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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朋友说:很期待你的中华史《三国纪》这一卷。
哦,是吗?
他很期望,我很惆怅。
三国,不该这样被人瞩目。
事实上,这段历史并不重要。它不但比不上之前的启废禅让、西周封建、秦并天下和独尊儒术,也比不上之后的五胡乱华,更不敢望百家争鸣之项背。
然而三国在海峡两岸和亚洲地区的知名度,却远远高于其他历史时期。当然,大多数人知道的故事是《三国演义》讲述的,很少有人去读陈寿的《三国志》和范晔的《后汉书》。中国如此,日本、韩国和越南也一样。
其实《三国演义》面世之初并无人问津,知识分子更是嗤之以鼻。直到清代的毛声山、毛宗岗父子增删改写点评之后,才风行天下。所以《三国演义》的成败得失,不能只算在罗贯中的账上,还要加上毛氏父子一份。
那么,毛氏父子给了什么“添加剂”?
这是只能由版本学家和文学史家回答的,但他俩的点评则多少透露出一点蛛丝马迹。比如典韦在征张绣的战争中阵亡,曹操是哭了的;赤壁战败之后,曹操也说过“郭奉孝(郭嘉)在,不使孤至此”的话,还失声痛哭说:哀哉奉孝!痛哉奉孝!惜哉奉孝![1]
但,也仅此而已。
毛批本《三国演义》却大肆渲染,做足了文章:哭典韦是当着将士们的面,哭郭嘉则是当着谋士们的面。于是毛氏父子点评说:哭典韦是为了感动众将士,哭郭嘉是为了羞愧众谋士,前一哭胜过了赏,后一哭胜过了打。
接下来,他们不无嘲讽地说:原来奸雄的眼泪既可当钱使,又能当棍子用。奸雄之奸,真是奸得可笑!
请问,这还是历史吗?
当然不是,但可看,好看,让人想看。
好看之于文学作品是必需的,因此不必那么在意历史的真实性,可以移花接木,张冠李戴,无中生有,以假乱真。比如诸葛亮不用魏延的“子午谷奇谋”是真,以空城计吓退司马懿是假,《三国演义》则照单全收。
于是毛氏父子点评说:前者表现了诸葛亮的小心,后者表现了他的大胆。但,如果他不是小心于平日,就绝不敢大胆于一时,司马懿也不会坚信不疑上当受骗。
因此毛氏父子得出结论:只有小心人不做大胆事,也只有小心人能做大胆事。
这就很有些哲理。
诸如此类的点睛之笔时有所见。比如他们说:忠厚人乖觉,极乖觉处正是极忠厚处;老实人使心,极使心处正是极老实处。又比如:英雄所自负者,义耳;奸雄所自负者,智耳。这就不但有人生哲理,还有价值取向。
可惜这些精彩都建立于一个前提上:三国是一部忠义与奸邪的斗争史。为了战胜奸邪,忠义只好以恶抗恶。这种对抗,说得好听叫斗智斗勇,说得难听就叫勾心斗角。
勾心斗角贯穿了《三国演义》的始终,尤其是在赤壁之战的前后。原本都是正人君子的周瑜和诸葛亮,也都变成了心怀鬼胎的卑鄙小人,一个“妒忌阴险”,另一个“奸刁险诈”,全无惺惺相惜、光明磊落可言。[2]
然而大家都说好看。
这可真是“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所谓“三国热”表现出的国民心态,甚至大中华文化圈的精神追求和文化心理,不可疑吗?[3]
实际上,《三国演义》历久不衰,吸引人们百看不厌的只有八个字:心机,算计,权术,谋略。它们可以用于战场、官场、商场甚至情场,谁不想要?
打出“重读经典”的旗号,不必吧?
就连作者和不少读者以为是“正能量”的忠义,也很可疑。什么是忠?臣忠于君,子忠于父,妻忠于夫。但,君要忠于臣吗?父要忠于子吗?夫要忠于妻吗?不用。请大家想想,这难道不是“不平等关系”?
义也大成问题。道义,正义,仁义,情义,信义,哪个才是真义或大义?当这些“义”发生矛盾冲突时,又该如之何?谁都没有解释,谁都说不清楚,也只能相机行事或者自作主张,你说我不仁,我说你不义。
忠义,变成了整人的武器。
这并不奇怪。事实上,这种核心价值观本身就很有问题。忠是单方面的人身依附,义是多角度的任意解释。忠是不变的,义是多变的。结果,要么信口雌黄,周公恐惧流言日;要么弄虚作假,王莽谦恭未篡时。
其实一切政治斗争,归根结底都是利益之争。争利而言义,只能是吹牛撒谎装模作样。这就是“伪善”。做假做出一套方法和技巧,则是“权谋”。不搞权谋也不行。因为大家都打道德牌,都要占领道德制高点,都要指责对方“不义”。这就只能搞阴谋,不能搞阳谋。
显然,权谋是因为伪善,伪善是因为忠义。被高高举起的那面“道德的旗帜”,其实是罪魁祸首。
这就是《三国演义》的“性之病”。[4]
也就是说,毛批本《三国演义》的问题,还不在于给历史“整容”,更在于“变性”。整容是可以的,变性是不可以的,除非明确表示你说的不是历史,读者也不把那小说当历史看。可惜,这一点从来就没人说清楚。
那么,三国这段历史的本性是什么?
前半段,是曹操与袁绍的路线斗争;后半段,则是曹魏、蜀汉和孙吴的权力斗争。后来三分归一统,不过是回到了历史的本来走向。指出这走向,并找出它背后的深刻意义和支配力量,才是历史学的任务。
因此在本书中,并没有多少剑拔弩张和老谋深算。本书不是《三国演义》,而是《三国纪》。你也许看不到某些特别想看的东西,只有尽可能接近真实的历史。
朋友,你会失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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