芳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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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被他让进屋，让了座，屋里一股药味儿。想起来了，刘峰过去的体嗅就是淡淡的药味儿，身体某部位在贴膏药。他五岁开始翻跟头，二十岁开始抄跟头，总是这里那里发生莫名酸痛。这座宿舍楼是八十年代末的，而屋内装饰简直就是从八十年代直接搬过来的，塑料地板贴膜，带玻璃拉门的五斗柜，一对米色的布沙发，靠背和扶手上盖着工艺美术商店买的挑花饰片，茶几上放了个茶盘，上面有个凉开水瓶子和六个玻璃杯。茶几下还放着一个稀罕物，铁壳暖壶，上面印的字迹被年代剥蚀了，但还看得清学雷锋标兵什么的。我拿出一盒西洋参，一小袋虫草，放在茶几上。我不知道这些补品对人有益还是有害，当礼物送，也是瞎送。我的皮包里还有个信封，装了三万元，我会在告辞前悄悄塞到哪里。这年头，阔气的人都生不起病，漫说刘峰这样的老北漂。刘峰从厨房提来一壶刚烧开的水，给我沏上茶。又拆开一袋瓜子，倒进一个不锈钢小盘。他一只左手做事比人家两只手还利索。
    他看我眼睛不老实，往各处溜，就说，她不在家，去老龄大学教西藏舞了。
    我想，原来他女朋友跟我们还不隔行。
    到底病得怎样了？好点儿了吗？该问的话我一句也问不出。刘峰给我沏了茶，还拿出一个苹果，扎在桌子上的一个固定铁签上，用刀细细地削，果皮儿像是给车工车下来的，又薄又匀地从刀刃下流出。他一只手削水果强过我两只手。铁签仿佛一个台虎钳，他把写字台变成了工作台或者机床。我说刘峰对付什么都有招。他笑笑说，可惜当年早早辍学，到剧团翻跟头混饱肚子，没受啥教育。我说不然了不得了，他这辈子光吃发明专利都吃不完。我们就都笑了。
    我说起上次在郝淑雯家的聚会。我，郝淑雯，林丁丁，喝了两箱啤酒，原来只买了一箱，半夜又出去，到日夜服务的便利店又扛了一箱。刘峰问，林丁丁现在怎么样。他问得自然轻松，看来有了新女朋友那块旧伤愈合了。
    “你没去，丁丁挺失望的。”这种情形指望我说什么？说什么都无关痛痒的。也许，该恭喜他，终于无关痛痒了。
    刘峰笑了一下，眼睛里有缅怀和幻想。
    “春天我在王府井看到你，刚要叫你，又找不着了……”我说。
    “我躲着你呢。”
    “为什么？”
    他还是笑笑。我已经不期待他解释了，他倒突然开了口：“人得了大病，跟过去的熟人都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应该珍惜这个时机——是他自己把话头扯到病上的。但说什么呢？会好的，现在很多肠癌患者都治好了……听说你在化疗，效果怎么样？……没有转移扩散吧？……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吗？……
    都显得不合时宜。
    “医生跟我说了，没有复发，也没有转移。挺到第五年，应该就算安全了。”他好像怕我受惊吓，安慰我呢，“现在是第三年。就是化疗的一个礼拜不好受。其他也没啥。”
    “那次在王府井大街上，我看你还挺精神的。”
    “这次你看我气色差是吧？刚化疗完，下水都吐出来了。一礼拜，生不如死。养一阵子能恢复。”他继续安慰我。
    “听说虫草炖鸭子有抗癌作用……”
    “干吗破费？虫草齁贵的。”
    我笑笑，“能贵哪去？又不当饭吃。”
    话题转开，他提起前些时有老兵乞讨的事。
    “那几天我跟着老兵乞丐，想劝劝他们，算了，别给国家现眼，也别给自己现眼。一个国家这么大，跟一个大工厂似的，产品总得改换，机器也总得更新，咱们就算是些老机器老零件，老螺丝钉，给换下来了，扔了，不换不扔工厂就得关门。不是好些工厂都关了门？工人不都得下岗？咱打完仗也就下岗了。哪个国家都一样，当兵的嘛，仗打完了就都是换下来的废零件，旧螺丝钉。不能说螺丝钉旧了，没用了，非不让扔，那会行？不讲道理了不是？我说咱别跟美国退伍老兵学，当叫花子，满大街出丑，倒是出了国家丑了，不更出自个儿丑吗？”
    “你这么劝他们的？”
    “嗯。”
    “他们怎么说？”
    “他们揍了我一顿。他们正没处撒气呢。我这只假手救了我的命。”他把戴白线手套的胶皮手从衣袋里拿出来，晃了一晃，又揣回去。那个破了洞的塑料手大概被淘汰了，它可比旧螺丝钉更没用，“他们看到我一样也上去过，下来都不齐全了，就算了，不揍了。”
    以这样的思路让他自己想开，我无语。
    刘峰突然又问：“小林现在一个人？”
    我说是一个人。
    “过得咋样？”
    我记得刚才告诉他了，过得还行，给富豪看守空房子，活儿轻，挣的不错。但那番介绍似乎没让他满意。也许他想听我说，丁丁过得不好，寂寞，异乡异客，老无所依。也许他想听听细节，有色彩，生动点，比如她穿什么戴什么，胖了瘦了眼睛是否老花了。我拿出手机，打开聚会时拍的照片。
    我用手指划拉着小屏幕，喏，这是丁丁，这是我，这是小郝……刘峰静静地看着，脸上带着静静的微笑。
    我没有等到那个教西藏舞的沈老师回来，看见刘峰神情钝了，想到化疗的损耗我们健康人不可估量，所以赶紧起身告辞。临走我给他写下我家住址，他掏出老花镜，辨认一番说：“离这儿不远。”其实我们都住在同一条发臭的干枯河道旁边，他在北头，我在南头。我发现他老花镜的度数极高，把他的单眼皮眼睛放得老大。
    他送我到门厅里。我看见门口右侧有个放信件和报纸以及钥匙的木头挂箱，红色油漆，还雕了花鸟，工艺细致，带点乡村情趣，刘峰的左手也被他训练得这样灵巧，瞧这番雕刻手艺。我趁他给我开门，把装着三万块钱和一张慰问卡片的信封放进了红色挂箱。
    我开着车，想到那个红色雕花的小木箱。它去除了刘峰生命的灰白，证明他还有那份兴致，那份闲心，给日子添点亮色，给他的女人添加一点意外。我想到四十年前，那个刘峰，为我们修这个做那个，不停地做一堆无成就的琐屑事物，而做本身就是成就，日积月累，一大堆的无成就就是他的成就。他是个当今谁也不需要、谁也不尊重的人了，这种人就叫好人。
    再一想，我醒悟到，他那么高度的老花，一定看不清我手机小屏幕上的照片。他当时为什么不戴老花镜？他不想看清楚林丁丁吗？他难道不好奇曾经让他爱得剧痛的女子几十年后变成了什么样子？我想，只有一个可能，就是他不想看清现在的丁丁。他不来参加聚会，首先是参加不动——身体和精力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他不要看见一个多了许多肉、少了许多头发的林丁丁。因为他当年那么爱那个小林，他不愿意她变，不愿意她老，不愿意她不好看；他不看她，是为了自己好，也是为了小林好。不看，那个年轻的林丁丁，好看的林丁丁，就永生了；至少永远活在一个人的心里，梦里。此刻我发现自己看见的红绿灯像是掉进了水里；我哭得那么痛。刘峰对林丁丁的爱使我也多情了。
    我在香港开会的第三天，手机上来了一条短信：“刘峰先生于2015年12月23日凌晨4：26分于北京武警总医院病逝。”
    刹那间我不知道这个刘峰先生是谁。跟我战友了一场的刘峰一辈子也没人叫过他先生。短信并不是他侄子发来的。我把电话打给发短信的机主。机主却一直呼叫转移。我给刘峰的侄子打了个电话，他也刚刚接到同样的短信。三小时之后，我们与会者正在晚餐，又收到追悼会通知。我拨通郝淑雯的电话，她连刘峰逝世的短信通知都没收到。她只说：“这么快呀！太快了！”也不知道她指什么，什么是她快和慢的参照，跟什么比“太快了”。
    两个月前我去看望他的时候，他真的是怕吓着我，没跟我说实话。要不就是他那个姓沈的女朋友没跟他说实话。但前一种可能性更大，他的淡泊和幽远，他那静静的微笑，是来自一种全盘的接受，接受了一切，也包括接受了不久即临的死亡。
    夜里十二点多，我接到一个女人来的电话，对方自报家门，姓沈，是刘峰的朋友。但我马上觉得，这个姓沈的女人对于我绝不是个陌生人，我们一定认识，而且不是一般的熟。那种亲熟从遥远的少年时代散发而来，如同动物间神秘的生物电，如同难以捕捉的气息。于是我的直觉比分析判断快得多，就在她简短报告了刘峰病故前的状态，以及感谢我捐助的钱——那钱每一分都使上了劲儿，她在此附加了一句；就在她跟我再见的刹那，我平淡地说：“是小曼吧？”
    “……嗯，是。见了面我再跟你细说。不是你想象的那种……”
    我想象的哪种？挂了电话，别说想象，连思维都停了。怎么了，小曼和刘峰？他们最后是怎样相伴的？谁先找到了谁？刘峰最后是个谜，但他的谜跟小曼比，太简单明了。小曼怎么成了沈老师？唯一的推理结果是小曼的亲父亲姓沈。刘峰为什么不告诉我，他的女朋友就是小曼呢？而且不是我想象的那种“女朋友”。
    我以为活到今天，已经没有让我吃惊意外的事物了。而刘峰和小曼，真沉得住气，用了四十年来向我、向人们揭示这份意外。我坐在酒店的落地窗前，窗外的香港灯红酒绿。小曼对刘峰生命终点的叙述，我此刻才顾得上回想。她告诉我，他没有痛苦，没有留恋和不甘，他在进入弥留的昏迷前睡眠很多，那种死沉的药物睡眠。弥留的昏迷持续了两天，没有醒过来，直接走进死亡。
    追悼会前一天，我跟小曼相约，先到她家见面，然后我请她到附近的“鸭王”吃晚饭。小曼在楼下迎我，裹着一件米白羽绒衣。我惊奇地发现老了的小曼比年轻时好看，也许因为有关好看的标准变了。她的黑皮肤、小脸盘、曾经被看作奇葩的浓密纱发，现在都被认为是好看的。那时候我们说小曼坏话：她能演什么呀？脸比脚后跟大点儿，脑壳比拳头大点儿，上了台她是哭是笑观众都看不出来。小曼本身话少，我和她在电梯里都沉默着。我们之间几十年的疏离随着楼层的升高而上升为陌生，陌生又上升为压力。开电梯的妇女换成了个老头，也一句话没有，三双眼睛都盯着显示灯，电梯却爬不动似的。
    在小曼的两居室门厅里，置放了一张写字台，布置为灵台。写字台就是刘峰曾安装了根铁签，把苹果固定上去为我削苹果皮儿的那张。灵台上刘峰的照片是四十年前的，我们巡回演出到西藏，在澜沧江边拍的，右手握在冲锋枪的枪把上。那时我们不知道澜沧江一直流淌，最后就流成了湄公河，而刘峰会去湄公河入海的国度作战，失去他给我们做过甜饼的右臂。他那结实灵巧的右手，为我们抄过跟头、修过地板、掏过下水道、补过军装……澜沧江边的岩石上，同一个景点，我们每人都留了影，也摆出跟刘峰相同的Pose，端在胸前的冲锋枪是跟汽车兵借的。那时候追求林丁丁的摄影干事还没调到大军区，还在昌都军分区当干事，我们沾丁丁的光，每人照了一张江边留影。因为照片质量好，用在灵台上的十二寸照片虽然是用当年120胶卷的底片放大的，还是非常清楚。照片里的刘峰好年轻啊，那么老实巴交，嘴角有种深深的谦卑，而深明大义的光芒就在眼睛里。那时他最得意，最红，年年当标兵，全军区的宠儿，连军区首长来审查节目，都要先跟刘峰握握手，说：“小刘啊，这帮唱唱跳跳的小鬼不好管，好好给他们带头！”但他从那时就明白那都不是看家本领，自己终将无为无成，因而谦卑。他被我们每个人麻烦，还找来“括弧”那样的残废孩子麻烦他自己，时刻准备着帮我们的大忙小忙，琐碎到被絮里捞针的忙，他都那么当真地帮。我们麻烦他就是需要他，被人需要着是他最好的感觉，使他发现自我价值，让他抖擞起活着的精神。他最早那毫无来由的自卑，终于露出了根。不能不说是一种英明吧？在他二十岁的照片上，眼中的深明大义正源于此。
    我看着照片，为自己流不出眼泪而焦虑。其实小曼也没有哭。也许她的眼泪是逆向地流淌，往心的方向。小曼在我身边说起话来，话是重要的，不过有些上年纪女人的絮叨。当年她的病（精神失常）不单单是被当英模的压力诱发；在那之前她就有点神志恍惚。仗刚打起来，野战医院包扎所开进一所中学时，教学楼前集合了一个加强团士兵，从操场奔赴前线。第二天清早推开楼上的窗，看见操场成了停尸场，原先立正的两千多男儿，满满地躺了一操场。小曼就是站在窗前向操场呆望的那个女护士。她站了多久，望了多久，不记得了，直到护士长叫她去看看，万一还有活着的。她在停尸场上慢慢走动，不愿从躺着的身体上跨越，就得不时绕个大弯子。没风，气压很低，血的气味是最低的云层下的云，带着微微的温热，伸手可触。她这才知道满满躺了一操场的士兵是那个军的。刘峰那个军。再走慢点儿，万一还有活的，万一活着的是刘峰……
    小曼侧过脸来看我，“穗子呀，我是拿起尸体袋子上的牌子一个个对号的，个别没有名字和番号，我就怕得要死，打开袋子，看一下他的脸……”
    就那样，一个操场头一天还操练，立正稍息向右看齐，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第二天一早，立正变成卧倒了。卧倒的，个头都不大，躺在裹尸布和胶皮袋子里，个个像刘峰，个个都像她新婚的丈夫。小曼的神志是那时开始恍惚的。
    小曼还站在刘峰灵台前，满腹心事纺成线，不断往外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