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中华史：魏晋风度
第4章 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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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势妹妹的故事告诉我们，
魏晋是唯美的时代。
爱美之心不但人皆有之，
甚至可以决定一个人的生死。
唯美时代
公主震怒。
怒火满腔的殿下号称南康长公主，是明帝的女儿、成帝的姐姐。愤怒的原因则任何女人都能理解：她的丈夫居然在书房里偷偷藏了一个小妞。
小妞其实也是公主，哥哥李势是成汉国的皇帝，只不过此时已经亡国。率军灭亡了成汉的征西大将军桓温顺手牵羊，把李势年轻貌美的妹妹作为战利品带回了家中，背着妻子南康长公主“书屋藏娇”。
公主当然不能容忍。
震怒的公主一把推开了房门，身后跟随着几十个持刀的婢女。她们进门的时候，李势的妹妹正在梳头，长长的头发拖到地上，皮肤像玉一样温润。
所有人都看呆了。
李势的妹妹却不紧不慢继续梳头。她把头发梳好盘了起来，这才起身向公主行礼，然后平静而凄婉地说：国破家亡，无心至此，若能见杀，乃是本怀。
刀子被扔在了地下。南康长公主冲了过去，抱着李势的妹妹说：好孩子，你实在是太漂亮太可爱了，就连我看见你都要动心，何况我们家那个老东西！[1]
这当然是传闻，却未必不真实。至少，它表现出来的风气和风尚是真实的。那就是一个唯美的时代，爱美之心不但人皆有之，而且可以使人生，也可以让人死。
比如孙策。
孙权的哥哥孙策，与周瑜同为汉末有名的少年英雄和青年偶像。他们俩二十四岁迎娶江东美女大乔和小乔时，被吴人亲切而欣赏地呼为孙郎和周郎。那时的孙策，在战场和情场都很得意，真能让所有的男人都羡慕不已。
可惜好景不长，孙策被仇家刺伤。伤并不致命，只不过脸被划破。孙策却说：我的脸都变成这副样子了，还能再建功立业吗？说完大吼一声，创口破裂而死。[2]
奇怪！建功立业与长相有关系吗？
有，因为当时的社会风气就是以貌取人。一个人如果才貌出众，就会受到追捧，比别人更容易成功。
比如潘岳。
潘岳字安仁，小名檀奴，是西晋的文学家，也是当时的头号美男子。他甚至在后世成为俊男的标准，正如西施是美女的代名词。因此，一个男人如果长得漂亮就叫“貌若潘安”，女人则会把自己的最爱称为“檀郎”。
事实上潘岳早就是“大众情人”。他年轻的时候，只要拿着弹弓坐车出去玩，洛阳城的女人便会老老少少全都跑出来，手牵着手围着他看，还要往他的车里送水果。潘岳的风头，绝不亚于今天的好莱坞明星。
这当然很让人羡慕，因此另外两位文学家左思和张载便见贤思齐，也拿一个弹弓坐车出来玩。可惜他们俩的长相实在对不起观众，于是所有的女人都冲左思吐口水，男孩子都向张载扔石头。结果，潘岳空着车子出去，一车水果回来。张载空着车子出去，一车石头回来。[3]
如此风气是否可取，当然不妨见仁见智。实际上潘岳的人品十分可疑。为了巴结讨好贾皇后的外甥贾谧，他和石崇每天都要等候在街头，远远看见贾谧车子扬起的尘土便拜倒在地，叫“望尘而拜”，也叫“拜望尘”。
就连他的母亲都对此嗤之以鼻，潘岳自己最后也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据说，临刑前潘岳曾对母亲说：妈妈我对不起你！然而说什么都已经晚了。[4]
潘岳人头落地，尽管那张脸漂亮至极。
相反，庾亮则死里逃生。
与王导、桓温和谢安相比，庾亮可能是东晋“四大执政”中最漂亮的。晋元帝司马睿甚至就因为庾亮光彩照人风情万种，才决定聘他妹妹为皇太子司马绍之妃。庾亮也才得以在晋明帝司马绍驾崩后，以国舅爷的身份执掌朝政，大权独揽，尽管名义上的顾命大臣是他和王导两人。[5]
然而庾亮的能力显然不如王导、桓温和谢安，他一意孤行的结果则是逼反了拥兵自重的地方官苏峻。苏峻兵临建康城下，庾亮只好狼狈逃窜，先去投奔温峤，然后又和温峤一起向陶渊明的曾祖父征西大将军陶侃求援。[6]
陶侃却要杀庾亮。
这并非没有原因。于私，陶侃认为顾命大臣的名单中没有自己，是庾亮做了手脚。于公，苏峻之乱确实是庾亮一手酿成。所以，当陶侃率领大军来到温峤的驻地时，便明确表示不杀庾亮兄弟，不足以谢天下。而且，也只有杀了庾亮兄弟，苏峻才会从建康退兵。[7]
当然，也有人说陶侃并无这种表示，只不过大家都这样议论和猜测而已。但庾亮惶恐不安，则可以肯定。实际上这时的他，已经连逃跑的可能都没有，只能接受温峤的建议，硬着头皮去见陶侃。[8]
陶侃却又意外地高抬贵手。
此事同样是疑案，也众说纷纭。其中最具有戏剧性的说法是：陶侃一见庾亮，就为他的风度神采所倾倒。不但马上改变了态度，还非常喜欢器重这个漂亮人物。[9]
美能救人一命，这似乎是一个例证。
这当然未必可靠。比较可靠的说法，是庾亮在陶侃面前主动而坦诚地承担了酿成苏峻之乱的责任，在“引咎自责”的同时又表现出极佳的风度（风止可观），让陶侃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了看法，并表示出欣赏。[10]
可能吗？
完全可能。
实际上此案与李势妹妹的故事如出一辙。在那个案例中，真正打动南康长公主的，与其说是那姑娘的长发拖地和皮肤如玉，不如说是她的“神色闲正，辞甚凄婉”。或者说，正因为她视死如归，才格外地楚楚动人。
庾亮应该也如此。
事实上作为魏晋名士和当朝宰相，器量和风度之于庾亮简直就是起码的修养。他在与苏峻作战兵败逃亡时，手下的士兵射箭误中了自己船上的舵手。当时众人大惊失色如鸟兽散，庾亮却从容镇定不紧不慢地说：呵呵！这样的技术水平，怎么能指望他打败贼兵！[11]
这就跟谢安在海上的表现一模一样。
甚至直到晚年，庾亮也都维持着良好的风貌。苏峻之乱后，庾亮离开中枢出任荆州刺史，驻节武昌（今湖北鄂州）。某天晚上，一群名士聚在南楼吟诗作曲。就在音调渐入高亢之时，庾亮带着十几个侍从来了。众人正要起身回避，庾亮却说：诸位请留步，老夫也兴致不浅。
于是举座皆欢。
那是一个月朗风清的秋夜，参加聚会的也都是一时之选，包括后来被司马昱用于制衡桓温的清谈家殷浩。庾亮和众名士无拘无束地谈笑风生，一任凉爽的江风把他们的高谈阔论和欢声笑语送到远方。
远在建康的丞相王导，后来是从王羲之那里听说这件事的。听完，王导忍不住问：那时，元规（庾亮字）的风度恐怕不得不略有减损吧？
王羲之却不容置疑地回答：唯丘壑独存。[12]
这是很高的评价，王导也只能默然。问题是，王羲之他们极为看重的“丘壑”是什么？为什么只要心中存有“丘壑”就能风度不减，让人不敢小看呢？
漂亮地活着
丘壑就是深山幽谷。
深山幽谷是隐居的地方。王羲之说庾亮的心中“丘壑独存”，难道是说他有隐逸之心？
应该不是。
庾亮当然不会去做什么隐士，他甚至也不会“大隐隐于朝”。所谓“唯丘壑独存”，只不过是闲静超脱的胸怀情趣依然故我而已。这倒是魏晋名士必需的情怀。就连那位名士皇帝司马昱，也要把皇家园林看成深山幽谷。
这其实是一个悖论。
我们知道，魏晋是士族的时代，东晋尤其是。而所谓“士族”，则是世代读书做官的家族。这样的族群或阶层竟然以归隐山林为境界和情怀，岂非咄咄怪事？
当然奇怪，却不能简单地称之为“虚伪”。包括那位“望尘而拜”的潘岳，在撰写《闲居赋》的时候也未必就是虚情假意。也许，他确实愿意过那种钓钓鱼、种种菜的闲居生活，却又无法抵挡高官厚禄的诱惑。这就像围城：外面的人想进去，里面的人想出来，很难说哪个更真实。
实际上在魏晋名士那里，出来做官与向往隐逸并不矛盾。竹林七贤之一的山涛，最后不是官拜司徒，位列三公了吗？赞美庾亮“丘壑独存”的王羲之，不也担任了右将军的高级官职，因此被称为“王右军”吗？
不能说一点纠结都没有。嵇康的儿子嵇绍，就曾经在出（出仕）处（读如楚，隐退）之间左右为难。这当然主要由于政治原因：司马政权于他有杀父之仇。然而受嵇康之托抚养了他的山涛却说：天地之间，尚且有日月盈亏的千变万化、春夏秋冬的此消彼长，何况人事呢？[13]
意思很清楚：改朝换代不算什么。
嵇绍终于做了西晋的官，而且是著名的忠臣。八王之乱时，官居侍中的他挺身捍卫晋惠帝司马衷，结果被害于帝辇之侧。事后，宫人给晋惠帝换衣服，惠帝却说：朕这件衣服不要洗，那上面有嵇侍中的血！[14]
晋惠帝历来是被视为“白痴皇帝”的。现在看来，他的智商也许不高，情商却肯定不低。[15]
成问题的，反倒是某些“高智商”的人。
实际上从一开始，嵇绍的出仕和死节就备受争议。争论的焦点，则无非在忠与孝、出与处的关系。在许多被认为“有思想”的人看来，嵇绍根本就不该仕于晋，因为出仕则必须尽忠；而嵇绍越是忠于晋，就越是不孝于父。于是连带把嵇绍推荐给晋武帝的山涛，也备受诟病。[16]
但，这很重要吗？
未必。因为儒家伦理绝不代表魏晋风度。
那么，魏晋风度的主旋律是什么？
人要漂亮地活着。
的确，魏晋是唯美的时代；而在魏晋人看来，人物之美不仅是“长得漂亮”，更是“活得漂亮”。这当然并不容易。做到这一点，不但要有勇气，可能还得付出代价。
比如夏侯玄。
夏侯玄是魏晋玄学的开山宗师之一，也是曹魏与司马集团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他其实是被司马师杀害的，只不过表面上经过了司法程序。负责审讯的，则正是书法家钟繇的儿子、当时的廷尉（公安部长）钟毓（读如育）。
这是一场让帝国的审判官丢尽脸面的讯问。夏侯玄从走进审讯室那一刻起，就一言不发。严刑拷打之后，还是一言不发。钟毓交不了差，只好亲临现场。
跟随钟毓一起来的还有他的弟弟，也就是后来害死了嵇康的钟会。也许，钟会想缓和气氛；也许，他认为可以跟夏侯玄套近乎。总之，钟会自作聪明地上前握着夏侯玄的手说：太初（夏侯玄字）何至于此！
夏侯玄断然拒绝。他毫不客气地对钟会说：鄙人虽是受刑的囚犯，也请钟君放尊重点！
钟会狼狈至极。
廷尉钟毓就更加狼狈，因为司马师规定的期限眼看就要到了。惶惶不安之中，万般无奈之下，钟毓只好亲自捉刀代笔，按照司马师要求的口径替夏侯玄写了供词，然后流着眼泪拿给夏侯玄看。夏侯玄却只草草地看了一眼，便冷冷地说：难道不就该如此吗？
此后直至走上刑场，夏侯玄都神色不变。[17]
对此，人们尽可做出道德的赞扬和评价：有风骨，有气节，威武不能屈，等等。但如果换个说法，就叫“活得漂亮”。没错，论态度，是有节；论风度，是漂亮。
事实上夏侯玄也是漂亮人物，当时人们对他的点评就是“朗朗如日月之入怀”。他的漂亮甚至让魏明帝曹叡十分难堪，因为曹叡让自己的小舅子毛曾跟夏侯玄并坐，竟被时事评论员们称为“芦苇靠在了玉树旁”。[18]
这就又让人想起了嵇绍。
嵇绍同样活得漂亮。他在前去捍卫晋惠帝时，有人劝他带上一匹好马。嵇绍却说，此事只有两种结果：要么逆贼伏法，要么忠臣死节，带好马干什么？
那人只能一声叹息。[19]
实际上嵇绍原本漂亮，他甚至给我们留下了“鹤立鸡群”这个成语。事情的原委是：有人对竹林七贤之一的王戎说，嵇绍真是漂亮呀！那昂然挺拔的风度，就像野鹤独立于鸡群。王戎却说：那是因为你没见过他爹！[20]
那么，嵇康又漂亮到了什么程度？
跟夏侯玄以及夏侯玄的“同案犯”李丰一样。只不过夏侯玄是“玉树”，李丰和嵇康是“玉山”，或“玉山之将崩”。当时的说法是：李丰萎靡不振，或者嵇康酩酊大醉的时候，就像一座玉山将要轰然倒塌的样子。[21]
不难想象，那是怎样的风度和风采！
其实漂亮得像玉树的还有一个人，他就是庾亮。庾亮去世后，一位参加葬礼的名士十分痛惜地说：就这样把玉树埋在了黄土中，让人怎么受得了！[22]
什么样的人，才能获得如此评价？
外表清朗俊秀，风姿安详文雅，内心澄明透彻，处世超凡脱俗，没有一点污染。用王戎的话说，就叫“风尘外物”（超脱于世俗之外的人物）。[23]
没错，瑶林琼树，原本就不该在世间。
按照这个标准，庾亮似乎段位还不够，谢安的伯父谢鲲（字幼舆）就这么认为。有一次，还是太子的晋明帝司马绍问他：众人都拿庾亮跟您相比，您觉得怎么样？
谢鲲说：居庙堂之高，为百官典范，臣不如亮。处江湖之远，一丘一壑寄情山水，亮不如臣。[24]
这大约是实话。八王之乱时，长沙王司马乂曾下令鞭打谢鲲，谢鲲坦然脱衣就刑，面不改色。后来被赦免，同样面无喜容。如此泰然处之，恐怕就因为“丘壑独存”。所以后来顾恺之画像，便干脆把谢鲲画在了岩石里。这位中国的达·芬奇说：幼舆先生就该待在深山幽谷之中。[25]
然而谢鲲却其实是在朝的。他也好，庾亮也罢，恐怕都只不过把那深山幽谷藏在了心中。问题在于，人要活得漂亮，与那山山水水又有什么关系？当这种情愫、情结或情怀成为风尚时，又意味着什么呢？
也许，我们还得再借用一下谢鲲的眼睛。
人与自然
谢鲲最欣赏的除了嵇绍，就是卫玠。[26]
玠读如介，是一种玉器。卫玠自己也人如其名，像玉一样漂亮。据说，少年时代的他曾经坐一辆白羊车在洛阳城里走，结果满街议论纷纷：这是谁家玉璧般的孩子？
从此卫玠号为“璧人”。
可惜璧人儿不经看。卫玠二十七岁那年到建康时，由于四面八方赶来观看的人围得像一堵墙，竟不堪其扰一命呜呼，当时的说法叫做“看杀卫玠”。[27]
当然，漂亮得像玉的并非只有卫玠。夏侯玄和庾亮是玉树，李丰和嵇康是玉山，此外与王戎齐名的裴楷，夏侯玄的远房侄儿夏侯湛，还有美男子潘岳，也都被称为“玉人”，夏侯湛和潘岳还被称为“连璧”。[28]
如此看来，以玉比人，乃是当时的风尚。
那么，魏晋名士为什么如此看重玉？
或者说，玉的品质是什么？
纯洁而高贵。
实际上这就是魏晋风度的追求，因为这种风度的创造者是士族。士族这个概念常常让其他民族和国家的历史学家感到为难，因为在他们的话语系统中没有相应的词语可供翻译。出于无奈，便只好使用“贵族”这个称谓。
然而士族与贵族并不能画等号。根本的区别，在于贵族有世袭的爵位，士族没有。他们甚至不像欧洲中世纪的骑士，还有一个君主将剑放在右肩的册封仪式。因此，士族要实现彼此之间的身份认同，以及与其他阶层和族群的区别，除了靠族谱，还得靠外在风度和内在精神。
那么，什么样的精神和风度能够代表士族？
高贵和清纯。高贵是为了与卑贱者相区别，清纯则是为了与混浊者划清界限。这两条缺一不可，因为士族是一个优越感极强的阶层。他们通婚必须门当户对，也不能跟身份不配的人坐在一起，即便后者贵为皇亲国戚。毛曾被称为靠着玉树的芦苇，原因之一就在于他出身寒门。
出身寒门必定寒酸，寒酸则必无气度和品位，这就是高级士族的观念。尽管这种观念未必正确合理，却为名门望族所坚持。结果，位高权重的桓温为儿子求娶王坦之的女儿，便被老爷子王述拒绝；谢安家由于在西晋以前不是一流大族，竟也被讥为“新出门户”。[29]
不过士族的优越感是血缘的，更是文化的。因此他们更看重的不是贵贱，而是清浊。这是东汉末年就开始产生的观念，一般的理解大体是：正直为清，邪恶为浊；高雅为清，鄙俗为浊；读书人为清，暴发户为浊。
清纯而高贵，就叫清高。
所以，那些坚持自己的操守和品位，不跟权贵和暴发户同流合污的士大夫就叫清流。他们的声誉叫清望，品格叫清标，言论叫清议，就连扬起的尘土也叫清尘。
这就必须超凡脱俗。
因此，魏晋名士酷爱的对象、形象和意象，便或者是清纯的，或者是明亮的，或者是晶莹剔透的，或者是风姿绰约的，或者是楚楚动人的，而且几乎无不用于人物的鉴赏和品评。比方说：轩轩如朝霞举，濯濯如春月柳，朗朗如百间屋，烂烂如岩下电，肃肃如松下风。[30]
是啊，一个人，气宇轩昂有如朝霞升起，明净清新有如春柳初绿，开阔明朗有如高屋建瓴，目光炯炯有如岩下闪电，那是怎样的风采和风度！
还有清风朗月，那几乎是魏晋风度的形象代言人。
但更值得注意的，是松。
松，原本是道德的象征。所谓“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就是这个意思。这种象征意义魏晋也有，一位名叫和峤的大臣就被点评为“森森如千丈松”，意思是国家的栋梁。因此他的去世，也被称为“峨峨若千丈松崩”。[31]
比和峤更早得到这种好评的是李膺。李膺是东汉名士的领袖，位居名士排行榜“八俊”的榜首（请参看本中华史第九卷《两汉两罗马》）。他得到的评价，是有如劲松之下强劲的清风（谡谡如劲松下风）。[32]
这是风骨的象征。
嵇康也获得了类似评价。山涛就说嵇康平时有如“孤松之独立”，醉倒有如“玉山之将崩”，其他人则认为嵇康“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也就是说，李膺的风清冽强劲（谡谡），嵇康却是慢慢吹上去的。这样的松下风，显然更有一种飘逸潇洒甚至自由散漫的神韵。[33]
实际上，这也是东汉与魏晋的区别，即东汉更重道德而魏晋更重审美。而且，审美的前提是“丘壑独存”。难怪一个人优秀漂亮，就叫“长松下当有清风”；也难怪人们对山涛的观感有如“登山临下”，但觉“幽然深远”。[34]
这可真是活得漂亮。
没错，漂亮得就像大自然。
魏晋名士对自然界的热爱，确实超过了前人。简文帝那一句“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道尽了他们的心曲。他们不但以清风明月、春柳劲松来品评人物，更亲自置身于大自然之中，并从中体验到难以言表的愉悦。
比如顾恺之和王献之。
顾恺之是画家，王献之是书法家，但他们最喜欢的都是会稽郡山阴县（今浙江绍兴）一带的山山水水。顾恺之的描述是：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王献之的说法则是：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为怀。
两位都是艺术家，感受当然敏锐，不过这种感受能力却未必没有普遍性。有一位僧人从建康回会稽路过吴中遇到下雪，事后对当时情景的描述便同样富有诗意：郊邑还在纷纷扬扬，山林却是一片洁白。[35]
对于这样的文字，任何解释都会显得多余。要说的仅仅是：这已经完全不同于之前《诗经》和《楚辞》对风景的描写。在那里，自然和自然现象只不过是人物或故事的背景。在这里，却是独立和纯粹的审美对象。
同样，魏晋人眼中的自然界，也不再是孔夫子那里的道德象征、董仲舒那里的政治筹码。它跟现实生活中的人物一样可以观赏和品评，只不过也许更漂亮。
天人依然合一，然而意味不同。
这是中华文明史上的一大转折，人与自然的关系从道德和政治的一变而为审美的，由此产生的文明成果则是山水画和山水诗。尽管它们要到隋唐以后才蔚为大观，但东晋却无疑在观念上开启了先河。
转变并不奇怪，因为魏晋是一个唯美的时代，而最漂亮的活法则莫过于自然。事实上魏晋人热爱自然界，就因为它自然。自然在汉语中，原本就是“天然如此，无须人为”的意思。能做到这一点的，则非自然界莫属。所以日本人用“自然”来翻译nature，也很自然。
然而正如中国的山水画不能理解为西方的风景画，魏晋对自然的发现也与科学无关。在人们眼里，自然界仍然是人类社会的一部分，是有意志力和人情味的。因此，当他们不再将自然界道德化和政治化以后，发展起来的便是自然科学以外的两种精神文明。
这就是哲学和艺术。
魏晋世界杯
魏晋的哲学是玄学，玄学的表现是清谈。清谈和唯美是当时的两大风尚，东晋四大执政王导、庾亮、桓温、谢安，还有前面提到的漂亮人物比如夏侯玄，也都同时是清谈家。璧人儿卫玠更不但被看死，还差点被谈死。
卫玠是在西晋战乱时陪着母亲南下的。他先到了江夏（今湖北武汉），后到了豫章（今江西南昌），最后被看死在建康（今江苏南京）。实际上他在被围观前就已经大病一场，原因则是遇到了谢鲲。
被顾恺之画在岩石里的谢鲲是野心家王敦的属下。当时王敦镇守豫章，卫玠前去拜访，与谢鲲一见如故。结果卫玠居然置主人王敦于不顾，跟谢鲲大谈玄学，一连几天通宵达旦，终于一病不起，无可救药。
看来，卫玠其实是“过劳死”。他在建康，恐怕是躺在病床上或车子里被人围观的。一个人，重病在身还能受到那样的追捧，实在堪称漂亮至极。
被卫玠冷落的王敦表现得也很漂亮。他对谢鲲说：当年王弼的言论可谓金声，此番卫玠的清谈要算玉振。这是很高的评价，因为王弼是魏晋玄学创始人之一。他如果参加清谈会，是几乎没有对手，只能自问自答的。
可惜王弼更短命，只活了二十四年。
好歹活到了二十七岁的卫玠，同样是多愁善感的少年天才。据说，他未成年时便开始思考各种哲学问题，还专门去请教了当时的美男子兼清谈家乐广。
卫玠问：梦是什么？
乐广答：想。
卫玠说：梦中之事根本就没经历过，怎么是想呢？
乐广又答：因缘。
小小年纪的卫玠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因缘是什么，竟然抑郁成疾。乐广听说大吃一惊，立即乘车前往卫玠家为他分析解说，卫玠这才转危为安。
此事让乐广颇为感慨。卫玠成年后，乐广便把女儿嫁给了他。由于翁婿二人都聪明漂亮玲珑剔透，因此被评价为一个冰清（乐广），一个玉润（卫玠）。[36]
美与智，竟是这样的关系。
不知道乐广当年怎样为卫玠解说，但乐广的清谈水平却毋庸置疑。某次，一位客人跟他讨论《庄子》提出的“指不至”问题。这句话的意思是：概念与事物不可能完全相称，叫“指不至”；相称是没有止境的，叫“至不绝”。因此人类的认识也永无止境，不可能达到真理的彼岸。
问题是，概念与事物如果完全不能相称，那又要它干什么？真理的彼岸如果不能到达，那又何必追求？为什么我们使用概念时，多少总能有所认识？概念与事物，认识与真理，到底是什么关系？
客人想不明白，来问乐广。
乐广却举起了麈尾。
麈读如主，是鹿群的领袖。鹿群的行动，则全看鹿王尾巴的摆动。因此，麈尾有指挥棒的意思。名士们手中的麈尾，是类似于羽扇和拂尘的东西，有手柄和麈尾毛。它是清谈时的道具，后来更成为清谈领袖和高级士族的身份标志。至于本次，乐广则把它变成了说理的工具。[37]
客人问：指，究竟是至，还是不至？
乐广用麈尾触及几案说：至不？
客人说：至。
乐广又把麈尾移开：既然到了，怎么拿得走？
客人恍然大悟。
这是典型的清谈。事实上，尽管魏晋的清谈未必每次都像这样涉及深刻的哲学问题，但清谈必须富有哲理和充满智慧，则是可以肯定的。因此，它在魏晋是一件不可小看的事情。那些一流清谈家的聚会很久以后还广为传颂，表现突出的名士则会像国际影星一样出尽风头。
比如殷浩。
殷浩就是后来被司马昱用来制衡桓温的人。此人的政治和军事能力虽然一般，却因擅长清谈而享有盛名。所以他在早年以庾亮属下的身份来到建康时，王导竟然以丞相之尊专门为他召开清谈会，还亲手解下悬挂于帐带的麈尾与之对谈，直至半夜三更兴尽方散。
这次清谈会的内容无从知晓，但应该相当精彩。因为根据第二天早上桓温的回忆和评论，会上自始至终都没人插得上话，听得懂的则只有他自己和谢安的堂兄谢尚，另外两个名士就只能像小母狗似的乖乖待着。
不过，王导地位尊贵，殷浩则跟庾亮关系密切。因此尽管唇枪舌剑，也一定彬彬有礼，殷浩更是要收敛。等到他跟刘惔辩论时，可就火药味十足。跟另一位名叫孙盛的清谈家辩论时，更是双方都用力甩动麈尾，结果是饭菜冷了又热，热了又冷，里面落满了麈尾毛。
这样的辩论，就叫“剧谈”。
其实哪怕不是剧谈，也会让人紧张。因为清谈的知识和智慧含量极高，听不懂和跟不上都是丢人现眼的。所以谢尚向殷浩讨教时，才听了寥寥数语便已汗流浃背。殷浩则不紧不慢地说：来人呀，拿条毛巾给谢郎擦汗！[38]
但即便如此，魏晋名士仍趋之若鹜。事实上，清谈既是风流人物展示聪明才智的手段，也是上流社会重要的社交活动，因此老成持重如王导，飘逸潇洒如庾亮，野心勃勃如桓温，从容镇定如谢安，也都乐此不疲，因为这就是他们的生活情趣和生活方式。
清谈，是名士们的世界杯。
这并不奇怪。因为魏晋是士族的时代，而士族正是通过掌握知识和拥有智慧成为特权阶层的。无论是要显示自己的文化优势，还是要扩大自己的社会影响，他们都必须借助清谈。哪怕贵为相王如司马昱，也如此。
明白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魏晋玄学。
玄学当然也是“中国式哲学”，而且一开始还披着儒学的外衣，包括重新为《论语》这样的儒家经典作注。然而无论世界观还是方法论，玄学与儒学都南辕北辙。我们甚至可以说，孔夫子他们要的，就是玄学不要的；孔夫子他们不要的，则正是玄学想要的。
那么，玄学与儒学的区别何在？
借用康德的术语，儒学是“实践理性”的，玄学是“纯粹理性”的。儒家思考的那些现实世俗问题，比如政治和伦理，恰恰为玄学所不感兴趣。实际上玄学之“玄”，就在于研究课题的高深玄远和无关实际。比方说，世界的本体是什么，思辨的方法又是什么。
玄学形而上，儒学形而下。
很清楚，儒学最终要做，玄学却只需要说。这才有“清谈误国”的批评。对此，谢安曾嗤之以鼻。他说：秦任商鞅不尚空谈，怎么也二世而亡？[39]
事实上魏晋的清谈家中并不乏实干家，他们对玄学兴趣盎然也并非不务实，甚至也未必当真要弄清楚世界的本体是有是无，只不过欣赏和喜欢那高谈阔论之中体现和蕴含的智慧。是啊，当一群聪明绝顶的人聚在一起，挥舞着麈尾唇枪舌剑时，岂非极其高雅的智力游戏？
没错，这是一种活法，一种人生态度。
这种态度是哲学的，也是艺术的。
无弦琴
据说，陶渊明的琴没有弦。
不清楚他为什么要有这样一张无弦琴。如果是因为不懂音乐，或认为大音希声，固然可以无弦，那张琴岂非也是多余？然而陶渊明却偏偏要有琴。而且但凡有酒，就要抚弄那无弦琴，演奏着谁也听不见的乐曲。[40]
也许，琴就是他的麈尾。
没有证据显示陶渊明参加过清谈，但这绝不意味着他是另类。相反，作为魏晋最后一位名士，陶渊明的人生态度也是哲学和艺术的。只不过殷浩他们要以其他清谈家为交流对象，陶渊明的对象却是田园和自己。
这一点，可以从他的诗中读出。是啊，为什么村子里的鸡鸣狗吠，邻居家的炊烟袅袅，田野中的良苗远风，农耕时的带月荷锄，这些再普通寻常不过的情和景，会变成他心中和笔下的情之所钟？诗人其实已经做了回答：
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41]
辩就是言说，不是辨别。人类需要言说，是因为有心意要表达。心意可以是情感，是意志，是认识，但都需要通过概念性的语言来传递。然而概念性语言（言）能不能充分地表达心意（尽意），却是一个问题。为此，魏晋玄学分成了两派，一派主张可以，一派认为不能。
这就是“言尽意”和“言不尽意”之争。
也因此，此处的“辩”不能写成“辨”。
陶渊明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他只是告诉我们，当他采菊东篱下，悠悠然无意间看见了南山，看见那缓缓西下的秋阳和结伴而归的飞鸟时，就已经领悟到了什么（此中有真意），但想说的时候却忘了该怎么说。
当然，更重要的是：不必说。
所以，他的琴也不必有弦。因为重要的是真意，忘言则无关紧要。有此真意，则即便“结庐在人境”，也能“而无车马喧”，何况还有那菊花，那南山，那飞鸟。
这其实是艺术化的玄学。
实际上玄学的终极目的，就是要探究真意，只不过这真意是世界和宇宙的。这就更非一般概念性语言所能把握和表达，只能诉诸“玄言”，还得“玄之又玄”。当这种玄之又玄的语言也无法尽意时，就只能诉诸艺术了。
艺术也是言说，却是“非概念性”的。艺术语言无论抽象如音乐、书法，具象如雕塑、绘画，都多少具有不确定性。然而这种特性对于无法穷尽的真意却是福音。因为确定即限定，限定则有穷，那又岂能是众妙之门？
玄学的艺术化，势在必然。
而且，也只是换了一种言说的方式。
事实上陶渊明并没有否认言说的必要，否则他连这诗也可以不写。这就正如麈尾不是清谈的目的，清谈却仍然需要麈尾助兴。哲学也好，艺术也罢，都需要载体，也需要道具。所以，琴不能没有，哪怕无弦。
同样，围棋也不能没有子，哪怕只有黑白两种。
围棋与音乐、书法、绘画并称为琴棋书画，从分类学的角度看是很怪异的。但如果清谈也能变成游戏，围棋又为什么不能变成艺术？实际上在魏晋，围棋就是“无言的清谈”，叫“手谈”；也是“坐着的隐居”，叫“坐隐”。手谈睿智，坐隐清高。这岂止是艺术，简直就是哲学。[42]
当然，也是人生态度和生活情趣。
书法和绘画亦然。
如果说围棋是从游戏变成了哲学，那么，书法就是从实用变成了艺术。二者之间的区别，就在那字写出来是为了传递信息，还是仅仅为了好看。这就正如绘画作品是不是艺术，不能看功能，只能看审美。审美是有个性的。没有个性，就只有画工和画匠，没有画家。
这当然有一个漫长和渐进的过程。就连琴棋书画并称为四艺，也要到唐。但魏晋无疑是重大转折期。以顾恺之和王羲之为代表，不同于前人的观念开始产生，作为纯粹艺术的绘画和书法已是崭露头角或呼之欲出。[43]
毫无疑问，这首先得益于唯美的风尚。或者说，这种转变本身就是唯美风尚的组成部分。但书法成为独立的艺术门类，却很可能与玄学有关。因为只有经过哲学训练的头脑，才有可能从一撇一捺的线条组合中看出真意来。那样一种审美眼光，是要称之为“玄心妙鉴”的。
甚至就连琴棋书画在魏晋的大行其道，也许都要拜玄学所赐。至少，音乐、围棋和书法的共同特点，就是素雅和抽象。因此，它们与“大音希声，大象无形”以及“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的老庄思想是相通的，与玄言和清谈的风尚也是合拍的。[44]
看来，玄学艺术化的同时，艺术也在玄学化。
自然美的发现，同样如此。
跟艺术一样，晋人眼里的自然界也是玄学化的。玄学探究的是宇宙的规律，这规律被《老子》表述为“道法自然”。这句话的意思不是“道”之外还有一个什么“自然”供它效法，而是说“道”的法则就是“自然而然”。唯其如此，天地才会“有大美而不言”。[45]
那么，天地有大美而不言，是什么样子？
林无静树，川无停流。
这是两晋之交郭璞的诗，在后世备受推崇。有人甚至这样说：风声萧瑟，水声泓峥，那意境实在不可言传。每次读到这两句，便觉得神超形越。[46]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
因为深长意味尽在不言中。
很清楚，如果说玄学的艺术化是换了言说方式，那么自然的玄学化就是换了审视眼光。这种眼光就叫“玄对山水”，前提则是“方寸湛然”（方寸即心，湛即清澄）。[47]
也就是说，内心世界一片纯净。
现在，我们已经不难理解魏晋名士的审美取向，理解他们为什么那么喜欢玉，喜欢春月柳，喜欢松下风。我们也能理解，为什么秋冬之际的山阴道尤难为怀，而郊邑还在飘雪，山林却已皓然，会那么让人感动。
没错，所有这些都纯净而自然。
自然就真实，真实则率性。某个大雪纷飞的晚上，王献之的哥哥王徽之一觉醒来打开房门，发现那雪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停了。初晴的雪夜月色清朗四野皎然，于是当即决定去见画家戴逵。然而船行一夜来到戴家门前，徽之却吩咐返航。他说：乘兴而来，兴尽而去，何必见戴？[48]
也许，这就叫真性情。
有此真性情，人与人的交往也会变得纯净而自然。有一次，王徽之去建康，船停在码头上，正好精通音乐的名士桓伊在岸边路过。并不认识桓伊的王徽之，居然派人传话说：先生能为我吹笛子吗？当时已经名满天下的桓伊也二话不说，坐在胡床上吹奏三曲，然后转身上车而去。自始至终，两人没有一句客套和寒暄。[49]
什么叫性情中人？这就是。
真性情，美仪容，尚自然，爱智慧，重门第，所有这些加起来，也许便是魏晋风度。问题在于，这样一种风度有价值吗？如果有，又是什么呢？
李势妹妹的故事告诉我们，
魏晋是唯美的时代。
爱美之心不但人皆有之，
甚至可以决定一个人的生死。
唯美时代
公主震怒。
怒火满腔的殿下号称南康长公主，是明帝的女儿、成帝的姐姐。愤怒的原因则任何女人都能理解：她的丈夫居然在书房里偷偷藏了一个小妞。
小妞其实也是公主，哥哥李势是成汉国的皇帝，只不过此时已经亡国。率军灭亡了成汉的征西大将军桓温顺手牵羊，把李势年轻貌美的妹妹作为战利品带回了家中，背着妻子南康长公主“书屋藏娇”。
公主当然不能容忍。
震怒的公主一把推开了房门，身后跟随着几十个持刀的婢女。她们进门的时候，李势的妹妹正在梳头，长长的头发拖到地上，皮肤像玉一样温润。
所有人都看呆了。
李势的妹妹却不紧不慢继续梳头。她把头发梳好盘了起来，这才起身向公主行礼，然后平静而凄婉地说：国破家亡，无心至此，若能见杀，乃是本怀。
刀子被扔在了地下。南康长公主冲了过去，抱着李势的妹妹说：好孩子，你实在是太漂亮太可爱了，就连我看见你都要动心，何况我们家那个老东西！[1]
这当然是传闻，却未必不真实。至少，它表现出来的风气和风尚是真实的。那就是一个唯美的时代，爱美之心不但人皆有之，而且可以使人生，也可以让人死。
比如孙策。
孙权的哥哥孙策，与周瑜同为汉末有名的少年英雄和青年偶像。他们俩二十四岁迎娶江东美女大乔和小乔时，被吴人亲切而欣赏地呼为孙郎和周郎。那时的孙策，在战场和情场都很得意，真能让所有的男人都羡慕不已。
可惜好景不长，孙策被仇家刺伤。伤并不致命，只不过脸被划破。孙策却说：我的脸都变成这副样子了，还能再建功立业吗？说完大吼一声，创口破裂而死。[2]
奇怪！建功立业与长相有关系吗？
有，因为当时的社会风气就是以貌取人。一个人如果才貌出众，就会受到追捧，比别人更容易成功。
比如潘岳。
潘岳字安仁，小名檀奴，是西晋的文学家，也是当时的头号美男子。他甚至在后世成为俊男的标准，正如西施是美女的代名词。因此，一个男人如果长得漂亮就叫“貌若潘安”，女人则会把自己的最爱称为“檀郎”。
事实上潘岳早就是“大众情人”。他年轻的时候，只要拿着弹弓坐车出去玩，洛阳城的女人便会老老少少全都跑出来，手牵着手围着他看，还要往他的车里送水果。潘岳的风头，绝不亚于今天的好莱坞明星。
这当然很让人羡慕，因此另外两位文学家左思和张载便见贤思齐，也拿一个弹弓坐车出来玩。可惜他们俩的长相实在对不起观众，于是所有的女人都冲左思吐口水，男孩子都向张载扔石头。结果，潘岳空着车子出去，一车水果回来。张载空着车子出去，一车石头回来。[3]
如此风气是否可取，当然不妨见仁见智。实际上潘岳的人品十分可疑。为了巴结讨好贾皇后的外甥贾谧，他和石崇每天都要等候在街头，远远看见贾谧车子扬起的尘土便拜倒在地，叫“望尘而拜”，也叫“拜望尘”。
就连他的母亲都对此嗤之以鼻，潘岳自己最后也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据说，临刑前潘岳曾对母亲说：妈妈我对不起你！然而说什么都已经晚了。[4]
潘岳人头落地，尽管那张脸漂亮至极。
相反，庾亮则死里逃生。
与王导、桓温和谢安相比，庾亮可能是东晋“四大执政”中最漂亮的。晋元帝司马睿甚至就因为庾亮光彩照人风情万种，才决定聘他妹妹为皇太子司马绍之妃。庾亮也才得以在晋明帝司马绍驾崩后，以国舅爷的身份执掌朝政，大权独揽，尽管名义上的顾命大臣是他和王导两人。[5]
然而庾亮的能力显然不如王导、桓温和谢安，他一意孤行的结果则是逼反了拥兵自重的地方官苏峻。苏峻兵临建康城下，庾亮只好狼狈逃窜，先去投奔温峤，然后又和温峤一起向陶渊明的曾祖父征西大将军陶侃求援。[6]
陶侃却要杀庾亮。
这并非没有原因。于私，陶侃认为顾命大臣的名单中没有自己，是庾亮做了手脚。于公，苏峻之乱确实是庾亮一手酿成。所以，当陶侃率领大军来到温峤的驻地时，便明确表示不杀庾亮兄弟，不足以谢天下。而且，也只有杀了庾亮兄弟，苏峻才会从建康退兵。[7]
当然，也有人说陶侃并无这种表示，只不过大家都这样议论和猜测而已。但庾亮惶恐不安，则可以肯定。实际上这时的他，已经连逃跑的可能都没有，只能接受温峤的建议，硬着头皮去见陶侃。[8]
陶侃却又意外地高抬贵手。
此事同样是疑案，也众说纷纭。其中最具有戏剧性的说法是：陶侃一见庾亮，就为他的风度神采所倾倒。不但马上改变了态度，还非常喜欢器重这个漂亮人物。[9]
美能救人一命，这似乎是一个例证。
这当然未必可靠。比较可靠的说法，是庾亮在陶侃面前主动而坦诚地承担了酿成苏峻之乱的责任，在“引咎自责”的同时又表现出极佳的风度（风止可观），让陶侃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了看法，并表示出欣赏。[10]
可能吗？
完全可能。
实际上此案与李势妹妹的故事如出一辙。在那个案例中，真正打动南康长公主的，与其说是那姑娘的长发拖地和皮肤如玉，不如说是她的“神色闲正，辞甚凄婉”。或者说，正因为她视死如归，才格外地楚楚动人。
庾亮应该也如此。
事实上作为魏晋名士和当朝宰相，器量和风度之于庾亮简直就是起码的修养。他在与苏峻作战兵败逃亡时，手下的士兵射箭误中了自己船上的舵手。当时众人大惊失色如鸟兽散，庾亮却从容镇定不紧不慢地说：呵呵！这样的技术水平，怎么能指望他打败贼兵！[11]
这就跟谢安在海上的表现一模一样。
甚至直到晚年，庾亮也都维持着良好的风貌。苏峻之乱后，庾亮离开中枢出任荆州刺史，驻节武昌（今湖北鄂州）。某天晚上，一群名士聚在南楼吟诗作曲。就在音调渐入高亢之时，庾亮带着十几个侍从来了。众人正要起身回避，庾亮却说：诸位请留步，老夫也兴致不浅。
于是举座皆欢。
那是一个月朗风清的秋夜，参加聚会的也都是一时之选，包括后来被司马昱用于制衡桓温的清谈家殷浩。庾亮和众名士无拘无束地谈笑风生，一任凉爽的江风把他们的高谈阔论和欢声笑语送到远方。
远在建康的丞相王导，后来是从王羲之那里听说这件事的。听完，王导忍不住问：那时，元规（庾亮字）的风度恐怕不得不略有减损吧？
王羲之却不容置疑地回答：唯丘壑独存。[12]
这是很高的评价，王导也只能默然。问题是，王羲之他们极为看重的“丘壑”是什么？为什么只要心中存有“丘壑”就能风度不减，让人不敢小看呢？
漂亮地活着
丘壑就是深山幽谷。
深山幽谷是隐居的地方。王羲之说庾亮的心中“丘壑独存”，难道是说他有隐逸之心？
应该不是。
庾亮当然不会去做什么隐士，他甚至也不会“大隐隐于朝”。所谓“唯丘壑独存”，只不过是闲静超脱的胸怀情趣依然故我而已。这倒是魏晋名士必需的情怀。就连那位名士皇帝司马昱，也要把皇家园林看成深山幽谷。
这其实是一个悖论。
我们知道，魏晋是士族的时代，东晋尤其是。而所谓“士族”，则是世代读书做官的家族。这样的族群或阶层竟然以归隐山林为境界和情怀，岂非咄咄怪事？
当然奇怪，却不能简单地称之为“虚伪”。包括那位“望尘而拜”的潘岳，在撰写《闲居赋》的时候也未必就是虚情假意。也许，他确实愿意过那种钓钓鱼、种种菜的闲居生活，却又无法抵挡高官厚禄的诱惑。这就像围城：外面的人想进去，里面的人想出来，很难说哪个更真实。
实际上在魏晋名士那里，出来做官与向往隐逸并不矛盾。竹林七贤之一的山涛，最后不是官拜司徒，位列三公了吗？赞美庾亮“丘壑独存”的王羲之，不也担任了右将军的高级官职，因此被称为“王右军”吗？
不能说一点纠结都没有。嵇康的儿子嵇绍，就曾经在出（出仕）处（读如楚，隐退）之间左右为难。这当然主要由于政治原因：司马政权于他有杀父之仇。然而受嵇康之托抚养了他的山涛却说：天地之间，尚且有日月盈亏的千变万化、春夏秋冬的此消彼长，何况人事呢？[13]
意思很清楚：改朝换代不算什么。
嵇绍终于做了西晋的官，而且是著名的忠臣。八王之乱时，官居侍中的他挺身捍卫晋惠帝司马衷，结果被害于帝辇之侧。事后，宫人给晋惠帝换衣服，惠帝却说：朕这件衣服不要洗，那上面有嵇侍中的血！[14]
晋惠帝历来是被视为“白痴皇帝”的。现在看来，他的智商也许不高，情商却肯定不低。[15]
成问题的，反倒是某些“高智商”的人。
实际上从一开始，嵇绍的出仕和死节就备受争议。争论的焦点，则无非在忠与孝、出与处的关系。在许多被认为“有思想”的人看来，嵇绍根本就不该仕于晋，因为出仕则必须尽忠；而嵇绍越是忠于晋，就越是不孝于父。于是连带把嵇绍推荐给晋武帝的山涛，也备受诟病。[16]
但，这很重要吗？
未必。因为儒家伦理绝不代表魏晋风度。
那么，魏晋风度的主旋律是什么？
人要漂亮地活着。
的确，魏晋是唯美的时代；而在魏晋人看来，人物之美不仅是“长得漂亮”，更是“活得漂亮”。这当然并不容易。做到这一点，不但要有勇气，可能还得付出代价。
比如夏侯玄。
夏侯玄是魏晋玄学的开山宗师之一，也是曹魏与司马集团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他其实是被司马师杀害的，只不过表面上经过了司法程序。负责审讯的，则正是书法家钟繇的儿子、当时的廷尉（公安部长）钟毓（读如育）。
这是一场让帝国的审判官丢尽脸面的讯问。夏侯玄从走进审讯室那一刻起，就一言不发。严刑拷打之后，还是一言不发。钟毓交不了差，只好亲临现场。
跟随钟毓一起来的还有他的弟弟，也就是后来害死了嵇康的钟会。也许，钟会想缓和气氛；也许，他认为可以跟夏侯玄套近乎。总之，钟会自作聪明地上前握着夏侯玄的手说：太初（夏侯玄字）何至于此！
夏侯玄断然拒绝。他毫不客气地对钟会说：鄙人虽是受刑的囚犯，也请钟君放尊重点！
钟会狼狈至极。
廷尉钟毓就更加狼狈，因为司马师规定的期限眼看就要到了。惶惶不安之中，万般无奈之下，钟毓只好亲自捉刀代笔，按照司马师要求的口径替夏侯玄写了供词，然后流着眼泪拿给夏侯玄看。夏侯玄却只草草地看了一眼，便冷冷地说：难道不就该如此吗？
此后直至走上刑场，夏侯玄都神色不变。[17]
对此，人们尽可做出道德的赞扬和评价：有风骨，有气节，威武不能屈，等等。但如果换个说法，就叫“活得漂亮”。没错，论态度，是有节；论风度，是漂亮。
事实上夏侯玄也是漂亮人物，当时人们对他的点评就是“朗朗如日月之入怀”。他的漂亮甚至让魏明帝曹叡十分难堪，因为曹叡让自己的小舅子毛曾跟夏侯玄并坐，竟被时事评论员们称为“芦苇靠在了玉树旁”。[18]
这就又让人想起了嵇绍。
嵇绍同样活得漂亮。他在前去捍卫晋惠帝时，有人劝他带上一匹好马。嵇绍却说，此事只有两种结果：要么逆贼伏法，要么忠臣死节，带好马干什么？
那人只能一声叹息。[19]
实际上嵇绍原本漂亮，他甚至给我们留下了“鹤立鸡群”这个成语。事情的原委是：有人对竹林七贤之一的王戎说，嵇绍真是漂亮呀！那昂然挺拔的风度，就像野鹤独立于鸡群。王戎却说：那是因为你没见过他爹！[20]
那么，嵇康又漂亮到了什么程度？
跟夏侯玄以及夏侯玄的“同案犯”李丰一样。只不过夏侯玄是“玉树”，李丰和嵇康是“玉山”，或“玉山之将崩”。当时的说法是：李丰萎靡不振，或者嵇康酩酊大醉的时候，就像一座玉山将要轰然倒塌的样子。[21]
不难想象，那是怎样的风度和风采！
其实漂亮得像玉树的还有一个人，他就是庾亮。庾亮去世后，一位参加葬礼的名士十分痛惜地说：就这样把玉树埋在了黄土中，让人怎么受得了！[22]
什么样的人，才能获得如此评价？
外表清朗俊秀，风姿安详文雅，内心澄明透彻，处世超凡脱俗，没有一点污染。用王戎的话说，就叫“风尘外物”（超脱于世俗之外的人物）。[23]
没错，瑶林琼树，原本就不该在世间。
按照这个标准，庾亮似乎段位还不够，谢安的伯父谢鲲（字幼舆）就这么认为。有一次，还是太子的晋明帝司马绍问他：众人都拿庾亮跟您相比，您觉得怎么样？
谢鲲说：居庙堂之高，为百官典范，臣不如亮。处江湖之远，一丘一壑寄情山水，亮不如臣。[24]
这大约是实话。八王之乱时，长沙王司马乂曾下令鞭打谢鲲，谢鲲坦然脱衣就刑，面不改色。后来被赦免，同样面无喜容。如此泰然处之，恐怕就因为“丘壑独存”。所以后来顾恺之画像，便干脆把谢鲲画在了岩石里。这位中国的达·芬奇说：幼舆先生就该待在深山幽谷之中。[25]
然而谢鲲却其实是在朝的。他也好，庾亮也罢，恐怕都只不过把那深山幽谷藏在了心中。问题在于，人要活得漂亮，与那山山水水又有什么关系？当这种情愫、情结或情怀成为风尚时，又意味着什么呢？
也许，我们还得再借用一下谢鲲的眼睛。
人与自然
谢鲲最欣赏的除了嵇绍，就是卫玠。[26]
玠读如介，是一种玉器。卫玠自己也人如其名，像玉一样漂亮。据说，少年时代的他曾经坐一辆白羊车在洛阳城里走，结果满街议论纷纷：这是谁家玉璧般的孩子？
从此卫玠号为“璧人”。
可惜璧人儿不经看。卫玠二十七岁那年到建康时，由于四面八方赶来观看的人围得像一堵墙，竟不堪其扰一命呜呼，当时的说法叫做“看杀卫玠”。[27]
当然，漂亮得像玉的并非只有卫玠。夏侯玄和庾亮是玉树，李丰和嵇康是玉山，此外与王戎齐名的裴楷，夏侯玄的远房侄儿夏侯湛，还有美男子潘岳，也都被称为“玉人”，夏侯湛和潘岳还被称为“连璧”。[28]
如此看来，以玉比人，乃是当时的风尚。
那么，魏晋名士为什么如此看重玉？
或者说，玉的品质是什么？
纯洁而高贵。
实际上这就是魏晋风度的追求，因为这种风度的创造者是士族。士族这个概念常常让其他民族和国家的历史学家感到为难，因为在他们的话语系统中没有相应的词语可供翻译。出于无奈，便只好使用“贵族”这个称谓。
然而士族与贵族并不能画等号。根本的区别，在于贵族有世袭的爵位，士族没有。他们甚至不像欧洲中世纪的骑士，还有一个君主将剑放在右肩的册封仪式。因此，士族要实现彼此之间的身份认同，以及与其他阶层和族群的区别，除了靠族谱，还得靠外在风度和内在精神。
那么，什么样的精神和风度能够代表士族？
高贵和清纯。高贵是为了与卑贱者相区别，清纯则是为了与混浊者划清界限。这两条缺一不可，因为士族是一个优越感极强的阶层。他们通婚必须门当户对，也不能跟身份不配的人坐在一起，即便后者贵为皇亲国戚。毛曾被称为靠着玉树的芦苇，原因之一就在于他出身寒门。
出身寒门必定寒酸，寒酸则必无气度和品位，这就是高级士族的观念。尽管这种观念未必正确合理，却为名门望族所坚持。结果，位高权重的桓温为儿子求娶王坦之的女儿，便被老爷子王述拒绝；谢安家由于在西晋以前不是一流大族，竟也被讥为“新出门户”。[29]
不过士族的优越感是血缘的，更是文化的。因此他们更看重的不是贵贱，而是清浊。这是东汉末年就开始产生的观念，一般的理解大体是：正直为清，邪恶为浊；高雅为清，鄙俗为浊；读书人为清，暴发户为浊。
清纯而高贵，就叫清高。
所以，那些坚持自己的操守和品位，不跟权贵和暴发户同流合污的士大夫就叫清流。他们的声誉叫清望，品格叫清标，言论叫清议，就连扬起的尘土也叫清尘。
这就必须超凡脱俗。
因此，魏晋名士酷爱的对象、形象和意象，便或者是清纯的，或者是明亮的，或者是晶莹剔透的，或者是风姿绰约的，或者是楚楚动人的，而且几乎无不用于人物的鉴赏和品评。比方说：轩轩如朝霞举，濯濯如春月柳，朗朗如百间屋，烂烂如岩下电，肃肃如松下风。[30]
是啊，一个人，气宇轩昂有如朝霞升起，明净清新有如春柳初绿，开阔明朗有如高屋建瓴，目光炯炯有如岩下闪电，那是怎样的风采和风度！
还有清风朗月，那几乎是魏晋风度的形象代言人。
但更值得注意的，是松。
松，原本是道德的象征。所谓“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就是这个意思。这种象征意义魏晋也有，一位名叫和峤的大臣就被点评为“森森如千丈松”，意思是国家的栋梁。因此他的去世，也被称为“峨峨若千丈松崩”。[31]
比和峤更早得到这种好评的是李膺。李膺是东汉名士的领袖，位居名士排行榜“八俊”的榜首（请参看本中华史第九卷《两汉两罗马》）。他得到的评价，是有如劲松之下强劲的清风（谡谡如劲松下风）。[32]
这是风骨的象征。
嵇康也获得了类似评价。山涛就说嵇康平时有如“孤松之独立”，醉倒有如“玉山之将崩”，其他人则认为嵇康“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也就是说，李膺的风清冽强劲（谡谡），嵇康却是慢慢吹上去的。这样的松下风，显然更有一种飘逸潇洒甚至自由散漫的神韵。[33]
实际上，这也是东汉与魏晋的区别，即东汉更重道德而魏晋更重审美。而且，审美的前提是“丘壑独存”。难怪一个人优秀漂亮，就叫“长松下当有清风”；也难怪人们对山涛的观感有如“登山临下”，但觉“幽然深远”。[34]
这可真是活得漂亮。
没错，漂亮得就像大自然。
魏晋名士对自然界的热爱，确实超过了前人。简文帝那一句“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道尽了他们的心曲。他们不但以清风明月、春柳劲松来品评人物，更亲自置身于大自然之中，并从中体验到难以言表的愉悦。
比如顾恺之和王献之。
顾恺之是画家，王献之是书法家，但他们最喜欢的都是会稽郡山阴县（今浙江绍兴）一带的山山水水。顾恺之的描述是：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王献之的说法则是：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为怀。
两位都是艺术家，感受当然敏锐，不过这种感受能力却未必没有普遍性。有一位僧人从建康回会稽路过吴中遇到下雪，事后对当时情景的描述便同样富有诗意：郊邑还在纷纷扬扬，山林却是一片洁白。[35]
对于这样的文字，任何解释都会显得多余。要说的仅仅是：这已经完全不同于之前《诗经》和《楚辞》对风景的描写。在那里，自然和自然现象只不过是人物或故事的背景。在这里，却是独立和纯粹的审美对象。
同样，魏晋人眼中的自然界，也不再是孔夫子那里的道德象征、董仲舒那里的政治筹码。它跟现实生活中的人物一样可以观赏和品评，只不过也许更漂亮。
天人依然合一，然而意味不同。
这是中华文明史上的一大转折，人与自然的关系从道德和政治的一变而为审美的，由此产生的文明成果则是山水画和山水诗。尽管它们要到隋唐以后才蔚为大观，但东晋却无疑在观念上开启了先河。
转变并不奇怪，因为魏晋是一个唯美的时代，而最漂亮的活法则莫过于自然。事实上魏晋人热爱自然界，就因为它自然。自然在汉语中，原本就是“天然如此，无须人为”的意思。能做到这一点的，则非自然界莫属。所以日本人用“自然”来翻译nature，也很自然。
然而正如中国的山水画不能理解为西方的风景画，魏晋对自然的发现也与科学无关。在人们眼里，自然界仍然是人类社会的一部分，是有意志力和人情味的。因此，当他们不再将自然界道德化和政治化以后，发展起来的便是自然科学以外的两种精神文明。
这就是哲学和艺术。
魏晋世界杯
魏晋的哲学是玄学，玄学的表现是清谈。清谈和唯美是当时的两大风尚，东晋四大执政王导、庾亮、桓温、谢安，还有前面提到的漂亮人物比如夏侯玄，也都同时是清谈家。璧人儿卫玠更不但被看死，还差点被谈死。
卫玠是在西晋战乱时陪着母亲南下的。他先到了江夏（今湖北武汉），后到了豫章（今江西南昌），最后被看死在建康（今江苏南京）。实际上他在被围观前就已经大病一场，原因则是遇到了谢鲲。
被顾恺之画在岩石里的谢鲲是野心家王敦的属下。当时王敦镇守豫章，卫玠前去拜访，与谢鲲一见如故。结果卫玠居然置主人王敦于不顾，跟谢鲲大谈玄学，一连几天通宵达旦，终于一病不起，无可救药。
看来，卫玠其实是“过劳死”。他在建康，恐怕是躺在病床上或车子里被人围观的。一个人，重病在身还能受到那样的追捧，实在堪称漂亮至极。
被卫玠冷落的王敦表现得也很漂亮。他对谢鲲说：当年王弼的言论可谓金声，此番卫玠的清谈要算玉振。这是很高的评价，因为王弼是魏晋玄学创始人之一。他如果参加清谈会，是几乎没有对手，只能自问自答的。
可惜王弼更短命，只活了二十四年。
好歹活到了二十七岁的卫玠，同样是多愁善感的少年天才。据说，他未成年时便开始思考各种哲学问题，还专门去请教了当时的美男子兼清谈家乐广。
卫玠问：梦是什么？
乐广答：想。
卫玠说：梦中之事根本就没经历过，怎么是想呢？
乐广又答：因缘。
小小年纪的卫玠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因缘是什么，竟然抑郁成疾。乐广听说大吃一惊，立即乘车前往卫玠家为他分析解说，卫玠这才转危为安。
此事让乐广颇为感慨。卫玠成年后，乐广便把女儿嫁给了他。由于翁婿二人都聪明漂亮玲珑剔透，因此被评价为一个冰清（乐广），一个玉润（卫玠）。[36]
美与智，竟是这样的关系。
不知道乐广当年怎样为卫玠解说，但乐广的清谈水平却毋庸置疑。某次，一位客人跟他讨论《庄子》提出的“指不至”问题。这句话的意思是：概念与事物不可能完全相称，叫“指不至”；相称是没有止境的，叫“至不绝”。因此人类的认识也永无止境，不可能达到真理的彼岸。
问题是，概念与事物如果完全不能相称，那又要它干什么？真理的彼岸如果不能到达，那又何必追求？为什么我们使用概念时，多少总能有所认识？概念与事物，认识与真理，到底是什么关系？
客人想不明白，来问乐广。
乐广却举起了麈尾。
麈读如主，是鹿群的领袖。鹿群的行动，则全看鹿王尾巴的摆动。因此，麈尾有指挥棒的意思。名士们手中的麈尾，是类似于羽扇和拂尘的东西，有手柄和麈尾毛。它是清谈时的道具，后来更成为清谈领袖和高级士族的身份标志。至于本次，乐广则把它变成了说理的工具。[37]
客人问：指，究竟是至，还是不至？
乐广用麈尾触及几案说：至不？
客人说：至。
乐广又把麈尾移开：既然到了，怎么拿得走？
客人恍然大悟。
这是典型的清谈。事实上，尽管魏晋的清谈未必每次都像这样涉及深刻的哲学问题，但清谈必须富有哲理和充满智慧，则是可以肯定的。因此，它在魏晋是一件不可小看的事情。那些一流清谈家的聚会很久以后还广为传颂，表现突出的名士则会像国际影星一样出尽风头。
比如殷浩。
殷浩就是后来被司马昱用来制衡桓温的人。此人的政治和军事能力虽然一般，却因擅长清谈而享有盛名。所以他在早年以庾亮属下的身份来到建康时，王导竟然以丞相之尊专门为他召开清谈会，还亲手解下悬挂于帐带的麈尾与之对谈，直至半夜三更兴尽方散。
这次清谈会的内容无从知晓，但应该相当精彩。因为根据第二天早上桓温的回忆和评论，会上自始至终都没人插得上话，听得懂的则只有他自己和谢安的堂兄谢尚，另外两个名士就只能像小母狗似的乖乖待着。
不过，王导地位尊贵，殷浩则跟庾亮关系密切。因此尽管唇枪舌剑，也一定彬彬有礼，殷浩更是要收敛。等到他跟刘惔辩论时，可就火药味十足。跟另一位名叫孙盛的清谈家辩论时，更是双方都用力甩动麈尾，结果是饭菜冷了又热，热了又冷，里面落满了麈尾毛。
这样的辩论，就叫“剧谈”。
其实哪怕不是剧谈，也会让人紧张。因为清谈的知识和智慧含量极高，听不懂和跟不上都是丢人现眼的。所以谢尚向殷浩讨教时，才听了寥寥数语便已汗流浃背。殷浩则不紧不慢地说：来人呀，拿条毛巾给谢郎擦汗！[38]
但即便如此，魏晋名士仍趋之若鹜。事实上，清谈既是风流人物展示聪明才智的手段，也是上流社会重要的社交活动，因此老成持重如王导，飘逸潇洒如庾亮，野心勃勃如桓温，从容镇定如谢安，也都乐此不疲，因为这就是他们的生活情趣和生活方式。
清谈，是名士们的世界杯。
这并不奇怪。因为魏晋是士族的时代，而士族正是通过掌握知识和拥有智慧成为特权阶层的。无论是要显示自己的文化优势，还是要扩大自己的社会影响，他们都必须借助清谈。哪怕贵为相王如司马昱，也如此。
明白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魏晋玄学。
玄学当然也是“中国式哲学”，而且一开始还披着儒学的外衣，包括重新为《论语》这样的儒家经典作注。然而无论世界观还是方法论，玄学与儒学都南辕北辙。我们甚至可以说，孔夫子他们要的，就是玄学不要的；孔夫子他们不要的，则正是玄学想要的。
那么，玄学与儒学的区别何在？
借用康德的术语，儒学是“实践理性”的，玄学是“纯粹理性”的。儒家思考的那些现实世俗问题，比如政治和伦理，恰恰为玄学所不感兴趣。实际上玄学之“玄”，就在于研究课题的高深玄远和无关实际。比方说，世界的本体是什么，思辨的方法又是什么。
玄学形而上，儒学形而下。
很清楚，儒学最终要做，玄学却只需要说。这才有“清谈误国”的批评。对此，谢安曾嗤之以鼻。他说：秦任商鞅不尚空谈，怎么也二世而亡？[39]
事实上魏晋的清谈家中并不乏实干家，他们对玄学兴趣盎然也并非不务实，甚至也未必当真要弄清楚世界的本体是有是无，只不过欣赏和喜欢那高谈阔论之中体现和蕴含的智慧。是啊，当一群聪明绝顶的人聚在一起，挥舞着麈尾唇枪舌剑时，岂非极其高雅的智力游戏？
没错，这是一种活法，一种人生态度。
这种态度是哲学的，也是艺术的。
无弦琴
据说，陶渊明的琴没有弦。
不清楚他为什么要有这样一张无弦琴。如果是因为不懂音乐，或认为大音希声，固然可以无弦，那张琴岂非也是多余？然而陶渊明却偏偏要有琴。而且但凡有酒，就要抚弄那无弦琴，演奏着谁也听不见的乐曲。[40]
也许，琴就是他的麈尾。
没有证据显示陶渊明参加过清谈，但这绝不意味着他是另类。相反，作为魏晋最后一位名士，陶渊明的人生态度也是哲学和艺术的。只不过殷浩他们要以其他清谈家为交流对象，陶渊明的对象却是田园和自己。
这一点，可以从他的诗中读出。是啊，为什么村子里的鸡鸣狗吠，邻居家的炊烟袅袅，田野中的良苗远风，农耕时的带月荷锄，这些再普通寻常不过的情和景，会变成他心中和笔下的情之所钟？诗人其实已经做了回答：
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41]
辩就是言说，不是辨别。人类需要言说，是因为有心意要表达。心意可以是情感，是意志，是认识，但都需要通过概念性的语言来传递。然而概念性语言（言）能不能充分地表达心意（尽意），却是一个问题。为此，魏晋玄学分成了两派，一派主张可以，一派认为不能。
这就是“言尽意”和“言不尽意”之争。
也因此，此处的“辩”不能写成“辨”。
陶渊明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他只是告诉我们，当他采菊东篱下，悠悠然无意间看见了南山，看见那缓缓西下的秋阳和结伴而归的飞鸟时，就已经领悟到了什么（此中有真意），但想说的时候却忘了该怎么说。
当然，更重要的是：不必说。
所以，他的琴也不必有弦。因为重要的是真意，忘言则无关紧要。有此真意，则即便“结庐在人境”，也能“而无车马喧”，何况还有那菊花，那南山，那飞鸟。
这其实是艺术化的玄学。
实际上玄学的终极目的，就是要探究真意，只不过这真意是世界和宇宙的。这就更非一般概念性语言所能把握和表达，只能诉诸“玄言”，还得“玄之又玄”。当这种玄之又玄的语言也无法尽意时，就只能诉诸艺术了。
艺术也是言说，却是“非概念性”的。艺术语言无论抽象如音乐、书法，具象如雕塑、绘画，都多少具有不确定性。然而这种特性对于无法穷尽的真意却是福音。因为确定即限定，限定则有穷，那又岂能是众妙之门？
玄学的艺术化，势在必然。
而且，也只是换了一种言说的方式。
事实上陶渊明并没有否认言说的必要，否则他连这诗也可以不写。这就正如麈尾不是清谈的目的，清谈却仍然需要麈尾助兴。哲学也好，艺术也罢，都需要载体，也需要道具。所以，琴不能没有，哪怕无弦。
同样，围棋也不能没有子，哪怕只有黑白两种。
围棋与音乐、书法、绘画并称为琴棋书画，从分类学的角度看是很怪异的。但如果清谈也能变成游戏，围棋又为什么不能变成艺术？实际上在魏晋，围棋就是“无言的清谈”，叫“手谈”；也是“坐着的隐居”，叫“坐隐”。手谈睿智，坐隐清高。这岂止是艺术，简直就是哲学。[42]
当然，也是人生态度和生活情趣。
书法和绘画亦然。
如果说围棋是从游戏变成了哲学，那么，书法就是从实用变成了艺术。二者之间的区别，就在那字写出来是为了传递信息，还是仅仅为了好看。这就正如绘画作品是不是艺术，不能看功能，只能看审美。审美是有个性的。没有个性，就只有画工和画匠，没有画家。
这当然有一个漫长和渐进的过程。就连琴棋书画并称为四艺，也要到唐。但魏晋无疑是重大转折期。以顾恺之和王羲之为代表，不同于前人的观念开始产生，作为纯粹艺术的绘画和书法已是崭露头角或呼之欲出。[43]
毫无疑问，这首先得益于唯美的风尚。或者说，这种转变本身就是唯美风尚的组成部分。但书法成为独立的艺术门类，却很可能与玄学有关。因为只有经过哲学训练的头脑，才有可能从一撇一捺的线条组合中看出真意来。那样一种审美眼光，是要称之为“玄心妙鉴”的。
甚至就连琴棋书画在魏晋的大行其道，也许都要拜玄学所赐。至少，音乐、围棋和书法的共同特点，就是素雅和抽象。因此，它们与“大音希声，大象无形”以及“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的老庄思想是相通的，与玄言和清谈的风尚也是合拍的。[44]
看来，玄学艺术化的同时，艺术也在玄学化。
自然美的发现，同样如此。
跟艺术一样，晋人眼里的自然界也是玄学化的。玄学探究的是宇宙的规律，这规律被《老子》表述为“道法自然”。这句话的意思不是“道”之外还有一个什么“自然”供它效法，而是说“道”的法则就是“自然而然”。唯其如此，天地才会“有大美而不言”。[45]
那么，天地有大美而不言，是什么样子？
林无静树，川无停流。
这是两晋之交郭璞的诗，在后世备受推崇。有人甚至这样说：风声萧瑟，水声泓峥，那意境实在不可言传。每次读到这两句，便觉得神超形越。[46]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
因为深长意味尽在不言中。
很清楚，如果说玄学的艺术化是换了言说方式，那么自然的玄学化就是换了审视眼光。这种眼光就叫“玄对山水”，前提则是“方寸湛然”（方寸即心，湛即清澄）。[47]
也就是说，内心世界一片纯净。
现在，我们已经不难理解魏晋名士的审美取向，理解他们为什么那么喜欢玉，喜欢春月柳，喜欢松下风。我们也能理解，为什么秋冬之际的山阴道尤难为怀，而郊邑还在飘雪，山林却已皓然，会那么让人感动。
没错，所有这些都纯净而自然。
自然就真实，真实则率性。某个大雪纷飞的晚上，王献之的哥哥王徽之一觉醒来打开房门，发现那雪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停了。初晴的雪夜月色清朗四野皎然，于是当即决定去见画家戴逵。然而船行一夜来到戴家门前，徽之却吩咐返航。他说：乘兴而来，兴尽而去，何必见戴？[48]
也许，这就叫真性情。
有此真性情，人与人的交往也会变得纯净而自然。有一次，王徽之去建康，船停在码头上，正好精通音乐的名士桓伊在岸边路过。并不认识桓伊的王徽之，居然派人传话说：先生能为我吹笛子吗？当时已经名满天下的桓伊也二话不说，坐在胡床上吹奏三曲，然后转身上车而去。自始至终，两人没有一句客套和寒暄。[49]
什么叫性情中人？这就是。
真性情，美仪容，尚自然，爱智慧，重门第，所有这些加起来，也许便是魏晋风度。问题在于，这样一种风度有价值吗？如果有，又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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