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中华史：秦并天下
第1章 始皇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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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的三大革命：
称皇帝，反封建，大一统。
兴亡只在顷刻间
大秦帝国像“泰坦尼克号”一样沉没了，迅速异常，没有商量，就像他们当年的横空出世。
请看时间表——
前230年，秦灭韩。
前228年，秦灭赵。
前225年，秦灭魏。
前223年，秦灭楚。
前222年，秦灭燕。
前221年，秦灭齐，嬴政称帝。
前210年，秦始皇卒，秦二世立。
前209年，陈胜吴广起义。
前207年，秦去帝号，改称秦王。
前206年，秦亡。
这就是说，从王国变成帝国，秦只用了九年工夫；从称帝到灭亡，也不到十五年。
如此结局，恐怕是秦始皇没有想到的。
事实上，嬴政对自己的帝国信心满满。他的自信，在称帝之后的第一份诏书中表现得不容置疑。
诏书的内容，是要废除谥号制度。
所谓谥号，就是中国古代君主、贵族和名人死后，被授予的一个盖棺论定的称号，比如平王的平，文公的文，襄子的襄。有了谥号，此人就有了一个历史的评价。最好的是文和武，叫“灵”的则不灵。春秋时期的晋灵公、郑灵公、陈灵公、楚灵王，都是死于非命。
历史总是会有价值判断的，哪怕委婉隐晦。
然而秦始皇却不以为然。因为君主的谥号并不能由自己在生前商定，只能在死后由他人议决。所以嬴政认为这是“子议父，臣议君”，很不可取。
问题是谥号还有一个作用，就是可以区别不同世代的君主。比如周，文王之后是武王，武王之后是成王，成王之后是康王。如果都叫周王，就不知谁是谁了。
同样，没有了谥号，秦的皇帝难道都叫秦皇？后人读史的时候，怎么弄得清呢？
秦始皇却自有办法。他说——
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1]
好一个“至于万世，传之无穷”。看来，他根本就没想到大秦帝国会有死掉的那一天。
然而怎么样呢？
二世而亡。
实际上，秦二世继位的第二年，陈胜吴广就反了。义军大旗一举，天下云集响应，星火顷刻燎原。两年后，秦相赵高谋杀了二世皇帝，立子婴为秦君，去帝号，称秦王。也就是说，仅仅风光了十四年，大秦就一落千丈，由帝国重新变成了王国。更可悲的是，降格为王国的秦并没能苟延残喘，子婴也很快就向刘邦投降。这位可怜兮兮的亡国之君，其实只当了四十六天秦王。
子婴投降一个月后，项羽率诸侯联军入秦。他像一头野猪一样地闯了进去，掠财宝，掳美女，焚宫室，屠咸阳，杀子婴，尽灭秦宗族。然后分封天下，自号霸王，都于彭城，史称“西楚”。原来的秦王国则分裂成三个封区，封给了秦的三个降将，号称“三秦”。[2]
一个庞然大帝国，就这样土崩瓦解。就连被秦始皇废除的谥号制度，也在汉代恢复，并延续到清末。汉武帝的武，汉献帝的献，就是谥号。
这实在让人大跌眼镜。
想当初，秦是何等的不可一世！公元前241年，楚国牵头，与赵、魏、韩、卫组成五国联军，以考烈王为总司令，春申君为参谋长，合纵攻秦。联军兵临函谷（在今河南省灵宝市），气势汹汹地准备破门而入。秦人处变不惊，坦然开关迎敌，五国联军竟魂飞魄散，不战而走。秦人不费吹灰之力，各国就成了待宰的羔羊。[3]
现如今，秦又是何等的不堪一击！屠城的项羽，本不过一介武夫；首义的陈胜，本不过一名戍卒；受降的刘邦，则不过帝国一个小小的亭长。秦制，十里一亭，十亭一乡。亭长，是比乡长还低的“股级干部”，却取秦皇而代之，成为新帝国的第一任皇帝。
这里面，难道没有历史的玄机？
如果有，那又是什么？
太阳又西升
跟周一样，秦也是“西边升起的太阳”。
秦人大约一直是生活在西方的，来历却不甚了然。据说，他们的先祖叫大费，也就是跟随大禹一起治水的伯益。伯益的父亲是舜的司法部长皋陶，也叫大业。皋陶的母亲是颛顼的孙女，叫女脩（读如修），因为无意中吃了一只玄鸟蛋，便怀孕生下了皋陶。[4]
这故事跟商族的传说如出一辙，不免让人怀疑是“山寨版”。但伯益被舜“赐姓嬴氏”，却值得注意。
秦族当然姓嬴，却未必是舜之所赐。嬴字从女，很显然不是父系的氏，而是母系的姓，就像炎帝的姜，黄帝的姬。姜即牧羊女，姬是美女族，那么，嬴是什么？[5]
请看金文的嬴字——
如此复杂多变的字形，实在让人看得眼花缭乱。文字学家的解释则有两种，多数学者认为嬴就是蜾蠃（读如果裸，细腰蜂），但也有人认为是龙。不管怎么说，都证明秦族起源很早，而且是由母系氏族变成部落的。
变成部落的这个族群，也像炎帝族和黄帝族一样，有了自己的图腾。只不过我们不知道这图腾是蜾蠃，还是龙。也许，就像楚人的图腾是熊，秦人的图腾是龙。这个说法如果成立，那么，秦族竟是“龙的传人”。他们当中出了个“祖龙”（秦始皇），倒像是天意了。[6]
不过在尧舜禹的时代，秦还只是“潜龙”。在后来的战国七雄中，他们的起点甚至比楚还低。楚在西周初年可是受封了的，虽然只是个子爵，或者因为被视为蛮夷而称楚子。秦却直到周孝王的时候才受封，号称秦嬴，爵位最多是大夫，封邑则叫秦。其地，在今甘肃省张家川回族自治县，也有人说是今甘肃省天水市陇西县秦亭。[7]
秦君被正式封为诸侯，是在公元前770年。这时，平王已经东迁洛阳，周人的老根据地也被西戎占领。于是周平王对护驾有功的秦襄公说：秦国如果能从那些野蛮人手里收回失地，那么岐山以西就都归你们了。
哈！秦人得到的封地，其实是沦陷区。
已经无法确知周平王当时的想法。也许在他看来，被西戎占领的岐山和丰水一带，自己反正是无力收回了，不如当作一张空头支票开出去。秦人有能力变现固然好，变不了现自己也没亏。至少，人情总是做了的，而且分文不花，是顺水人情。
秦的先君却非常争气，他们还真把周的失地收了回来，然后如约将岐山以东的土地献给周天子，自己则把领地扩展到岐山脚下。这时的秦，才算正式成为周天下最西边的一个邦国，不但有爵位，而且有地盘。
这是秦文公十六年（前750）的事。后来的秦，便不断向东发展。公元前714年，秦宁公迁都平阳（今陕西省宝鸡市阳平镇）。前677年，秦德公迁都雍（今陕西省凤翔县南）。等到他们迁都咸阳时，秦已成为战国七雄之一，孝公也被周显王封为西伯（西方霸主）了。
与此同时，他们也成了周的掘墓人。
这当然是很多人没有想到的。因为就算周王室在劫难逃，也未必就一定该死在秦的手上。齐、楚、赵、魏、燕、韩，哪一个没有狼子野心，哪一个不是虎视眈眈，又哪一个实力不雄厚？既然号称“七雄”，就不会是省油的灯。
事实上，当时疆域最广的，是楚。其次，才是秦，还有赵。再次是齐、魏、燕。但即便是齐，也兼并了宋，拥有七十二座城池。地盘最小的韩，也灭了郑。楚之灭国更多，老牌的邦国陈、蔡、鲁，还有兼并了吴国的越，都被他们收入囊中。这难道是弱者？
再说兵力。据统计，七国之中，兵最多的是楚，一百万。其次齐、魏，七十万。再次是秦，六十万。然后是赵，四五十万；韩和燕，三十万。因此，即便最弱的燕和韩联手，兵力也与秦相当。如果六国合纵，总兵力可达三百四五十万众，比秦的五倍还多，怎么就抵挡不住呢？[8]
显然，这需要一个解释。
蛮族刷新历史
秦能够成功，也许因为他们是“野蛮人”。
的确，蛮族是有可能改写历史的，尽管并不一定都改得好。但可以肯定，一个蛮族如果善于学习，又能保持蛮野的精神，那么，他们就会战胜和超越自己的老师，并在老师的基础上创造出更先进的文化来。古代的希腊人和罗马人，后来的阿拉伯人和欧洲人，都如此。
同样的剧本也在中华大地上演。夏代，东边的商人是蛮族；商代，西边的周人是蛮族。结果，却是商文明优于夏文明，周文明又优于商文明。看来，文明的延续、发展和创造需要新鲜的血液，哪怕它来自所谓“夷狄”。
秦成为邦国的东周，便正处于这个当口。
请看地图——
这张地图显示的，是东周和春秋的天下大势。不难看出，这时生活在所谓“中国地区”的诸夏和诸华，差不多都已日薄西山。其中境况最差的如陈、蔡、曹，早就沦为三等国。好一点的如周、郑、宋、卫、鲁，也只是二等国。一等国是谁呢？晋、楚、齐、秦、越。
这五个一等国，大都在“中国”周边，甚至不是“华夏正宗”。楚是南蛮，而且北边有卢戎，南边有百濮。越是东夷，而且北边有淮夷，南边有百越。齐也是东夷。他们的开国之君虽然是姜太公，但一到封区就把自己东夷化。吞并了胶东半岛的莱夷之后，便更是夷夏不分。
此外还有燕，虽然号称西周开国元勋召公奭（读如绍公是）之后，却其实生活在山戎地区，与“中国”之间也有北戎、白狄和赤狄隔绝，根本就是“化外之地”。整个春秋时期，几乎听不到他们的任何消息。然而一到战国便勃然崛起，成为七雄之一，这里面难道没有原因？
与燕相似的是秦。只不过燕人是北迁的诸夏，秦人则恐怕原本就是西戎。他们最早生活的地区（今甘肃省礼县东北）像“犬戎”一样被叫做“犬丘”，后来又因为善于养马而被册封在秦，无非说明秦人原本是游牧民族，他们的封区则不过周的牧区。
秦，是由牧民变农民，牧区变邦国的。
变化很可能是双向选择的结果。一方面，处于戎狄包围之中的姬周，很希望通过“和平演变”化敌为友；另一方面，西戎当中最有头脑的嬴秦，也很愿意向先进的华夏文明学习。你有情，我有意，双方一拍即合。
于是，平王东迁前后，周秦两族度过了一个不短的蜜月期。秦的“华夏化”，应该就是在这时完成的。只不过，作为被犬戎和骊戎包围，而且与戎狄杂居的游牧民族，他们与姬周的同化不可能那么彻底。周的残余最后被秦收拾得一干二净，也并非偶然。
这就是春秋战国之际的中华文明圈。处于中心地带的“传统中国”（周、郑、宋、卫、鲁）衰朽，败落，萎缩。蒸蒸日上、欣欣向荣的，则是华夏化的东夷（齐、越）、南蛮（楚）、西戎（秦）、北狄（燕）。
例外的是晋。
晋是五大国中唯一的姬姓国，也一直以华夏正宗自居。然而晋国却是与白狄和赤狄接壤的，在长期的战争中也难免“戎狄化”，甚至在建国之初就已经因地制宜，夷夏不分。晋，其实也是“混血儿”。[9]
何况即便是高举“尊王攘夷”大旗的晋，到春秋末年也面临崩溃。分裂后的三晋（魏、赵、韩）则最先被秦所灭。夷狄化的华夏，还是斗不过华夏化的夷狄。
如此说来，文化越是落后，就越有希望？
也不见得。
事实上春秋五大国中，文化最落后的不是秦，而是越。所以，越的兴起非常迅速。从闪亮登场到灭亡吴国，只用了二十一年。然而勾践死后直到灭亡，越都停滞不前，乏善可陈。他们的崛起和辉煌，跟另一个华夏化的蛮夷吴一样，都只在顷刻之间，可谓昙花一现。
持续辉煌的是楚，最后胜出的是秦。秦灭了楚，楚灭了越。楚灭亡越，是在商鞅变法之后没多久。这是一个临界点，也是一个分水岭。此后，楚便开始走下坡路，秦却如奔驰的骏马、飞驶的列车，风驰电掣，一往无前，几乎没有谁能够阻挡他们的步伐。
秘密莫非就在于此？
正是。
愤而崛起
秦的崛起确实始于变法，而变法是被逼出来的。
这一点，秦孝公在他的“求贤令”中说得很清楚。他的说法，叫“诸侯卑秦，丑莫大焉”。因此，如果有谁能“出奇计强秦”，孝公愿意“与之分土”。[10]
秦，真被诸侯看不起吗？
是的。比如公元前632年的城濮之战，秦既是参战国，也是战胜国。然而一个半月后的践土之盟，与会的不但有霸主国晋，有同盟国齐、宋，还有中立国和战败国鲁、蔡、郑、卫、陈，却没有秦。[11]
没有也不奇怪。事实上，秦君虽然已被周天子正式册封为诸侯，诸侯却并不把他们看作诸侯，也不愿意跟他们平起平坐。结果，是秦人没资格参加“中国”的盟会，哪怕这时的秦君是穆公。后来被追认为春秋五霸之一的秦穆公，在当时恐怕是被看作暴发户的。老牌的、正宗的华人华族，哪里看得起这样的“半吊子”。[12]
这当然是一种歧视。
幸运的是，面对歧视，秦人没有垂头丧气，没有怨天尤人，更没有自甘堕落，他们的选择是奋发图强。
图强的第一步，是找出受人歧视的原因。
原因也有两个。
第一是文化落后。比方说，商鞅变法之前，秦人的生活方式，还是公公婆婆、儿子媳妇、兄弟妯娌都住在同一间屋里。这当然多半是游牧时代住帐篷的习俗，但在“设男女之大防”的华族眼里就不文明。[13]
第二是政治混乱。从公元前425年（也就是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和晋国大夫赵襄子去世那一年）起，秦国四十年间不得安宁。一个国君（怀公）被迫自杀，一个太子（献公）不能继位，还有一个国君（出公）和他的母后一起被杀，并沉尸深渊。结果，是魏武侯趁秦国内乱之机，夺回了被秦穆公抢走的一大块地盘。[14]
文化落后，当然因为他们原本是蛮族；政治混乱，则因为贵族专政擅权，国君大权旁落。因此，商鞅变法的核心思想，就是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
变法的具体内容，我们在《从春秋到战国》一书中已经说过。简单地说，就是废领主制，行地主制；废封建制，行郡县制；废世袭制，行任命制。废领主制，原先隶属于贵族的臣民直属中央，人民就是国君的。废封建制，卿大夫的采邑变成郡县，土地就是国君的。废世袭制，所有的官员都由中央任命，权力就是国君的。土地、人民和权力都集中到国君手里，当然是集权。
集权以后的国君，手里就有了指挥棒。这根挥洒自如的指挥棒，就叫“军功”。有军功，农民也能封侯；无军功，贵族也没面子。于是秦人个个“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也就是只为国君战斗，不为自己战斗；只杀外国人，不杀秦国人；只为高官厚禄杀人，不为蝇头小利杀人。[15]
杀人机器呀？
正是。秦国的军功是按人头计算的，杀敌一人晋爵一级。只要拎着敌人的脑袋来，就可以邀功请赏，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样的“虎狼之国”，哪里还有对手？[16]
六国之败，也就理所当然。
显然，没有商鞅的变法，就没有秦国的崛起。问题是郡县制度非自秦始，楚、晋、齐，都比秦早。变法的也不是只有秦一家。魏的李悝（读如亏），楚的吴起，也都比商鞅早。那么，最后胜出的，为什么是秦呢？
也许，这里面有文化的原因。
文化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影响，是很奇怪的。大体上说，是太少了固然不行，太多了也有麻烦。越，就吃亏在文化太少；楚、宋、鲁，则吃亏在太多。宋是殷商故国，鲁是周公之后，楚则是捡了便宜。春秋时期，周的王子朝叛乱。兵败之后，他携带王室的大量典籍、器物、知识分子和科技人员前来避难。结果，原本是“蛮夷之邦”的楚，成为华夏文明的第三个重镇。
于是，儒家生于鲁，墨家生于宋，道家生于楚。
秦有什么呢？
一片空白。
有空白，就会有人来填补。填补秦国文化空白的，就是法家。法家是没有地域性的。谁肯出大价钱，他们就为谁出谋，为谁划策，为谁卖命。李悝为魏相，申不害为韩相，吴起奔楚，商鞅奔秦，都不足为奇。
然而最适合法家的还是秦。
法家在先秦诸子中是比较异类的。儒家、墨家、道家，都是理想主义者和复古主义者。道家向往太古，墨家向往禹世，儒家向往东周。法家却是实用主义者和功利主义者。他们的主张，是面对现实，规划未来。因此，道家讲天道，墨家讲帝道，儒家讲王道，法家讲霸道。
法家讲霸道，秦国要图强，自然一拍即合。
何况秦的民风原本彪悍质朴。直到战国，他们的艺术也不过是敲瓦罐儿再加吼唱。这说明秦人并没有被华夏文明雅化。没有雅化，也就没有软化，正好训练为生产工具和杀人武器。甚至就连秦的人才匮乏也成了优势，因为可以招聘四方，广纳天下；而重用客卿的结果，则是进一步打击了贵族，加强了君权，可谓一箭双雕。
于是法家大显身手，大展宏图。其实他们的王牌，无非君权至上；手段，则无非高官厚禄和严刑峻法。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高压之下，必有良民。商鞅和孝公有此霸王条款和软硬两手，便不难把秦国变成一家农场和一座军营。举国上下，步调一致，纪律严明，令行禁止，雷厉风行。只要国王一声令下，便猛兽般地扑向敌人。
这样一种蛮不讲理的横行霸道，也是没人挡得住的。
历来就被华夏诸侯看不起的秦，最终咸鱼翻身。而且这条小小的咸鱼，还吃掉了所有的大鱼。现在他们要做的，已不是为华夏文明输血，而是换血。
秦始皇革命了。
一号文件
革命是在灭齐以后。
齐，是最后被灭的王国。此前，韩、赵、魏、楚、燕，都已经变成了秦的郡县。齐国并入秦的版图后，“中国”就不再是多个国家，而是一个国家。这可是从来就不曾有过的事，也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在这样一个时候颁发的命令，便堪称“一号文件”了。
一号文件的内容，是嬴政的名号。
名号确实是重要的。名不正，则言不顺。嬴政要求更改自己的名号，也有道理。因为他的成功，确实“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如果还像以前那样仍然叫王，则何以“称成功，传后世”？
于是朝野上下，一致同意更名。
但怎么改，却有不同意见。
群臣和博士们的建议是叫“泰皇”，这其实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因为此前人主的最高称号，一是王，二是帝，三是后（本字为“后”，不是繁体字“前後”之“後”的简写）。夏代称后，商代称帝，周代称王。现在，夏商周都已是明日黄花，后也好，帝也好，王也好，岂能再用？
那么，有更高级的称号吗？
有，皇就是。三皇之后是五帝，五帝之后是三王，三王之后是五霸。五霸低于三王，三王低于五帝，五帝低于三皇。由此可见，皇最高级。三皇中，泰皇又最尊贵。以此为号，嬴政应该满意。
可惜，嬴政并不满意。
不满意的原因，很可能是他对一切旧东西都嗤之以鼻。在嬴政看来，他的事业是开天辟地，前无古人的。制定名号，岂能一点想象力和创造性都没有？
必须发明创造，还得嬴政自己来。
结果，是叫“皇帝”。
这是一个复合词。其中，皇是形容词，是定语；帝是名词，是主语。所以，皇帝也可以简称为“帝”。皇帝之国叫帝国，皇帝制度叫帝制，原因就在这里。
但，帝不是商代的称号吗？怎么还可以用？
因为帝的本义是“缔造者”，这当然很对嬴政的心思和胃口。何况在商代，帝既指人主，又指天神。天神是上帝，人主是下帝。人神共用的称号，嬴政当然喜欢。
于是，他一笔圈中了“帝”字。
其实殷商的元首，是称帝也称王的。比如被周武王灭了的那位，就既叫帝辛，又叫纣王。周天子则只称王，不称帝。帝者天号，王者人称。周人敬天，岂敢僭越？
嬴政却不管那一套，因为他实在不能再称王。王，并非至尊之号。起先，大一点的酋长都可以称王，是为部落王。后来，大一点的国君也可以称王，是为诸侯王。就算曾经独自称王的周天子，也无法跟现在的嬴政相比。周王是“共主”，嬴政是“独主”，一样吗？
也只能称帝。但不能称下帝，得叫皇帝。皇的本义是灿烂辉煌，皇帝即“皇皇大帝”，当然比下帝好。
实际上皇帝一词，古已有之。炎黄二帝中的黄帝，本来就叫皇帝，即“伟大的缔造者”。后来“皇帝”多了，只好把他的名称改成“黄帝”，意思是“天下之中体现了黄土之德的伟大缔造者”，或“中央大帝”。
黄帝成了中央大帝后，其余那些伟大缔造者，便被安排到东西南北四方，分别为赤帝（火）、青帝（木）、黑帝（水）、白帝（金），与黄帝合为“五帝”。
问题是，物以稀为贵。伟大缔造者多到五个，便未免掉价。为了再设一个等级，只好把“皇”这个形容词当名词用。“三皇五帝”的说法，就这样被发明出来。[17]
没有证据表明，嬴政对这段历史有过研究。也许当时的他，只不过自认为“功高五帝”，又不好意思“比于三皇”，这才发明出介于二者之间的“皇帝”来。
皇帝，即皇和帝，是皇也是帝。
不过这样一来，皇，也就永远地由形容词变成了名词，甚至皇帝的代名词。它的使用比“帝”还频繁，比如皇家、皇族、皇室、皇宫、皇朝、皇位、皇袍、皇权。
这大约是嬴政没想到的。
嬴政当然也想不到，他这个“始皇帝”只传到第二代，他的帝国就一命呜呼。同样意味深长的是，秦虽二世而亡，皇帝这个名词却延续了下来，没有一个人主张更改。
如此看来，嬴政的“一号文件”，岂非意义重大？
当然。
表面上看，嬴政由秦王改称皇帝，不过是满足了自己的虚荣心——他需要有一个足以“称成功，传后世”的称号，就像古罗马的胜利者需要一座凯旋门。但如果事情就这么简单，则后世的开国之君，岂非也可以见样学样，把皇帝换成别的什么头衔？为什么没人改呢？
因为没有必要。
那么，嬴政的变更名号，就有必要吗？
很有必要。
事实上，当秦王嬴政将韩、赵、魏、楚、燕、齐都收入囊中时，天下和秦便都变了。此前是邦国林立，现在是独此一家。那么，秦在“之一”的时候叫王国，“唯一”的时候难道还叫王国？显然不能。
那叫什么？
帝国。
这当然是大变革。性质变了，称号也得变。伯国的元首是伯，侯国的元首是侯，公国的元首是公，王国的元首是王。帝国的元首呢？当然得叫皇帝。
因此，元首叫不叫皇帝，就看你要不要帝国。后来的汉、晋、隋、唐、宋、元、明、清，都坚持帝国制度，所以他们的元首都叫皇帝，谁都不会更改。
皇帝与帝国，俱为一体。
但，这样一个现在看来理所当然的事，在始皇称帝之初甚至之后，却备受争议。
反封建
争议是一批守旧派挑起的。
守旧派的代表人物是丞相王绾（读如晚）。王绾他们倒不反对嬴政称帝，却反对将王国变成帝国。大约在他们看来，名号事小，国体事大。嬴政要管自己叫皇帝，随他高兴好了。但要把王国变成帝国，却不能不争。
那么，什么是王国？什么是帝国？帝国和王国又有什么根本的不同？
有两种王国。一种是战国式的，一种是西周式的。战国式的王国（韩、赵、魏、楚、燕、齐、秦），是各自独立的主权国家。这样的王国制度，王绾他们也不会要。他们要的，其实是西周的国家制度，即“周制”。
什么是周制？
一个王国，许多侯国。
侯国跟王国是什么关系？
王国是侯国的宗主国，侯国是王国的分封国。也就是说，天下名义上是王国的，叫“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但在实际上，王国又把天下分封出去，分封给各个侯国，叫“裂土田而瓜分之”。
分封的具体做法，是首先划出一片领地，然后在边境线上挖沟。挖出来的土堆在两边，然后在土堆上种树。这个动作就叫封，也叫封疆、封土、封邦。
那么，为什么不叫封国？
因为邦和国不一样。国是国都，即城市，邦则还要加上周边农村。有邦有国，所以叫邦国，也叫邦。后来为了避汉高祖的名讳，改邦为国，才有了“国家”一词。
邦国也有两种。如果是一个城市加周边农村，就是“城市国家”。如果是中心城市加其他城市再加周边农村，就是“领土国家”。人类最早的国家都是城市国家。变成领土国家，就说明他们已经发展壮大，今非昔比。
实际上在西周初年，除周王国外，其他邦国都是城市国家。到春秋时期，许多小国也还是。但像晋、齐、楚这样的大国，则都是领土国家。他们的疆域，也不是周天子当年之所封，当然这是后话。
封邦之后，是建国。
建国倒不是建立国都，而是指定国君。国君都是世袭的，始封之君则多半是周王的兄弟（如武王之弟为卫君）和子侄（如周公之子为鲁君），然后是姻亲（如齐国的姜太公）和功臣（如燕国的召公奭），以及同盟国、战败国和附庸国的首领（如楚、宋、陈、杞）。
邦国的国君分为公侯伯子男。但这种爵位制度恐怕是后来才建立的，而且统称皆为侯（蛮夷之君叫子），所以叫诸侯（诸多的侯）。他们的邦国，则叫侯国。
王国与侯国，是君臣关系。但这种君臣关系，是名义上的。周天子只要诸侯承认自己是“天下共主”，并象征性地承担一定的义务（比如楚国的义务是进贡过滤用的茅草），对侯国的事务基本不闻不问。各国诸侯都是“独立法人”，他们的邦国也“自负盈亏”。
显然，这其实是国家联盟，或邦联。但，邦联各成员国是平等的，邦国各成员国则不平等。周君和周国至高无上，只有他们能称天子，能叫王国。
这就是周制，也叫“邦国制度”。
邦国制度的核心，是“封邦建国”，简称“封建”。
这是一个动词。王国与帝国，或邦国制度与帝国制度的区别，就在于是否要有这样一个动作。
王绾他们认为要。
一号文件的问题解决后，王绾等人就向皇帝上书，请求封邦建国，立诸皇子为王。秦始皇将此提案交由群臣讨论，上上下下竟是一片赞同。
赞同也不奇怪。正如王绾他们所说，天下初定，人心不服。六国的残余势力人还在，心不死，中央政府又“天高皇帝远”，谁能保证不会动乱？靠得住的办法，是仿效西周封建亲戚，为新政权镇住地头蛇，筑起防火墙。
这是有道理的。故此议一出，“群臣皆以为便”。
不过这样一来，秦就到了十字街头。因为一旦采纳王绾等人的建议，就意味着回到西周，回到邦国制度。然而从商鞅变法开始，秦的所有努力，都是在改革甚至反叛那个制度。唯其如此，他们才能在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如果重演西周故事，岂非“一夜回到旧社会”？
那么，是延续周人建立的旧制度，还是坚持自己的新制度，甚至创建一个更新的制度？这对于刚刚称帝的秦始皇来说，真可谓“生死抉择”。
好在有人反对。
反对的人叫李斯。反对的理由及其得失，则成为后世争论不休的大问题，我们将在后面讨论。重要的是，李斯的反对成功，因为秦始皇投了他赞成票。
这是关键的一票。
从此，封建的命被革掉了。以后的历代王朝，虽然也封王封侯，却是“封而不建”，王侯变成了荣誉称号。新的王侯们对自己的封邑和封国没有治权，更没有主权，甚至连产权都没有。中国社会，再也回不到封建时代。
回不到封建社会和封建时代，究竟是好是坏，是福是祸，也许要到本中华史的第三十六卷才能回答。现在的问题是，不要封建，要什么？
郡县。
在否决了王绾等人封建诸侯的建议后，始皇分天下为三十六郡，郡下设县。郡的长官为郡守，县的长官为县令，都有副职和属员。这，就是郡县制。
郡县和封建，又有什么不同？
秦的郡县制和周的封建制有一个共同特点：都是三级。周，是天下、国、家；秦，是天下、郡、县。实际上秦的郡和县，就是由周的国和家演变而来的，甚至是灭国为郡，灭家为县。然而郡县与国家，却有天壤之别。
周的国和家，是封建的结果。天子封建诸侯，是为国；诸侯封建大夫，是为家。家是大夫的，国是诸侯的。诸侯和大夫，是国和家的主人。他们不但有产权，而且有治权，因此是君主——诸侯是国君，大夫是家君。
郡守和县令，则不是主，而是仆。春秋战国，他们是国君之仆；秦汉以后，他们是皇帝之仆。郡和县，都不是他们家的，而是国君或皇帝的。他们之于郡县，当然没有产权，甚至没有治权，只有代理权。换句话说，他们是由国君或皇帝任命和派遣，代表元首管理郡县的。
因此，郡守和县令没有爵位，只有职位。他们的职位也不像诸侯和大夫的爵位那样可以世袭，反倒可以罢免和调动。也就是说，诸侯和大夫是国和家的当家人，郡守和县令则只是君权的代理人。
这，就叫“官员代理”。
官员代理，是因为“中央集权”。官在四方，权在中央。集权，就不能再封建，因为封建是分权制。因此，一旦全国为郡县，邦国就必然变成帝国。至于那元首是叫国王还是皇帝，其实并不要紧。只不过碰巧的是，嬴政的称皇帝和定郡县，竟刚好是同时进行的。
秦，理所当然地成为帝国。
变成了帝国的秦，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踌躇满志的秦始皇，便开始了他的统一大业。
一统天下
统一是在始皇称帝之后开始的。
这话奇怪。此前，他不是已经把韩、赵、魏、楚、燕、齐跟秦并在了一起？这难道不是“统一中国”？
当然不是。
什么是“统一”？统一是相对分裂而言的。比如晋变成了赵、魏、韩，就是分裂。如果重新变成晋，则是统一。东汉以后的西晋，也是。因为之前的东汉，是一个整体。变成魏、蜀、吴三国，是分裂。西晋，当然是统一。
秦做的事情则不同。因为此前的周并不是统一国家（周帝国），而是国家联盟（周天下）。邦联各国，西周时期有独立治权，春秋时期有半独立主权，战国时期有完全独立主权。他们本来就是独立的，怎么能说是分裂？
没有分裂，就不存在统一。
比如美国。最早构成美利坚合众国的十三个States（现译为州，其实应译为邦），当初就是独立的。他们在1776年宣布由Colonies（殖民地）变成States时，便都有自己的宪法和法律，以及民选的“主权、自由和独立”的政府，State之间也完全平等。请问，这能叫“分裂状态”吗？
所以，他们最后成为一个国家，便只能叫“联合”，不能叫“统一”。他们的国名United States，也被准确地翻译为“合众国”，即“合众邦而为国”。[18]
因此，没人会说“华盛顿统一了美国”。
同样，也不能说“秦始皇统一了中国”。
那该怎么说？
兼并。
秦兼天下，秦并天下，秦灭六国，都对。
这其实也是古人的说法。中国人的古书在提到这段历史时，都或者称“并”，或者称“兼”，或者称“并兼”，没有称之为“统一不过兼并之后，原先邦国林立的“中国”，就变成了“一个国家”，而且是中央集权的。这时，统一的工作就不但合情合理合法，而且是可行的了。
没错，天下一统，是帝国的需求。
邦国不需要统一吗？不需要。邦国的特点，是“三级所有，层层分权，各自为政，多元共存”。大家都是“之一”，没有谁是“唯一”。如果要求统一，请问谁来统？
所以，邦国只求“同一”，不求“统一”。所谓“同一”，也只是“认同”。比方说，都认同周天子是天下共主，华夏文明是先进文化，如此而已。
求同就得存异。齐东“野语”，楚人“鴃舌”（读如决），吴人“断发文身”，越人“徒跣不履”，并没有人要求他们都改弦更张，改头换面，统一起来。
这是春秋。到战国，共主都没了，大家都是独立王国，更是谁都不买谁的账。于是“田畴异晦，车涂异轨，律文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甚至出现了所谓“鸟书”和“蝌蚪文”——[20]
货币也五花八门。简略地说，大体上是周、赵、魏、韩通行布币，燕和齐通行刀币，楚通行铜贝和金币，秦通行圜钱。而且，即便同为刀币或布币，形制和重量也不一样，折算起来极为麻烦。[21]
这当然让中央集权的大帝国不能容忍。因为帝国不但要求“海内为郡县”，而且要求“法令由一统”。如果不把文字和货币之类都统一起来，那么，难道皇帝的诏书要写成不同文本，国库里面又是布币又是刀币？
于是秦始皇勒令全国统一，包括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统一亩制（二百四十方步为一亩），统一车轨（车宽六尺）。据说这是孔子也曾向往的，比如《礼记·中庸》就主张“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
但意义最为重大的，还是统一文字。
统一的办法，是废除异体字，推行简化字。为此，他们不惜先革自己的命。秦本西周故地，通行的是籀文（籀读如宙），也叫大篆。大篆笔画繁重，始皇就让李斯简化为小篆，也叫秦篆。后来，程邈更简化为秦隶。这就连低级官吏和底层人民也可以认识了，所以叫“隶书”。
这实在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它不但普及了文化，也延续了文明。事实上，我们民族的文明三千年不中断，文字的作用功不可没。从甲骨到金文，从周篆到秦篆，从篆书到隶书，陈陈相因，一脉相承。于是商文化延续为周文化，周文化延续为秦文化，秦文化延续为汉文化。承上启下的，正是秦始皇的“书同文”。
书同文的结果，是一个更大民族的诞生。这个民族就是汉。汉族，是华夏民族的升级版。她的形成，却其实开始于秦。实际上，如果不是因为秦帝国二世而亡，两汉又长达四百多年之久，那么，汉语、汉字、汉族、汉人，是应该叫作秦语、秦字、秦族、秦人的。
这就是秦始皇的三大革命：称皇帝，反封建，大一统。革命的结果，是帝国制度取代了邦国制度，并延续了两千多年，影响极其深远。其政治意义和历史地位，只有西周封建和辛亥革命可以相比。
然而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任何革命都是有代价的。在古代社会进行一场深刻的革命，甚至必须有人献祭，有人以身试法做牺牲品。这是无法避免的悲剧。
历史又选择了秦。
秦始皇革命十二年后，反秦运动席卷天下，大秦帝国迅速灭亡。这当然是秦始皇万万想不到的。更让他始料未及的是，首先举起义旗的，并非他处心积虑要防范的六国贵族和遗老，而是一个小人物。
这个小人物，就是陈胜。
秦始皇的三大革命：
称皇帝，反封建，大一统。
兴亡只在顷刻间
大秦帝国像“泰坦尼克号”一样沉没了，迅速异常，没有商量，就像他们当年的横空出世。
请看时间表——
前230年，秦灭韩。
前228年，秦灭赵。
前225年，秦灭魏。
前223年，秦灭楚。
前222年，秦灭燕。
前221年，秦灭齐，嬴政称帝。
前210年，秦始皇卒，秦二世立。
前209年，陈胜吴广起义。
前207年，秦去帝号，改称秦王。
前206年，秦亡。
这就是说，从王国变成帝国，秦只用了九年工夫；从称帝到灭亡，也不到十五年。
如此结局，恐怕是秦始皇没有想到的。
事实上，嬴政对自己的帝国信心满满。他的自信，在称帝之后的第一份诏书中表现得不容置疑。
诏书的内容，是要废除谥号制度。
所谓谥号，就是中国古代君主、贵族和名人死后，被授予的一个盖棺论定的称号，比如平王的平，文公的文，襄子的襄。有了谥号，此人就有了一个历史的评价。最好的是文和武，叫“灵”的则不灵。春秋时期的晋灵公、郑灵公、陈灵公、楚灵王，都是死于非命。
历史总是会有价值判断的，哪怕委婉隐晦。
然而秦始皇却不以为然。因为君主的谥号并不能由自己在生前商定，只能在死后由他人议决。所以嬴政认为这是“子议父，臣议君”，很不可取。
问题是谥号还有一个作用，就是可以区别不同世代的君主。比如周，文王之后是武王，武王之后是成王，成王之后是康王。如果都叫周王，就不知谁是谁了。
同样，没有了谥号，秦的皇帝难道都叫秦皇？后人读史的时候，怎么弄得清呢？
秦始皇却自有办法。他说——
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1]
好一个“至于万世，传之无穷”。看来，他根本就没想到大秦帝国会有死掉的那一天。
然而怎么样呢？
二世而亡。
实际上，秦二世继位的第二年，陈胜吴广就反了。义军大旗一举，天下云集响应，星火顷刻燎原。两年后，秦相赵高谋杀了二世皇帝，立子婴为秦君，去帝号，称秦王。也就是说，仅仅风光了十四年，大秦就一落千丈，由帝国重新变成了王国。更可悲的是，降格为王国的秦并没能苟延残喘，子婴也很快就向刘邦投降。这位可怜兮兮的亡国之君，其实只当了四十六天秦王。
子婴投降一个月后，项羽率诸侯联军入秦。他像一头野猪一样地闯了进去，掠财宝，掳美女，焚宫室，屠咸阳，杀子婴，尽灭秦宗族。然后分封天下，自号霸王，都于彭城，史称“西楚”。原来的秦王国则分裂成三个封区，封给了秦的三个降将，号称“三秦”。[2]
一个庞然大帝国，就这样土崩瓦解。就连被秦始皇废除的谥号制度，也在汉代恢复，并延续到清末。汉武帝的武，汉献帝的献，就是谥号。
这实在让人大跌眼镜。
想当初，秦是何等的不可一世！公元前241年，楚国牵头，与赵、魏、韩、卫组成五国联军，以考烈王为总司令，春申君为参谋长，合纵攻秦。联军兵临函谷（在今河南省灵宝市），气势汹汹地准备破门而入。秦人处变不惊，坦然开关迎敌，五国联军竟魂飞魄散，不战而走。秦人不费吹灰之力，各国就成了待宰的羔羊。[3]
现如今，秦又是何等的不堪一击！屠城的项羽，本不过一介武夫；首义的陈胜，本不过一名戍卒；受降的刘邦，则不过帝国一个小小的亭长。秦制，十里一亭，十亭一乡。亭长，是比乡长还低的“股级干部”，却取秦皇而代之，成为新帝国的第一任皇帝。
这里面，难道没有历史的玄机？
如果有，那又是什么？
太阳又西升
跟周一样，秦也是“西边升起的太阳”。
秦人大约一直是生活在西方的，来历却不甚了然。据说，他们的先祖叫大费，也就是跟随大禹一起治水的伯益。伯益的父亲是舜的司法部长皋陶，也叫大业。皋陶的母亲是颛顼的孙女，叫女脩（读如修），因为无意中吃了一只玄鸟蛋，便怀孕生下了皋陶。[4]
这故事跟商族的传说如出一辙，不免让人怀疑是“山寨版”。但伯益被舜“赐姓嬴氏”，却值得注意。
秦族当然姓嬴，却未必是舜之所赐。嬴字从女，很显然不是父系的氏，而是母系的姓，就像炎帝的姜，黄帝的姬。姜即牧羊女，姬是美女族，那么，嬴是什么？[5]
请看金文的嬴字——
如此复杂多变的字形，实在让人看得眼花缭乱。文字学家的解释则有两种，多数学者认为嬴就是蜾蠃（读如果裸，细腰蜂），但也有人认为是龙。不管怎么说，都证明秦族起源很早，而且是由母系氏族变成部落的。
变成部落的这个族群，也像炎帝族和黄帝族一样，有了自己的图腾。只不过我们不知道这图腾是蜾蠃，还是龙。也许，就像楚人的图腾是熊，秦人的图腾是龙。这个说法如果成立，那么，秦族竟是“龙的传人”。他们当中出了个“祖龙”（秦始皇），倒像是天意了。[6]
不过在尧舜禹的时代，秦还只是“潜龙”。在后来的战国七雄中，他们的起点甚至比楚还低。楚在西周初年可是受封了的，虽然只是个子爵，或者因为被视为蛮夷而称楚子。秦却直到周孝王的时候才受封，号称秦嬴，爵位最多是大夫，封邑则叫秦。其地，在今甘肃省张家川回族自治县，也有人说是今甘肃省天水市陇西县秦亭。[7]
秦君被正式封为诸侯，是在公元前770年。这时，平王已经东迁洛阳，周人的老根据地也被西戎占领。于是周平王对护驾有功的秦襄公说：秦国如果能从那些野蛮人手里收回失地，那么岐山以西就都归你们了。
哈！秦人得到的封地，其实是沦陷区。
已经无法确知周平王当时的想法。也许在他看来，被西戎占领的岐山和丰水一带，自己反正是无力收回了，不如当作一张空头支票开出去。秦人有能力变现固然好，变不了现自己也没亏。至少，人情总是做了的，而且分文不花，是顺水人情。
秦的先君却非常争气，他们还真把周的失地收了回来，然后如约将岐山以东的土地献给周天子，自己则把领地扩展到岐山脚下。这时的秦，才算正式成为周天下最西边的一个邦国，不但有爵位，而且有地盘。
这是秦文公十六年（前750）的事。后来的秦，便不断向东发展。公元前714年，秦宁公迁都平阳（今陕西省宝鸡市阳平镇）。前677年，秦德公迁都雍（今陕西省凤翔县南）。等到他们迁都咸阳时，秦已成为战国七雄之一，孝公也被周显王封为西伯（西方霸主）了。
与此同时，他们也成了周的掘墓人。
这当然是很多人没有想到的。因为就算周王室在劫难逃，也未必就一定该死在秦的手上。齐、楚、赵、魏、燕、韩，哪一个没有狼子野心，哪一个不是虎视眈眈，又哪一个实力不雄厚？既然号称“七雄”，就不会是省油的灯。
事实上，当时疆域最广的，是楚。其次，才是秦，还有赵。再次是齐、魏、燕。但即便是齐，也兼并了宋，拥有七十二座城池。地盘最小的韩，也灭了郑。楚之灭国更多，老牌的邦国陈、蔡、鲁，还有兼并了吴国的越，都被他们收入囊中。这难道是弱者？
再说兵力。据统计，七国之中，兵最多的是楚，一百万。其次齐、魏，七十万。再次是秦，六十万。然后是赵，四五十万；韩和燕，三十万。因此，即便最弱的燕和韩联手，兵力也与秦相当。如果六国合纵，总兵力可达三百四五十万众，比秦的五倍还多，怎么就抵挡不住呢？[8]
显然，这需要一个解释。
蛮族刷新历史
秦能够成功，也许因为他们是“野蛮人”。
的确，蛮族是有可能改写历史的，尽管并不一定都改得好。但可以肯定，一个蛮族如果善于学习，又能保持蛮野的精神，那么，他们就会战胜和超越自己的老师，并在老师的基础上创造出更先进的文化来。古代的希腊人和罗马人，后来的阿拉伯人和欧洲人，都如此。
同样的剧本也在中华大地上演。夏代，东边的商人是蛮族；商代，西边的周人是蛮族。结果，却是商文明优于夏文明，周文明又优于商文明。看来，文明的延续、发展和创造需要新鲜的血液，哪怕它来自所谓“夷狄”。
秦成为邦国的东周，便正处于这个当口。
请看地图——
这张地图显示的，是东周和春秋的天下大势。不难看出，这时生活在所谓“中国地区”的诸夏和诸华，差不多都已日薄西山。其中境况最差的如陈、蔡、曹，早就沦为三等国。好一点的如周、郑、宋、卫、鲁，也只是二等国。一等国是谁呢？晋、楚、齐、秦、越。
这五个一等国，大都在“中国”周边，甚至不是“华夏正宗”。楚是南蛮，而且北边有卢戎，南边有百濮。越是东夷，而且北边有淮夷，南边有百越。齐也是东夷。他们的开国之君虽然是姜太公，但一到封区就把自己东夷化。吞并了胶东半岛的莱夷之后，便更是夷夏不分。
此外还有燕，虽然号称西周开国元勋召公奭（读如绍公是）之后，却其实生活在山戎地区，与“中国”之间也有北戎、白狄和赤狄隔绝，根本就是“化外之地”。整个春秋时期，几乎听不到他们的任何消息。然而一到战国便勃然崛起，成为七雄之一，这里面难道没有原因？
与燕相似的是秦。只不过燕人是北迁的诸夏，秦人则恐怕原本就是西戎。他们最早生活的地区（今甘肃省礼县东北）像“犬戎”一样被叫做“犬丘”，后来又因为善于养马而被册封在秦，无非说明秦人原本是游牧民族，他们的封区则不过周的牧区。
秦，是由牧民变农民，牧区变邦国的。
变化很可能是双向选择的结果。一方面，处于戎狄包围之中的姬周，很希望通过“和平演变”化敌为友；另一方面，西戎当中最有头脑的嬴秦，也很愿意向先进的华夏文明学习。你有情，我有意，双方一拍即合。
于是，平王东迁前后，周秦两族度过了一个不短的蜜月期。秦的“华夏化”，应该就是在这时完成的。只不过，作为被犬戎和骊戎包围，而且与戎狄杂居的游牧民族，他们与姬周的同化不可能那么彻底。周的残余最后被秦收拾得一干二净，也并非偶然。
这就是春秋战国之际的中华文明圈。处于中心地带的“传统中国”（周、郑、宋、卫、鲁）衰朽，败落，萎缩。蒸蒸日上、欣欣向荣的，则是华夏化的东夷（齐、越）、南蛮（楚）、西戎（秦）、北狄（燕）。
例外的是晋。
晋是五大国中唯一的姬姓国，也一直以华夏正宗自居。然而晋国却是与白狄和赤狄接壤的，在长期的战争中也难免“戎狄化”，甚至在建国之初就已经因地制宜，夷夏不分。晋，其实也是“混血儿”。[9]
何况即便是高举“尊王攘夷”大旗的晋，到春秋末年也面临崩溃。分裂后的三晋（魏、赵、韩）则最先被秦所灭。夷狄化的华夏，还是斗不过华夏化的夷狄。
如此说来，文化越是落后，就越有希望？
也不见得。
事实上春秋五大国中，文化最落后的不是秦，而是越。所以，越的兴起非常迅速。从闪亮登场到灭亡吴国，只用了二十一年。然而勾践死后直到灭亡，越都停滞不前，乏善可陈。他们的崛起和辉煌，跟另一个华夏化的蛮夷吴一样，都只在顷刻之间，可谓昙花一现。
持续辉煌的是楚，最后胜出的是秦。秦灭了楚，楚灭了越。楚灭亡越，是在商鞅变法之后没多久。这是一个临界点，也是一个分水岭。此后，楚便开始走下坡路，秦却如奔驰的骏马、飞驶的列车，风驰电掣，一往无前，几乎没有谁能够阻挡他们的步伐。
秘密莫非就在于此？
正是。
愤而崛起
秦的崛起确实始于变法，而变法是被逼出来的。
这一点，秦孝公在他的“求贤令”中说得很清楚。他的说法，叫“诸侯卑秦，丑莫大焉”。因此，如果有谁能“出奇计强秦”，孝公愿意“与之分土”。[10]
秦，真被诸侯看不起吗？
是的。比如公元前632年的城濮之战，秦既是参战国，也是战胜国。然而一个半月后的践土之盟，与会的不但有霸主国晋，有同盟国齐、宋，还有中立国和战败国鲁、蔡、郑、卫、陈，却没有秦。[11]
没有也不奇怪。事实上，秦君虽然已被周天子正式册封为诸侯，诸侯却并不把他们看作诸侯，也不愿意跟他们平起平坐。结果，是秦人没资格参加“中国”的盟会，哪怕这时的秦君是穆公。后来被追认为春秋五霸之一的秦穆公，在当时恐怕是被看作暴发户的。老牌的、正宗的华人华族，哪里看得起这样的“半吊子”。[12]
这当然是一种歧视。
幸运的是，面对歧视，秦人没有垂头丧气，没有怨天尤人，更没有自甘堕落，他们的选择是奋发图强。
图强的第一步，是找出受人歧视的原因。
原因也有两个。
第一是文化落后。比方说，商鞅变法之前，秦人的生活方式，还是公公婆婆、儿子媳妇、兄弟妯娌都住在同一间屋里。这当然多半是游牧时代住帐篷的习俗，但在“设男女之大防”的华族眼里就不文明。[13]
第二是政治混乱。从公元前425年（也就是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和晋国大夫赵襄子去世那一年）起，秦国四十年间不得安宁。一个国君（怀公）被迫自杀，一个太子（献公）不能继位，还有一个国君（出公）和他的母后一起被杀，并沉尸深渊。结果，是魏武侯趁秦国内乱之机，夺回了被秦穆公抢走的一大块地盘。[14]
文化落后，当然因为他们原本是蛮族；政治混乱，则因为贵族专政擅权，国君大权旁落。因此，商鞅变法的核心思想，就是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
变法的具体内容，我们在《从春秋到战国》一书中已经说过。简单地说，就是废领主制，行地主制；废封建制，行郡县制；废世袭制，行任命制。废领主制，原先隶属于贵族的臣民直属中央，人民就是国君的。废封建制，卿大夫的采邑变成郡县，土地就是国君的。废世袭制，所有的官员都由中央任命，权力就是国君的。土地、人民和权力都集中到国君手里，当然是集权。
集权以后的国君，手里就有了指挥棒。这根挥洒自如的指挥棒，就叫“军功”。有军功，农民也能封侯；无军功，贵族也没面子。于是秦人个个“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也就是只为国君战斗，不为自己战斗；只杀外国人，不杀秦国人；只为高官厚禄杀人，不为蝇头小利杀人。[15]
杀人机器呀？
正是。秦国的军功是按人头计算的，杀敌一人晋爵一级。只要拎着敌人的脑袋来，就可以邀功请赏，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样的“虎狼之国”，哪里还有对手？[16]
六国之败，也就理所当然。
显然，没有商鞅的变法，就没有秦国的崛起。问题是郡县制度非自秦始，楚、晋、齐，都比秦早。变法的也不是只有秦一家。魏的李悝（读如亏），楚的吴起，也都比商鞅早。那么，最后胜出的，为什么是秦呢？
也许，这里面有文化的原因。
文化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影响，是很奇怪的。大体上说，是太少了固然不行，太多了也有麻烦。越，就吃亏在文化太少；楚、宋、鲁，则吃亏在太多。宋是殷商故国，鲁是周公之后，楚则是捡了便宜。春秋时期，周的王子朝叛乱。兵败之后，他携带王室的大量典籍、器物、知识分子和科技人员前来避难。结果，原本是“蛮夷之邦”的楚，成为华夏文明的第三个重镇。
于是，儒家生于鲁，墨家生于宋，道家生于楚。
秦有什么呢？
一片空白。
有空白，就会有人来填补。填补秦国文化空白的，就是法家。法家是没有地域性的。谁肯出大价钱，他们就为谁出谋，为谁划策，为谁卖命。李悝为魏相，申不害为韩相，吴起奔楚，商鞅奔秦，都不足为奇。
然而最适合法家的还是秦。
法家在先秦诸子中是比较异类的。儒家、墨家、道家，都是理想主义者和复古主义者。道家向往太古，墨家向往禹世，儒家向往东周。法家却是实用主义者和功利主义者。他们的主张，是面对现实，规划未来。因此，道家讲天道，墨家讲帝道，儒家讲王道，法家讲霸道。
法家讲霸道，秦国要图强，自然一拍即合。
何况秦的民风原本彪悍质朴。直到战国，他们的艺术也不过是敲瓦罐儿再加吼唱。这说明秦人并没有被华夏文明雅化。没有雅化，也就没有软化，正好训练为生产工具和杀人武器。甚至就连秦的人才匮乏也成了优势，因为可以招聘四方，广纳天下；而重用客卿的结果，则是进一步打击了贵族，加强了君权，可谓一箭双雕。
于是法家大显身手，大展宏图。其实他们的王牌，无非君权至上；手段，则无非高官厚禄和严刑峻法。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高压之下，必有良民。商鞅和孝公有此霸王条款和软硬两手，便不难把秦国变成一家农场和一座军营。举国上下，步调一致，纪律严明，令行禁止，雷厉风行。只要国王一声令下，便猛兽般地扑向敌人。
这样一种蛮不讲理的横行霸道，也是没人挡得住的。
历来就被华夏诸侯看不起的秦，最终咸鱼翻身。而且这条小小的咸鱼，还吃掉了所有的大鱼。现在他们要做的，已不是为华夏文明输血，而是换血。
秦始皇革命了。
一号文件
革命是在灭齐以后。
齐，是最后被灭的王国。此前，韩、赵、魏、楚、燕，都已经变成了秦的郡县。齐国并入秦的版图后，“中国”就不再是多个国家，而是一个国家。这可是从来就不曾有过的事，也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在这样一个时候颁发的命令，便堪称“一号文件”了。
一号文件的内容，是嬴政的名号。
名号确实是重要的。名不正，则言不顺。嬴政要求更改自己的名号，也有道理。因为他的成功，确实“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如果还像以前那样仍然叫王，则何以“称成功，传后世”？
于是朝野上下，一致同意更名。
但怎么改，却有不同意见。
群臣和博士们的建议是叫“泰皇”，这其实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因为此前人主的最高称号，一是王，二是帝，三是后（本字为“后”，不是繁体字“前後”之“後”的简写）。夏代称后，商代称帝，周代称王。现在，夏商周都已是明日黄花，后也好，帝也好，王也好，岂能再用？
那么，有更高级的称号吗？
有，皇就是。三皇之后是五帝，五帝之后是三王，三王之后是五霸。五霸低于三王，三王低于五帝，五帝低于三皇。由此可见，皇最高级。三皇中，泰皇又最尊贵。以此为号，嬴政应该满意。
可惜，嬴政并不满意。
不满意的原因，很可能是他对一切旧东西都嗤之以鼻。在嬴政看来，他的事业是开天辟地，前无古人的。制定名号，岂能一点想象力和创造性都没有？
必须发明创造，还得嬴政自己来。
结果，是叫“皇帝”。
这是一个复合词。其中，皇是形容词，是定语；帝是名词，是主语。所以，皇帝也可以简称为“帝”。皇帝之国叫帝国，皇帝制度叫帝制，原因就在这里。
但，帝不是商代的称号吗？怎么还可以用？
因为帝的本义是“缔造者”，这当然很对嬴政的心思和胃口。何况在商代，帝既指人主，又指天神。天神是上帝，人主是下帝。人神共用的称号，嬴政当然喜欢。
于是，他一笔圈中了“帝”字。
其实殷商的元首，是称帝也称王的。比如被周武王灭了的那位，就既叫帝辛，又叫纣王。周天子则只称王，不称帝。帝者天号，王者人称。周人敬天，岂敢僭越？
嬴政却不管那一套，因为他实在不能再称王。王，并非至尊之号。起先，大一点的酋长都可以称王，是为部落王。后来，大一点的国君也可以称王，是为诸侯王。就算曾经独自称王的周天子，也无法跟现在的嬴政相比。周王是“共主”，嬴政是“独主”，一样吗？
也只能称帝。但不能称下帝，得叫皇帝。皇的本义是灿烂辉煌，皇帝即“皇皇大帝”，当然比下帝好。
实际上皇帝一词，古已有之。炎黄二帝中的黄帝，本来就叫皇帝，即“伟大的缔造者”。后来“皇帝”多了，只好把他的名称改成“黄帝”，意思是“天下之中体现了黄土之德的伟大缔造者”，或“中央大帝”。
黄帝成了中央大帝后，其余那些伟大缔造者，便被安排到东西南北四方，分别为赤帝（火）、青帝（木）、黑帝（水）、白帝（金），与黄帝合为“五帝”。
问题是，物以稀为贵。伟大缔造者多到五个，便未免掉价。为了再设一个等级，只好把“皇”这个形容词当名词用。“三皇五帝”的说法，就这样被发明出来。[17]
没有证据表明，嬴政对这段历史有过研究。也许当时的他，只不过自认为“功高五帝”，又不好意思“比于三皇”，这才发明出介于二者之间的“皇帝”来。
皇帝，即皇和帝，是皇也是帝。
不过这样一来，皇，也就永远地由形容词变成了名词，甚至皇帝的代名词。它的使用比“帝”还频繁，比如皇家、皇族、皇室、皇宫、皇朝、皇位、皇袍、皇权。
这大约是嬴政没想到的。
嬴政当然也想不到，他这个“始皇帝”只传到第二代，他的帝国就一命呜呼。同样意味深长的是，秦虽二世而亡，皇帝这个名词却延续了下来，没有一个人主张更改。
如此看来，嬴政的“一号文件”，岂非意义重大？
当然。
表面上看，嬴政由秦王改称皇帝，不过是满足了自己的虚荣心——他需要有一个足以“称成功，传后世”的称号，就像古罗马的胜利者需要一座凯旋门。但如果事情就这么简单，则后世的开国之君，岂非也可以见样学样，把皇帝换成别的什么头衔？为什么没人改呢？
因为没有必要。
那么，嬴政的变更名号，就有必要吗？
很有必要。
事实上，当秦王嬴政将韩、赵、魏、楚、燕、齐都收入囊中时，天下和秦便都变了。此前是邦国林立，现在是独此一家。那么，秦在“之一”的时候叫王国，“唯一”的时候难道还叫王国？显然不能。
那叫什么？
帝国。
这当然是大变革。性质变了，称号也得变。伯国的元首是伯，侯国的元首是侯，公国的元首是公，王国的元首是王。帝国的元首呢？当然得叫皇帝。
因此，元首叫不叫皇帝，就看你要不要帝国。后来的汉、晋、隋、唐、宋、元、明、清，都坚持帝国制度，所以他们的元首都叫皇帝，谁都不会更改。
皇帝与帝国，俱为一体。
但，这样一个现在看来理所当然的事，在始皇称帝之初甚至之后，却备受争议。
反封建
争议是一批守旧派挑起的。
守旧派的代表人物是丞相王绾（读如晚）。王绾他们倒不反对嬴政称帝，却反对将王国变成帝国。大约在他们看来，名号事小，国体事大。嬴政要管自己叫皇帝，随他高兴好了。但要把王国变成帝国，却不能不争。
那么，什么是王国？什么是帝国？帝国和王国又有什么根本的不同？
有两种王国。一种是战国式的，一种是西周式的。战国式的王国（韩、赵、魏、楚、燕、齐、秦），是各自独立的主权国家。这样的王国制度，王绾他们也不会要。他们要的，其实是西周的国家制度，即“周制”。
什么是周制？
一个王国，许多侯国。
侯国跟王国是什么关系？
王国是侯国的宗主国，侯国是王国的分封国。也就是说，天下名义上是王国的，叫“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但在实际上，王国又把天下分封出去，分封给各个侯国，叫“裂土田而瓜分之”。
分封的具体做法，是首先划出一片领地，然后在边境线上挖沟。挖出来的土堆在两边，然后在土堆上种树。这个动作就叫封，也叫封疆、封土、封邦。
那么，为什么不叫封国？
因为邦和国不一样。国是国都，即城市，邦则还要加上周边农村。有邦有国，所以叫邦国，也叫邦。后来为了避汉高祖的名讳，改邦为国，才有了“国家”一词。
邦国也有两种。如果是一个城市加周边农村，就是“城市国家”。如果是中心城市加其他城市再加周边农村，就是“领土国家”。人类最早的国家都是城市国家。变成领土国家，就说明他们已经发展壮大，今非昔比。
实际上在西周初年，除周王国外，其他邦国都是城市国家。到春秋时期，许多小国也还是。但像晋、齐、楚这样的大国，则都是领土国家。他们的疆域，也不是周天子当年之所封，当然这是后话。
封邦之后，是建国。
建国倒不是建立国都，而是指定国君。国君都是世袭的，始封之君则多半是周王的兄弟（如武王之弟为卫君）和子侄（如周公之子为鲁君），然后是姻亲（如齐国的姜太公）和功臣（如燕国的召公奭），以及同盟国、战败国和附庸国的首领（如楚、宋、陈、杞）。
邦国的国君分为公侯伯子男。但这种爵位制度恐怕是后来才建立的，而且统称皆为侯（蛮夷之君叫子），所以叫诸侯（诸多的侯）。他们的邦国，则叫侯国。
王国与侯国，是君臣关系。但这种君臣关系，是名义上的。周天子只要诸侯承认自己是“天下共主”，并象征性地承担一定的义务（比如楚国的义务是进贡过滤用的茅草），对侯国的事务基本不闻不问。各国诸侯都是“独立法人”，他们的邦国也“自负盈亏”。
显然，这其实是国家联盟，或邦联。但，邦联各成员国是平等的，邦国各成员国则不平等。周君和周国至高无上，只有他们能称天子，能叫王国。
这就是周制，也叫“邦国制度”。
邦国制度的核心，是“封邦建国”，简称“封建”。
这是一个动词。王国与帝国，或邦国制度与帝国制度的区别，就在于是否要有这样一个动作。
王绾他们认为要。
一号文件的问题解决后，王绾等人就向皇帝上书，请求封邦建国，立诸皇子为王。秦始皇将此提案交由群臣讨论，上上下下竟是一片赞同。
赞同也不奇怪。正如王绾他们所说，天下初定，人心不服。六国的残余势力人还在，心不死，中央政府又“天高皇帝远”，谁能保证不会动乱？靠得住的办法，是仿效西周封建亲戚，为新政权镇住地头蛇，筑起防火墙。
这是有道理的。故此议一出，“群臣皆以为便”。
不过这样一来，秦就到了十字街头。因为一旦采纳王绾等人的建议，就意味着回到西周，回到邦国制度。然而从商鞅变法开始，秦的所有努力，都是在改革甚至反叛那个制度。唯其如此，他们才能在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如果重演西周故事，岂非“一夜回到旧社会”？
那么，是延续周人建立的旧制度，还是坚持自己的新制度，甚至创建一个更新的制度？这对于刚刚称帝的秦始皇来说，真可谓“生死抉择”。
好在有人反对。
反对的人叫李斯。反对的理由及其得失，则成为后世争论不休的大问题，我们将在后面讨论。重要的是，李斯的反对成功，因为秦始皇投了他赞成票。
这是关键的一票。
从此，封建的命被革掉了。以后的历代王朝，虽然也封王封侯，却是“封而不建”，王侯变成了荣誉称号。新的王侯们对自己的封邑和封国没有治权，更没有主权，甚至连产权都没有。中国社会，再也回不到封建时代。
回不到封建社会和封建时代，究竟是好是坏，是福是祸，也许要到本中华史的第三十六卷才能回答。现在的问题是，不要封建，要什么？
郡县。
在否决了王绾等人封建诸侯的建议后，始皇分天下为三十六郡，郡下设县。郡的长官为郡守，县的长官为县令，都有副职和属员。这，就是郡县制。
郡县和封建，又有什么不同？
秦的郡县制和周的封建制有一个共同特点：都是三级。周，是天下、国、家；秦，是天下、郡、县。实际上秦的郡和县，就是由周的国和家演变而来的，甚至是灭国为郡，灭家为县。然而郡县与国家，却有天壤之别。
周的国和家，是封建的结果。天子封建诸侯，是为国；诸侯封建大夫，是为家。家是大夫的，国是诸侯的。诸侯和大夫，是国和家的主人。他们不但有产权，而且有治权，因此是君主——诸侯是国君，大夫是家君。
郡守和县令，则不是主，而是仆。春秋战国，他们是国君之仆；秦汉以后，他们是皇帝之仆。郡和县，都不是他们家的，而是国君或皇帝的。他们之于郡县，当然没有产权，甚至没有治权，只有代理权。换句话说，他们是由国君或皇帝任命和派遣，代表元首管理郡县的。
因此，郡守和县令没有爵位，只有职位。他们的职位也不像诸侯和大夫的爵位那样可以世袭，反倒可以罢免和调动。也就是说，诸侯和大夫是国和家的当家人，郡守和县令则只是君权的代理人。
这，就叫“官员代理”。
官员代理，是因为“中央集权”。官在四方，权在中央。集权，就不能再封建，因为封建是分权制。因此，一旦全国为郡县，邦国就必然变成帝国。至于那元首是叫国王还是皇帝，其实并不要紧。只不过碰巧的是，嬴政的称皇帝和定郡县，竟刚好是同时进行的。
秦，理所当然地成为帝国。
变成了帝国的秦，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踌躇满志的秦始皇，便开始了他的统一大业。
一统天下
统一是在始皇称帝之后开始的。
这话奇怪。此前，他不是已经把韩、赵、魏、楚、燕、齐跟秦并在了一起？这难道不是“统一中国”？
当然不是。
什么是“统一”？统一是相对分裂而言的。比如晋变成了赵、魏、韩，就是分裂。如果重新变成晋，则是统一。东汉以后的西晋，也是。因为之前的东汉，是一个整体。变成魏、蜀、吴三国，是分裂。西晋，当然是统一。
秦做的事情则不同。因为此前的周并不是统一国家（周帝国），而是国家联盟（周天下）。邦联各国，西周时期有独立治权，春秋时期有半独立主权，战国时期有完全独立主权。他们本来就是独立的，怎么能说是分裂？
没有分裂，就不存在统一。
比如美国。最早构成美利坚合众国的十三个States（现译为州，其实应译为邦），当初就是独立的。他们在1776年宣布由Colonies（殖民地）变成States时，便都有自己的宪法和法律，以及民选的“主权、自由和独立”的政府，State之间也完全平等。请问，这能叫“分裂状态”吗？
所以，他们最后成为一个国家，便只能叫“联合”，不能叫“统一”。他们的国名United States，也被准确地翻译为“合众国”，即“合众邦而为国”。[18]
因此，没人会说“华盛顿统一了美国”。
同样，也不能说“秦始皇统一了中国”。
那该怎么说？
兼并。
秦兼天下，秦并天下，秦灭六国，都对。
这其实也是古人的说法。中国人的古书在提到这段历史时，都或者称“并”，或者称“兼”，或者称“并兼”，没有称之为“统一不过兼并之后，原先邦国林立的“中国”，就变成了“一个国家”，而且是中央集权的。这时，统一的工作就不但合情合理合法，而且是可行的了。
没错，天下一统，是帝国的需求。
邦国不需要统一吗？不需要。邦国的特点，是“三级所有，层层分权，各自为政，多元共存”。大家都是“之一”，没有谁是“唯一”。如果要求统一，请问谁来统？
所以，邦国只求“同一”，不求“统一”。所谓“同一”，也只是“认同”。比方说，都认同周天子是天下共主，华夏文明是先进文化，如此而已。
求同就得存异。齐东“野语”，楚人“鴃舌”（读如决），吴人“断发文身”，越人“徒跣不履”，并没有人要求他们都改弦更张，改头换面，统一起来。
这是春秋。到战国，共主都没了，大家都是独立王国，更是谁都不买谁的账。于是“田畴异晦，车涂异轨，律文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甚至出现了所谓“鸟书”和“蝌蚪文”——[20]
货币也五花八门。简略地说，大体上是周、赵、魏、韩通行布币，燕和齐通行刀币，楚通行铜贝和金币，秦通行圜钱。而且，即便同为刀币或布币，形制和重量也不一样，折算起来极为麻烦。[21]
这当然让中央集权的大帝国不能容忍。因为帝国不但要求“海内为郡县”，而且要求“法令由一统”。如果不把文字和货币之类都统一起来，那么，难道皇帝的诏书要写成不同文本，国库里面又是布币又是刀币？
于是秦始皇勒令全国统一，包括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统一亩制（二百四十方步为一亩），统一车轨（车宽六尺）。据说这是孔子也曾向往的，比如《礼记·中庸》就主张“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
但意义最为重大的，还是统一文字。
统一的办法，是废除异体字，推行简化字。为此，他们不惜先革自己的命。秦本西周故地，通行的是籀文（籀读如宙），也叫大篆。大篆笔画繁重，始皇就让李斯简化为小篆，也叫秦篆。后来，程邈更简化为秦隶。这就连低级官吏和底层人民也可以认识了，所以叫“隶书”。
这实在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它不但普及了文化，也延续了文明。事实上，我们民族的文明三千年不中断，文字的作用功不可没。从甲骨到金文，从周篆到秦篆，从篆书到隶书，陈陈相因，一脉相承。于是商文化延续为周文化，周文化延续为秦文化，秦文化延续为汉文化。承上启下的，正是秦始皇的“书同文”。
书同文的结果，是一个更大民族的诞生。这个民族就是汉。汉族，是华夏民族的升级版。她的形成，却其实开始于秦。实际上，如果不是因为秦帝国二世而亡，两汉又长达四百多年之久，那么，汉语、汉字、汉族、汉人，是应该叫作秦语、秦字、秦族、秦人的。
这就是秦始皇的三大革命：称皇帝，反封建，大一统。革命的结果，是帝国制度取代了邦国制度，并延续了两千多年，影响极其深远。其政治意义和历史地位，只有西周封建和辛亥革命可以相比。
然而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任何革命都是有代价的。在古代社会进行一场深刻的革命，甚至必须有人献祭，有人以身试法做牺牲品。这是无法避免的悲剧。
历史又选择了秦。
秦始皇革命十二年后，反秦运动席卷天下，大秦帝国迅速灭亡。这当然是秦始皇万万想不到的。更让他始料未及的是，首先举起义旗的，并非他处心积虑要防范的六国贵族和遗老，而是一个小人物。
这个小人物，就是陈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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