碧血剑（下卷）（新修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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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崇焕亲上城头督战，大声呼叫。满桂战于城外。祖大寿、尤世禄回师攻击清兵后路。双方死伤均重，满桂身中数箭。明军野战终于打不过清军，于是退入城中据守。这场大战打得十分惨烈，城壕中填满了两军兵将的死尸。
    守军又以葡萄牙大炮轰击，击碎清方大营帐一座及皇太极的白龙旗，杀伤清兵不少。明方的报告说，皇太极长子召力兔贝勒胸口中箭，另一子浪荡宁古贝勒在阵上被明军射杀，又杀固山（领七千五百人，相当于团长）四人、牛彔（领三百人，相当于营长）三十余名。这报告失之夸大，事实上并无皇太极的儿子在此役中阵亡。但清方纪录中也说：济尔哈朗贝勒、萨哈廉贝勒、大将瓦克达、阿格等均受伤。
    皇太极见部队损失重大，只得退兵，再攻锦州南面，亦不能拔，将士又遭到不少伤亡，将领觉多拜山、巴希等阵亡。七月，清兵败回沈阳。
    这一役明朝称为“宁锦大捷”，是明军对清军第二次血战胜利。
    袁崇焕在报功的奏章中，力称功劳最大的是满桂。[1]他和满桂向来颇有意见冲突，但在奏章中力称宁远大捷以满桂之功居多，可见光明磊落，大公无私。
    第一次宁远大捷是天启六年正月，第二次宁锦大捷是七年五月，相隔一年零四个月。在这短短的十六个月之间，袁崇焕加强了明军的战斗力，抢筑了锦州的防御工事，固守在清军的后路，使皇太极有后顾之忧，不敢久攻宁远。同时清军先攻锦州不克，再攻宁远，气势已挫。可见袁崇焕这十六个月中的准备工作收到了很大成效。如果能多一些和平时期，局面当然更有改进。
    这一仗大捷，葡萄牙的红衣大炮是有功劳的。明朝这时本来已驱逐了葡萄牙人的天主教传教士。传教士波尔、米克耳两人见到明清交兵，有机可乘，便发动澳门的葡人，向明朝提供军费和炮手。明朝于是召还已驱逐了的教士。本来秘密传教变成了公开，大批葡萄牙教士和炮手进入中国。[2]后来中国在外国教士和技师指导之下自行铸炮。所铸成的大炮也封了官，称为“安国全军平辽靖虏将军”，还派官祭炮，请将军发威破敌。满人要直到数年之后，才因投降的明人之助而开始铸造大炮。
    袁崇焕在政治上属于魏忠贤的敌对派系。他中进士的主考官韩爌、保荐他的御史侯恂等都是东林党的巨头。袁崇焕当然不肯克扣军饷去孝敬魏忠贤。但为了大目标是守御锦州、宁远，他也相当的委曲求全。各省督抚都为魏忠贤建生祠，袁崇焕如果不附和，立刻就会罢官，守御国土的大志无法得伸，因此当时也只得在蓟辽为魏忠贤建生祠。这座生祠，圣旨题名曰“懋德”。
    但魏忠贤仍是不满意。所以虽有宁锦大捷，袁崇焕却得不到什么重赏，只升官一级。奉承魏忠贤的官员却有数百人因此大捷而升官，理由是在朝中策划有功，连魏忠贤一个尚在襁褓中的婴儿从孙，也因此而封了伯爵。魏忠贤是太监，没有儿子，只好大封他侄儿，封他侄儿的儿子。
    魏忠贤这时更叫一名御史弹劾袁崇焕主张和议，“设策太奇”，攻击他没有去救锦州。袁崇焕在这样的压力之下，只得自称有病，请求辞职。魏忠贤立刻批准，派兵部尚书王之臣去接替。[3]
    皇太极听到这个消息，当然是大喜若狂，而听到加给袁崇焕的罪名与评语竟是“暮气”两字，恐怕大喜之余，却也不免愕然良久吧？袁崇焕这样的人竟算“暮气沉沉”，却不知谁才是“朝气蓬勃”？
    袁崇焕离开宁远时，心中感慨万千，可想而知。那时他还只四十三岁，方当壮盛的英年，正是要大展抱负的时候。立了大功反而被迫退休，他的部属将士既感诧异，更是忿忿不平。他写了一首诗给一个部将，诗中说：我们慷慨同仇，间关百战，功劳不小，皇上的恩遇也重。但我的苦心，却只有后人知道了。建功立业固然很好，回家休养也算不错。对于我的去留，大家不必感到不平罢。这首诗显得很有气度。[4]
    不过他对于天启皇帝，还是十分感激的。他本来是一个七品知县，自天启二年到七年夏天，短短的五年半之间，几乎年年升官，中间还跳级，直升到“巡抚辽东、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实在算是飞黄腾达。他自觉升官太快，曾上疏辞谢。他说在同中进士的诸同年中，官职最高之人和他也差着好几级，为了要做部属武将的榜样，请皇帝收回升赏的成命。皇帝批覆说：你接连三次谦辞，品德很好，但你功劳大，升官是应该的。[5]
    他在回广东故乡途中，经过大庾岭时写了一首诗，感念天启对他的知遇之恩。[6]他心中明白，天启是个昏君，可是对待自己实在很好。
    袁崇焕留下来的诗篇，大多数是忧国忧民、悲愤沉郁之作，也有一些感慨伤逝、怀念亲友的，有几首表示家贫俸薄，愧对母妻。思念他一生，真是生于忧患，长于忧患，只有两三首小诗，稍显他幽默的一面。
    博浪城
    一椎如许大，误中亦由天。
    此事同儿戏，留侯尚少年。
    他评张良偕力士在博浪沙以铁椎行刺秦始皇，误中副车，还算幸运，事先无周密计划，本来成功机会不大，张良那时还是个少年，行动有些儿戏，那也难怪了。
    上蔡县
    富贵为丞相，临危不必言。
    若能甘逐客，牵犬出东门。
    李斯为秦丞相，给秦二世、赵高杀害，临刑时对儿子叹息说：“从前做平民时，同你牵了黄犬出东门游玩，何等逍遥自在。现在已不可得了。”袁崇焕说：当年秦始皇要驱逐外国客卿，你上什么〈谏逐客书〉，劝阻了秦皇，留下来做丞相，要是当日你心甘宁愿的走路，今日岂不可以逍遥自在的带了儿子、牵了黄犬出东门游玩吗？（这首诗已含有急流勇退之意，也表示：既要做大官，不免难逃给皇帝杀头的命运。）
    邵武暑中闲坐
    闲坐了无事，安排去作诗。
    最嫌吟未稳，鹦鹉已先知。
    袁崇焕虽是进士，大概诗才不敏捷，不能出口成诗，而须“安排去作诗”，作诗而要安排，有点自嘲。那时是他在福建邵武县当知县，没有公事要办，闲坐无聊，不如安排了去作几首诗罢，于是磨墨铺纸，提笔作诗。几句诗吟来吟去，总觉得不满意，最恼人的是，好句子想不出来，那几句不住诵读、不断推敲的庸句，却给架上鹦鹉听得熟了，抢着念了出来。鹦鹉要学会一句句子，须得听人上百遍的重复，可见袁崇焕把他这些平庸句子已翻来覆去的念了不少遍。其实这未必是事实，可能他为了自嘲而夸张。其他的好诗没作出来，我觉得这首自嘲诗才迟拙之诗倒是佳作。
    他到了广州，去光孝寺游览，踏足佛地，不禁想到生平杀人甚多，和环境大不调和，[7]然而那也只是感到不调和而已。英雄豪杰，一往无悔，却也无须对菩萨低头，不必对杀了该杀之人有什么遗憾。
    [1]袁崇焕的奏章中说：“十年来，尽天下之兵，未尝敢与奴合马交锋，即臣去年，亦自城上而下攻。自今始一刀一枪，下而拚命，不顾夷之凶狠剽悍。臣复凭堞大呼，分路进追。诸军忿恨，誓一战以挫此贼。此皆将军满桂之功居多。”
    [2]马耳丁的《鞑靼战记》中大吹葡萄牙传教的功劳，又说：“上帝对于信仰基督教的皇帝必予福佑，所以中国皇帝对鞑靼人（指满清）作战大胜。”其实天启皇帝信仰的是鲁班先师，并没有信仰基督教的上帝。
    据冯承钧译、沙不列撰《明末奉使罗马教廷耶稣会士卜弥格傅》：崇祯三年，澳门葡人队长率士卒四百、大炮十尊入境效力。广州巨商恐失垄断中西贸易之利，厚赂朝臣，加以阻挠。后葡军队长公沙的西劳阵亡于登莱。《碧血剑》小说略取其意。
    [3]《明熹宗实录》卷八六、天启七年七月丙寅，河南道御史李应荐攻击袁崇焕“假吊修款，设策太奇”、“不急援锦州”为过失，魏忠贤以皇帝的名义批示：“得旨：近日宁锦危急，赖厂臣（按：厂臣指特务机关东厂的领导，即魏忠贤自己，魏以宁锦大捷为己功。）调度，以奏奇功，说得是。袁崇焕暮气难鼓，物议滋至，已准其引疾求去……宁远督师，朕业特简枢臣，俾星驰赴料理。”
    [4]袁崇焕〈南还别陈翼所总戎〉：“慷慨同仇日，间关百战时，功高明主眷，心苦后人知。麋鹿还山便，麒麟绘合宜。去留都莫讶，秋草正离离。”其中“功高明主眷”这一句，不免含有苦涩的意味。天启绝不是明主，天下皆知，自己功高如此，结果却得了这样的“眷”，这位“明主”，真是“明”得很了。“翼所”是明抗辽名将陈策的字，但据杨宝霖先生考据，陈策于天启元年在援沈阳之战中阵亡，所以此诗中的陈翼所当非陈策，而另有其人。
    [5]袁崇焕〈天启六年六月初十日谢升荫疏〉中说：“且武人奔竞，少竖立便欲厚迁，稍不合辄思激去，要挟朝廷，开衅同类，令边疆始终不得一人之用，臣最疾之。臣今日不自处于恬，何以消诸将之竞？况臣原无富贵之心，又皇上所鉴也。”对这个辞赏的奏章，朝廷的批答是：“奉圣旨：袁崇焕存城功高，加恩示酬，原不为过；乃三疏控辞，愈征克让。还着遵旨祇承。该部知道。”
    [6]袁崇焕〈归庾岭〉：“功名劳十载，心迹渐依违。忍说还山是？难言出塞非。主恩天地重，臣遇古今稀。数卷封章外，浑然旧日归。”
    [7]袁崇焕〈过诃林寺口占〉：“四十年来过半身，望中祇树隔红尘。如今着足空王地，多了从前学杀人。”“空王”是指释迦牟尼。
    九
    天启皇帝熹宗捉了几年迷藏（他初做皇帝时，爱和小太监捉迷藏），做了几年木工（不是做皇帝），天启七年八月，在二十三岁上死了。
    天启的儿子都已夭折，有些后妃怀了孕，也都被客氏和魏忠贤设法弄得流产，所以没有儿子。由他亲弟弟信王由检接位，年号崇祯。
    朱由检当时虚岁是十八岁。他生于万历三十八年十二月，其实只十六岁另八个月。
    这个十七岁的少年皇帝不动声色的对付魏忠贤，先将他的党羽慢慢收拾，然后逼得他自杀。这场权力斗争处理得十分精采。
    魏忠贤死后，附和他的无耻大臣被称为“逆党”，或杀头，或充军，或免职，人心大快，在“宁锦大捷”中冒功的人也都被清除了。
    被魏忠贤逆党排挤罢官的大臣又再起用，他们都主张召回袁崇焕。天启七年十一月，升袁崇焕为右都御史、视兵部添注左侍郎事。崇祯元年四月，再升他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兵部尚书是正二品的大官，所辖的军区，名义上也扩大到北直隶（河北）北部和山东北部沿海，成为抗清总司令。不过蓟州、天津、登莱各地另有巡抚专责，所以袁崇焕所管的实际还是山海关及关外锦宁的防务。
    明末军制，在外带兵的文臣，头衔最高的是督师，通常以大学士兼任，宰相出外带兵，才称督师；其次是总督或经略，由兵部尚书或侍郎兼任；更其次是巡抚；巡抚之下才是武将中最高的总兵官。袁崇焕不是大学士，却有了大学士方能得到的军事最高官衔。以前辽东历任军事长官都只是经略或巡抚。那时距他做知县之时还只六年。
    袁崇焕在广东家居这几个月中，与一般文人诗酒唱和，其中最著名的朋友是陈子壮。
    陈子壮是广东南海人，和袁同科中进士、陈是探花。他在作浙江主考官时出题目讽刺魏忠贤，因而被罢官。袁陈两人同乡同年，又志同道合，交情自然非同寻常。陈子壮在崇祯时起复，做到礼部侍郎，后来在广东九江起兵抗清，战败被俘，不降而死，也是广东著名的民族英雄。当时与袁时常在一起聚会的，还有几个会做诗的和尚。
    袁崇焕应崇祯的征召上北京时，他在广东的朋友们替他饯行。画家赵惇夫画了一幅画，图中一帆远行，岸上有妇女二人、小孩一人相送。陈子壮在图上题了四个大字：“肤公雅奏”，“肤公”即“肤功”，祝贺他“克奏肤功”的意思。图后有许多人的题诗，第一个题的就是陈子壮。这幅画本来有上款，后来袁崇焕被处死，上款给收藏者挖去了，多次易手流转，到光绪年间才由王鹏运考明真相。一群广东文人后来将图与诗影印成一本册子，承一位朋友送了我一本。原图目前是在香港。
    “肤公雅奏图”上的题诗，大都是称誉袁崇焕的抗清功绩，预料此去定可扫平胡尘、燕然勒石、麟阁题名等等。好几人诗句中都提到袁崇焕的“谈锋”、“高谈”、“笑谈”。[1]喜与朋友们高谈阔论，一定是他个性中很显著的特点。
    在这幅画上题诗的共有十九人，其中有和尚三人，另有几个是袁的幕僚。值得注意的是，有八个人在十处地方提到了黄石公、赤松子、圯上的典故，这决不会是偶然现象。这典故是说张良立了大功之后，随即退隐，才避免给猜忌残忍的刘邦所杀。在这次饯别宴中，袁崇焕的朋友们一定强调必须“功成身退”，大家对于皇帝的狠毒手段都深具戒心，所以在诗中一再警戒。[2]
    七月，袁崇焕到达北京，崇祯[3]召见于平台，那是在明宫左安门。[4]崇祯见到袁崇焕后，先大加慰劳，然后说道：“建部跳梁，已有十年了，国土沦陷，辽民涂炭。卿万里赴召，忠勇可嘉，所有平辽方略，可具实奏来！”
    袁崇焕奏道：“所有方略，都已写在奏章里。臣今受皇上特达之知，请给我放手去干的权力，预计五年而建部可平，全辽可以恢复。”
    崇祯道：“五年复辽，便是方略，朕不吝封侯之赏。卿其努力以解天下倒悬之苦！卿子孙亦受其福。”袁崇焕谢恩归班。崇祯暂退少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