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中华史：南朝，北朝
第4章 宗教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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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后赵皇帝尊为“伟大导师”的佛图澄，
第一次将佛教置于国家公权力的保护之下。
但他能够利用皇权取得教权，
靠的却并不是佛学造诣，
而是道教喜欢的方术。
道教兴起
佛教在中国，一开始是被看作道教的。
这并不奇怪。中国原本没有宗教，也没有信仰。夏和夏以前大约只有巫术。商代有上帝，却是祖宗崇拜，不是宗教信仰。商的上帝也不是God，不是造物主，而是去世的帝王。与之对应的是“下帝”，即在任的商王。
下帝和上帝，都是人。
或者说，下帝是人，上帝是鬼，是死人。
之后的周人既拜祖宗也信天命。天的主要功能是授权天子管理天下，并对不合格的统治者进行革命。这样一种既是Heaven（上苍）又是Nature（自然）的存在其实是人，因此在以后的漫长时代也被形象地称为老天爷。
这同样不是宗教，不是信仰。
事实上，中国并不可能自发地产生宗教（原因请参看本中华史第二卷《国家》、第三卷《奠基者》、第九卷《两汉两罗马》），正如我们不可能自发地产生资本主义一样。也就是说，宗教之于中华，只能是外来的异族文化。因此初入中华的佛教，也只能被理解为中国已有的东西。[1]
那么，这东西是什么？
广义和初始的道教。
实际上，就像文化本是“用文明来教化”之意，宗教在汉语中也是“宗奉某种教化”的简称。于是，但凡“以道来教化”的理论和实践，便都是广义的道教。先秦的诸子百家，后来的佛教道教，都曾被这样理解。[2]
这当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宗教（religion）。
初始的道教也不是。它一半是思想，即黄老道；一半是法术，即方仙道。道教，是黄老和方仙的杂糅。
先说黄老道。
黄老道又叫黄老之术，简单地说就是打着黄帝和老子旗号的思想和方法。把黄帝和老子联系起来是在战国，大行其道则在两汉。这时的黄老道内容庞杂，包括世界大同的社会理想，无为而治的政治理念，再加上周易哲学、神仙思想和阴阳五行，是这些思想观念的大杂烩。
这是一种思潮。
作为思潮，黄老之术在汉初受到推崇，因为当时的统治者主张清静无为与民休息。但即便如此，他们对黄老的态度也只是信奉，不是信仰。而且就连这种信奉，在独尊儒术以后也逐渐淡出。黄老道中的周易哲学和阴阳五行被儒家吸纳，剩下的就只有神仙思想。
神仙思想是中国独有的，其他民族只有神没有仙。神与仙的区别在于：神是神，仙是人；或者神是死人，仙是活人。一个人，如果生前对国家和民族有大贡献，死后便可封神，就像罗马的恺撒。如果通过修炼或服药而长生不老肉体飞升，那就是仙，比如韩湘子或吕洞宾。
很清楚，封神是国家民族的事，个人只能成仙。
成仙是道教的核心。
实现成仙愿望的方式和技术就是方术，掌握方术的则是方士。方士起源于战国燕齐一带沿海地区，共同特点是能为一般人所不能为，比如，秦皇时徐福能求仙药，汉武时栾大能通鬼神，曹操时左慈神出鬼没，总之是或有奇方或有异术，因此能行走江湖并且结交王侯。
很难说这些人当中谁是骗子谁是奇人，但可以肯定方术并不简单地等于巫术，比如神医华佗就是方士。实际上在中国古代，巫术与医术往往密不可分，所谓方术则更有可能是被巫术化和神秘化的科学技术。
比如房中术。
房中术其实就是性科学和性技术。道教认为，性生活是必需的，但应该讲究方法。因为性交的意义既不是生育也不是纵欲，而是养生。换句话说，做爱就是合气，也就是把男人的阳气和女人的阴气进行调和，以达到“采阴补阳”和“采阳补阴”的双重目的。
这就只能通过肌肤之亲和交换体液来实现，因此性生活必不可少。只不过如果不合时宜，不知节制，不得要领，则会适得其反。因此要有禁忌，也要有技术。插入的深浅，抽动的快慢，性高潮的时机都有讲究。总之掌握了房中术，就能益寿延年返老还童，甚至成仙。
如此方术，恐怕不少人都乐意奉行。是啊，即便不能成仙，也能飘飘欲仙，或欲仙欲死，何乐不为？
方术与成仙的关系，大体如此。
这就是方仙道。
方仙道的内容当然远远不止于房中，至少还有服食和行气。行气其实是中医倡导的一种呼吸方式，目的是吐出浊气，吸取清气，即吐故纳新，简称吐纳。吐纳的同时还要配合体操，叫导引。再加上按摩，就是行气。
服食也包括两种，即服药和服丹。药就是灵芝一类的草木，所以叫药。丹则是以丹砂为主的矿石，所以叫丹。药能强身健体，丹能让人成仙，所以叫仙丹。最好的仙丹吃下去以后，成仙只需三日，叫九转金丹。
九转就是反复烧炼，炼丹的则是炉鼎。用丹砂等原材料炼出来的叫外丹，化学成分主要是铅和汞，结果不但不能成仙，反而会中毒。因此道教又主张以人体为炉鼎，用自己的精气神为药石和炉火来烧炼，这就是内丹。后来南宋的全真教南北二宗，便都排斥外丹，主张内丹。
服食、行气、房中术，是秦汉方术的三大派。此外，方术还包括天文（含占星术）、历算、占卜、命相、堪舆（看风水）、黄白（炼金术）等等。这些五花八门大多被道教照单全收，而且不少被附会为黄帝的发明和老庄的主张。
方仙道与黄老道，由此合二为一。
但这并不是宗教。事实上，方仙也好，黄老也罢，重中之重都是养生和成仙。这就只与个人有关，宗教却是社会有组织的行为。黄老道和方仙道如果不能与社会大众和国家事务发生关系，那就永远不过方术而已。
于是，斋醮（读如叫）和符箓（读如录）被发明了出来。
斋醮是一种祭祷仪式，程序有设坛、摆供、焚香、化符和念咒等等，目的则是求福消灾。这就至少在理论上是利国利民的事，因为斋醮的受惠者上至九五至尊，中至各级官员，下至平民百姓，完全一视同仁。
道教能有群众基础，斋醮的作用不可小看。
符箓则是用朱笔写在纸上的似字非字的图形，据说烧掉以后就能通神、驱鬼、求雨、治病。这就比成仙更能满足社会的需求。实际上最早的道教组织天师道和太平道（请参看本中华史第九卷《两汉两罗马》），就是靠符箓的神秘作用吸引广大信众，并发展壮大起来的。
更重要的是，符箓在后来还成了一种制度。天师道规定，一个人如果在一定仪式上接受了正式授予的符箓并随身佩戴，便意味着他加入了组织，成为这个教团的一员。我们知道，宗教的标志之一是教团组织，作用之一是身份认同（请参看本中华史第二卷《国家》）。因此有了符箓制度，方仙道距离宗教也就只有一步之遥。
然而这一步也可能是十万八千里。毕竟，宗教不可能在中国自发地产生，黄老道和方仙道也并不必然地要变成宗教。如果没有外力的推动和他人的示范，那么，天师道也好，太平道也罢，就算能够产生，也只能是靠巫术来维系的民间组织，弄不好还可能成为邪教。
幸好，佛教来了。
佛法西来
佛教传入中国的具体日子历来有不同说法。学术界普遍认可的，是西汉哀帝的元寿元年（前2）。这一年，有一位博士弟子听大月氏使者口授了《浮屠经》。浮屠其实就是佛陀（Buddha），大月氏使者讲述的则是释迦牟尼的生平故事，与后来所知的传说并无出入。[3]
这是比较可靠的最早时间。
那么，最晚是在什么时候？
东汉明帝时期。尽管明帝派遣使者到印度寻求佛法只是传说，但他弟弟楚王刘英崇尚浮屠，在王宫中斋戒礼拜应是事实，可见当时佛教的影响已经不小。而道教第一部经典《太平经》的诞生，却至少要在半个世纪之后。[4]
天师道和太平道成为宗教组织，就更晚。
因此，道教创始人从佛教那里受到启发获得灵感，甚至见贤思齐，是完全可能的。没错，从现存资料看，道教的创立似乎没有受到佛教的影响。问题是，说佛教对这件事毫无影响，就有证据吗？对不起，也没有。[5]
事实上，只有佛教的影响才能解释，天师道和太平道为什么会不约而同地被凭空创造出来。也许，他们并不知道宗教为何物，也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在创教，只不过认为别人有这么个东西，我们也应该有，可以有。
也因此，道教在发展过程中还会继续向佛教学习。佛有寺，道就有观；佛有僧尼，道就有道士；佛有袈裟，道就有道袍；佛有释迦牟尼，道教便只好把老子抬出来。其实老子是否确有其人都是问题，跟宗教更是风马牛不相及。但只有这样，道教才会看起来更像模像样一些。[6]
毫无疑问，这并不奇怪，也不丢人，因为文化原本就是需要学习甚至模仿的。吊诡的是，尽管道教对佛教亦步亦趋，后者却在东汉被看作类似于前者的东西。当然，是被看作初始的道教，即道教前的道教——前道教。
这样的佛教，叫浮屠道。
浮屠道就是外国的黄老道，这是东汉时期上流社会的普遍看法。因此楚王刘英和后来的汉桓帝，都是黄老与浮屠并尊。他们的宫中，则既有黄老祠，又有浮屠庙。[7]
不能说这样做没有道理。事实上，从未见过宗教的中国人只能按照已有的知识去理解那舶来品，比如把僧尼称为道人（道教的神职人员则叫道士）等等。更何况佛教主张的四大皆空，与道家哲学的无中生有；佛教主张的常乐我净，与道家哲学的清静无为，又何其相似乃尔！[8]
然而差别，也不能以道里计。
区别之一在目的。
道教的目的是成仙，佛教的目的是成佛。仙和佛都不是神，而是人。所以，这两个汉字也都是单人旁。这是道教与佛教的共同之处，也是他们与其他宗教不同的紧要之处。也就是说，佛教和道教都是人本的，这很符合中华文明的精神（请参看本中华史第三卷《奠基者》）。
但，仙与佛又大不相同。
仙的特点是不死，佛的特点是觉悟。一个人，只要悟得无上正等正觉（最高智慧），就可以立地成佛。当然，严格地说，只有做到自觉、觉他、觉行圆满，才是佛。只能做到自觉和觉他的，是菩萨（菩提萨埵Bodhisattva）。唯独自己一个人觉悟的，是罗汉（阿罗汉Arhat）。
罗汉、菩萨、佛，都会死。释迦牟尼就是八十岁时去世的，但他生前却已经成佛。他的去世，也被称为涅槃（Nirvana）或圆寂（Parinirvana）。
这是一种委婉的说法。
实际上，死亡是死亡，圆寂是圆寂，涅槃是涅槃。圆寂的本义是“圆满的寂灭”，涅槃则是佛教修行的最高境界。它在梵文中的原意是风的吹散，火的熄灭，却绝不是死亡。相反，是一种超越了生死也超越了时空、苦乐以及一切经验的状态。这种状态是不可言说的，只能称之为涅槃。
涅槃有四种德性，叫常乐我净。简单地说，不生不死就是常，永无痛苦就是乐，本性不变就是我，一尘不染就是净。显然，佛教的目的不是把人变成仙，而是改变人的精神状态。精神状态变了，至少也是罗汉。
罗汉与神仙，是两码事。
佛教与道教，也是两码事。
目的不同，方法和途径也不同。比如道教讲守一，佛教讲禅定，都要求精神的专一和专注，看起来很像，其实不同。简单地说，守一是为了防止精气神扩散和泄漏，从而保证长生不老；禅定却是要集中精力观想某个特定对象（比如莲花或诸佛），这样才能获得最高智慧。
显然，守一是养生，禅定是修心。
所以，佛教讲定慧双运，道教讲性命双修。性命就是性和命，神和形，心灵和身体。换句话说，性命双修就是既要身体健康，更要心理健康，是身心都健康。
这当然是很可贵的思想。
禅定则是禅和定的合称。禅（Dhyana）就是禅那，也就是静虑。定（Samadhi）就是等持，也就是专注。慧（Mati）则是明察，也是决断。这三个词连起来，就是安安静静地想（禅），专心致志地求（定），然后斩断迷惑，做出明察，获得佛教之所追求——般若（读如波惹）。
般若（Prajna）就是智慧，或通过智慧到达涅槃的彼岸，所以也叫般若波罗蜜多。佛教认为，生死是迷界，是此岸；涅槃是解脱，是彼岸。从此岸到彼岸，就叫波罗蜜多（Paramita）。而能够如此，是因为有智慧。智可以认识世间事，慧能够证悟出世法，合起来就是般若。
当然，这不是凡夫俗子能有的。
实际上，般若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智慧，而是成佛所需的特殊认识。拥有最高智慧“无上正等正觉”的，甚至只有佛陀一人。但不能成佛，还可以做罗汉。关键在于有没有觉悟，能不能从无边苦海中解脱出来。[9]
这就只能从长计议了（请参看本中华史第十四卷），但佛教与道教的区别却一目了然。不妨这样说：佛教是心灵的宗教，道教是生命的宗教。道教希望人活着就能过上神仙般的日子，佛教却更关注灵魂的安顿和寄托。因此，服食和行气等等，佛教也是不讲的。
没错，智慧与方术无关。
宗教需要的，也不是装神弄鬼点石成金。
所以释迦牟尼本人是反对巫术的。他甚至规定，弟子如果实施咒术就算违反了佛戒。不过这项规定并未在他的后继者那里得到严格的遵守。小乘佛教也好，大乘佛教也罢，都以附属的方式保留了咒术。至于与婆罗门相结合的密教，更是以高度组织化了的巫术为特征。[10]
然而宗教在本质上却不是巫术。如果它依然与巫术勾勾搭搭难解难分，那就没有必要变成宗教。因此，一种宗教越是纯粹，就越是远离巫术。中国的禅宗就是如此，尽管禅宗也不是真正和纯粹的宗教，而是哲学。
事实上禅宗之所以诞生，是因为佛教作为外来文化必须中国化。儒学化的禅宗是中国化的第三步，玄学化的般若学是第二步，巫术化的浮屠道则是第一步。第一步虽然看似荒唐，但没有它，佛教就不可能在中国落地生根。
当然，也不可能成为中华史的故事。
那就来看这一步。
一步登天
大和尚到！
随着典礼官一声高呼，所有的王公贵族都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包括他们的皇帝。
无疑，这是为了表示对一个人的崇敬。
这个人叫佛图澄。[11]
佛图澄是后赵佛教界的领袖，“大和尚”则是后赵皇帝石勒给他上的尊号，意思是“伟大导师”。[12]
僧人地位之尊贵，于此为最。
然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佛图澄获得这一地位，靠的并不是他的佛学造诣，而是道教喜欢的方术。
佛图澄是西域龟兹（读如秋慈，即今新疆库车）人，也可能是天竺（印度）人。他九岁出家并熟读佛经，进入内地前曾在敦煌逗留。西晋怀帝永嘉四年（310），佛图澄到洛阳传教，却赶上了西晋灭亡前的兵荒马乱，只好潜伏在石勒的一个部将家中。
有一天，石勒召见这位部将。
石勒说：据我所知，你这个人并没有什么奇谋，也没什么异术。可是最近一段时间，每次行军打仗，你都能预测到结果。实话告诉我，这是什么原因？
部将说：是一个沙门预测的。
沙门（Sramana）就是佛教的出家人。
部将还说：这个沙门预测到将军会得天下。
于是石勒召见了佛图澄。
这时的佛图澄自称已经一百多岁，可以不吃不喝只靠呼吸空气过日子。据说，他的肚子上有一个小洞，平时用棉絮塞住。晚上要读书时，只要拔出棉絮，洞中放射出来的光芒便足以将整个房间照耀得一片明亮。
呵呵，这哪里是和尚，明明是道士，或巫师。
石勒却不在乎是佛是道，他关心的是这个沙门能给自己带来什么好处。因此他问：佛道有什么灵验？
佛图澄很清楚，跟这个没文化的羯人讲什么般若智慧是没有用的，他的办法是要来一盆清水并焚香念咒。结果转眼之间，水中便长出了莲花，光彩夺目熠熠生辉。
所有人都大为叹服。
实际上这恐怕是一种魔术，当时的许多僧人和道士也都会玩。东汉末年一个名叫左慈的方士，就曾当着曹操的面从空空如也的铜盆里变出吴淞江的鲈鱼。另一次，他一个人自斟自饮，在座上百个士大夫都觉得酒足饭饱，街市上所有饭店的酒和肉则都莫名其妙地不翼而飞。
可惜曹操不信邪，他决定杀了这妖孽。
左慈看破了曹操的心思，立即穿墙而出，街市上的行人也统统都变成了左慈的模样，让曹操的兵丁无从下手。最后，被追捕的左慈竟然逃入羊群，又变成了羊。
曹操只好说：不杀你，不过试试你的法术罢了。
于是一头老公羊像人一样站起来说：何必如此！
话音刚落，数百只羊都变成了老公羊，也都屈着前蹄像人一样站起来说：何必如此！何必如此！
曹操终于没能杀了左慈。[13]
同样，石勒也没能杀掉佛图澄。
石勒顿起杀心并不奇怪，统治者总是不愿意让别人知道自己底细的，而佛图澄又总是料事如神。当然，这一次也一样。石勒刚刚有了一闪念，佛图澄就逃之夭夭。更让石勒大吃一惊的是，当他感到后悔并想念这僧人时，神秘失踪的佛图澄却又笑眯眯地出现在他面前。
石勒问：你昨晚为何出走？
佛图澄答：因为将军有了恶意。
石勒又问：今天为什么又来了？
佛图澄答：因为将军改变了主意。
石勒呵呵大笑说：你这道人信口开河！
没错，这时佛图澄的称呼还是“道人”。
佛图澄获得信任，是在他帮石勒建功立业之后。这些事业无一例外地都被说得神乎其神，比如听见寺庙的铃响就能预见某某敌将必败，在手掌上涂抹麻油就能看见前赵皇帝被擒，这就让石勒不得不信。更有可能的是，聪明的石勒发现，这个僧人对自己的帝业是帮得上大忙的。
因此称帝之后，石勒尊佛图澄为“大和尚”。
现在看来，佛图澄能够参与军政运筹帷幄，并非因为他真有什么“五眼六神通”，而是见多识广老于世故，更兼弟子众多消息灵通，再加上必要和适当的故弄玄虚，这才让他的建议和判断看起来像是神机妙算。结果，石勒和后继者石虎都对他心悦诚服，言听计从。
可惜世界上没有谁总能一帆风顺，羯人的政权就更是难免命运坎坷。公元343年，东晋出兵相逼，伐前凉又出师不利。后赵连遭挫折人心惶惶，石虎也怨气冲天怒火满腔。他发脾气说：奉佛供僧却招来外敌，佛有什么用？
佛图澄却自有说法。
说法来自轮回。佛图澄说：陛下前世是大商人，曾经举办法会供养了六十个阿罗汉，所以才转世投胎来到中华做了皇帝。这就是善有善报呀，为什么要抱怨呢？
石虎听了转怒为喜，跪下来答谢佛图澄。
不过，石虎还是有问题。
有一次他问：什么是佛法？
佛图澄答：不杀。
石虎说：朕为天下之主，岂能做到不杀？
佛图澄说：该杀的当然要杀。关键是不能有杀心，更不能滥杀无辜。只要陛下心怀慈悲，就能福祚延绵。杀几个恶贯满盈罪该万死的，不是问题。
石虎很满意。[14]
其实，佛图澄的说法很成问题。请问什么叫该杀？又有哪些人该杀？如果这世界上是有些人不该杀，有些人却该杀可杀的，不杀生的主张又有什么意义？
然而佛图澄却不会去纠缠这些问题，就算想清楚了也不会告诉我们。对于他来说，要紧的是把石虎争取到佛教这边来，哪怕他徒有弟子之名，并无慈悲之心。
事实证明，这很重要。后来，石虎鉴于僧人太多良莠不齐，曾经下诏要求有关部门治理整顿。于是，某些人便趁机提出要全面禁止佛教，石虎却予以驳回。他说，赵国人民有信奉自由。任何人都可以信佛，哪怕是汉人。[15]
有了最高当局的力挺，佛图澄的事业蒸蒸日上，佛教的传播也星火燎原。后赵短短几十年间，国内建立的寺庙多达八百九十三所，是佛教传入中国以来的最高数。
佛图澄成功了。
更重要的是，他改变了佛教的生态环境。过去，佛教的译经、建寺、传教，主要靠民间信徒的支持，再加乡绅富豪和知识分子的资助。佛图澄却让最高统治者把佛教置于国家公权力的保护之下，利用皇权来取得教权。
这在中国佛教史上，是第一次。[16]
佛图澄也因此成为划时代的人物。他的历史地位，也许只有让罗马皇帝狄奥多西跪下来忏悔的那位米兰大主教才能相比（请参看本中华史第九卷《两汉两罗马》）。更何况佛图澄的成功虽然空前，却并不绝后。在他之后直到清代，都不断有僧人走进宫廷，高僧的参政议政甚至成为一个传统。被视为方术的佛教，终于一步登天。
拾阶而上
与此同时，道教也登堂入室。
如果说佛教是从外国到中国，那么，道教便是从下层到上层。从东汉顺帝时期（125-144）于吉著《太平清领书》，到北魏太武帝改元太平真君（440）并亲至道坛接受符箓（442），这三百年的历程也很漫长。
路漫漫其修远兮，只能拾阶而上。
事实上，正如佛教的中国化有三个步骤，道教的合法化也有三个台阶。第一个是民间道教，这就是天师道和太平道。它们虽被看作道教诞生的标志，却其实只是“类宗教”或“准宗教”，而且是底层的甚至地下的。[17]
因此，天师道和太平道不但没有合法地位，还可能遭到取缔和镇压，尤其是在太平道变成黄巾军以后。
孙恩的组织，也一样。
幸运的是，由于教长张鲁投降曹操，天师道躲过一劫并得以传播。更幸运的是，它受到了部分魏晋名士的关注和欢迎。大批高级士族加入道教，甚至出现了世代尊奉道教的天师世家，比如王羲之、葛洪、陶弘景。领袖和主力由方士变成了名士，道教也就上了第二个台阶。
没错，民间道教变成了士族道教。[18]
士族道教是民间道教的升级版，也是士族阶级的奢侈品和麻醉剂。实际上，由于门阀制度和黑暗政治，士族作为阶级固然享有法定特权，可以养尊处优不劳而获，作为个人却并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更可怕的是，没人知道什么时候会祸从天降，又会落到谁的头上。
闲暇的日子需要打发，高贵的身份需要显示，这就有了清谈（请参看本中华史第十一卷《魏晋风度》）。不安的心灵需要抚慰，空虚的精神需要寄托，于是道教走红。
那么，为什么是道教，不是佛教？
因为东晋以后，偏安江左的士族心之所系已不再是国家兴亡和民族盛衰，而是既得利益和个人安危。他们并不想普度众生，只希望健康长寿。因此，道家学派中杨朱主张的及时行乐，庄子主张的逍遥自在，与道教宣扬的服食行气养生成仙，便一并成为士大夫的首选和最爱。
更何况，佛教是胡人的，道教是汉人的。
所以，尽管道教的士族化与佛教的玄学化几乎同时（都完成于东晋），士族化的道教却并没有变成玄学，变成玄学的是佛教的般若学。也就是说，对于佛教，名士们更看重的是义理，是哲学意味和思辨精神。对于道教，他们的态度却是实用主义的，与秦皇汉武并无二致。
很好，清谈有佛，成仙有道。
于是东晋的风气，便是沙门谈玄，名士炼丹。飘逸不群如王羲之，则既谈玄也炼丹。至于民间道教，当然毫无疑问地被视为邪门歪道，根本不能登大雅之堂。
从此，道教开始两极分化。转入地下的民间道教继续以通俗的形式传播，甚至从中产生出秘密组织，成为农民起义的旗帜和纽带。进入上层社会的士族道教则从书斋和道观走进宫廷，最后青云直上变成皇家道教。
这是第三个台阶。
皇家道教的诞生是必然的。事实上，没有皇帝这把保护伞，任何宗教都不可能获得合法性。因此，道教也要将自己置于皇权的羽翼之下，借助最高权力来求得生存和发展。只不过他们走出这一步，比佛教晚了将近百年。但异曲同工的是，道教依靠的也是北方少数民族政权。
当然，他们也有自己的佛图澄。
道教的佛图澄叫寇谦之。
寇谦之是北魏上谷昌平（今北京昌平）人，祖上也是世家大族，自己则从小就痴迷于仙道。可惜这位候补神仙虽然热情洋溢态度虔诚，却一直不得要领，经年累月服药练功全都没用，直至遇见一位高人。
高人叫成公兴。
成公兴说：先生有意学道，能隐居吗？
寇谦之说：当然能。
于是，寇谦之被带到华山的一间密室，吃了成公兴给他的一种药，从此没有了饥饿感。但是，当寇谦之来到嵩山的密室，被要求吃第二种药时，他吓得掉头就跑。
那种药，是毒虫和一些让人呕吐的东西。
成公兴叹了一口气说：看来先生与成仙是无缘了，不过却正好可以安邦定国，成为帝王之师。
没人知道寇谦之当时怎么想，只知道后来某一天，成公兴走进第三重密室死去，又在第二天复活，并被来到嵩山的两个仙童接走。原来，成公兴本是神仙，是因为犯了错误才被贬下凡尘的，刑期既满自然重返天庭。
呵呵，原来神仙也会犯错误。
寇谦之则在成公兴“仙逝”之后继续留在嵩山，直到被太上老君和他的玄孙亲自接见。两位上仙传给寇谦之道教秘笈和各种方术，授予他“天师”职称、方圆万里的教区以及统领人鬼之权，同时还赋予他两项神圣的使命，那就是治理整顿道教，并辅佐北方的太平真君。
显然，这是只能当作武侠小说来看的故事，却被隆重地载入史册，因为故事编得像模像样言之凿凿：太上老君下凡是在北魏神瑞二年（415）十月二十二，他的玄孙降临嵩山则在泰常八年（423）十月初五。[19]
这样的造假水平不能不让人佩服。
实际上这两个日子很可能真实地存在，只不过是寇谦之完成准备工作的时间。当然，那两项使命也是他自己赋予自己的。然而这正是寇谦之的过人之处，他非常清楚自己该干什么，也十分明白道教该向何处去。这是他深刻反省天师道近三百年历史和当前现状的结果。
那么，当时的道教问题在哪里？
低俗、混乱、危害政权。比方说，以修炼房中术之名淫乱苟且，以授人符箓之名勒索钱财，以进行宗教活动之名散布流言蜚语聚众闹事等等。这就为士大夫所不齿、统治者所不容，道教也迟早会被镇压或取缔。
宗教改革，势在必行。
改革是全方位的。从“扫黄打非”（废除房中术，清理伪书）、制度创新（增订斋戒仪范和戒律）到整顿组织（改革教职父死子继的陈规陋习），不一而足。但最重要的，是坚决维护国家政权，严禁妖言惑众，犯上作乱。
这才是关键所在。
改革后的道教被称为新天师道，也称北天师道。它的核心价值其实就是儒家主张的三纲五常，宗教形式和观念则大量模仿照搬佛教，包括立坛宇、修功德、诵经文、持戒律等等，也包括宣扬六道轮回。也就是说，实现改革目标其实靠的是两手：兼修儒教和引佛入道。[20]
寇谦之左右逢源。
如此识大体顾大局，当然颇得统治者的欢心、士大夫的赞同。公元424年或425年，也就是刘义隆成为宋文帝那年或次年，寇谦之在北魏首都平城建立了天师道场。十六年之后，太武帝改元太平真君。两年后，他又亲至道坛接受符箓，并使之成为新皇帝即位时必须举行的仪式。[21]
道教正式成为北魏国教。
寇谦之则成为北魏国师。
这时，距离佛图澄被尊为大和尚已近百年。在中国北方曾经风靡一时的佛教，现在命运又如何？
太武与梁武
佛教大难临头。
公元446年，也就是太武帝拓跋焘亲至道坛接受符箓的四年后，他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全面禁佛。太武帝的指令十分明确：所有的寺庙和佛像都必须捣毁，所有的经书都必须烧掉，所有的僧人无论老少都必须坑杀。而且，带兵离京平叛的太武帝，在长安就已经这样做了。
幸运的是，留守平城的皇太子拓跋晃不以为然。于是他一面上书父皇力陈不可，一面故意泄露消息，让各地的僧人带着经书佛像藏匿起来。不过，无法藏匿的寺庙还是被毁于一旦，太子本人也付出了惨重代价。但，如果不是他的暗中维护，佛教面临的将是灭顶之灾。
这是中国佛教史上的第一次大法难。
造成法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根本原因以后再说，直接原因则有两个：一是太武帝发现长安某寺庙居然私藏武器、财宝、酒具和女人；二是他的身边有人撺掇。[22]
撺掇太武帝的是崔浩。
崔浩是拓跋焘的亲信，也是寇谦之的盟友。当时，寇谦之带着编造的神话和经书来到平城，却没想到当局并没有那么好哄骗。太武帝只是给他安排了食宿，朝野上下也将信将疑。如果没有崔浩，寇谦之肯定一事无成。
那么，崔浩为什么要帮助寇谦之？
志同道合，或利益相关。
出身名门望族的崔浩是华夏文明的维护者，他的理想则是实现鲜卑民族和拓跋政权的全盘汉化（请见本书第二章）。因此，崔浩对佛教这种外来文化和外国宗教很是反感。他要尊崇的是儒家学说，哪怕这儒学已不纯粹。
对此，寇谦之深表理解和同情。
这同样并不奇怪。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新天师道可以说是披着道教外衣的新儒学，寇谦之的宗教改革则是道教的儒学化。他甚至向崔浩虚心求教说：太上老君赋予我的使命，是辅佐太平真君，承继千古绝统，因此令我兼修儒教。可惜我才疏学浅孤陋寡闻，还请你多多指导！
于是，崔浩便帮寇谦之恶补儒学。
寇谦之则向崔浩传授养生秘方。[23]
弄清楚可以互利双赢之后，崔浩便在太武帝面前为寇谦之鼓吹。崔浩的长篇大论其实只有一个要点：像寇谦之这样的清德隐仙居然不请自到，只能说明陛下所受的天命可以相当于当年的轩辕黄帝了。
听了这话，太武帝岂有不动心之理？
寇谦之能够成功，崔浩功不可没。
然而崔浩要灭佛，寇谦之却不同意。没错，道教与佛教确有意见分歧和利益冲突。但这只能打口水战，不能动真格的。赶尽杀绝的事，佛祖和老君都不会支持。因此寇谦之对崔浩说：你这样毁佛杀生，会祸及满门的！[24]
后来，崔浩果然被灭族。
佛教则死灰复燃。太武帝去世后，继位的文成帝便下诏复兴佛法，并把此前灭佛的责任，归咎为有关部门错误地领会了先帝意图。于是，由于前太子拓跋晃暗中保护而藏匿起来的僧人、佛像和经书，都重见天日。佛教再度在中国北方兴盛，直至遭遇第二次大法难（请见本书第五章）。
第二次是在公元574年。此间一百三十年，佛教一直受到北方统治者的尊崇。北魏一位临朝听政的太后不但建寺礼佛，斗争失败后还准备削发为尼。可惜她并没受到佛祖的保佑，依然被愤怒的政变者扔进了黄河。[25]
阿弥陀佛，罪过罪过！
然而这位太后在新都洛阳修建的永宁寺，却是北魏佛教繁荣的象征。据说，当时洛阳有佛教僧院一千多处，被称为伽蓝（僧伽蓝Sangharama，伽读如茄），永宁寺无疑堪称最壮观的寺院之一。它金盘炫目光照云表，就连中国禅宗的初祖菩提达摩见了，都不能不顶礼膜拜合掌数日。
四月初八的佛诞节，就更是盛况空前。旗幡如林，宝盖如云，香烟如雾，飘散的金花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梵乐和诵经之声响彻云霄。洛阳，简直就是佛国之都。[26]
实际上太武帝灭佛几年后，首都平城西郊的云冈石窟便已开凿。此后历时一百多年，凿出佛像十万多个，最大的高达七丈。迁都洛阳后，又在城南开凿龙门石窟，工程期延续四百年之久。再加上前秦开凿的敦煌石窟等等，佛陀那慈祥的面容和目光，可谓无处不在。
北朝千千窟，堪比南朝四百八十寺。[27]
不过佛教受到的最高礼遇和尊崇，是在太武帝灭佛的八十一年后。这一年（527），有一位南朝皇帝来到建康的一座寺庙，脱下皇袍，披起袈裟，以普通信众的身份在佛寺里服杂役，诵经文，讲佛学，一如在教堂里素服下跪的狄奥多西（请参见本中华史第九卷《两汉两罗马》）。只不过，那罗马皇帝是要忏悔，这中国皇帝是要舍身。
舍身，就是舍去凡身，供奉佛祖。
自愿舍身的是梁武帝，地点则是同泰寺，它的旧址上现在是明代所建的鸡鸣寺。梁武帝的舍身共有四次，当然每次都被群臣赎回，赎金是一个亿。也就是说，梁武帝四次舍身同泰寺，便为寺庙募得四个亿的国家捐款。[28]
这可真是佛教的最大赞助商。
梁武帝洋洋得意，他甚至以“皇帝菩萨”自居。然而菩提达摩却嗤之以鼻，认为他并无功德（请参看本中华史第十四卷）。事实上也没有——这些功德钱并非他个人所得，一分一厘都是民脂民膏。[29]
更何况梁武帝对佛教的狂热扶植，已经严重影响到国家财政和国计民生。要知道，按照当时的政策，寺庙的土地是不要钱的，和尚尼姑是不纳税的。结果，正如一位官员所说，天下户口已经丢失一半。而且长此以往，势必处处建庙家家剃发，不会有一寸土地和一个人属于国家。[30]
梁武帝当然明白这一点，他的办法是废除小乘佛教允许吃肉的规定，严禁酒肉并带头吃素。可惜这种假慈悲并不能解决问题，何况梁武帝的素菜也不便宜。[31]
实际上佛教的多次被灭，包括灭佛的同时灭道教，原因之一也在这里。是的，没有哪个政权会愿意自己的劳动力和战斗力，统统变成了在统治者看来毫无用处的出家人。
控制宗教的规模，是统治者不能不考虑的。
除了经济原因，还有政治原因。事实上，宗教如果对政治介入过深，统治者就不能不有所防范和忌惮。在这个问题上，他们放心的只有儒学。因为按照儒家的教导，居家则为孝子，出门则是忠臣，这样的子民谁不喜欢？
可惜儒学不是宗教，也只适合治世，不适合乱世。乱世无秩序，无权威，无希望，靠得住的只有神。是啊，统治者要借鬼神之威，造反派要假灵异之力，草民们期盼着救世之主，于是佛法大行，道教大兴。
剩下的事情就是选择。
选择也可以有各种标准，包括统治者的个人好恶，但在魏晋南北朝却还有民族问题。石虎就说，佛是戎神，理当供奉。如此，则北方重佛南方重道，才是当然。[32]
然而怪异的是，北魏太武帝是胡人，却灭佛；南朝梁武帝是汉人，却媚佛。这岂非颠倒？太武和梁武，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选择？在颠倒的背后，又有什么玄机呢？
也许，答案在南北朝谢幕的那一刻。
被后赵皇帝尊为“伟大导师”的佛图澄，
第一次将佛教置于国家公权力的保护之下。
但他能够利用皇权取得教权，
靠的却并不是佛学造诣，
而是道教喜欢的方术。
道教兴起
佛教在中国，一开始是被看作道教的。
这并不奇怪。中国原本没有宗教，也没有信仰。夏和夏以前大约只有巫术。商代有上帝，却是祖宗崇拜，不是宗教信仰。商的上帝也不是God，不是造物主，而是去世的帝王。与之对应的是“下帝”，即在任的商王。
下帝和上帝，都是人。
或者说，下帝是人，上帝是鬼，是死人。
之后的周人既拜祖宗也信天命。天的主要功能是授权天子管理天下，并对不合格的统治者进行革命。这样一种既是Heaven（上苍）又是Nature（自然）的存在其实是人，因此在以后的漫长时代也被形象地称为老天爷。
这同样不是宗教，不是信仰。
事实上，中国并不可能自发地产生宗教（原因请参看本中华史第二卷《国家》、第三卷《奠基者》、第九卷《两汉两罗马》），正如我们不可能自发地产生资本主义一样。也就是说，宗教之于中华，只能是外来的异族文化。因此初入中华的佛教，也只能被理解为中国已有的东西。[1]
那么，这东西是什么？
广义和初始的道教。
实际上，就像文化本是“用文明来教化”之意，宗教在汉语中也是“宗奉某种教化”的简称。于是，但凡“以道来教化”的理论和实践，便都是广义的道教。先秦的诸子百家，后来的佛教道教，都曾被这样理解。[2]
这当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宗教（religion）。
初始的道教也不是。它一半是思想，即黄老道；一半是法术，即方仙道。道教，是黄老和方仙的杂糅。
先说黄老道。
黄老道又叫黄老之术，简单地说就是打着黄帝和老子旗号的思想和方法。把黄帝和老子联系起来是在战国，大行其道则在两汉。这时的黄老道内容庞杂，包括世界大同的社会理想，无为而治的政治理念，再加上周易哲学、神仙思想和阴阳五行，是这些思想观念的大杂烩。
这是一种思潮。
作为思潮，黄老之术在汉初受到推崇，因为当时的统治者主张清静无为与民休息。但即便如此，他们对黄老的态度也只是信奉，不是信仰。而且就连这种信奉，在独尊儒术以后也逐渐淡出。黄老道中的周易哲学和阴阳五行被儒家吸纳，剩下的就只有神仙思想。
神仙思想是中国独有的，其他民族只有神没有仙。神与仙的区别在于：神是神，仙是人；或者神是死人，仙是活人。一个人，如果生前对国家和民族有大贡献，死后便可封神，就像罗马的恺撒。如果通过修炼或服药而长生不老肉体飞升，那就是仙，比如韩湘子或吕洞宾。
很清楚，封神是国家民族的事，个人只能成仙。
成仙是道教的核心。
实现成仙愿望的方式和技术就是方术，掌握方术的则是方士。方士起源于战国燕齐一带沿海地区，共同特点是能为一般人所不能为，比如，秦皇时徐福能求仙药，汉武时栾大能通鬼神，曹操时左慈神出鬼没，总之是或有奇方或有异术，因此能行走江湖并且结交王侯。
很难说这些人当中谁是骗子谁是奇人，但可以肯定方术并不简单地等于巫术，比如神医华佗就是方士。实际上在中国古代，巫术与医术往往密不可分，所谓方术则更有可能是被巫术化和神秘化的科学技术。
比如房中术。
房中术其实就是性科学和性技术。道教认为，性生活是必需的，但应该讲究方法。因为性交的意义既不是生育也不是纵欲，而是养生。换句话说，做爱就是合气，也就是把男人的阳气和女人的阴气进行调和，以达到“采阴补阳”和“采阳补阴”的双重目的。
这就只能通过肌肤之亲和交换体液来实现，因此性生活必不可少。只不过如果不合时宜，不知节制，不得要领，则会适得其反。因此要有禁忌，也要有技术。插入的深浅，抽动的快慢，性高潮的时机都有讲究。总之掌握了房中术，就能益寿延年返老还童，甚至成仙。
如此方术，恐怕不少人都乐意奉行。是啊，即便不能成仙，也能飘飘欲仙，或欲仙欲死，何乐不为？
方术与成仙的关系，大体如此。
这就是方仙道。
方仙道的内容当然远远不止于房中，至少还有服食和行气。行气其实是中医倡导的一种呼吸方式，目的是吐出浊气，吸取清气，即吐故纳新，简称吐纳。吐纳的同时还要配合体操，叫导引。再加上按摩，就是行气。
服食也包括两种，即服药和服丹。药就是灵芝一类的草木，所以叫药。丹则是以丹砂为主的矿石，所以叫丹。药能强身健体，丹能让人成仙，所以叫仙丹。最好的仙丹吃下去以后，成仙只需三日，叫九转金丹。
九转就是反复烧炼，炼丹的则是炉鼎。用丹砂等原材料炼出来的叫外丹，化学成分主要是铅和汞，结果不但不能成仙，反而会中毒。因此道教又主张以人体为炉鼎，用自己的精气神为药石和炉火来烧炼，这就是内丹。后来南宋的全真教南北二宗，便都排斥外丹，主张内丹。
服食、行气、房中术，是秦汉方术的三大派。此外，方术还包括天文（含占星术）、历算、占卜、命相、堪舆（看风水）、黄白（炼金术）等等。这些五花八门大多被道教照单全收，而且不少被附会为黄帝的发明和老庄的主张。
方仙道与黄老道，由此合二为一。
但这并不是宗教。事实上，方仙也好，黄老也罢，重中之重都是养生和成仙。这就只与个人有关，宗教却是社会有组织的行为。黄老道和方仙道如果不能与社会大众和国家事务发生关系，那就永远不过方术而已。
于是，斋醮（读如叫）和符箓（读如录）被发明了出来。
斋醮是一种祭祷仪式，程序有设坛、摆供、焚香、化符和念咒等等，目的则是求福消灾。这就至少在理论上是利国利民的事，因为斋醮的受惠者上至九五至尊，中至各级官员，下至平民百姓，完全一视同仁。
道教能有群众基础，斋醮的作用不可小看。
符箓则是用朱笔写在纸上的似字非字的图形，据说烧掉以后就能通神、驱鬼、求雨、治病。这就比成仙更能满足社会的需求。实际上最早的道教组织天师道和太平道（请参看本中华史第九卷《两汉两罗马》），就是靠符箓的神秘作用吸引广大信众，并发展壮大起来的。
更重要的是，符箓在后来还成了一种制度。天师道规定，一个人如果在一定仪式上接受了正式授予的符箓并随身佩戴，便意味着他加入了组织，成为这个教团的一员。我们知道，宗教的标志之一是教团组织，作用之一是身份认同（请参看本中华史第二卷《国家》）。因此有了符箓制度，方仙道距离宗教也就只有一步之遥。
然而这一步也可能是十万八千里。毕竟，宗教不可能在中国自发地产生，黄老道和方仙道也并不必然地要变成宗教。如果没有外力的推动和他人的示范，那么，天师道也好，太平道也罢，就算能够产生，也只能是靠巫术来维系的民间组织，弄不好还可能成为邪教。
幸好，佛教来了。
佛法西来
佛教传入中国的具体日子历来有不同说法。学术界普遍认可的，是西汉哀帝的元寿元年（前2）。这一年，有一位博士弟子听大月氏使者口授了《浮屠经》。浮屠其实就是佛陀（Buddha），大月氏使者讲述的则是释迦牟尼的生平故事，与后来所知的传说并无出入。[3]
这是比较可靠的最早时间。
那么，最晚是在什么时候？
东汉明帝时期。尽管明帝派遣使者到印度寻求佛法只是传说，但他弟弟楚王刘英崇尚浮屠，在王宫中斋戒礼拜应是事实，可见当时佛教的影响已经不小。而道教第一部经典《太平经》的诞生，却至少要在半个世纪之后。[4]
天师道和太平道成为宗教组织，就更晚。
因此，道教创始人从佛教那里受到启发获得灵感，甚至见贤思齐，是完全可能的。没错，从现存资料看，道教的创立似乎没有受到佛教的影响。问题是，说佛教对这件事毫无影响，就有证据吗？对不起，也没有。[5]
事实上，只有佛教的影响才能解释，天师道和太平道为什么会不约而同地被凭空创造出来。也许，他们并不知道宗教为何物，也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在创教，只不过认为别人有这么个东西，我们也应该有，可以有。
也因此，道教在发展过程中还会继续向佛教学习。佛有寺，道就有观；佛有僧尼，道就有道士；佛有袈裟，道就有道袍；佛有释迦牟尼，道教便只好把老子抬出来。其实老子是否确有其人都是问题，跟宗教更是风马牛不相及。但只有这样，道教才会看起来更像模像样一些。[6]
毫无疑问，这并不奇怪，也不丢人，因为文化原本就是需要学习甚至模仿的。吊诡的是，尽管道教对佛教亦步亦趋，后者却在东汉被看作类似于前者的东西。当然，是被看作初始的道教，即道教前的道教——前道教。
这样的佛教，叫浮屠道。
浮屠道就是外国的黄老道，这是东汉时期上流社会的普遍看法。因此楚王刘英和后来的汉桓帝，都是黄老与浮屠并尊。他们的宫中，则既有黄老祠，又有浮屠庙。[7]
不能说这样做没有道理。事实上，从未见过宗教的中国人只能按照已有的知识去理解那舶来品，比如把僧尼称为道人（道教的神职人员则叫道士）等等。更何况佛教主张的四大皆空，与道家哲学的无中生有；佛教主张的常乐我净，与道家哲学的清静无为，又何其相似乃尔！[8]
然而差别，也不能以道里计。
区别之一在目的。
道教的目的是成仙，佛教的目的是成佛。仙和佛都不是神，而是人。所以，这两个汉字也都是单人旁。这是道教与佛教的共同之处，也是他们与其他宗教不同的紧要之处。也就是说，佛教和道教都是人本的，这很符合中华文明的精神（请参看本中华史第三卷《奠基者》）。
但，仙与佛又大不相同。
仙的特点是不死，佛的特点是觉悟。一个人，只要悟得无上正等正觉（最高智慧），就可以立地成佛。当然，严格地说，只有做到自觉、觉他、觉行圆满，才是佛。只能做到自觉和觉他的，是菩萨（菩提萨埵Bodhisattva）。唯独自己一个人觉悟的，是罗汉（阿罗汉Arhat）。
罗汉、菩萨、佛，都会死。释迦牟尼就是八十岁时去世的，但他生前却已经成佛。他的去世，也被称为涅槃（Nirvana）或圆寂（Parinirvana）。
这是一种委婉的说法。
实际上，死亡是死亡，圆寂是圆寂，涅槃是涅槃。圆寂的本义是“圆满的寂灭”，涅槃则是佛教修行的最高境界。它在梵文中的原意是风的吹散，火的熄灭，却绝不是死亡。相反，是一种超越了生死也超越了时空、苦乐以及一切经验的状态。这种状态是不可言说的，只能称之为涅槃。
涅槃有四种德性，叫常乐我净。简单地说，不生不死就是常，永无痛苦就是乐，本性不变就是我，一尘不染就是净。显然，佛教的目的不是把人变成仙，而是改变人的精神状态。精神状态变了，至少也是罗汉。
罗汉与神仙，是两码事。
佛教与道教，也是两码事。
目的不同，方法和途径也不同。比如道教讲守一，佛教讲禅定，都要求精神的专一和专注，看起来很像，其实不同。简单地说，守一是为了防止精气神扩散和泄漏，从而保证长生不老；禅定却是要集中精力观想某个特定对象（比如莲花或诸佛），这样才能获得最高智慧。
显然，守一是养生，禅定是修心。
所以，佛教讲定慧双运，道教讲性命双修。性命就是性和命，神和形，心灵和身体。换句话说，性命双修就是既要身体健康，更要心理健康，是身心都健康。
这当然是很可贵的思想。
禅定则是禅和定的合称。禅（Dhyana）就是禅那，也就是静虑。定（Samadhi）就是等持，也就是专注。慧（Mati）则是明察，也是决断。这三个词连起来，就是安安静静地想（禅），专心致志地求（定），然后斩断迷惑，做出明察，获得佛教之所追求——般若（读如波惹）。
般若（Prajna）就是智慧，或通过智慧到达涅槃的彼岸，所以也叫般若波罗蜜多。佛教认为，生死是迷界，是此岸；涅槃是解脱，是彼岸。从此岸到彼岸，就叫波罗蜜多（Paramita）。而能够如此，是因为有智慧。智可以认识世间事，慧能够证悟出世法，合起来就是般若。
当然，这不是凡夫俗子能有的。
实际上，般若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智慧，而是成佛所需的特殊认识。拥有最高智慧“无上正等正觉”的，甚至只有佛陀一人。但不能成佛，还可以做罗汉。关键在于有没有觉悟，能不能从无边苦海中解脱出来。[9]
这就只能从长计议了（请参看本中华史第十四卷），但佛教与道教的区别却一目了然。不妨这样说：佛教是心灵的宗教，道教是生命的宗教。道教希望人活着就能过上神仙般的日子，佛教却更关注灵魂的安顿和寄托。因此，服食和行气等等，佛教也是不讲的。
没错，智慧与方术无关。
宗教需要的，也不是装神弄鬼点石成金。
所以释迦牟尼本人是反对巫术的。他甚至规定，弟子如果实施咒术就算违反了佛戒。不过这项规定并未在他的后继者那里得到严格的遵守。小乘佛教也好，大乘佛教也罢，都以附属的方式保留了咒术。至于与婆罗门相结合的密教，更是以高度组织化了的巫术为特征。[10]
然而宗教在本质上却不是巫术。如果它依然与巫术勾勾搭搭难解难分，那就没有必要变成宗教。因此，一种宗教越是纯粹，就越是远离巫术。中国的禅宗就是如此，尽管禅宗也不是真正和纯粹的宗教，而是哲学。
事实上禅宗之所以诞生，是因为佛教作为外来文化必须中国化。儒学化的禅宗是中国化的第三步，玄学化的般若学是第二步，巫术化的浮屠道则是第一步。第一步虽然看似荒唐，但没有它，佛教就不可能在中国落地生根。
当然，也不可能成为中华史的故事。
那就来看这一步。
一步登天
大和尚到！
随着典礼官一声高呼，所有的王公贵族都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包括他们的皇帝。
无疑，这是为了表示对一个人的崇敬。
这个人叫佛图澄。[11]
佛图澄是后赵佛教界的领袖，“大和尚”则是后赵皇帝石勒给他上的尊号，意思是“伟大导师”。[12]
僧人地位之尊贵，于此为最。
然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佛图澄获得这一地位，靠的并不是他的佛学造诣，而是道教喜欢的方术。
佛图澄是西域龟兹（读如秋慈，即今新疆库车）人，也可能是天竺（印度）人。他九岁出家并熟读佛经，进入内地前曾在敦煌逗留。西晋怀帝永嘉四年（310），佛图澄到洛阳传教，却赶上了西晋灭亡前的兵荒马乱，只好潜伏在石勒的一个部将家中。
有一天，石勒召见这位部将。
石勒说：据我所知，你这个人并没有什么奇谋，也没什么异术。可是最近一段时间，每次行军打仗，你都能预测到结果。实话告诉我，这是什么原因？
部将说：是一个沙门预测的。
沙门（Sramana）就是佛教的出家人。
部将还说：这个沙门预测到将军会得天下。
于是石勒召见了佛图澄。
这时的佛图澄自称已经一百多岁，可以不吃不喝只靠呼吸空气过日子。据说，他的肚子上有一个小洞，平时用棉絮塞住。晚上要读书时，只要拔出棉絮，洞中放射出来的光芒便足以将整个房间照耀得一片明亮。
呵呵，这哪里是和尚，明明是道士，或巫师。
石勒却不在乎是佛是道，他关心的是这个沙门能给自己带来什么好处。因此他问：佛道有什么灵验？
佛图澄很清楚，跟这个没文化的羯人讲什么般若智慧是没有用的，他的办法是要来一盆清水并焚香念咒。结果转眼之间，水中便长出了莲花，光彩夺目熠熠生辉。
所有人都大为叹服。
实际上这恐怕是一种魔术，当时的许多僧人和道士也都会玩。东汉末年一个名叫左慈的方士，就曾当着曹操的面从空空如也的铜盆里变出吴淞江的鲈鱼。另一次，他一个人自斟自饮，在座上百个士大夫都觉得酒足饭饱，街市上所有饭店的酒和肉则都莫名其妙地不翼而飞。
可惜曹操不信邪，他决定杀了这妖孽。
左慈看破了曹操的心思，立即穿墙而出，街市上的行人也统统都变成了左慈的模样，让曹操的兵丁无从下手。最后，被追捕的左慈竟然逃入羊群，又变成了羊。
曹操只好说：不杀你，不过试试你的法术罢了。
于是一头老公羊像人一样站起来说：何必如此！
话音刚落，数百只羊都变成了老公羊，也都屈着前蹄像人一样站起来说：何必如此！何必如此！
曹操终于没能杀了左慈。[13]
同样，石勒也没能杀掉佛图澄。
石勒顿起杀心并不奇怪，统治者总是不愿意让别人知道自己底细的，而佛图澄又总是料事如神。当然，这一次也一样。石勒刚刚有了一闪念，佛图澄就逃之夭夭。更让石勒大吃一惊的是，当他感到后悔并想念这僧人时，神秘失踪的佛图澄却又笑眯眯地出现在他面前。
石勒问：你昨晚为何出走？
佛图澄答：因为将军有了恶意。
石勒又问：今天为什么又来了？
佛图澄答：因为将军改变了主意。
石勒呵呵大笑说：你这道人信口开河！
没错，这时佛图澄的称呼还是“道人”。
佛图澄获得信任，是在他帮石勒建功立业之后。这些事业无一例外地都被说得神乎其神，比如听见寺庙的铃响就能预见某某敌将必败，在手掌上涂抹麻油就能看见前赵皇帝被擒，这就让石勒不得不信。更有可能的是，聪明的石勒发现，这个僧人对自己的帝业是帮得上大忙的。
因此称帝之后，石勒尊佛图澄为“大和尚”。
现在看来，佛图澄能够参与军政运筹帷幄，并非因为他真有什么“五眼六神通”，而是见多识广老于世故，更兼弟子众多消息灵通，再加上必要和适当的故弄玄虚，这才让他的建议和判断看起来像是神机妙算。结果，石勒和后继者石虎都对他心悦诚服，言听计从。
可惜世界上没有谁总能一帆风顺，羯人的政权就更是难免命运坎坷。公元343年，东晋出兵相逼，伐前凉又出师不利。后赵连遭挫折人心惶惶，石虎也怨气冲天怒火满腔。他发脾气说：奉佛供僧却招来外敌，佛有什么用？
佛图澄却自有说法。
说法来自轮回。佛图澄说：陛下前世是大商人，曾经举办法会供养了六十个阿罗汉，所以才转世投胎来到中华做了皇帝。这就是善有善报呀，为什么要抱怨呢？
石虎听了转怒为喜，跪下来答谢佛图澄。
不过，石虎还是有问题。
有一次他问：什么是佛法？
佛图澄答：不杀。
石虎说：朕为天下之主，岂能做到不杀？
佛图澄说：该杀的当然要杀。关键是不能有杀心，更不能滥杀无辜。只要陛下心怀慈悲，就能福祚延绵。杀几个恶贯满盈罪该万死的，不是问题。
石虎很满意。[14]
其实，佛图澄的说法很成问题。请问什么叫该杀？又有哪些人该杀？如果这世界上是有些人不该杀，有些人却该杀可杀的，不杀生的主张又有什么意义？
然而佛图澄却不会去纠缠这些问题，就算想清楚了也不会告诉我们。对于他来说，要紧的是把石虎争取到佛教这边来，哪怕他徒有弟子之名，并无慈悲之心。
事实证明，这很重要。后来，石虎鉴于僧人太多良莠不齐，曾经下诏要求有关部门治理整顿。于是，某些人便趁机提出要全面禁止佛教，石虎却予以驳回。他说，赵国人民有信奉自由。任何人都可以信佛，哪怕是汉人。[15]
有了最高当局的力挺，佛图澄的事业蒸蒸日上，佛教的传播也星火燎原。后赵短短几十年间，国内建立的寺庙多达八百九十三所，是佛教传入中国以来的最高数。
佛图澄成功了。
更重要的是，他改变了佛教的生态环境。过去，佛教的译经、建寺、传教，主要靠民间信徒的支持，再加乡绅富豪和知识分子的资助。佛图澄却让最高统治者把佛教置于国家公权力的保护之下，利用皇权来取得教权。
这在中国佛教史上，是第一次。[16]
佛图澄也因此成为划时代的人物。他的历史地位，也许只有让罗马皇帝狄奥多西跪下来忏悔的那位米兰大主教才能相比（请参看本中华史第九卷《两汉两罗马》）。更何况佛图澄的成功虽然空前，却并不绝后。在他之后直到清代，都不断有僧人走进宫廷，高僧的参政议政甚至成为一个传统。被视为方术的佛教，终于一步登天。
拾阶而上
与此同时，道教也登堂入室。
如果说佛教是从外国到中国，那么，道教便是从下层到上层。从东汉顺帝时期（125-144）于吉著《太平清领书》，到北魏太武帝改元太平真君（440）并亲至道坛接受符箓（442），这三百年的历程也很漫长。
路漫漫其修远兮，只能拾阶而上。
事实上，正如佛教的中国化有三个步骤，道教的合法化也有三个台阶。第一个是民间道教，这就是天师道和太平道。它们虽被看作道教诞生的标志，却其实只是“类宗教”或“准宗教”，而且是底层的甚至地下的。[17]
因此，天师道和太平道不但没有合法地位，还可能遭到取缔和镇压，尤其是在太平道变成黄巾军以后。
孙恩的组织，也一样。
幸运的是，由于教长张鲁投降曹操，天师道躲过一劫并得以传播。更幸运的是，它受到了部分魏晋名士的关注和欢迎。大批高级士族加入道教，甚至出现了世代尊奉道教的天师世家，比如王羲之、葛洪、陶弘景。领袖和主力由方士变成了名士，道教也就上了第二个台阶。
没错，民间道教变成了士族道教。[18]
士族道教是民间道教的升级版，也是士族阶级的奢侈品和麻醉剂。实际上，由于门阀制度和黑暗政治，士族作为阶级固然享有法定特权，可以养尊处优不劳而获，作为个人却并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更可怕的是，没人知道什么时候会祸从天降，又会落到谁的头上。
闲暇的日子需要打发，高贵的身份需要显示，这就有了清谈（请参看本中华史第十一卷《魏晋风度》）。不安的心灵需要抚慰，空虚的精神需要寄托，于是道教走红。
那么，为什么是道教，不是佛教？
因为东晋以后，偏安江左的士族心之所系已不再是国家兴亡和民族盛衰，而是既得利益和个人安危。他们并不想普度众生，只希望健康长寿。因此，道家学派中杨朱主张的及时行乐，庄子主张的逍遥自在，与道教宣扬的服食行气养生成仙，便一并成为士大夫的首选和最爱。
更何况，佛教是胡人的，道教是汉人的。
所以，尽管道教的士族化与佛教的玄学化几乎同时（都完成于东晋），士族化的道教却并没有变成玄学，变成玄学的是佛教的般若学。也就是说，对于佛教，名士们更看重的是义理，是哲学意味和思辨精神。对于道教，他们的态度却是实用主义的，与秦皇汉武并无二致。
很好，清谈有佛，成仙有道。
于是东晋的风气，便是沙门谈玄，名士炼丹。飘逸不群如王羲之，则既谈玄也炼丹。至于民间道教，当然毫无疑问地被视为邪门歪道，根本不能登大雅之堂。
从此，道教开始两极分化。转入地下的民间道教继续以通俗的形式传播，甚至从中产生出秘密组织，成为农民起义的旗帜和纽带。进入上层社会的士族道教则从书斋和道观走进宫廷，最后青云直上变成皇家道教。
这是第三个台阶。
皇家道教的诞生是必然的。事实上，没有皇帝这把保护伞，任何宗教都不可能获得合法性。因此，道教也要将自己置于皇权的羽翼之下，借助最高权力来求得生存和发展。只不过他们走出这一步，比佛教晚了将近百年。但异曲同工的是，道教依靠的也是北方少数民族政权。
当然，他们也有自己的佛图澄。
道教的佛图澄叫寇谦之。
寇谦之是北魏上谷昌平（今北京昌平）人，祖上也是世家大族，自己则从小就痴迷于仙道。可惜这位候补神仙虽然热情洋溢态度虔诚，却一直不得要领，经年累月服药练功全都没用，直至遇见一位高人。
高人叫成公兴。
成公兴说：先生有意学道，能隐居吗？
寇谦之说：当然能。
于是，寇谦之被带到华山的一间密室，吃了成公兴给他的一种药，从此没有了饥饿感。但是，当寇谦之来到嵩山的密室，被要求吃第二种药时，他吓得掉头就跑。
那种药，是毒虫和一些让人呕吐的东西。
成公兴叹了一口气说：看来先生与成仙是无缘了，不过却正好可以安邦定国，成为帝王之师。
没人知道寇谦之当时怎么想，只知道后来某一天，成公兴走进第三重密室死去，又在第二天复活，并被来到嵩山的两个仙童接走。原来，成公兴本是神仙，是因为犯了错误才被贬下凡尘的，刑期既满自然重返天庭。
呵呵，原来神仙也会犯错误。
寇谦之则在成公兴“仙逝”之后继续留在嵩山，直到被太上老君和他的玄孙亲自接见。两位上仙传给寇谦之道教秘笈和各种方术，授予他“天师”职称、方圆万里的教区以及统领人鬼之权，同时还赋予他两项神圣的使命，那就是治理整顿道教，并辅佐北方的太平真君。
显然，这是只能当作武侠小说来看的故事，却被隆重地载入史册，因为故事编得像模像样言之凿凿：太上老君下凡是在北魏神瑞二年（415）十月二十二，他的玄孙降临嵩山则在泰常八年（423）十月初五。[19]
这样的造假水平不能不让人佩服。
实际上这两个日子很可能真实地存在，只不过是寇谦之完成准备工作的时间。当然，那两项使命也是他自己赋予自己的。然而这正是寇谦之的过人之处，他非常清楚自己该干什么，也十分明白道教该向何处去。这是他深刻反省天师道近三百年历史和当前现状的结果。
那么，当时的道教问题在哪里？
低俗、混乱、危害政权。比方说，以修炼房中术之名淫乱苟且，以授人符箓之名勒索钱财，以进行宗教活动之名散布流言蜚语聚众闹事等等。这就为士大夫所不齿、统治者所不容，道教也迟早会被镇压或取缔。
宗教改革，势在必行。
改革是全方位的。从“扫黄打非”（废除房中术，清理伪书）、制度创新（增订斋戒仪范和戒律）到整顿组织（改革教职父死子继的陈规陋习），不一而足。但最重要的，是坚决维护国家政权，严禁妖言惑众，犯上作乱。
这才是关键所在。
改革后的道教被称为新天师道，也称北天师道。它的核心价值其实就是儒家主张的三纲五常，宗教形式和观念则大量模仿照搬佛教，包括立坛宇、修功德、诵经文、持戒律等等，也包括宣扬六道轮回。也就是说，实现改革目标其实靠的是两手：兼修儒教和引佛入道。[20]
寇谦之左右逢源。
如此识大体顾大局，当然颇得统治者的欢心、士大夫的赞同。公元424年或425年，也就是刘义隆成为宋文帝那年或次年，寇谦之在北魏首都平城建立了天师道场。十六年之后，太武帝改元太平真君。两年后，他又亲至道坛接受符箓，并使之成为新皇帝即位时必须举行的仪式。[21]
道教正式成为北魏国教。
寇谦之则成为北魏国师。
这时，距离佛图澄被尊为大和尚已近百年。在中国北方曾经风靡一时的佛教，现在命运又如何？
太武与梁武
佛教大难临头。
公元446年，也就是太武帝拓跋焘亲至道坛接受符箓的四年后，他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全面禁佛。太武帝的指令十分明确：所有的寺庙和佛像都必须捣毁，所有的经书都必须烧掉，所有的僧人无论老少都必须坑杀。而且，带兵离京平叛的太武帝，在长安就已经这样做了。
幸运的是，留守平城的皇太子拓跋晃不以为然。于是他一面上书父皇力陈不可，一面故意泄露消息，让各地的僧人带着经书佛像藏匿起来。不过，无法藏匿的寺庙还是被毁于一旦，太子本人也付出了惨重代价。但，如果不是他的暗中维护，佛教面临的将是灭顶之灾。
这是中国佛教史上的第一次大法难。
造成法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根本原因以后再说，直接原因则有两个：一是太武帝发现长安某寺庙居然私藏武器、财宝、酒具和女人；二是他的身边有人撺掇。[22]
撺掇太武帝的是崔浩。
崔浩是拓跋焘的亲信，也是寇谦之的盟友。当时，寇谦之带着编造的神话和经书来到平城，却没想到当局并没有那么好哄骗。太武帝只是给他安排了食宿，朝野上下也将信将疑。如果没有崔浩，寇谦之肯定一事无成。
那么，崔浩为什么要帮助寇谦之？
志同道合，或利益相关。
出身名门望族的崔浩是华夏文明的维护者，他的理想则是实现鲜卑民族和拓跋政权的全盘汉化（请见本书第二章）。因此，崔浩对佛教这种外来文化和外国宗教很是反感。他要尊崇的是儒家学说，哪怕这儒学已不纯粹。
对此，寇谦之深表理解和同情。
这同样并不奇怪。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新天师道可以说是披着道教外衣的新儒学，寇谦之的宗教改革则是道教的儒学化。他甚至向崔浩虚心求教说：太上老君赋予我的使命，是辅佐太平真君，承继千古绝统，因此令我兼修儒教。可惜我才疏学浅孤陋寡闻，还请你多多指导！
于是，崔浩便帮寇谦之恶补儒学。
寇谦之则向崔浩传授养生秘方。[23]
弄清楚可以互利双赢之后，崔浩便在太武帝面前为寇谦之鼓吹。崔浩的长篇大论其实只有一个要点：像寇谦之这样的清德隐仙居然不请自到，只能说明陛下所受的天命可以相当于当年的轩辕黄帝了。
听了这话，太武帝岂有不动心之理？
寇谦之能够成功，崔浩功不可没。
然而崔浩要灭佛，寇谦之却不同意。没错，道教与佛教确有意见分歧和利益冲突。但这只能打口水战，不能动真格的。赶尽杀绝的事，佛祖和老君都不会支持。因此寇谦之对崔浩说：你这样毁佛杀生，会祸及满门的！[24]
后来，崔浩果然被灭族。
佛教则死灰复燃。太武帝去世后，继位的文成帝便下诏复兴佛法，并把此前灭佛的责任，归咎为有关部门错误地领会了先帝意图。于是，由于前太子拓跋晃暗中保护而藏匿起来的僧人、佛像和经书，都重见天日。佛教再度在中国北方兴盛，直至遭遇第二次大法难（请见本书第五章）。
第二次是在公元574年。此间一百三十年，佛教一直受到北方统治者的尊崇。北魏一位临朝听政的太后不但建寺礼佛，斗争失败后还准备削发为尼。可惜她并没受到佛祖的保佑，依然被愤怒的政变者扔进了黄河。[25]
阿弥陀佛，罪过罪过！
然而这位太后在新都洛阳修建的永宁寺，却是北魏佛教繁荣的象征。据说，当时洛阳有佛教僧院一千多处，被称为伽蓝（僧伽蓝Sangharama，伽读如茄），永宁寺无疑堪称最壮观的寺院之一。它金盘炫目光照云表，就连中国禅宗的初祖菩提达摩见了，都不能不顶礼膜拜合掌数日。
四月初八的佛诞节，就更是盛况空前。旗幡如林，宝盖如云，香烟如雾，飘散的金花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梵乐和诵经之声响彻云霄。洛阳，简直就是佛国之都。[26]
实际上太武帝灭佛几年后，首都平城西郊的云冈石窟便已开凿。此后历时一百多年，凿出佛像十万多个，最大的高达七丈。迁都洛阳后，又在城南开凿龙门石窟，工程期延续四百年之久。再加上前秦开凿的敦煌石窟等等，佛陀那慈祥的面容和目光，可谓无处不在。
北朝千千窟，堪比南朝四百八十寺。[27]
不过佛教受到的最高礼遇和尊崇，是在太武帝灭佛的八十一年后。这一年（527），有一位南朝皇帝来到建康的一座寺庙，脱下皇袍，披起袈裟，以普通信众的身份在佛寺里服杂役，诵经文，讲佛学，一如在教堂里素服下跪的狄奥多西（请参见本中华史第九卷《两汉两罗马》）。只不过，那罗马皇帝是要忏悔，这中国皇帝是要舍身。
舍身，就是舍去凡身，供奉佛祖。
自愿舍身的是梁武帝，地点则是同泰寺，它的旧址上现在是明代所建的鸡鸣寺。梁武帝的舍身共有四次，当然每次都被群臣赎回，赎金是一个亿。也就是说，梁武帝四次舍身同泰寺，便为寺庙募得四个亿的国家捐款。[28]
这可真是佛教的最大赞助商。
梁武帝洋洋得意，他甚至以“皇帝菩萨”自居。然而菩提达摩却嗤之以鼻，认为他并无功德（请参看本中华史第十四卷）。事实上也没有——这些功德钱并非他个人所得，一分一厘都是民脂民膏。[29]
更何况梁武帝对佛教的狂热扶植，已经严重影响到国家财政和国计民生。要知道，按照当时的政策，寺庙的土地是不要钱的，和尚尼姑是不纳税的。结果，正如一位官员所说，天下户口已经丢失一半。而且长此以往，势必处处建庙家家剃发，不会有一寸土地和一个人属于国家。[30]
梁武帝当然明白这一点，他的办法是废除小乘佛教允许吃肉的规定，严禁酒肉并带头吃素。可惜这种假慈悲并不能解决问题，何况梁武帝的素菜也不便宜。[31]
实际上佛教的多次被灭，包括灭佛的同时灭道教，原因之一也在这里。是的，没有哪个政权会愿意自己的劳动力和战斗力，统统变成了在统治者看来毫无用处的出家人。
控制宗教的规模，是统治者不能不考虑的。
除了经济原因，还有政治原因。事实上，宗教如果对政治介入过深，统治者就不能不有所防范和忌惮。在这个问题上，他们放心的只有儒学。因为按照儒家的教导，居家则为孝子，出门则是忠臣，这样的子民谁不喜欢？
可惜儒学不是宗教，也只适合治世，不适合乱世。乱世无秩序，无权威，无希望，靠得住的只有神。是啊，统治者要借鬼神之威，造反派要假灵异之力，草民们期盼着救世之主，于是佛法大行，道教大兴。
剩下的事情就是选择。
选择也可以有各种标准，包括统治者的个人好恶，但在魏晋南北朝却还有民族问题。石虎就说，佛是戎神，理当供奉。如此，则北方重佛南方重道，才是当然。[32]
然而怪异的是，北魏太武帝是胡人，却灭佛；南朝梁武帝是汉人，却媚佛。这岂非颠倒？太武和梁武，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选择？在颠倒的背后，又有什么玄机呢？
也许，答案在南北朝谢幕的那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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