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中华史:国家

第1章 国家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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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皇创造了氏族和部落,
    五帝把部落变成部落联盟,
    然后夏废禅让,把部落联盟变成了国家。
    而国家一旦诞生,人类就进入了文明时代。
    上帝敲了回车键
    公元1650年,也就是大清朝摄政王多尔衮去世那年,有一位名叫阿歇尔(Ussher)的爱尔兰大主教经过精心研究和精密计算,向世人宣布了上帝创造世界的时间——耶稣诞生前4004年。如果你有兴趣,他还会乐意告诉你,具体的日子是1月28日,星期五;或者10月23日,星期天,上午九点。[1]
    阿歇尔的日期很有意思。因为考古学的发现证明,人类最早的文明诞生于公元前3500年到前3000年之间。也就是说,如果阿歇尔计算准确无误,那么,从人类的诞生到文明的诞生,就只有短短五百年。
    这当然并不可能。
    文明是人类自己上演的节目,它的初潮很晚,前戏很长。
    历史学家给出了另一张时间表:440万年前,南方古猿;380万年前,早期猿人;180万年前,晚期猿人;30万年前,早期智人;5万年前,晚期智人,人类正式诞生。遗憾的是,由于缺乏化石的证据,我们还不能从中找到夏娃在伊甸园大造其反,用无花果叶发明人类第一条三角裤的确切时间。
    但后面的故事是清楚的,它可以概括为以下表格:
    时代 社会组织 文化标志 代表人物 形象表现 古史分期
    点 原始群 裸体直立 夏娃 —— ——
    面 氏族 生殖崇拜 母系氏族女娲 鱼、蛙、月亮 三皇
    面 氏族 生殖崇拜 父系氏族伏羲 鸟、蛇、太阳
    片 部落 图腾崇拜 早期部落炎帝 牛 三皇
    片 部落 图腾崇拜 晚期部落黄帝 熊(或其他) 五帝
    圈 部落联盟 —— 早期尧 —— 五帝
    圈 部落联盟 —— 中期舜 —— 五帝
    圈 部落联盟 —— 晚期禹 —— ——
    国 部落国家 祖宗崇拜 夏启 —— ——
    是的,正如第一卷所述,夏娃造反之后是女娲登坛,创造了氏族社会和生殖崇拜;然后是伏羲设局,把氏族从母系变成父系;然后是炎帝东征,把氏族变成部落,生殖崇拜变成图腾崇拜。女娲、伏羲、炎帝,就是所谓“三皇”。
    然后是“五帝”:黄帝、颛顼、帝喾、尧、舜。
    五帝的历史使命,是把部落变成部落联盟。最后是启废禅让,把部落联盟变成了部落国家。
    显然,时间很长的史前史,轨迹简单,线索清晰。社会组织,依次是原始群、氏族、部落、部落联盟、部落国家;文化程度,则依次是点、面、片、圈、国。最原始的文化,是分散在世界各地自生自灭的。这就是“文化点”。如果这种文化能够存活并得到发展,它就会壮大,变成“文化面”。不同的文化面,由于自身的裂变和扩散,以及相互的影响和交融,就会连成“文化片”。不同的文化片,由于迁徙、联合、兼并甚至战争,则会形成“文化圈”。这个时候,离国家就不远了;而国家一旦诞生,人类就进入了文明时代。
    文明是先后发生的。在非洲北部尼罗河流域和亚洲西南两河流域,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一马当先。美索不达米亚是希腊语,意思是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两河之间”。之后,在中国的黄河流域、南亚的印度河流域、南欧的爱琴海区域,华夏文明、印度河文明(哈巴拉文明)和克里特文明(米诺斯文明)也相继发生,时间都在距今两三千年前。[2]
    这就是人类的五大古老文明。[3]
    五大文明形态不同,风格各异。克里特(米诺斯)的女神崇拜,在我们看来就匪夷所思;古埃及的金字塔,跟巴比伦的通天塔也两回事。唯一的相同,是都要建国。包括后起之秀波斯、希腊、罗马,也如此。比如波斯王国就产生于农业部落和游牧部落的联盟,第一任国王居鲁士也原本是大酋长。
    奇怪!为什么部落一旦成熟强大,上帝就要敲回车键呢?
    阿歇尔大主教当然不管这事,但伦勃朗的一句话也许能给我们启示。伦勃朗是17世纪尼德兰(荷兰)大师级的画家,做他的学生每年要交100荷兰盾,相当于当时中国的十二两纹银。[4]
    可是,就在阿歇尔宣布其神学研究成果的十几年前,伦勃朗的画室出了绯闻。他的一个学生在单独画人体写生时,居然把自己脱得跟女模特一样。对此,那位学生的辩解是:这样一来,我们就成了亚当和夏娃。伦勃朗则用手杖敲着墙说:既然如此,你们就得离开伊甸园![5]
    这一对宝贝儿只好穿起衣服走人,十二两银子也打了水漂。
    从氏族、部落到国家,莫非也是如此?
    或者说,世界各民族相继告别原始时代的伊甸园,是因为像伦勃朗的学生一样犯了错误吗?
    显然不是。
    没有后悔药
    部落变成国家,并非因为绯闻。人类发明国家,更不是为了寻欢作乐。但这事却被认为与“逐出乐园”无异,不管那伊甸园是耶和华的,还是伦勃朗的。反正,进入国家时代,好日子就算过完,这是很多人的共识。
    比如希腊和罗马的两位诗人。
    古希腊的那位诗人叫赫西俄德,古罗马的叫奥维德。他们的共同观点,是都认为自己生活在黑铁时代。之前,则是黄金时代、白银时代和青铜时代。黄金时代最好,人类美好高贵,社会公正和平。白银时代马马虎虎,但不再天真无邪。青铜时代战火连天,但信仰和神性犹在。黑铁时代就一塌糊涂,人类变得贪婪残忍,互不信任,互不相容,没有信仰,也不再有真理、谦逊和忠诚。[6]
    当然,两位诗人略有不同。在希腊诗人那里,青铜时代之后,黑铁时代之前,还有英雄时代。英雄时代比青铜时代好,人类与半神和英雄一起生活。可惜,英雄们被卷入底比斯战争和特洛伊战争,从此万劫不复。
    这可真是“一代不如一代”。
    类似的说法,我们民族也有。比如希腊、罗马的黄金时代和白银时代,在儒家那里就叫“大同”。大同之世的特点是“天下为公”。财产是公产,权力是公器,首领是选举出来的公务员,族民也都一心为公,因此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天下太平。
    希腊、罗马的青铜时代,儒家叫“小康”。小康之世的特点是“天下为家”,财产私有,权力世袭,战争不可避免,道德礼仪和圣人英主也应运而生,有点像希腊的英雄时代。[7]
    至于黑铁时代,恐怕是只能叫“乱世”的。
    大同、小康、乱世,就是儒家那里的历史三阶段。尧舜是大同,夏商周是小康,春秋战国是乱世。
    对应这历史三阶段的,是三种指导思想和政治哲学:大同讲帝道,小康讲王道,乱世讲霸道。先秦诸子中,主张霸道的是法家,主张帝道的是墨家,儒家则主张王道。因为大同已不可能,乱世又不正常,因此应该“尊王道,行仁政,奔小康”,构建和谐社会。这恐怕也是一种中庸之道。
    但这只是一家之言,诸子则另有说法。
    比如庄子是只认羲皇之世的,墨子也只认大禹之世。其实就连孔子,也推崇尧舜之世。只不过他老人家比较现实,认为能够回到东周就算不错,实际上是退而求其次。
    这样看,我们也是四阶段。比如女娲到伏羲,便可以叫黄金时代;炎黄到尧舜,是白银时代;夏商周,是青铜时代;春秋战国,则无疑是黑铁时代。对于前三段,诸家有争议。对于后一条,除法家外,无分歧。
    如此说来,人类一旦建立国家,岂非就每下愈况,等于踏上了不归之路?
    当然不是,也没有后悔药可吃。
    事实上,氏族部落时代,并非庄子和希腊、罗马这些诗人哲学家们说的那么美好。夜不闭户?那是没东西可偷。炎黄与蚩尤的战争,则跟后世一样杀得天昏地暗血流成河。
    更重要的是,一个民族如果没有国家,或没能建立自己的国家,她的历史就会一直停留在史前时代,比如某些印第安人。相反,只要建立过国家,哪怕后来失去,也会有自己的文明,比如犹太。
    国家,是文明与史前的分水岭。
    难怪孔子不但不否定小康,还要对小康生活推崇备至,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问题是,为什么只有建立了国家,才算进入文明时代?国家对人究竟有什么意义?人,真的是必须发明国家并生活在其中的动物吗?如果是,又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感叹今不如昔,怀念氏族和部落时代?
    国家的逻辑,究竟在哪里?
    分道扬镳
    荀子说,在人。
    众所周知,荀子是从儒家到法家的中转站。所以他跟法家一样,既肯定国家,又肯定君主。为什么要肯定?为了生存。荀子说,可怜兮兮的人,力气不如牛,速度不如马,生存能力其实是很差的。然而牛马却为人所用,原因就在人能组成族群。因此,族群如果解体,人就牛马不如。[9]
    这就一要有道德,二要有君主,三要有国家。
    做得到吗?做得到。
    在荀子看来,人与动物的区别,并不仅仅就在两腿直立遍体裸露(二足而无毛),而在于有道德。荀子说,水火有物质无生命,草木有生命无感知,禽兽有感知无道德;唯独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这才最为高贵。[10]
    所以,人能够发明国家,这是最强大的族群;也能够发明君主,这是最合适的领导。至于道德,则是最理想的组织力量。有道德,人就是万物之灵,就能结成群体并依靠群体的力量来生存。他也就有家有国,有安身立命之本。[11]
    君主是核心,道德是力量,国家是归宿。
    国家与人,就这样焊在一起。
    这跟西方不太一样。
    西方人也要国家,却未必一定要君主。古希腊的城邦是没有君主的。罗马人,从他们赶走最后一任部落王,到产生第一位君主奥古斯都屋大维,中间竟隔了近五百年,而且那皇帝还要自称“第一公民”。[12]
    近现代的西方人就更是出格。17世纪的阿姆斯特丹,居然宁肯要三个郁金香球茎,也不肯要一个国王。独立战争后的美利坚人,则不但不要国王,就连统一的国家都不想要。实在拖不下去,才勉勉强强开了一个制宪会议,再磨磨蹭蹭地选出第一届联邦政府和总统。
    可见,西方人对待君主的态度,是可以要,也可以不要;有的要,有的不要;有时要,有时不要。不像我们,自从有国家就有君主,只不过秦汉以前封土建国,秦汉以后天下一统,但都是君主制。直到辛亥革命前,还有立宪派主张保留一个皇帝,哪怕形同虚设,只是橡皮图章。
    西方人也不认为国家跟道德有什么关系,在他们那里道德是归宗教和上帝管的。国家需要的是法,社会需要的才是德。所以,他们的国家可以有多种模式。直接民主、寡头政治、政教合一、君主立宪、联邦邦联、称王称帝,不但一一试来,而且并行不悖,爱怎样就怎样,喜欢谁便是谁。
    显然,当世界各民族开始建立国家时,他们就站在了文明的大门前,也站在了历史的岔路口。
    之后,大路朝天,各走半边。
    很难说谁有道理谁没有。实际上,西方人也经历了君主制时代,而且至今还有名义上的王国。同样,荀子不厌其烦地解释“为什么要有国家和君主”,则说明它在当时其实已经成了“问题”,而且事情也并不像荀子讲的那么简单。比方说,氏族和部落也是群体,为什么非得变成国家?
    何况世界各国的诞生原因、存在方式和发展道路也大不相同。有君主的,也有民主的;有独立的,也有附庸的;有分出去的,也有合起来的;有打出来的,也有谈出来的。五花八门,千奇百怪,不一而足。
    道路的选择不会无缘无故,没有谁会拿自己的命运开玩笑。
    与其论是非,不如找原因。
    那就先看人家。
    小人之邦
    如果孔子穿越到美国,一定会大摇其头。
    这是什么乱七八糟的国家!这个国家并不以德治国,而是以法。最权威的机构和人,居然是法院和法官。尤其是最高法院,竟有不容置疑的解释权,岂非咄咄怪事?
    法院倒也罢了,尧舜也有司法部长皋陶嘛!但律师是什么,陪审团又是什么?一个人有罪还是无罪,怎么能由这些胸无点墨的庶人说了算,皋陶大人反倒要听他们的?
    议会和议员也不可思议。当然,尧舜那会儿,也有部落酋长和氏族族长的联席会议;周代则会邀请社会贤达共商国是,叫“乡饮酒礼”。但尧舜和三代都没有政党,更没有两党或多党。两党制是什么玩意?君子不党,他们却竟然鼓励党争,还为这党争花掉那么多的钱,是可忍孰不可忍!
    也许,只有联邦制能让他略感欣慰,因为有点像东周。
    的确,组成美利坚合众国那些State,原本是应该翻译为“邦”而不是“州”的。建国之初的十三个邦,早就有着自己的宪法、法律和民选政府,各自为政自负盈亏,颇有些像诸侯列国。它们共有的那个总统,岂非“天下共主”?
    可惜这总统却一点尊荣都没有。国会可以弹劾,媒体可以批评,民众可以拿他开涮,他反倒要为什么“拉链门”之类的破事反复道歉,哪像天子?
    文化艺术也不像话。电影院里,电视机上,还有酒吧和百老汇,要么怪力乱神,要么靡靡之音,要么群魔乱舞,很黄很暴力,这不是“郑声之乱雅乐”吗?
    更不可思议的是,他们的民众居然肆无忌惮地批评和嘲讽总统,还可以上街游行示威。警察不但不管,反倒提供保护,这不是“无君无父,犯上作乱”吗?
    那么,古代希腊又如何?
    更成问题。
    在爱琴海和地中海环抱的那片贫瘠的土地上,星罗棋布地林立着被称为“城邦”的国家。这虽然也有点像东周列国,却居然没有一个天子,也不分公侯伯子男。城邦与城邦,是完全平等的。哪怕一个城邦从另一个城邦分出去,一旦分家就平起平坐,各行其是,甚至反目为仇。
    城邦的政治事务,则交给石匠、铁匠、皮匠、商人、小贩以及游手好闲的公子哥儿去摆弄。他们不但有权说三道四,投票表决,不肯参政议政的反倒还要罚款。这是什么莫名其妙的制度?照此制度建立的,会是东周吗?
    当然不是。比如雅典城邦的政府,是从十个区年满三十的男性公民当中,各自抽签产生五十个人,再组成五百人的会议,任期一年。五百人会议的常设机构是五十人团,由五百人会议成员分组轮流坐庄,任期一个月。五十人团又抽签产生一名主席主持工作,这样的主席哪一点像国君?
    无君臣,亦无父子。古希腊神话中,天神乌拉诺斯被自己的儿子克洛诺斯打成残疾失去王位;克洛诺斯则又被自己的儿子宙斯推翻打入地狱。宙斯自己也被子女们觊觎,靠普罗米修斯帮忙才得以幸免。这些故事都被希腊人口口相传津津乐道,真可谓“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
    更可恶的,是这些制度的设计充斥着私心。
    私心和私利是联系在一起的。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私利,也有每个人的私心。这在西方人看来极为神圣。为了保证自己的私利不被侵犯,私心得到满足,希腊人的办法是决策机关人数众多,任期短暂,轮换快速,任何人想以权谋私都不容易。美国人的办法则是各利益集团选出自己的代表,然后到议会去讨价还价,你方唱罢我登场。
    这,难道还不是“小人”?
    然而这些小人,包括被弹劾的总统,被嘲笑的政客,被送上法庭的犯罪嫌疑人,都只会认为自己的敌人不对,不会认为国家的制度不对。哪怕孔夫子苦口婆心劝其仿效东周,他们也会温和而坚定地说:对不起,No!
    此中奥秘,不可不察。
    公民与臣民
    孔子眼中的“小人”,在西方叫做“公民”。
    公民是古代希腊人发明的词,叫波里德斯(Polites),意思是“城邦的人”。这就像周代的“国人”,是指“国都里的人”。[13]
    不过在古希腊,并非所有在城邦里生活的都叫公民。奴隶就不是,外邦人也不是。而且就算同为公民,权利也不一样。权利最完整的,仅限于公民中的成年男子,叫“全权公民”。他们才是城邦真正的主人,以及城邦政权的授权人。
    全权公民加上妇女儿童,就叫“自由公民”。外来移民和被解放的奴隶,则叫“被保护民”。被保护民和自由公民中的妇女儿童,都没有参政、议政、执政的权利。
    显然,这是一种少数人才能享受的民主。
    限制人数是必然的。因为但凡公民,就有权利和义务。
    这是公民最重要的特征。而且有权利,比尽义务更重要。有权利,就什么都有;没权利,什么都谈不上。何况一旦享有权利,就既可以行使,也可以放弃,非常自由。
    这种资格和待遇,城邦岂肯轻易授人?
    成为希腊公民的首要条件是人身自由,后来的罗马也一样。实际上,公民的公,不是公有,而是公共。希腊公民和罗马公民的财产,全都归个人所有,是完全彻底的私有制。而且唯其私有,才能公共。因为自己有私产,就不必从属和依附于任何团体、组织、机构和个人,当然自由。
    公民,就是“自由的人”。
    臣民则大不一样。
    什么是臣?奴隶,包括战俘和罪人。
    奴隶的主要来源是战俘。战俘最早被杀,后来则“男人为臣,女人为妾”。他们脖子上拴着绳子,被主人像牲口一样牵来牵去。个别有技艺的待遇略高,比如跳舞的“舞臣”。也有极个别的成为牢头狱霸小头目,帮奴隶主管理奴隶,比如管农业奴隶的“臣”(读如级),管畜牧奴隶的“牧臣”。[14]
    这些奴隶中的小头目,很有可能是战败族群的族长或酋长。他们就是最早的“臣僚”。君臣的臣,就从这里演变过来。说白了,其实是贵族和官员在君主面前以奴隶自居,就像清代的满族王公见了皇帝自称“奴才”。
    同样,民也不是好词,至少不是尊称。
    实际上,古书中的民,往往被解释为冥、暝、盲、氓。这大约因为最早的民都是战俘和奴隶,有的还要被刺瞎眼睛。比如黎民,就是战败的九黎族;畜民,就是被商人统治的老奴隶;顽民,则是被周人打败又冥顽不化的殷商贵族。既然战败,自然是“民”。人,才是胜利者和统治者。
    显然,在上古时期,人和民也不平等。最高级的是“大人”,其次是“小人”,最低级的是“万民”。
    后来,奴隶变成平民,也还是被统治者。所谓蚁民、草民、小民、贱民、刁民、屁民,包括顺民和良民,都明显带有轻蔑和歧视之意。总之,秦汉以前,人比民贵;秦汉以后,官比民高。孟子能说“民为贵”,实在相当了不起!
    臣民,就是“臣服的人”。
    公民自由平等,臣民服从依附。所以,臣民的国家必是君主制,公民则喜欢民主共和。国家模式和政治体制,其实都是人自己的创造和选择。
    国家与人的关系,也许就在这里。
    中华的惆怅
    有什么样的人,就有什么样的国。
    实际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模式和样式、制度和尺度,都是由这个国家的文化、历史和国民来决定的。强大的国民喜欢弱小的政府,自由的国民欣赏松散的制度,愚昧的国民盼望英明的领导,软弱的国民依靠强权的统治。因此恩格斯说,如果某个国家的政府是恶劣的,而且尽管恶劣却仍将存在,那就可以用该国国民相应的恶劣来解释。[15]
    但,这里面有问题。
    众所周知,人类最早的国家,大多是君主制,少数是共和制,极个别是民主制。西学东渐前的中国人,更一直认为君主制天经地义,别无选择,反对派一个都没有。如此说来,难道世界上大多数人都是不要自由,想做奴隶的?
    当然不会。
    这就必有原因,必有道理。
    什么原因?什么道理?
    天下必须有序,群龙不能无首。
    没错,中国原本就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如果再摊上洪水泛滥、外敌入侵,就更需要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需要号召力和凝聚力,至少得有万众一心的象征。这个功能,在那时不可能由别人来承担。为此,人民只能做出牺牲和让步,对高举旗帜的君主俯首称臣。
    这,大约是法家以外思想家们的想法。[16]
    因此,除法家外,其他各家对君主制度和君主权力,都是“有条件的维护,有保留的赞同”。比如儒墨道三家都认为,君主可以有,但得是圣人,至少要合格。孟子甚至认为,君主如果不合格,就应该下台。又比如,三家都认为,君臣之间不能是奴役与被奴役的关系。孔子就说君对臣要彬彬有礼,孟子更认为君若“目中无人”,臣可“视如寇仇”。如果那君主太不像话,人民还可以发动革命杀了他。这能说是“想做奴隶,不要自由”吗?
    君主制,并不等于奴隶制。
    独立、自由、平等,毕竟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不会有哪个民族是例外。
    只不过,历史会有不同的尝试和选择。
    可惜,儒墨道三家主张的条件和保留,离民主或宪政还有十万八千里,实行起来也有诸多问题。比如什么叫“圣人”,三家就说法不一。儒家讲“仁民爱物”,墨家讲“明察秋毫”,道家讲“清静无为”,请问以谁为准?
    还有,君主如果不合格,怎样请他下台?有办法吗?有法律吗?有制度吗?有程序吗?没有。
    那就只有一厢情愿,以及惆怅。
    中华民族的国家史和文明史,就是一部不断追求独立、自由、平等,又屡屡求之不得、得而复失的“惆怅史”。
    是的,正如希腊实行过“直接民主”,我们也试行过“直接君主”;罗马实现了“以法治国”,我们也探索了“以礼治国”。我们甚至设计了种种方案,希望能够做到“君权与民权并重”。最起码,也不能生灵涂炭,民怨沸腾。
    然而曾几何时,这些都成为泡影。分权变成了集权,集权变成了专制,专制变成了独裁。秦、汉、晋、隋、唐、宋、元、明、清,每下愈况。改朝换代一次,起死回生一次,也腐败溃烂一次。最后,不得不拜西方列强为先生。
    其实“先生们”又何尝一帆风顺?希腊城邦,孤帆远影;罗马共和,日落西山;民主进程,一波三折;自由之路,险象环生。宗教裁判所就不说了,十字军东征也不说了。单是二十世纪,世界大战就打了两次。
    文明的步伐,总难免一脚深一脚浅;国家的意义,谁都不可能一夜看清。唯独需要国家,古今中外一样,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臣民还是公民。
    那么,国家的秘密又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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