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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宁铁骑
很久以前,我以为所谓战争,大都是你死我活,上了战场,管你七大姑八大姨,都往死里打,特别是明末,但凡开打,就当不共戴天,不共戴地,不共戴地球,打死了算。
后研读历史多年,方才知道,以上皆为忽悠是也。
按史料的说法,当时的作战场景大致如下:
比如一支官军跟民军相遇,先不动手,先喊话;喊来喊去,就开始聊天;聊得差不多,民军就开始丢东西,比如牲口、粮食等,然后就退;等退得差不多了,官军就上前捡东西;捡得差不多,就回家睡觉,然后打个报告给朝廷,说歼敌多少多少,请求赏赐云云。
应该肯定的是,在当时,有这种行为的官军占绝大多数,认认真真打仗的只占极少数,所谓“抛生口,弃辎重,即纵之去”。
这种现象也好理解。因为当时闹事的,大都是西北一带人,而当兵的,也大都是关中人,双方语言相通,说起来都是老乡,反正给政府干活,政府也不发工资(欠饷),即使发了工资,也没必要玩命。这么打仗,非但能领工资,还能捞点儿外快,最后回去了还能领赏,非常有利于创收。在史料中,这种战斗方式有个专用名词:打活仗。
因为活仗好打,且经济效益丰富,所以大家都喜欢打,打来打去,敌人越打越多,局势越来越恶化,直到关宁铁骑的到来。
其实关宁铁骑的人数没多少,我算了一下,入关作战的加起来,也就五千来人。卢象昇、洪承畴手下最能打的,基本就是这些人,最厉害的几位头领,都是被他们打下去的。
之所以能打,有两个原因。首先,这帮人在辽东作战,战斗经验丰富,而且装备很好,每人均配有三眼火铳,且擅长使用突袭战术,冲入敌阵,势不可当。
而第二个原因,相当地搞笑,却又相当的真实。
我说过,每次打仗时,民军都要喊话。所谓喊话,无非就是谈条件,我给你多少钱,你就放我走,谈妥了就撤,谈不妥再打。
但每次遇到关宁铁骑,喊话都是没用的,经常是话没喊完,就冲过来了,完全不受收买,忠于职守。
我此前曾以为,如此尽忠职守,是因为他们很有职业道德。后来看的书多了才明白。这是个误会,套用史料上的话,是“边军无通言语,逢贼即杀”,意思是,辽东军听不懂西北方言,喊话也听不懂,所以见了就砍。
所以我一直认为,多学点儿语言,是用得着的。
高迎祥就是吃了语言的亏,估计是屡次喊话没成,也没机会表达自己的诚意,所以被人穷追猛打了几个月,也没接上头。
在众多的民军中,高迎祥的部队,算是战斗力最强的,手下骑兵,每人两匹马,身穿重甲,也算是山寨版的关宁铁骑。虽说战斗力还是差点儿,但山寨版有山寨版的优势,比如……钻山沟。
高迎祥钻了郧阳山区,祖宽是不钻的,因为他的部队大部分都是骑兵,且待遇优厚、工资高,要让他们爬山实在太过困难,卢象昇协调了一个多月,也没办法。
照这个搞法,估计过几个月,闯王同志带着山寨版铁骑出来闹腾,也就是个时间问题。
在这最为危急的时刻,更危急的事情发生了。
崇祯九年(1636)四月,当卢象昇同志正在费尽口水劝人进山时,辽东的皇太极作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建国。
皇太极建都于沈阳,定国号为清,定年号为崇德。
这一举动表明,皇太极同志正式单飞,另立分店,准备单干。
通常来讲,新店开张,隔壁左右都要送点儿花圈、花篮之类的贺礼,很明显,明朝没有这个打算,也没这个预算。
不要紧,不送,就自己去抢。
崇祯九年(1636)六月,清军发起进攻。
这次进攻的规模很大,人数有十万人,统兵将领是当时清军第一猛将阿济格,此人擅长骑兵突击,非常勇猛。
难得的是,他不但勇猛,脑子也很好用,关宁防线他是不去碰的,此次进关,他选择的路线,是喜峰口。
此后的战斗没有悬念,明朝的主力部队,要么在关宁防线,要么在关内,所以阿济格的抢掠之旅相当顺利,连续突破明军防线,只用了半个月,就打到了顺义(今北京市顺义区)。
我认为,阿济格是个很能吃苦的人,具体表现为不怕跑路,不怕麻烦。到了北京城下,没敢进去,就开始围着北京跑圈,从顺义跑到了怀柔(今北京怀柔区),又从怀柔跑到了密云(今北京密云区),据说还去了趟西山(今北京西山),圆满完成了画圈任务。
当然,他也没白跑,据统计,此次率军入侵,共攻克城池十二座,抢掠人口数十万,金银不计其数。
鉴于明朝主力无法赶到,只能坚壁清野,所以阿济格在北京待了很长时间。而且,他还是个很有点儿幽默感的人,据说他抢完走人时,还立了块牌子,上写四个字——各官免送!
我始终认为,王朝也好,帝国也罢,说穿了,就是个银行,这边收钱,那边付钱,总而言之,拆东墙,补西墙。
不补不行。几百年里,跑来拆墙的人实在太多,国家治不好,老百姓闹事;国防搞不好,强盗来闹事,折腾了这边,再去折腾那边,边拆边补,边补边拆。
但国家也好,银行也罢,都怕一件事——银行术语叫做挤兑;政治术语叫内忧外患;街头大妈术语叫东墙西墙一起拆。
明朝大致就是这么个状况。客观地看,如果只有李自成、张献忠闹事,是能搞定的;如果只有清军入侵,也是能搞定的,偏偏这两边都闹,就搞不定了。
于是一个月后,卢象昇得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他被调离前线,等待他的新岗位,是宣大总督。
对于这个任命,无数后人为之捶腿、顿足、吐唾沫,说什么眼看内患即将消停,卢象昇却走了,以至于局势失去控制,崇祯昏庸,等等。
在我看来,这个任命,无非是挖了东墙的砖,往西墙上补,不补不行,如此而已。
卢象昇走了,两年后,他将在新的岗位上,完成人生最壮烈的一幕。
接班
听说卢象昇离开的消息后,高迎祥非常高兴,因为他很清楚,像卢阎王这样的猛人,不是量产货,他擦亮眼睛,等待着下一个对手的出现。
他等来的接班人,叫做王家桢。
王家桢,直隶人,时任兵部右侍郎,此人口才极佳,善谈兵法,出谋划策,滔滔不绝。
行了,直说吧,这是个废柴。
他之所以被派来干这活,实在是因为嘴太贱,太喜欢谈兵法,太引人注目,最终得到了这份光荣的工作。
但王总理对自己的实力还是很明白的,刚到不久就上疏皇帝,说自己身体比较弱,当五省总理太过勉为其难,干巡抚就成。
崇祯还是很体贴的,让他改行当了河南巡抚。
但王巡抚刚上任没几天,就遇上了一件千载难逢的倒霉事。
这件倒霉事,叫做兵变。兵变并不少见,之所以说是千载难逢,是因为参与兵变的,是王巡抚的家丁。
连家丁都兵变,实在难能可贵,连崇祯同志都哭笑不得,直接把他赶回家卖红薯。
有这样的好同志来当总督,高迎祥的好日子就此开张。没过多久,他就出了山区,先到河南,拉起了几万人的队伍,连战连胜。此后又转战陕西,气势逼人,洪承畴拿他都没办法。
四大猛人里,曹文诏死了,洪承畴没辙,左良玉固守,高迎祥最怕的卢象昇,又去了辽东,现在,高闯王可谓天下无敌。
然后,第五位猛人出场了。
在这人出场前,高先生跟四大猛人打了近七年,越打越多,越打越风光,从几千打到几万、几十万,基本是没治了。当时朝廷上下一致认为,隔几天跟他打一仗,能让他消停会儿,就不错了。至于消灭他,大致是个梦想。
在这人出场后,梦想变成了现实。
他没有用七年,连七个月都没用。事实上,直到崇祯九年(1636)三月,他才出山,只用了四个月,就搞定了高迎祥。
在历代史料里,每到某王朝即将歇业的时候,经常看到这样一句话,××死而×亡矣。
前面的××,一般是指某猛人的名字,后面的×,是朝代的名字,这句话的意思是,某猛人,是某王朝最后的希望,某猛人死了,某王朝也就消停了。
在明代完型填空里,这句话全文如下:
传庭死,而明亡矣。
传庭者,孙传庭也。
孙传庭
孙传庭是个相当奇怪的人,因为在杀死高迎祥之前,他从未带过兵、从未打过仗,过去的三十多年里,他主要的工作,是人事干部。
孙传庭,字伯雅,山西代州(今山西代县)人,万历四十七年(1619)进士。在崇祯九年(1636)之前,历任永城、商丘知县,吏部主事。
其实他的运气不错。我查了查,万历四十七年的进士,到天启初年,竟然就当上了吏部郎中,人事部正厅级干部,专管表彰奖励。
六部之中,吏部最大。而按照惯例,吏部尚书,一般都是从吏部郎中里挑选的,孙传庭万历二十一年(1593)出生,照这个算法,他当郎中的时候还不到三十岁,年轻就是资本,照这个状态,就算从此不干,光是熬,都能熬到尚书。
然而没过两年,孙传庭退休了,提前三十年退休。
他丢弃了所有的前途和官位,毅然回到了家乡,因为他看不顺眼一个人——魏忠贤。
看魏忠贤不顺眼的人很多,而愿意辞官的,不多。
崇祯元年,魏忠贤被办挺了,无论在朝还是在野,包括当年给魏大人鞠躬、提鞋的人,都跳出来对准尸体踩几脚、骂几句,图个前程。
但孙传庭依然毫无动静,没有人来找他,他也不去找人,只是平静地在老家待着,生活十分平静。
八年后,他打破了平静,主动前往京城,请求复职。
出发之前,他说出了自己复出的动机:
“待天下平定之日,即当返乡归隐。”
朝廷很够意思,这人没打招呼就跑了,也没点儿组织原则,十年之后又跑回来,依然让他官复原职。考虑到他原先老干人事工作,就让他回了吏部,接着搞人事考核。
对他而言,这份工作的意思,大致就是混吃等死,但他没有提出异议,平静地接受,然后,平静地等待。
一年后,机会出现了,在陕西。
当时的陕西巡抚,是个非常仁义的人,具体表现为每次在城墙上观战,都不睁眼。据他自己说,是不忍心看,但大多数人认为,他是不敢。这号人在和平时期,估计还能混混,这年头,就只能下岗。
巡抚这个职务,是个肥缺,平时想上任是要走后门的。但陕西巡抚,算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混饭吃的,没准儿哪天就被张某某、高某某剁了,躲都没处躲。孙传庭就此光荣上任,因为主动申请的人,只有他一个。
孙传庭出发之前,皇帝召见了他。
对于孙巡抚的勇敢,崇祯非常欣赏,于是给了孙传庭六万两白银,作为军费。
除此之外,一无所有。
按崇祯的说法,国家比较困难,经费比较紧张,也就这么多了,你揣着走吧,省着点儿用。
当年杨鹤拿了崇祯十万两私房钱,招抚民军,也就用了几个月,孙传庭拿着六万两,也就打个水漂。
但人和人是不一样的。
自古以来,要人办事,就得给钱,如果没钱,也行,给政策。
孙传庭很干脆,他不要钱,只要政策,自己筹饷,自己干活,朝廷别管。反正干好了是你的,干不好我也跑不掉。
就这样,孙传庭拿着六万两白银,来到了陕西。
当时陕西本地的军队,战斗力很差。按照当时的物价,六万两白银,大致只够一万人半年的军饷。最能打的将领,如曹变蛟(曹文诏的侄子)、左光先、祖宽,要么在洪承畴手下,要么跟着卢象昇。总之,孙传庭算是个三无人员,无钱、无兵、无将。
但凡这种情况,若想咸鱼翻身,大都要经过卧薪尝胆、励精图治、艰苦奋斗、奋发图强等过程,至少也得个两三年,才闪亮登场,大破敌军。
孙传庭上任的准确时间,是崇祯九年(1636)三月,他全歼高迎祥的时间,是崇祯九年(1636)七月。
从开始到结束,从一无所有到所向披靡,我说过,四个月。
他到底是怎么完成的,到今天,也没人想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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