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的另一种可能：魏晋风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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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士族的另一面：残忍、贪婪与腐败前
    面讲到了魏晋时代各个方面的特色，不难发现一个情形，就是无论话题怎么样绕来绕去，总是离不开士族这两个字。的确，士族阶级的兴起是魏晋时代的一个最重要的事实，是造成魏晋时代不同于其前与其后时代的一个最根本原因。魏晋的士族阶级垄断了当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资源，创造了中华民族前所未有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但是一切事物都有阴阳两面，士族阶级也同时有新兴进步和残忍腐败的两面。正统的历史学家，包括新中国成立后的许多历史学家，向来都喜欢强调士族阶级残忍腐败的一面，而对士族阶级在历史上的功绩谈得很不够，我以为这是不妥当的，所以在前面几章中这方面讲得多一点。但是我们也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因为要肯定他们的功绩就无视士族阶级的阴暗面。为了不至于产生这个误会，这一章我就重点来讲讲士族阶级的这一面。
    首先我们要明白一个事实，就是魏晋士族阶级是当时社会的上层阶级，如果把社会看成一个金字塔，那么士族阶级是位于塔尖的部分，因此我们就会明了士族阶级所享有的许多特权和所创造的文明成果，都是以整个金字塔的广大底层为基础而获得的，而他们所享有的一切以及所表现出来的一切，却并不是当时大多数老百姓所具备的。让我引几个小故事来说明这个问题。
    比如第六章中讲到王戎丧子的故事，山简去看他，说不过是几个月的孩子，为什么如此悲伤？王戎回答说：“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王戎说的是感情问题，但是隐藏了一个把人分成三类的前提，一类是“圣人”，一类是“我辈”，一类是“最下”。“我辈”在这里其实指的就是士族阶级，尤其是士族阶级中的精英分子，“最下”指的就是广大普通老百姓。在王戎看来，普通老百姓即使在感情问题上也是不能与士族相提并论的。名士们是多情的，并且以此自豪，他们认为普通老百姓则是麻木的，不懂感情的。
    再举一个例子。东晋著名的清谈家刘惔，曾当过京兆尹，为人以方正著称。《世说新语》有《方正》篇，里面有许多作风“方正”的故事。所谓“方正”，有的时候是讲为人正直，但有的时候其实就是端架子。有一次刘惔跟好朋友王濛一起在外面走，到了中午还没吃饭，有一个认识刘惔的平民特别办了一桌丰盛的酒席要款待他们两个，刘惔却坚决推辞掉了。王濛说他，正好肚子饿了，人家又盛意邀请，我们就将就点，聊以充饥嘛，干吗要那样推辞掉呢？刘惔回答说：“小人都不可与作缘。”“小人”在这里指的是普通老百姓，非士族阶级的平民，不是道德意义上讲君子小人的小人，“作缘”就是打交道。刘惔这句话是说，非士族的平民是不可以打交道的，言下之意是这样就会降低自己的身份，或者惹来不必要的麻烦。
    在魏晋社会里，所谓士庶之分是很严格的，士就是士族阶级，庶就是庶民、平民，非士族阶级，士庶之间是不能通婚的，连往来都很少，用当时的话讲是“士庶天隔”。所以刘惔讲这话并不奇怪，基本上是当时士族阶级的普遍观点，只是刘惔的“原则性”很强，宁可饿肚子也不跟平民打交道。不仅士庶之间，就是士族内部也有高门与寒素之分，两者之间差别也是很大的。例如前面讲到东晋初年的名臣陶侃，父亲是东吴的将军，并非平民出身，但是因为父亲死得早，所以早年孤贫，在士族中属于寒素，就只能在县里做一个小吏。但是陶侃少有大志，不甘心困守故乡，所以努力巴结知名人士，希望得到他们的荐举。有一次同郡名人范逵带了一群仆人去洛阳，路过他家，到他家借宿，他觉得是个好机会，想好好招待一下。可是家里穷得什么都没有，幸而他的母亲很贤惠，把自己的长发剪下来换了几斗米，又把房里的木柱砍下来做柴烧，把床上的草垫拿来喂马，使范逵一行受到很好的款待。第二天早上陶侃送范逵上路，送了一百多里还依依不舍。范逵非常感动，到了洛阳后便向当时的大臣荐举陶侃，这样陶侃终于有了做京官的机会。但是直到他被举为孝廉初到洛阳的时候，还有人把他视为“小人”。有一次郎中令杨晫带他去见大官顾荣，坐同一辆车，当时有个叫温雅的吏部郎居然对杨晫说：“你怎么跟小人一起坐车？”陶侃当然不是“小人”（即庶人），只不过出身寒门而已，但在出身高门的温雅看来，也跟“小人”差不多了。
    陶侃的故事告诉我们，在魏晋时期阶级的区分是非常严格的。一个出身寒素的士人，如果无人荐举，想有远大的前程几乎是不可能的，至于平民那就完全没有做官的希望。反过来，那些出身士族高门的人，十八九岁一出来就可以做到尚书郎、秘书郎、黄门郎这样清贵的官，不几年就可以升到高位，甚至有三十多岁头发还没有开始发白就做到三公的，当时叫作“黑头公”。这些出身高门士族的人升官很快，并不是因为有什么特殊才能和特别功劳，完全是借助家族背景，当时叫门地、门资、门庆。《南齐书》的作者萧子显在《褚渊王俭列传》后评论当时的这种情形，说了几句很中肯很简洁的话：“贵仕素资，皆由门庆，平流进取，坐至公卿。” 大意是，凡清贵之官，都出自门第很好的家庭，这些人只要随大溜，并不需要特别努力，就可以步步高升，做到公卿一级的大官。这就是当时的实情。当然，中国传统社会一直存在着这种由血统决定地位的情形，从古至今大抵如此，不过在魏晋六朝的时代，由于士族把持政治的关系，这一点表现得格外明显罢了。
    以上都是小故事，但是可以看出魏晋时代阶级差别之明显，所以我们讲到士族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方面的成就，千万不要误以为魏晋人的生活都是高水准的。但是我们也不能因为士族阶级在当时只占社会的很小一部分，就低估他们的成就。必须明白，人类的社会结构向来都是金字塔形的，直到现代一些发达国家才开始形成有庞大的中产阶级的橄榄形社会结构。人类文明的发展是从金字塔顶端向下面逐渐扩散的，无论是物质文明还是精神文明，最早都是由金字塔顶端的少数人所拥有所享受的，但是随着社会的向前发展，这些文明最终有可能影响整个社会，从而推动人类的进步。
    由于严格的士庶之分，魏晋社会的普通老百姓是不能跟士族阶级相比的，不仅生活水准和文明程度远远低于士族阶级，在某些特别的情形中，例如门阀士族中的奴婢阶层，甚至不被当作人看待。西晋时有一个大贵族叫石崇，这个人是出名的奢侈而残忍，《世说新语》里《汰侈》篇的第一则故事就是讲他的：石崇每要客燕集，常令美人行酒；客饮酒不尽者，使黄门交斩美人。王丞相与大将军尝共诣崇。丞相素不能饮，辄自勉强，至于沉醉。每至大将军，固不饮以观其变，已斩三人，颜色如故，尚不肯饮。丞相让之，大将军曰：“自杀伊家人，何预卿事！”
    石崇请客，让美女向客人劝酒，客人如果不喝，说明这个美女魅力不够，就拖出去杀掉。这里的美女就是漂亮的婢女，石崇是他们的主人，说杀便杀，哪里是把她们当人，简直就是当牲口看待。而那些婢女显然是不受法律保护的。
    《汰侈》篇还有好几个石崇跟王恺斗富的故事，王恺也是个很富有的大士族，两个人比赛看谁更有钱更奢侈。当时的皇帝司马炎是王恺的外甥，居然也帮着王恺跟石崇斗富。有一次晋武帝送给王恺一株两尺高的珊瑚树，精美无比，王恺便拿出来向石崇炫耀。石崇仔细看了看，突然举起手中的如意把珊瑚树打得粉碎。王恺气得大叫，石崇却不动声色地说：“别生气，我马上就还给你。”于是叫他的手下拿了好几株珊瑚树送来，有三尺高的，有四五尺高的，且枝干美丽，光彩夺目，都比王恺的更好，说：“你挑吧。”王恺看呆了，惘然自失，一时说不出话来。王恺用麦芽糖拌饭擦锅子，石崇就用蜡烛当柴烧。王恺用紫色的丝绸做了一个四十里长的“步障”（步障就是挡泥巴的屏风，有点像我们今天高速公路上的隔音墙），石崇就用绣花锦缎做了一条五十里长的步障。石崇用花椒和泥来涂墙，王恺就用更贵重的赤石脂（五石散的原料之一）来装饰墙壁。
    石崇跟王恺并不是仅有的两例，前面讲到的王济（就是王浑和钟琰的儿子），小名武子，也是个有名的豪奢之士。他老婆是公主，有一天皇帝到他们家做客，光迎接的婢女就有一百多个，穿的都是绫罗绸缎，手里捧着琉璃器皿。吃饭时有一道蒸乳猪特别好吃，皇帝很好奇，问为什么这么好吃，王济告诉他，这小猪是用人奶喂大的。看，这些人奢侈到什么地步了。
    石崇这些人的财富是怎么来的呢？基本都是靠残酷剥削和巧取豪夺得来的，有的时候干脆像强盗一样光天化日下抢劫。石崇是西晋开国功臣石苞的儿子，出身于典型的大士族，很年轻就已经做到荆州刺史，荆州刺史在晋朝是很重要的地方大员，而石崇身为封疆大吏，居然指使手下的人抢劫过往的商人，他的财富就是这样积累起来的。石崇曾在洛阳修了一个非常豪华的别墅，就是金谷园。里面种满奇花异草，豢养珍禽异兽，还收藏了无数的珠玉珍宝，美女侍婢成群，连厕所都撒满了沉香屑。石崇经常邀约亲朋好友、达官贵人在此享乐。他有一个爱妾叫绿珠，后来在八王之乱中被赵王伦手下的将军孙秀指名索取，他不给，孙秀就诬蔑他造反，派兵包围金谷园，结果绿珠跳楼自杀，石崇也丢了性命。这个故事成为后来许多诗人的题材，其中最有名的是唐朝杜牧的一首诗，题目就叫《金谷园》：繁华事散逐香尘，流水无情草自春。
    日暮东风怨啼鸟，落花犹似堕楼人。
    石崇靠抢劫致富，最后又死于别人的抢劫，他的故事其实是那个时代的写照。
    除了石崇以外，还可以举出几个例子，例如历史上非常有名的祖逖。他是一个有北伐之志的英雄，年轻的时候跟好朋友刘琨互相勉励，要为祖国的统一做出贡献。《世说新语·赏誉》刘孝标注引《晋阳秋》里记载了他们的故事：逖与司空刘琨俱以雄豪著名。年二十四，与琨同辟司州主簿，情好绸缪，共被而寝。中夜闻鸡鸣，俱起，曰：“此非恶声也。”每语世事，则中宵起坐，相谓曰：“若四海鼎沸，豪杰共起，吾与足下相避中原耳！”为汝南太守，值京师倾覆，率流民数百家南度，行达泗口，安东板为徐州刺史。逖既有豪才，常慷慨以中原为己任。乃说中宗雪复神州之计，拜为豫州刺史，使自招募。逖遂率部曲百余家北度江，誓曰：“祖逖若不清中原而复济此者，有如大江！”攻城略地，招怀义士。屡摧石虎，虎不敢复窥河南。石勒为逖母墓置守吏。刘琨与亲旧书曰：“吾枕戈待旦，志枭逆虏，常恐祖生先吾著鞭耳！”
    我们现在还常常用到的成语“闻鸡起舞”“中流击楫”“先鞭”（《晋书·祖逖传》述祖逖渡江事有“中流击楫而誓”之语）就是从这里来的。祖逖这个人基本上是一个正面人物，但是他年轻的时候却也干过抢劫的事，《世说新语·任诞》第二十三则就有记载：祖车骑过江时，公私俭薄，无好服玩。王、庾诸公共就祖，忽见裘袍重叠，珍饰盈列。诸公怪问之，祖曰：“昨夜复南塘一出。”祖于时恒自使健儿鼓行劫钞，在事之人，亦容而不问。
    这条最后一句“在事之人，亦容而不问”，值得玩味，可以想见当时这种情形并不是罕见的例子。在《世说新语·自新》里可以找到另外一个例子：戴渊少时游侠，不治行检，尝在江淮间攻掠商旅。陆机赴假还洛，轻重甚盛。渊使少年掠劫，渊在岸上，据胡床指麾左右，皆得其宜。渊既神姿峰颖，虽处鄙事，神气犹异。机于船屋上遥谓之曰：“卿才如此，亦复作劫邪？”渊便泣涕，投剑归机，辞厉非常。机弥重之，定交，作笔荐焉。过江，仕至征西将军。
    不要以为戴渊是个小混混，其实他也是士族子弟，他的祖父叫戴烈，曾任东吴的左将军，他的父亲叫戴昌，做到会稽太守，他的哥哥戴邈官至尚书仆射，他的侄儿叫戴谧，后来也做到大司农，都是大官。
    士族阶级中出了许多优秀的人才，但也有许多纨绔子弟，尤其到南朝之后，士族的生活越来越优裕，人才却越来越少，能力也越来越差。颜之推在《颜氏家训·涉务》中描写当时的士大夫，有一段说：梁世士大夫，皆尚褒衣博带，大冠高履，出则车舆，入则扶侍，郊郭之内，无乘马者。周弘正为宣城王所爱，给一果下马，常服御之，举朝以为放达。至乃尚书郎乘马，则纠劾之。及侯景之乱，肤脆骨柔，不堪行步，体羸气弱，不耐寒暑，坐死仓猝者，往往而然。建康令王复性既儒雅，未尝乘骑，见马嘶喷陆梁，莫不震慑，乃谓人曰：“正是虎，何故名为马乎？”其风俗至此。
    士大夫连马都不骑，出门就要乘车，周弘正骑一匹小马—“果下马”，是一种矮小的马，骑起来方便，居然被视为“放达”。放达就是随便、不守礼，换句话说，“守礼”就不能骑马而应该坐车，如果你贵为尚书郎，居然骑马，还会受到弹劾呢，以致当时有些贵族视马如虎，这里讲的王复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风俗如此奢靡如此文弱，一点风浪都经不起，所以侯景—一个反叛的将领—作乱的时候，贵族们连跑路逃生的力气都没有，只好眼睁睁地被杀掉。
    还有一段说：
    江南朝士，因晋中兴，南渡江，卒为羁旅，至今八九世，未有力田，悉资俸禄而食耳。假令有者，皆信僮仆为之，未尝目观起一土，耘一株苗；不知几月当下，几月当收，安识世间余务乎？故治官则不了，营家则不办，皆优闲之过也。
    江南的士族因为是从北方逃到南方的，在南方没有自己的庄园，不种田，都靠朝廷给的工资过活，就算后来买了田地也都是交给仆人去种，自己从来没有看过一块土怎么挖起来，一株苗怎么种下去，什么时候该下种，什么时候该收割。总之，世上的“俗务”一样都不懂，所以做起官来当不好官，治起家来家也治不好，简直就是废物一个。到了这种地步，士族阶级就只有退出历史舞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