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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唱歌也是cie学校教学的一部分,什么“打回大陆去”等歌曲就是在这里教唱的。这一天,上课前又由特务教员领唱什么“杀死共匪”之类的歌儿,他起了几遍头,和者甚寡,唱不起来。一怒之下,特务教员点名让战俘曹明(真名叫赵明智)上台领唱,曹明虽然只有22岁,但早在十年前他就参加了八路军一一五师的“长城剧团”,他不仅能跳会唱,还十分机灵,由于他在战俘营里多次联络人表示回国,特务、败类们都把他视为眼中钉。特务教员让他当众上台唱歌,目的之一就是存心要狠狠整整他。
曹明走上台,只见他略一沉思,清了一下嗓子,唱起了“王大妈要和平”,他字正腔圆,富有激情,顿时台上唱,台下应,全场唱起来。警备队员挥舞着棒子乱打一气,歌声还是不停,他们只好强行上台把曹明死死按住。特务教员瞪着吃人的蛇眼问:“曹明,你为什么唱共产(n)党的歌儿?”
曹明说:“我唱的是要和平,怎么是共产(n)党的歌儿,难道国民党要战争吗?”台下响起一片掌声。特务、败类们气急败坏,硬把曹明拉走。会场内是吵吵闹闹,一堂课只好不了了之。
每堂课之后,cie学校都要组织战俘进行“讨论”,让战俘们复述特务教员讲的反共内容,然后他们将这些内容变成战俘们的“体会”和“认识”,去登报宣传,这样造成战俘们不敢回国的心理压力。一次,cie学校突然举行“发奖大会”。“获奖”的都是平时被特务、败类们称之为“死硬的共产(n)党”战俘。奖状是一张绿纸,上面用黑墨水写着“奖给xx优秀学员”,奖品是两块糖果。当时,共产(n)党员侯光甫也在“获奖学员”之列。共产(n)党员们坚决拒绝领奖,抗议cie学校搞的陷害阴谋。但这并未妨碍“授奖大会”的进行。奖品由小队长代领,下台后就放到了嘴里。奖状,他们照样敲锣打鼓,贴到了墙上的“光荣榜”里。
这一手,确实厉害、狠毒。当时那些拒绝领奖的共产(n)党员们绝不会想到,他们回国后。一纸“奖状”会成为他们“立场不坚定”的证据,使他们一连申诉30余年。cie学校的“教学效果”竟如此长久,恐怕那些教员们也是始料未及的吧?1951年11月初,一天晚饭后,七十二联队中队长以上的“俘虏官”聚集在“自由大礼堂”。审查联队剧团新排演的一场“活”话剧。在战俘营里,由战俘自己组成剧团,让战俘们饿着肚子去演戏和看戏,这是“现代文明”在战俘营的又一个体现。
那天,剧团排的什么戏,剧名许多人都不记得了。内容是以战俘营中的叛徒为原形,表现一个所谓的解放军战士,因为忍受不了“压迫”。逃脱后,投降到反动军队里。投降后在特务审查时,他便借机诬蔑共产(n)党和解放军。编写剧本的那个人大字识不了多少。除在家听过几出“皮影”(解放初中国乡村普遍存在的一种民间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川剧和在战俘营看过的几部美国影片外,几乎其他什么戏剧都没有看过。但是王顺清给他讲了自己的经历后,偏偏要赶着鸭子上架,他不敢不从。于是乎,他祖宗三代的第一个“剧本”就在异国的土地上出笼了。这个“剧本”实在称不上是什么“艺术作品”,而是由台上几个穿着解放军和国民党军装的人。轮流破口大骂,语言之粗俗。连骂街的泼妇听了都会脸红。
战俘剧团的演员,大部分是被俘的志愿军中的知识青年。许多人是被棍棒打上了台,强念几句台词,装模作样一番。那天,扮演那个所谓“解放军战士”的是原四川大学学生、志愿军某部英语教员林学逋,因为他平时爱说爱笑,被败类们强拉进战俘剧团。
台下,王顺清、李大安、魏世喜这帮败类依次坐好,乱哄哄一阵之后,李大安用棒子在地上恶狠狠敲了两下,演出便开始了。演到特务审问那个投降的“解放军战士”时,特务问道。“你们为什么投降到我们这边来?”按照剧本,扮演“解放军战士”的林学逋应当说:“我不愿意跟着共产(n)党这些王八蛋作不正义的青年。”林学逋在念到“我不愿意跟着”时,故意咳嗽一声,把共产(n)党三个字漏掉了,接着念道:“这些王八蛋作不正义的青年。”同时用藐视、讽刺的神情指着台下的那帮败类。顿时,会场像是捅了马蜂窝,乱成一团,败类们跳到椅子上破口大骂,有的抄起石头就往台上扔。戏演不下去了,李大安等人气势汹汹拿着棒子打上戏台。王顺清跑到后台去找剧本,一字一句地检查。然后,把林学逋带到警备队,连夜毒打。
第二天,台湾特务张蜚听到了这件事,用手指着王顺清和李大安训斥说:“你们这么精,还叫人家钻了个大空子,在咱们有舞台上,给敌人作了宣传。”
王顺清、李大安低头不语。张蜚又瞪着猪眼凶狠地说道:“这个家伙你们要特别注意产,好好查一下,他绝对不是一个人,一定还有别人在后面操纵,你们要把这些人调查出来,不然,早晚都是祸害。”战俘剧团宣告暂时解散,一些演员被关进警备队接受“棍棒教育”。在
第二年的4月7日,李大安便亲下毒手将林学逋剖腹剜心,施以极刑。(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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