。他们可能在过去的岁月里为国家做过贡献，立过各种功劳，皇帝不能卸磨杀驴呀，保留他们的待遇，在政治方面有好处，偌大的一个国家也不在乎多几双筷子嘛。但明朝存在一个奇特的现象，自迁都北京以后，中央政府都有两套机构，北京中央政府有什幺机构，南京一个不少，南京的机构只是摆设，并没有任何的实权可言，是个休闲养老的处所。不过，既然有人有机构政治待遇是不能少的，财政就需要多付出一笔银子，国家财政就是收入再多也不够支应这这些不必要开支的。
    在中国几千年来都是“学而优则仕”，学生们苦读十年，头悬梁锥刺股，含辛茹苦，参加科举考试，一朝中举，光荣地走向仕途。明代的选举法，大体上包括学校、科目、荐举、铨选四个方面，科举必由学校，学校起家又可不由科举。随着时间的推进，日积月累，一些未走向仕途的生员越来越多。自嘉靖以后，生员中有的并无实学，每年要享受国家的俸禄，享受减免家人税收赋役的减免特权，除了少数考上进士，成了官员的，许多生员就开始不求上进，饱食终日，游手好闲，在地方上形成了一种恶势力，刁泼无耻，恣意非为，被称为学霸。一些提学官也无卓行实学，务为虚谭贾誉，担任儒学教官的往往是些衰老贫困之人，成了养老济贫之地，滥竽充数。通过张居正的奏疏和讲官的反复开导，万历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和危害性，便大力支持张居正整顿学校，大刀阔斧的改革学政，裁剪生员，使学风得到根本的好转。
    整顿学政是张居正一手策划的，除了势在必行不整顿不行了，为国家、为老百姓减轻一些不必要的负担，也有私心。他对这些生员和学官们越来越深恶痛绝，如刺在喉，恨不能将他们赶尽杀绝。万历初年，高拱专横，让李太后和万历心神不宁，坐立不安，张巨正和冯保联手将高拱打到，窃据了首辅的大位，实现了他的抱负。张居正上任以后励精图治，锐意改革，以雷霆之势，铁的手段，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触动了大地主大官僚的根本利益，朝廷大臣和士绅们极为恼火，一时间，舆论哗然，反对张居正的声音日益高涨。一些人利用学校这块阵地频繁聚会大肆褒贬时弊，对张居正的改革进行无端的攻击，越来越强烈。张居正非常恼火，要借这个机会合理合法的整治他们，要剥夺他们享受的一些福利待遇，省得他们吃饱了喝足了无事生非，胡说八道。你过了嘴瘾，我断你的生活来源，看谁狠。
    明王朝历来都是重文轻武，到了万历时期，边备松驰也日益严重，军队长时间不训练，而政府在困难的时候连粮晌都不能保证，纪律涣散，战斗力日渐丧失。旧的问题已经得到解决，新的问题又随之而来，各地的农民暴动不断。先后有四川有都掌蛮的起事，广东罗旁徭的起事，在辽东，小王子和建州王杲部众十余万人也屡次入侵。朝廷用四川巡抚曾省吾(1532—?)、总兵刘显(?—1581)去平都掌蛮，调兵部侍郎凌云翼提督两广军务，讨平海寇林凤，进征罗旁、河池诸徭。为了对付这个局面，万历召宣大总督王崇古入为戎政、兵部尚书，起复兵部侍郎方逢时，总督宣大、山西军务。王崇古，字学甫，号鉴川，山西蒲州人。方逢时，字行之，号金湖，湖广嘉鱼人，都是嘉靖二十年(1541)的进士。俺答封贡时，他们一为宣大总督，一为大同巡抚，是他俩一道奏请促成并具体贯彻有关封贡事宜的，让他俩一主内一主外，也正是用之所宜，是一个绝好的搭配。另一项举措就是以抗倭第一名将而威震天下的戚继光(1528—1587)，总理蓟州、昌平、保定三镇练兵之事。抗倭名将戚继光先后在镇十六年，边备修饬，军纪严明，致使插汉土蛮与朵颜狐狸二部，屡欲入犯而不敢。继任者踵其成法，积钱谷、修险隘、练兵马、整器械、开屯田、理盐法、收塞马、散叛党，使蓟门数十年相安无事。
    隆庆驾崩，留给万历的是一个烂摊子。财政危机直接影响到朝廷的安全，国家机器的运转。张居正采取量入为出、丈量土地、推行一条鞭法等经济改革措施，催征田赋和清理逋欠，规定隆庆改元以前的逋租，悉予蠲除，四年以前的免三征七，对拖欠七分的，每年带征三分，如果地方田赋不能如数征解的，唯当地官员是问，抚按听纠，郡县听调。将历年的欠税都收上来堵塞漏洞，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也是无奈之举，对地方上缴的税负也作了很大的让步，充分考虑到一些确实存在的因素。中国是个中央集权的国家，国家的实力强大与否，朝廷的权威与财力不可分割。一旦发生战争、自然灾害，都需要国家用财力说话。藏富于民固然在理论上无可厚非，明朝的土地财富都集中在少数大地主，大官僚手里，他们靠瞒报，偷税漏税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国家有事绝不会把一根汗毛。朝廷的税负又不能少，地方政府就把这部分负担转移到无地的小民头上，劳苦大众不堪重负，生活日益艰苦，才有此无奈之举。
    万历厉行节约，在节支上下功夫。改革驿递，改革学政，消除奢靡之风，可省则省，可罢则罢。这法子也没有什幺稀奇的，没有高深的理论，都知道，有的官员可能也实行过，但都没有坚持下来，成为制度，坚持不懈。但确实是有利的，效果是明显的。张巨正最大的优点就是脚踏实地，从一点一滴的具体工作做起。至万历四年(1576)时，北京、通州的储粟足支八年之用，太仆寺亦积金四百多万两。万历五年(1577)，全年的财政收入为四百三十五万九千四百余两，支出为三百八十八万八千四百余两，有八十六万余两的结余。又在万历六年(1578)，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开始清丈土地，到万历九年(1581)，土地丈量完竣：全国总计田地七百零一万三千九百七十六顷，比弘治时增加了三百万顷。在清丈土地的基础上，又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一条鞭法的赋役制度，通计一省丁粮，均派一省徭役，将均徭里甲与两税合而为一。还简化了征收项目和手续，抑制了豪强漏税和官吏贪污的弊端，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贫苦下户和商人负担，相对松弛了对农民的人身控制，有利于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对社会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万历的头十年社会经济得到了空前发展，大明王国也有了中兴的的迹象，国富民强。经济发达，科学技术，文化艺术也得到了空前的繁荣。各位稍微注意一下，在当今的艺术品市场上，许多艺术品都是万历时期的。万历时期，在东南沿海的一些城市里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作坊，为了扩大生产已少量的雇佣工人。东南沿海发达地区出现了一些纺织厂，有大量的雇佣工人。这些都要归功于这个时期的各项改革，极大的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社会的快速发展。万历时期的中国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的早期萌芽，比发达的欧美还要早许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