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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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官简介
    汉斯·冯·塞克特
    johannesfriedrichleopoldvonseeckt约翰内斯·弗里德里希·列奥佩德·冯·西克特（常被称为汉斯·冯·西克特），1866年4月22日生于石勒苏益格schleswig，1936年12月27日死于柏林。他是“十万陆军”的缔造者，奠定了德国陆军得以重新崛起的基础，当之无愧的二战德军之父。他还在中国帮助蒋介石打赢了“第五次反围剿”，也是德军总参谋部“少说多做”原则的完美样板，同时还是笔者在世界军事史上最敬佩的人之一。
    他沉默寡言的天性和谦虚保留的处世方法为他赢得了“斯芬克斯”（狮身人面像）的外号。英国驻德大使曾评论说：“他的头脑比其拘谨的军人外表广阔，他的见识比其严谨整洁的外貌广博”。他是一个普鲁士将军的儿子，1885年起就在亚历山大皇帝近卫掷弹兵团服役。他有文学方面的特长，而且在体育方面曾获得过名为“abitur”（类似“体育健将”之类）的非同一般的称号。1893年与多萝西·法比安dorotheafabian结婚，婚后无子女，但夫妻感情很好。两人一起游历了英国、地中海周边国家，遍访名胜古迹和自己感兴趣的人物。1896年进入参谋学校，之后交替服役于一线和参谋单位，在每一处服务时他的良好声誉都日渐上升。1914年一次大战爆发时，他是驻柏林的第3军参谋长。西克特所在的军是亚历山大·冯·克鲁克第1集团军的一部分，在德军著名的“史里芬计划”中担任最重要的右翼攻势。随着“马恩河的奇迹”，德军的计划破产，第1集团军被迫回撤。但冯·西克特在vailly和soissions等地的战斗中充分表现出了他的个人才能和领导能力。他被认为是高级参谋人员的当然候选人。1915年3月，他担任了在东加里西亚新组建的第11集团军参谋长，上司是奥古斯特·冯·马肯森将军（后来的德军元帅、大十字勋章获得者）。在5月2日开始的大攻势中，第11集团军和奥匈第4集团军一起担任主攻，他们犹如摧枯拉朽一般歼灭了俄国第3集团军，两周之内推进了100英里。第11集团军12天之内抓了140,000俄国俘虏，一个月收复了奥匈要塞普热米什尔，威廉二世皇帝授予了冯·西克特最高军事荣誉奖章pourlemeritè（又称英勇勋章）。6月底第11集团军夺下伦贝格时俘虏超过了25万，然后8月4日拿下华沙，8月底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要塞。第11集团军一共向前推进了300公里，到9月底完全拔除了波兰突出部，彻底解除俄军对加里西亚的威胁。冯·西克特越级晋升准将，他的上司马肯森获得了元帅军衔。同时他们被调往新成立的“马肯森集团军群”，任务是完成奥匈军队无力达到的目的——消灭塞尔维亚的反抗，打开通往巴尔干和土耳其的通路。德国第11集团军、奥匈第3集团军、保加利亚第1集团军组成的进攻部队在10月6日发起攻击，11月底时所有的塞尔维亚部队要么被歼灭，要么逃到阿尔巴尼亚和希腊。一共抓了150,000俘虏，冯·西克特获得了pourlemerite上的橡树叶（带橡树叶的英勇勋章）。“马肯森集团军群”在保加利亚一直待到1916年春季，准备一举消灭协约国在萨洛尼卡的部队，但由于凡尔登的会战消耗了大量德军兵力而被中止。1916年6月，俄军在勃鲁希洛夫brusilov攻势中大败奥匈军，法金汉falkenhayn（德军总参谋长）和康拉德conrad（奥匈军总参谋长）将西克特紧急调往加里西亚担任奥匈第7集团军参谋长，任务是协助制止俄军前进和恢复两军信任关系。这时东部前线德军和奥匈军关系十分紧张，西克特深深体会到这一点。他从来没有得到过他名义上的上司冯·弗朗泽-巴尔丁将军的尊敬，这位将军“从来不是德国人的朋友”（西克特语），但战后弗朗泽-巴尔丁把它归咎于两军对参谋长这一角色的不同观念,。西克特自己回忆道他当时：“到达、观察，然后下达命令”，似乎他的上司不存在一样。这种关系当然不会长久，西克特很快被任命为新成立的“卡尔大公集团军群”（armygrouparchdukekarl）的参谋长，协助大公指挥整个奥匈俄国战线。西克特与卡尔大公合作得很好，经过血战终于将俄军制止在卡尔巴阡山一线。随即卡尔大公的部队与法金汉的第9集团军（当时由于凡尔登战役的失败，法金汉被免去总参谋长一职，降职担任第9集团军军长）一起参加了罗马尼亚战役，将愚蠢地投入战争的罗马尼亚人狠狠教训了一番。战役的最后阶段，由于86岁的奥匈皇帝弗朗茨·约瑟夫一世在1916年11月去世，卡尔大公继任皇帝，约瑟夫大公archdukejoseph接过了集团军群的指挥权。1917年西克特担任“约瑟夫大公集团军群”（armygrouparchdukejoseph）的参谋长，这个工作由于德国与奥匈帝国之间日益增长的敌意而显得越来越困难。尽管如此，当西克特最终离任时，约瑟夫大公写道他不能想象出一个比西克特更好的参谋长来。1917年12月西克特来到了伊斯坦布尔，以少将军衔担任土耳其军队总参谋长。本来德军派出的是利曼·冯·桑德斯s将军，但土耳其军队指挥官埃文帕夏enverpasha拒绝了这个任命。当时巴勒斯坦前线是最活跃的一个战区，英国将军艾伦比allenby在西克特到达前一周刚夺得了耶路撒冷，所以桑德斯将军被派往巴勒斯坦战线，设法维持了一个僵持的局面。作为土耳其军队总参谋长，西克特是桑德斯的上司；但从德军在土耳其的军事任务方面来讲，桑德斯级别更高。这两者不可避免的存在冲突，结果是西克特的活动逐渐集中到政治方面，这是他不擅长的。由于在1918年同盟国、协约国双方都对法国战场投入了最大的精力，东地中海战场在上半年显得很平静。但9月中旬情况突变，盟军突破了萨洛尼卡的封锁，艾伦比在巴勒斯坦击溃了桑德斯的土德联军（三心二意的土耳其人一触即溃，让英国人大批俘获。但英军军史中这样记载：“少数德军分遣队纪律严明，在周围满是七零八落的部队、难以辨认的脸孔和一大堆散兵游勇的灾难洪流中，约有两个团的德军保持了他们的凝聚力和战斗精神，像在阅兵场上那样机动自如，停止间射击，再向后方转移。”）。当保加利亚在10月退出战争时，饱受打击的土耳其已经毫无希望了。10月30日土耳其签署停战协定，允许所有的德国人在30天内离开土耳其。西克特在11月4日经黑海到达敖德萨，11月13日回到德国（11月11日德国已经签署了停战协定）。西克特受到了新的共和国勉强的欢迎，但他清楚地表明了为祖国继续服务的决心。兴登堡hindenburg让他去柯尼斯堡组织在乌克兰和整个东部前线德军部队的撤离事宜，他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出色的完成了任务，这种表现让他进入参加巴黎和会的德国代表团担任军事代表成为顺理成章的事。1919年7月他担任了战后德军的总参谋长，一年后成为德国国防军总司令。1920年到1926年间他在这个职位上立下了怎么评价都不为高的丰功伟绩。在那个政治动荡、国家一片混乱的时代，他缔造了一支成为国家中流砥柱、被证明为同时代训练最佳、领导能力最强的军队。他制定了重新武装和重振士气的计划，使德军最大的优势——军官团得以保留，使新的战术战法得以酝酿而成。凡尔赛和约规定德军人数不得超过十万，所以西克特制定的标准是：士兵身体良好，有12年以上的服役经验；军官要有25年以上的从伍经验。一旦成为国防军的一分子，要接受某一方面的专门培训，重点是领导才能。他极为重视士兵的个人技能和主观能动性。合约禁止德国拥有军事院校，他就联合团一级的单位建立了一个建在部队上的军事教育体系，每一位列兵都受到成为军士的培训，每一位军士都受到成为军官的培训，每一位军官都受到成为将军的培训。每半年进行一次演习，使专业技能得到精进，职业素养得到提高。没有坦克、高炮，就用纸板、木料仿制，德军也许是唯一用玩具飞机模拟真飞机演练对空射击的军队！单兵在演习中要自称我是某某排，或者代表一个8人机枪组。这一切的一切构成了冯·西克特的“十万陆军”！引用一些他的话语：
    “有国无防是可耻的！”
    “任何不平等条约、任何敌人不能从我们身上夺走的东西是坚强的信念。当命运再一次召唤德国人民武装起来时（这一天终将到来！），他将看到勇士而非懦夫紧紧握住忠诚的武器。只要有钢铁般的双手和意志，使用什么武器都无所谓。”
    “先进装备能战胜一个个血肉之躯，但无法战胜人类不朽的精神！”
    1921年他曾写道：“未来战争取胜之道在于调动人数少但素质甚高的机动部队，其配以飞机，则作战效能更高”。他对速度和机动性的重视是德军闪电战的萌芽。
    在6年国防军总司令生涯结束后，他短暂地参加过一些政治活动，写了几本书。1933年到1935年他来到了中国，担任蒋介石的德国军事顾问团团长。在西克特担任团长期间，德国顾问对中国统治集团和蒋介石本人的影响力之大到了异乎寻常的地步。比起中国工农红军的顾问李德，他为蒋介石设计的“围剿”方案显然高明得多（这就是军事素养的差距）。他曾担任委员长委托人，代表蒋介石本人处理军政事务。星期二、五上午十时是国民政府军政部长、军校官员预约登记与西克特会面的时间，由于过时不候，大小官员们提前排队，成为一大景观。他为蒋介石提出的建军三大思想影响了蒋的一生。这三条是：1）军队为统治权之基础；2）军队之威力在于素质之优良；3）军队之作战潜能在于军官团教育之培养。
    他于1936年12月27日死于心脏病。相对于一战时的功绩，他作为战后德国国防军的缔造者的地位是使他至今仍享有极高的声誉的主要原因——
    桂永清
    国民党将领，黄埔军校一期毕业，参加第一、二次东征、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历任师长、军长、中华民国海军总司令，国民政府国防部参谋总长，国民革命军海军一级上将，病逝于台湾。字率真
    本县鹰潭高等小学、江西公立国语讲习所肄业，江西省立第一中学、德国步兵专门学校毕业。曾任高等小学教员，北伐赣军总司令部军需，中央直辖讨贼军游击第一旅司令部书记等。1923年冬到广州，人大元帅府军政部教导团军士连当兵。1924年初人大本营陆军讲武学校第一队学习，后由江西省出席国民党一大代表徐苏中、彭素民保荐投考黄埔军校，同年6月转入黄埔军校，入第一期第二队学习。参与组织孙文主义学会。毕业后历任黄埔军校教导第二团九连上尉连长、党代表，第一师特务连连长，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特务营营长。
    参加第一、二次东征和北伐战争。于第一次东征战后，擅自没收敌军财物，邮寄回江西，事泄后被判死刑。后因学生联呈国民党中央，请念其淡水、红湖、兴宁战功，从宽处治。1925年4月8日依中央议决案，免桂永清死罪，令其戴罪立功。1927年起任独立第五十八团上校团长，第一集团军总部特务团团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警卫一团团长，第十一师三十一旅少将旅长。1930年赴德国学习军事，次年秋回国，与贺衷寒等组织复兴社。后任中央军校军官高等教育总队第一队队长、总队长，复兴社中央干事会常务干事兼训练处长。中央军校军官训练班主任，中央军校教导总队(辖三旅九团四万三千余人)中将总队长。
    1935年4月授陆军少将，1936年10月授陆军中将。任第七十八师师长，首都警备副司令，兼任南京市大中学校学生暑期军事集训总队总队长。西安事变发生后，任讨逆军第五路第一纵队指挥官。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四十六师(由教导总队改编)师长，第二十七军军长，军事委员会战时干部训练总团教育长。1938年5月因兰封战役失利被撤军长职。后任三青团i临时中央监察会监察，驻德国大使馆武官，驻英国军事代表团团长。盟军攻克柏林后，任驻德国军事代表团团长。当选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1946年转赴伦敦接受英国政府赠送的军舰，回国后历任海军副总司令，代总司令。1947年3月任海军总司令，兼任国防科学委员会委员，海军军官学校教育长，海军军官训练团团长。
    1949年赴台湾，续任海军总司令。1951年春授海军二级上将。1952年4月转任“总统府”参军长，当选国民党第七届中央评议委员。1954年6月授海军一级上将，任“参谋本部”总参谋长。1954年，海军名将桂永清逝世于台北，遗族披麻戴孝瞻仰其遗体。台湾出版有《海军上将桂永清先生传》、《桂永清先生纪念集》等。
    他曾发起组织三民主义研究社，参加东征、北伐，成为蒋介石心腹亲信。黄埔军校一期毕业后，1930年留学德国步兵学校，次年秋回国，与贺衷寒等组织复兴社。后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导总队第一队队长、总队长，复兴社中央干事会常务干事兼训练处长。旋即调任安庆警备副司令。中央军校军官训练班主任，中央军校教导总队(辖三旅九团四万三千余人)中将总队长。
    1935年升任师长，南京警备司令。兼任南京市大中学校学生暑期军事集训总队总队长。西安事变发生后，任讨逆军第五路第一纵队指挥官。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四十六师(由教导总队改编)师长，1937年参加南京保卫战，擢升第二十七军军长，军事委员会战时干部训练总团教育长。
    1938年5月因兰封战役失利被撤军长职。后任三青团i临时中央监察会监察，1940年任驻德国武官。
    1944年调任驻英国武官兼军事代表团团长。盟军攻克柏林后，任驻德国军事代表团团长。当选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
    1946年转赴伦敦接受英国政府赠送的军舰，抗战胜利后回国，出任海军副总司令，代总司令。
    1947年3月升任总司令，兼任国防科学委员会委员，海军军官学校教育长，创办青岛海军训练团；任海军军官训练团团长。
    1949年指挥战舰27艘和其他船只计15万吨撤至台湾。
    任中华民国海军总司令，对台湾军队进行嫡系大接替，成为受益者之一。
    1951年春授海军二级上将；（1935年4月13日授予少将、1936年10月22日晋升中将，1951年2月由海军总司令晋升海军二级上将。
    翌年4月，调任总统府参军长，当选国民党第七届中央评议委员。
    年6月授海军一级上将，就任国防部参谋总长（仅45日，病逝于任上）。
    1954年8月12日病逝台湾。
    台湾出版有《海军上将桂永清先生传》、《桂永清先生纪念集》等。
    曾写《领袖歌》歌词：大哉中华，代出贤能！历经变乱，均能复兴！蒋公中正，今日救星；我们跟他前进，前进！复兴，复兴！
    桂永清出身于军人世家，早年毕业于德意志帝国海军学校，抗战期间，又到美国的安那波里斯受过专门训练。他一生中只崇拜两个人：一个是纳粹德国海军元帅卡尔·邓尼茨，在德国留学期间，邓尼茨曾是他的老师，他那“我行我素，保持分寸，处事谨慎，克尽本分”的处事原则，影响了桂求清的一生，另一个是日本联合舰队司令、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他曾指挥着联合舰队成功地偷袭了美军基地珍珠港，使美国的19艘军舰，265架飞机变为残骸。抗战后期，桂永清曾说服蒋介石，重建民国海军，并在短短的三年里，使作战舰艇发展到428艘，近20万吨。海军官兵达4万余人，使中国海军颇具现代海军风气——
    张治中
    张治中（1890～1969），著名爱国将领，原名本尧，字文白。安徽巢湖市居巢区(原巢县）黄麓镇洪家疃人。
    黄埔系骨干将领，原国民党陆军二级上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领导人之一。
    辛亥革命后，在上海参加学生军。1916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步兵科。1917年如北洋倪嗣冲的安武军，同年南下参加护法战役。1924年后，任黄埔军校学生总队长、军官团团长。1926年参加北伐，1928年后，任国民政府中央军校教育长、国民政府第五军军长、第四路军总指挥、第九集团军总司令，参加中日淞沪会战。1937年11月，任湖南省主席。1945年，调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兼三民主义青年团书记。
    抗日战争胜利前后，任国民党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省主席，其间营救了被盛世才囚禁于新疆的一批gcd员回延安。1945年8月27日，张治中代表国民党当局去延安迎接毛泽东到重庆谈判，张治中作为国民党谈判首席代表，为《重庆谈判纪要》的签署作出了贡献。1949年4月，张作为国民政府谈判代表团首席代表，率国民政府代表团赴北京与周恩来为首的中央代表团谈判。当和平协定被国民党拒绝后，张治中留在北京。6月，张治中发表了《对时局的声明》，宣布脱离国民党阵营，投向人民阵营。9月，致电陶峙岳将军和新疆包尔汉主席，促成新疆和平解放。
    生于1890年10月27日（清光绪十六年九月十四）。其祖父是农民，父亲是手工业者。张治中六岁入塾，读书十年。因少年时家境贫寒，此后的6年中四处奔波流浪，曾在安徽丰乐河镇（今舒城县）一位叫吕为才的老板经营的“吕德胜号”商铺里做过学徒，从那时开始接触并阅读报纸，喜欢写字算帐，在他的自传中，有意将此作为人生漂泊的起点。其后先后在扬州的盐务缉私营充过备补兵，在安庆巡警局当过备补警察，后入扬州巡警教练所受训，3个月后毕业，成为正式警察。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在扬州参加反清起义。1912年进入陆军第二预备学堂。1916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步兵科，次年到广东参加护法运动。历任驻粤滇军连长、营长、驻粤桂军总部参谋、师参谋长和桂军军校参谋长等职。1924年初，对孙中山确立三大革命政策表示拥护。6月任黄埔军校学生总队长、军团团长，同时兼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师参谋长，广州卫戍区司令部参谋长等职，与中国gcd人周恩来、恽代英密切合作，结成深厚友谊。1926年7月参加北伐战争，先后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副官处处长、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教育长等职。后曾一度到欧美进行考察。1928年7月后历任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训练部主任、教育长，同时兼任教导第二师师长，参加蒋介石对冯玉祥、阎锡山等的战争。1932年1月兼任第五军军长，率部参加上海“一·二八”之役，曾予日军以沉重打击。1933年12月任国民党第四军总指挥，率军入闽，参与围攻福建人民政府，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时，他主张和平解决。
    抗日战争爆发后，张任第九集团军总司令兼左翼军总司令，参加上海“八·一三”抗战（淞沪会战）。1937年11月任湖南省主席，1940年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兼三民主义青年团书记长。1941年皖南事变后向蒋介石上书，主张继续国共合作，共同抗日。1945年5月在国民党六大上，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常务委员。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国民党政府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省主席，曾营救过被盛世才囚禁于新疆的一批gcd员回延安。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是唯一一位没有同gcd打过仗的国民党将领，被人们称为”和平将军”。他曾多次代表国民党去延安同gcd谈判。1946年1月代表国民党参加军调处三人小组，主张和平解决国内问题。1949年4月任国民党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首席代表，到北平同中国gcd代表谈判，双方议定了《国内和平协定》八条二十四款。此协定遭国民党政府拒绝后，他毅然留在北平，并发表《对时局的声明》。同年9月，应邀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促成了新疆和平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历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副主席等职，对促进民族团结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贡献。1969年4月6日在北京逝世。著有《张治中回忆录》等。
    1937年抗战爆发后，国民党爱国将领、第9集团军总司令张治中，取代何键担任湖南省主席。从这年11月20日至1939年2月，在任一年零两个月，与中国gcd湖南省委合作，推动湖南抗日救亡运动迅猛发展，为正面抗战的胜利奠定了思想、组织和群众基础，被当时中国gcd湖南省委负责人称为湖南国共合作的“黄金时代”。一、“省训”与施政方针的提出张治中来湘时，湖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形成，全省全国抗日救亡斗争已经兴起，但国民党顽国派一直在闹磨擦，爱国政治犯还未释放，抗日救亡运动还有阻力，伤兵、难民、役政等问题成难，旧的腐败的官僚积习成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