碧血剑（下卷）（新修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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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程本直〈漩声〉中引袁崇焕的话说：“予何人哉？十年以来，父母不得以为子，妻孥不得以为夫，手足不得以为兄弟，交游不得以为朋友，予何人哉？直谓之曰：‘大明国里一亡命之徒也’可也。”
    十四
    袁崇焕死后，他的冤枉渐渐为世人所知，赵翼《廿二史札记》认为，当时传布通敌谣言的，主要是崇祯身边有权有势的太监。直至清朝修《明史》，根据《太宗实录》中的记载，才在〈袁崇焕传〉中照实记载皇太极设计使间。此后悼念和凭吊袁督师的诗文甚多，尤其是广东人，如康有为、梁启超等等。一九五二年，叶恭绰（广东番禺人）和柳亚子、李济深、章士钊等四人联名致书毛泽东主席，要求保全并修葺北京城内的袁崇焕墓。毛氏于一九五二年五月二十五日覆书叶恭绰，其中说：“……近日又接先生等四人来信，说明末爱国领袖人物袁崇焕先生祠庙事，已告彭真市长，如无大碍，应予保存。此事嗣后请与彭真市长接洽为荷。”（《毛泽东书信选集》第四三三—四三四页）可见新时代的中国当局对他仍有正面评价。参加重修袁墓袁祠的，除上述四人外，还有蒋光鼐、蔡廷锴等广东籍的著名军人。
    袁崇焕的内心世界，只能从他的诗作中约略可以见到。他妻子姓黄，袁的遗诗中有〈寄内〉一首，是写来寄给妻子的：“离多会少为功名，患难思量悔恨生。室有菜妻呼负负，家无担石累卿卿。当时自矢风云志，今日方深儿女情。作妇更加供子职，死难塞责莫轻生。”他自己在外抗敌作战，奉养老母的责任只好请妻子负起了。何寿谦《乡先正袁崇焕督师事略》记，袁被磔死后，“妻黄氏投江死，尸流至赤水峡，乡人哀而葬之。《镡津考古录》为立烈妇传。”兄弟妻子充军三千里，恰好充军到袁崇焕做过知县的福建省邵武县，袁为官清廉，邑人纪念他的功绩，善待他的遗属，袁钰有一首诗说这件事：“家徒四壁久萧然，骨肉流离旧治迁。身后尚收廉吏报，邑中共说大夫贤。曾为上将惟知死，本是文官不爱钱。白发高堂年八十，留居破屋割三椽。”袁崇焕曾有〈忆母〉诗一首：“梦绕高堂最可哀，牵衣曾嘱早归来。母年已老家何有，国法难容子不才。负米当时原可乐，读书今日反为灾。思亲想及黄泉见，泪血纷纷洒不开。”
    袁崇焕中进士的主考官韩爌，是东林党的有名人物，袁崇焕在天启年间被魏忠贤逼迫而落职，韩爌很伤心，因而流泪。袁崇焕大为感动，赋诗一首，〈闻韩夫子因焕落职泣赋〉：“整顿朝端志未灰，门墙累及寸心摧。科名到手同危事，师弟传衣作祸胎。得附青云能不朽，翻令白眼漫想猜。此身早晚知为醢，莫覆中庭哭过哀。”“醢”是斩为肉酱，汉高祖杀大功臣，往往将其醢为肉酱，赐给其他功臣以威吓。袁崇焕自料个性鲠直，迟早会给皇帝醢了，劝老师韩爌将来不要把我的肉酱倒在中庭而伤心。不料此诗竟然成谶。他也常常想到“功成身死”的问题，认为只要存心清白，不必学张良那样明哲保身，功成身退，从赤松子游。袁崇焕认为韩信不听蒯通的劝告，不起兵造反是对的，虽给吕雉（高祖后吕后）用计杀了，但一死成名，是正确的下场。遗诗〈韩淮阴侯庙〉：“一饭君知报，高风振俗耳。如何解报恩，祸为受恩始。丈夫亦何为？功成身可死。陵谷有变易，遑向赤松子。所贵清白心，背面早熟揣。若听蒯通言，身名已为累。一死成君名，不必怨吕雉。”
    古时，一位了不起的大人物逝世，往往有神话传说附在他的身上。《东莞县志》记载了一则传说：东莞水南修三界庙，袁崇焕曾为撰碑文，县志中说：“相传袁崇焕为三界神托生，儿时患背疮久不愈，会修庙，神像背为漏痕滴破，葺补之，疮遂痊。及死柴市时，其夜司祝闻神言，谓：‘辛苦数十年，乃今得休息矣！’怪之，后得崇焕死信，众咸惊异，当时祀于三界庙后。”
    袁崇焕枉死，天下冤之，千百首悼诗，我以为都不及那位三界神所说“辛苦数十年，乃今得休息矣！”一语感人之深。想像袁崇焕数十年中边关拚命，抛妻别母，生死以之，自期“功成身可死”，直到真的给皇帝杀了，才得休息，真不禁热泪盈眶矣。
    十五
    崇祯所以杀袁崇焕，并不只是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那么简单。如果是出于一时误信，可说他只是愚蠢。《三国演义》写曹操误中周瑜反间计，听信蒋干的密报，立刻就杀了水军都督蔡瑁、张允，等到两人的首级献到帐下，曹操登时就省悟了，自言自语：“我中计了！”那只是片刻之间的事。然而崇祯于十二月初一将袁崇焕下狱，到明年八月十六才处死，中间有八个半月时间深思熟虑。他曾几次想放了袁崇焕，要他再去守辽，因此有“守辽非蛮子不可”的话，从宫中传到外朝来。[1]既然有这样的话，当然已充分明白皇太极的反间计。他称袁崇焕为“蛮子”，那是既讨厌他的倔强，却又不禁佩服他的干劲和才能。
    然而为什么终于杀了他？显然，崇祯不肯认错，不肯承认当时误中反间计的愚蠢。杀袁崇焕，并不是心中真的怀疑他叛逆，只不过要隐瞒自己的愚蠢。以永远的卑鄙来掩饰一时的愚蠢！
    为什么隔了这么久才杀他？因为清兵一直占领着冀东永平等要地，威胁北京，直到六月间才全部退出长城，在此以前，崇祯不敢得罪关辽部队。要等到京师的安全绝对没有了问题才动手。在此以前，他不是不忍杀，而是不敢杀。他对袁崇焕又佩服、又害怕，内心有极强的自卑感。杀袁崇焕，是自卑感作祟。
    当满清大军兵临北京城下，辫子兵烧杀掳掠的消息不断传入耳中，崇祯心中充满了惊恐，就像吓坏了的困鼠撕杀同类一样，只听到一个毫不足信的谣言，便下令将袁崇焕投入狱中。他怕这个人的英悍之气，怕他的蛮劲和战斗精神，怕他在手握兵权之际抢了自己的皇位，南宋时高宗赵构杀岳飞，这种心理也有作用；他的祖宗朱元璋杀大将李文忠、冯胜、傅友德、朱亮祖、蓝玉，是怕自己死后这些大将抢儿孙的皇位。只不过比之朱元璋与赵构，崇祯更加年轻，更加缺乏才能、智慧、经验、知识，更加暴躁多疑。他如果放了袁崇焕出狱，命他带兵抗清守城，只证明自己的愚蠢和懦怯。越是愚蠢懦怯的人，越是不肯承认。认错改过，需要智慧，需要勇气，他所没有的，正是这些品德。
    崇祯在位十七年，换了五十个大学士（相当于宰相或副宰相），十四个兵部尚书（那是指正式的兵部尚书，像袁崇焕这样加兵部尚书衔的不算）。他杀死或逼得自杀的督师或总督，除袁崇焕外还有十人，杀死巡抚十一人、逼死一人。十四个兵部尚书中，王洽下狱死，张凤翼、梁廷栋服毒死，杨嗣昌自缢死，陈新甲斩首，傅宗龙、张国维革职下狱，王在晋、熊明遇革职查办。可见处死大臣，在他原不当是一件大事。这些兵部尚书中，有些昏愦胡涂，有些却也忠耿干练，例如傅宗龙，只因为向崇祯奏禀天下民穷财尽的惨状，崇祯就大为生气，责备他道：“你是兵部尚书，只须管军事好了，这些陈腔滥调，说它干什么？”后来便将他关入狱中，关了两年。
    崇祯传下来的笔迹，我只见到一个用在敕书上的花押，以及“九思”两个大字。“九思”出于《论语》。孔子说：君子有九种考虑：看的时候，考虑看明白了没有；听的时候，考虑听清楚了没有；考虑自己的表情温和么？态度庄重么？说话诚恳老实么？工作严肃认真么？遇到疑难，考虑怎样去向人家请教；要发怒了，考虑有没有后患；在可以得到利益的时候，考虑是不是该得。这就是所谓“九思”。[2]此人大书“九思”，但自己显然一思也不思。倒是在死后，得了个“思宗”的谥法，总算有了一思。
    崇祯既大书“九思”，《论语》、《孟子》这种儒家典籍当然是熟悉的。袁崇焕考中进士，四书五经非熟读不可。当袁崇焕从锦宁前线率师回援北京之时，我真希望他的幕僚或朋友能抄一段孟子的话给他看。《孟子·离娄》：“孟子告齐宣王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袁崇焕援军抵达北京城下，崇祯不体恤兵将远来劳苦，反而对之疑忌，不准进城休息，早已“视臣如土芥”了，袁部即使不视他为寇雠，也大可不必再为保卫他而拚命血战。
    我九岁那一年的旧历五月二十，在故乡海宁看龙王戏。看到一个戏子悲怆凄凉的演出，他披头散发的上吊而死，临死时把靴子甩脱了，直甩到了戏台竹棚的顶上。我从木牌子上写的戏名中，知道这出戏叫作“明末遗恨”。哥哥对我说，他是明朝的末代皇帝崇祯。当时我只觉得这皇帝有些可怜。
    一九五○年春天，我到北京，香港《大公报》的前辈同事李纯青先生曾带我去崇祯吊死的煤山观光怀旧，望到皇宫金黄色的琉璃瓦，在北京春日的艳阳下映出璀璨光彩，想到崇祯在吊死之前的一刹那曾站在这个地方，一定也向皇宫的屋顶凝视过了，尽管这人卑鄙狠毒，却也不免对他有一些悲悯之情。
    他孤独得很，身边没有一个人可以商量，因为他任何人都不相信。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七日，北京在李自成猛攻下眼见守不住了，他召集文武百官商议，君臣相对而泣，束手无策。他用手指在案上写了“文臣个个可杀”六个字，给身边的近侍太监看了，当即抹去。他在自杀之前，用血写了一道诏书，留在宫中，对李自成说，这一切都是群臣误我的，你可以碎裂我的尸体，可以将我的文武百官尽数杀死。[3]可见他始终以为一切过失都是在文武百官，痛恨所有为他办事的人。
    他哥哥天启从做木工中得到极大乐趣，依恋乳娘，相信魏忠贤一切都是对的，精神上倒很平安。崇祯却只是烦躁、忧虑、疑惑、彷徨，做十七年皇帝，过了十七年痛苦的日子。拚命想办好国家大事，却完全不知道怎么办才是。
    皇帝是不能辞职的！
    他没有一个真正亲信的人，他连魏忠贤都没有。他没有精神上的信仰，一度听了徐光启的劝告而信奉天主教，但他的爱子悼灵王生病，天主没有救活孩子的性命，他便对天主失却了信心。他没有真正的爱好。他不好女色，连陈圆圆这样的美女送进宫去，他都不感兴趣而遣出宫来。
    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中，君主被敌人俘虏或杀死的很多，在政变中被杀的更多，但临危自杀的却只有崇祯一人。由于他的自杀，后人对他的评价便比他实际应得的好得多。只因他不好酒色，勤于政事，后人就以为他本身是个好皇帝。甚至李自成的檄文中也说他并不真的十分胡涂，只不过受到欺蒙，一切坏事都是群臣干的。[4]只因他遗诏中要求李自成不要杀死一个百姓，后人便以为他真的爱百姓（难道他十七年中所杀的百姓还少了？）。只因他说过“朕非亡国之君，诸臣皆亡国之臣”，后人便以为明朝所以亡，责任是在群臣身上。其实他说这样的话，就表明他是合理的亡国之君。他拥有绝对的权力，却将中兴之臣、治国平天下之臣杀的杀、罢的罢，将一批亡国之臣走马灯般换来换去，那便构成了亡国之君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