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士兵到两杠四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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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处女作电视剧《女兵交响曲》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由香港拍摄的两部电视剧，曾在国内引起强烈反响，造成了万人空巷。一部是《上海滩》；另一部是《霍元甲》。这两部电视剧跌宕起伏的故事、扣人心弦的情节、悬念丛生的结构，令人至今难忘。在大家都在称赞男女主角周润发、赵雅芝和黄元申、米雪精湛绝伦的演技的时候，我却更钦佩这两部电视剧的编剧。
    常言说，“剧本剧本一剧之本”。是编剧们构思了故事、设置了悬念、安排了情节、编写了对白，为演员提供了施展才华的舞台。也就是在那时，我就有了一个天真大胆的想法：今后我也要创作电视剧，让全国、甚至全世界的华人，在茶余饭后围坐在电视机旁收看我写的电视剧。
    人生总是充满各种各样的机遇与挑战，以何种态度去面对它们，对事态的发展往往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面对一件似乎无望的事情，悲观者只会看到凄凉，而乐观者却能发现另外的机会。
    梦想是起点，有行动才能让梦想起飞，到达终点。
    在青岛当兵时，我在《青岛日报》上读到一篇介绍一位残疾人的文章，讲述了主人公身残志坚，经过不懈的努力创作出一部名叫《家风》的电视剧本，被天津电视台拍摄成电视剧的事迹。根据文章提供的线索，我多方打听终于找到了这位作者，详细了解了剧本的创作经过。得知这个被拍摄的剧本，是他经历了无数次退稿后，不断地修改创作被采用的。他那种百折不挠，永不言败的精神深深地打动了我。
    在潍坊当兵时，我看到《大众日报》上介绍了隶属潍坊的昌邑县一个农民，在条件极其艰苦的情况下，创作了一部反映农村义务教育的电视剧本，被山东东电视台拍摄成了电视剧。我又利用星期天到昌邑县农村，找到了这个农民作者，了解到他在吃饭都成问题的情况下，仍然坚持创作，终于取得了成功。调到济南后，我听说原某军坦克团政治处毛干事转业到省《戏剧丛刊》杂志社后，创作了电视剧本《三杯酒》，被山东电视台拍摄播出后，引起了好评。我多次找到毛干事，虚心向他请教电视剧的创作经验。
    有一篇介绍方义华的报告文学（电影《月亮湾的笑声》的编剧），说他曾经是一位退伍战士，经过多年不懈的努力，在创作上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使我深受感动。我把这篇文章认认真真地抄在日记本上，以此来鼓励自己。
    电视剧是一门家庭艺术。好看，故事性强，才能吸引人观看，才能起到寓教于乐的作用。在不断地积累后，我的创作冲动愈加强烈。
    省军区直工处分管的有线连是一个男女混编连队。处于青春萌动期的青年男女，在一起工作、学习和生活，常常发生一些让人预想不到的故事。于是，我通过大量的了解采访后，创作了第一部电视剧处女作《女兵交响曲》。在经过了反复的修改后，我寄给了山东电视台、河北电视台、天津电视台等拍摄单位。没过多久，收到的全是打印好的退稿信。
    在这种情况下，我对自己的能力产生了怀疑。我感到自己简直是天真可笑，电视剧那是一般的人可以驾驭得了的吗？
    B、魂牵梦绕沂蒙山
    1987年的春天，一个偶然的机会，我随省军区领导去了一趟沂蒙山区。
    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喜欢唱“沂蒙山小调”
    “人人那个都说哎，沂蒙山好，沂蒙那个山上哎，好风光。青山那个绿水哎，多好看，风吹那个草低哎，见牛羊。高粱那个红来哎，豆花香，万担那个谷子哎，堆满场。咱们的共产党哎，领导好，沂蒙山的人民哎，喜洋洋。”
    这首歌曲，据说诞生的背景是这样的：1940年初，正值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沂蒙抗日根据地建立不久，日寇经常“扫荡”，以国民党临沂专员张里元为首的顽固派也时常破坏抗日根据地。他们利用当地反动势力——黄沙会，与我抗日军民对抗。为扫除抗日障碍，我费东工委和行署，向黄沙会会员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政治教育工作，但由于反动派的严密控制，都未能奏效。最终，我军不得不决定使用武力解决。当时抗大一分校文工团的任务就是以文艺宣传为武器，积极配合这一行动，全团一面在前线开展对敌人的政治攻势，一面深入到黄沙会最盛行的沙沟峪、马头崖等地召开干部群众座谈会，进行调查研究和宣传教育，同时搜集创作素材。《沂蒙山小调》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在上白石屋村一间简阻的民房里创作出来的。歌曲一经传出，就以其通俗、易懂、生动的歌词，美妙动听的曲调，很快传遍了鲁中、鲁南、滨海、胶东、渤海各抗日根据地，受到了广大军民的普遍喜爱。以后又流传到华北、东北各抗日根据地。1964年，华东地区举行民歌会演时，韦友芹用她那甜润的歌喉，演唱了《沂蒙山小调》，受到陈毅和其他中央首长的称赞，后被录制成唱片，又一次在全国引起了轰动。
    和大多数普通人一样，我也是被这首歌曲的优美旋律和那诗意的歌词所深深陶醉，一唱起来，就神采飞扬。
    可是，当我真正来到沂蒙山，从沂水、蒙阴、沂源到沂南、费县，一路上的景象，却使我的心灵受到强烈的震撼。
    小雨渐渐沥沥地下着，连绵起伏的沂蒙山笼罩在一片淡淡的烟雾中。在这片染血的土地上，散布着一个个孤零零的小村落，一个个地道的用石头砌成的“封闭山国”。眼前，一座座用石块垒成的阴暗潮湿的草屋；一个个打满铜子的水瓮、瓦罐；一张张铺着破席的土炕；一块块碎布凑成的被子；苦涩的糊糊、用地瓜干做成的煎饼……
    呵，沂蒙山，魂牵梦绕的革命老区……
    四十年前，我军高级将领陈毅、罗荣桓、徐向前、粟裕等同志曾在这里指挥过著名的孙祖战役、鲁南战役、孟良崮战役。这里低矮的草房、普通的石桌、石凳，都铭刻着千古流芳的壮丽诗篇。
    这是一个久为传颂的故事。京剧《红嫂》、舞剧《沂蒙颂》说的是一位大嫂用乳汁救活八路军伤员的事。戏剧中那个红嫂的生活原型名叫祖秀莲。
    当我们去见这位英雄妈妈时，她已去世一年多了。我听到的只是人们告诉我的她生前留下的红嫂故事的续篇。
    那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的故事了，一位青年汉子用扁担挑着铺盖卷，在沂蒙山走村串户，一双力穿山石的眸子喷射着思念的火焰，每到一家他就问：“你见到俺娘了吗？”
    这位青年汉子就是当年被祖秀莲救活的八路军伤员郭武士。解放后，上级把郭武士安排在他的家乡——山西省太原市的一个领导岗位上工作。然而，他却辞去了职务，告别了父老乡亲，踏上了寻母的旅途。
    从山西到山东，路途遥遥，郭武士凭着参军后练就的“铁脚板”，不知翻过了多少座山，也不知涉过了多少条河，凭着当时的记忆，终于在第三个年头的春天，在沂南县院东头乡桃颗子村找到了日夜盼望的“母亲”。
    这时的祖秀莲己失去老伴多年，一个儿子也早在解放战争中牺牲了。几年来，这位被世人传颂的老妈妈，只身过着清苦的生活。此时此刻，郭武士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扑通”一声脆倒在祖秀莲的面前，泪水沾湿了母亲的衣襟。那郁积在心头多年的思念之火一下喷射出来：“娘！娘！我终于找到您了……”
    一时间，祖秀莲昏花的眼睛被泪水模糊了。她仔细地听着那似在遥远梦中的喊声，用衣襟擦了擦双眼，哦，认出来了，是他，是那个在自己家中养了个把月伤的小郭子。
    郭武士望着祖秀莲，见大娘老了，瘦了，心里阵阵辛酸：“娘，俺来晚了，让您老人家受苦了……”
    从此，这位妈妈的东墙边又盖起一间新茅屋。在这间狭小的屋里郭武士娶了亲，成了家，生下了沂蒙山的后代。
    从此，郭武士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与这位沂蒙山母亲朝夕相伴，直到送老人走完人生的最后路程。使郭武士遗憾的是，就是这位用奶水把他救活的母亲，直到临终时，照片也没留下一张；县城也没去过一次，甚至连白面馍馍也没吃上，就带着对“红五星”的美好记忆，带着对新生活的无限向往，去了。
    这是怎样的母亲啊，她们奉献于革命的极多，要求于人间的却是那样微薄。
    郭武士自感心中有愧。虽然这位放弃高宫、放弃优越城市生活的战士，在这不通电、不通水的山沟里；在这一家人只有4.7分的薄地里尽了心、尽了力、尽了对母亲的一腔赤子之情。
    那一天，我来到“红嫂”的墓地，那是一个农村常见的坟头，土家上长满了杂草，没有花圈、没有丰碑，只有一棵山里红长得格外茂盛。晶莹的露珠，从枝叶上滴下如深情的泪水，一滴一滴……
    我失声痛哭了。
    良久，我按沂蒙山传统的方式，在坟前磕了3个响头，掬起一捧黄土洒在坟上，缓缓地站起来，以军人特有的神圣，默默伫立3分钟。然后，慢慢地举起右手，为九泉下的“红嫂”敬了个标准的军礼。
    在沂蒙山区的日子，我有幸见到了一位活着的“红嫂”，她叫赵传春。
    赵传春，1938年入党，是一位出色的地下交通员，日寇曾多次出金条捉拿她。在1942年的一次反“扫荡”中，赵传春抱着3个月的婴儿躲进山里，夜深回家时在路上发现了一个血流满面的八路军伤员。怎么办？一边是亲生的婴儿，一边是生命垂危的战士，母亲的心在作着痛苦的抉择。最终她噙着泪水将婴儿放在山洞，用草盖好，毅然背起伤员踏上了归家的山路。未走几步，身后传来了婴儿哇哇的哭声。被哭声惊醒的伤员猛地从她身上溜下来，说什么也不肯再走。“快走吧，孩子等会我再回来抱。”赵传春催促着，她咬紧牙关吃力地把伤员重又背在身上回到家，精心地给伤员包扎好伤口。把一切处理要当后，她匆匆返回山洞里找到孩子时，这个来到人间才3个多月的婴儿，腹部被日本兵挑了4刀，细小的肠子嘟噜在外面，血流一地。顿时，赵传春如五雷轰顶，一下子晕倒在地上。
    不知过了多少时辰，醒来的赵传春脱下上衣，把孩子紧紧地包起来抱在怀中，泪水刷刷地流个不停。此刻，她不能放声大哭，山洞外有日军在游动。她的上牙深深地扎进下唇里，吐出一口口鲜血。她抱着孩子来到一个碎石岗上，双手拼命扒出一个坑，把孩子小心地放下去，用手埋好，作好记号，这才昏昏沉沉地走回家中。
    伤员见双眼红肿的赵传春只身回来，一下子什么都明白了，抽泣着，口中喃喃地重复一句话：“你不该把孩子留下，留下的该是我呀！”
    赵传春这时反倒没有了眼泪，话语异常平静：“你养好了伤能打鬼子，他还是个孩子，能干啥？”
    “再小也是命啊！”伤员抽泣着说：“大哥回来，你怎么向他交待？”
    “他？”赵传春哽咽：“孩子没出世他就让鬼子给打死了。”
    “……”伤员张了张嘴，再没说什么。
    二十多天以后，伤员养好伤，要去追赶部队，临行前，眼里闪着泪花，从衣袋里掏出一枚军功章递给赵传春。“没有别的送你，这枚军功章是我用生命换来的，送你作定亲物吧！”
    “胡说啥？”赵传春愣了。
    “不是胡说，这是我的真心话。”
    “是因为俺救了你，想报恩？那你就狠狠打鬼子吧！”
    “咋？你看不上我？”伤员呆呆地望着她。
    “不！是俺自己配不上你。”赵传春摇摇头。
    “别说了，等着我！”伤员上前紧紧握住赵传春的手，泪流满面……
    赵传春泪水涟涟送走了南下的伤员。从此，她夜思梦想，等啊，等啊，山茶花开了又谢，谢了又开，她从27岁一直等到了67岁，整整40年啊！伤员仍没回来。
    1955年8月的一天，赵传春突然接到一张200元的汇款单，没有汇址，她想一定是他寄来的，因为她外面没有任何亲人。赵传春说：“他一定很忙，不然怎么连他的地址也忘了写，等他忙完了国家大事，一定会回来的。”她把钱取出来，跟那枚军功章一块放在枕头底下，一分一文都舍不得花。
    1979年的秋季，村里遭了旱灾，赵传春的2.3分地里颗粒无收，眼看着断粮。一个漆黑的夜晚，她到已故丈夫的坟头上痛哭了一场，用铁锹扒出坟上的砖，换成了粮食。
    直到今天，这位为革命献出了丈夫和儿子的老妈妈，一个人仍孤独度日，她该有多少向人倾诉的苦衷啊！
    她思念亲人。她每天带着那枚军功章和200元钱，呆呆地站在村口，她还在盼，盼，盼……
    她渴念着火红的生活。
    也许是因为“红嫂”的缘故，下面所讲的几位老汉，人们曾给他们起了个好听的名字叫“红哥”。
    初次见到吕占瑞，他的形象使我一下子想起了法国浪漫主义作家维克多·雨果。在他的人生旅途中，的确也有一段带有浪漫色彩的经历。1942年参军，1945年提为连长，他参加过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淮海战役、渡江作战……一直打到海南岛的鱼鳞港。鱼鳞港就是人们传说中的天涯海角啊！十年征战弹痕累累，就连朝鲜战场上也留下了他保家卫国的足迹。从朝鲜回国后，吕占瑞感到无仗可打了，自己又认不了几个字，不是当官的料，便辞去职务，带着一大包军功章回到了沂蒙山。
    30多年过去了，这位赫赫有名的战斗英雄，住的还是老人遗留下来的草房，吃的还是硬梆梆的煎饼。如今，他那受伤的腿已吃不住多少力了，但还要终日劳碌。老伴死得早，他拉扯着两个儿子长大成人，儿子又都是光棍汉。
    我去见他时，豆大的油灯下，一家老少三条光棍躺在炕上，盖着一床被子，正讲着那打鬼子的故事……
    告别吕占瑞老汉，由村支书引路，我来到李得老汉的家。一进门，头一下撞在上面的门框上。正在吃饭的李得忙把我扶进屋，说：“你看这是怎么说的，你们城里人不习惯……”
    我们进屋坐定后李得继续用饭，用他仅剩下的3颗牙嚼着地瓜干摊的硬梆梆的煎饼。嚼的是那样费力，那样艰难，一时间也嚼碎了我少年的梦。哦，沂蒙山，撩人情怀的山；沂水河，撩人情思的河……
    此刻，我无论如何不敢相信，这就是那个一顿饭曾吃20张煎饼，一下背起一个大个子伤员、两支步枪、4颗手榴弹、一颗大地雷，加起来200多斤的李得吗？无情的岁月已使这位一米八二的巨人身躯佝偻起来，极难想像他年轻时的英姿。我掏出一颗带嘴的香烟递过去，李得摆摆手，没接。他拿出长烟袋吸起来，刚吸了几口就剧烈地咳嗽。
    “什么烟，这么呛？”我奇怪地问。
    “树叶。”支书低声说。
    “庄户人不讲究。”李得老汉像是听到了支书的话。
    谈起现在的生活，李得老汉告诉我：“好哇，好哇，托党的福。现在没有鬼子糟害，没有国民党压迫，再也不用‘跑反’了，可以安安稳稳地过日子了。”他真诚地作答。
    “还吃地瓜干？”我问。
    “这就不错了，前几年老吃国家救济粮，也把国家拖累得不轻啊！”李得负疚地说。
    李得是沂蒙山著名的民兵战斗模范。他救护八路军伤员的事，曾被传为佳话。那是在三十多年前的鲁南战役中，他冒着生命危险，接连从战场上背下3名女伤员，一个个背回家，熬药喂饭；天亮了，再一个个背进山洞，隐藏起来。敌人3次“围剿”，4次“扫荡”都没能找到这3位女伤员。其中一位患重病的女伤员，他整整护理了3年。3年啊！一千多个日日夜夜，该有多少风风雨雨啊！
    李得有3个儿子，因娶不上媳妇都先后去东北，在那里安了家。李得和老伴都是70多岁的人了，还要披着太阳、顶着星光，耕耘播种。儿子来信让他们去东北，他说：“这里每个山头上，都有共产党的骨头，共产党的血，俺舍不得！”
    话说得很坚决。
    沂蒙山人呵！有人说你是挂满勋章的乞丐。是这样吗？你们有的是勋章，可你们从来没有乞讨过。你们有功于革命，有功于人民，却从不居功自傲。你们痴情于自己的土地，你们博大的胸襟只有奉献！
    我来到沂水县的云头峪村采访的时候，是一个上午。村里静情悄看不到一个人。一支歌儿顺风飘来：
    “俺的家靠山坡呀，
    八路常从俺这儿过。
    爸爸下山去挑水，
    我到山上拾柴禾。
    拾柴禾呀拾柴禾，
    给俺的亲人烧水喝。”
    唱歌的是一位十多岁的小姑娘。她身背柴筐，正和几个小朋友向这边走来。我急忙迎上去。
    “你们村的人呢？”
    “下山挑水去了。”她爽快地说。
    “到山下什么地方？”
    “好远哪！”她指指山下说：“你看，上来了。”
    光秃秃的山坡泛着黄色，一条隐隐约约的羊肠小路从山底搭到山顶，一支由老人、小孩提着水罐，小伙子、大姑娘挑着水桶的队伍在艰难地攀登。没有嬉笑，没有欢颜，只是默默地缓缓地走着。
    云头峪曾是“星星之火”的发源地。山东省委机关曾设在这里。1939年1月1日，《大众日报》也是在这个村子里诞生的。我在低矮的草房里找到了当年报社的房东陈中芳大娘，她给我讲述了三十多年来这里盼水的故事。
    水源奇缺的云头峪，近三十多年里，全村有250多人为挑水而摔死摔伤。这里流传着“云头云头吃水愁，一天一担水等到落日头”的歌谣。在云头峪一瓢水要派4次用场：先洗菜，再洗脸，然后洗衣，最后拌猪食。
    云头峪人走亲戚，肩上担子一头挑馒头，一头挑着水；就连小学生上学也不忘给老师灌一瓶凉水，因为老师没有时间下山挑水。
    一位战争年代腿部负伤的70多岁的老人，用水全靠村里年轻人救济，时间久了，老人内心不安，以后洗脸时，便先点着一堆柴禾，自己坐在边上烤，等脸上烤出汗来，用毛巾擦一擦就算完事。
    1982年8月的一天，这里一户人家不慎失火，因没有水救，火势不断蔓延，全村人眼睁睁看着20多间房被烧光。
    1983年农历8月15日，村里人张兴泉的两个十多岁的女儿张国华和张国英，眼看着家里断了水，生病的父亲又不能去挑，为了过好中秋节，两人偷偷到山上的水库去提水，姐姐国华不慎落水，妹妹国英上前去搭救，结果双双坠入库底。母亲听到噩耗，精神崩溃了。她一路喊着，叫着，跌跌撞撞地跑到水库边，纵身跳入库中去捞女儿，从此，再也没有上来。中秋之夜，张兴泉病卧床榻，面对孤灯，泪哭干了，心哭碎了。
    为了解决水的问题，沂蒙人民尽了极大的努力。解放以来，他们集资10多万元，打了百多眼井，无奈都是干窟窿。
    10多万元，今天看来，也许不算什么。一个演员偷税漏税补交的税款也许比这还要多，一个个体户的私囊也许也比这还要大。然而，对于沂蒙山人，这可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字。据有关部门统计：沂蒙山区每个县人均年收入150元以下的就有120万人，占6个县总人口的27.9%，其中年收入50元以下的有23万人。
    50元呀！是一条烟？一瓶酒？是小孩的一个玩具？是姑娘的一件衣衫？……
    水，沂蒙山人朝思暮想的水呵，他们挤出微薄的收入打出一眼眼枯井，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依旧与水无缘。整个沂蒙山仍有35%的人，生活在干渴之中。
    有人说，沂蒙山人是不知流泪的民众。是啊！多少年了，沂蒙山的人民把血洒向蒙山，把泪抛向了沂河，血贫缺了，泪干涸了，他们依然盼望着，盼望着清凉甘美的生命之水。这仅仅是生存的本能使然吗？沂蒙山人民在战争年月是铁骨铮铮的汉子，在向新生活进军中也不会弯下铁一般的脊梁。他们在向贫困宣战！
    然而，他们又多么需要帮助和支持啊，像当年他们支援革命那样。
    1984年冬，村支书突然想起了陈毅元帅。那是40年前的事了：那年杨支书在河滩上收瓜，一个八路军小鬼到河边饮马。他给了小鬼一个瓜，谁知过了不久，小鬼又把瓜送回来，说首长把他好一顿批。他问首长是谁，小鬼说是陈毅。他一听急忙挑了几个好瓜，跟小鬼一块到了陈毅司令部。陈老总抓着他的胳膊说：“老乡哟，咱们共产党和八路军是为人民服务的，不能占你的便宜。”说着他拿出一块银元递给他。他不接，说：“你们为了我们过好日了，命都豁上了，这几个瓜算什么？”陈老总硬塞给他：“拿着，留个纪念吧？！今后遇到什么困难拿着它去找我。不然，我可不认你哟！”
    如今，他拿出珍藏40年的那块银元紧紧地攥在手里，像攥着希望。他决定去找陈毅元帅，谈谈沂蒙山人的心里话，谈谈水……
    听说去找陈老总，全村人纷纷来凑路费。就这样他背起一摞煎饼，千里迢迢来到北京城。他整整转了一天，傍晚时来到中南海的西门。警卫战士拦住了他。他不依，拿出了那块银元，说要找陈毅。战士愣了，说陈毅同志早去世了。他惊愕了，哽咽了。
    怎么可能呢？他记得真真切切。1949年7月1日，在上海解放后的第一个党的生日庆祝会上，他作为沂蒙山的代表被邀上主席台，亲耳聆听了陈老总那满怀激情的讲话：“……我们在华东战场上取得的胜利，可以说是沂蒙人民用小车推出来的，用担架抬出来的，用小米喂出来的。我们永远不要忘记沂蒙人民！我代表全体战士感讲沂蒙父老……”陈老总说着深深地鞠了个躬。
    多么好的人哪！怎么就去了呢？他擦去眼里的泪花，说：“那么，我找粟裕将军，当年他就住在俺家里。”战士说：“粟裕将军也去世了。”他一时不知再说什么，唯有泪水刷刷而下。过了好一会儿，他鼓足勇气说：“那么，我——我……我找党……”
    警卫战士沉默了。
    他是个沂蒙后生。曾几何时，他就是穿着撑不起来的军装，离开那低矮潮湿的草房的，自然深知家乡的景况。他望着从家乡来的这位质朴、执著的老人，不由地流下了泪水。
    1987年7月12日，原济南军区政委、时任解放军总参谋长迟浩田上将，第四次来到沂蒙山。这里的一切他都感到格外熟悉，格外亲切，格外新鲜。
    他时而久久伫立极目远眺，时而在羊肠小路上穿行。心里骤然飘起激烈的枪声、湍急的水声、冲锋的喊杀声。他来到烈士陵园，悼念和慰藉先烈的英灵；他四处找寻，找寻那似乎淡漠了的记忆。
    在南麻战斗中。18岁的他，拎着在孟良菌战斗中从敌人手中夺来的卡宾枪，腰系6颗手榴弹，和战士们一起在枪弹的呼啸中追击敌人，不料一颗子弹击中了他膝下的动脉。血泉水般地涌出来。他忍受着巨痛一步一步向前爬去，血染了一片又一片。爬出3里多路，他昏迷了过去。
    当他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躺在忽闪忽闪的担架上，不久又转到吱吱的独轮车上。朦朦胧胧中，他看到两个赤臂的老乡拉着车，一个清瘦的老人架着车，在急速地走着。
    独轮车走走停停，停停走走。敌人的飞机来了，乱扔炸弹，3位老乡不约而同地用身子护住他；每走到一个村子，3位老乡总是找些盐水为他洗伤口，找些吃的让他填肚子。
    “如果没有这3位老乡，就没有我迟浩田，我一定要报答沂蒙人民的救命之恩。”这是他常说的一句话。1985年初夏，迟浩田刚刚就任济南军区政委不久，就匆匆忙忙地去偿还他三十多年的夙愿了。
    哦！哪儿是乡亲们送我的小路？
    哪儿是伤员安卧的茅棚？
    我问那冲锋的小路，
    我问那目睹厮杀峥岩的青松，
    你可曾记得，
    我这名浩荡大军中的曾通一兵。
    （引自迟浩田诗作《伟哉，孟良崮》）
    推车的大爷，您在哪里？两位拉车的大叔，你们生活得怎么样？你们可曾听到将军的述说，你们可曾看到昔日那“普通一兵”重返沂蒙的身影？此刻，他走进山麓的小村。
    他迈进一户户茅棚。身着笔挺橄榄绿军服的将军愣了：
    老人们粗糙干裂的手；
    姑娘破旧补丁的衣服；
    小伙子那呆滞的目光；
    孩子们失血的脸庞……
    这位平时开朗健谈的将军，此时一反常态，愁锁双眉，石压心头。回到济南，在寓所里他不停地踱步，是啊！作为一名执政党的党员，作为一名人民的公仆他心里不安啊！
    夜深了，济南军区党委会议室里的灯还在亮着。将军在向他的一班人讲述着沂蒙山的昨天和今天。
    撼人心魄的昨天，令人不安的现状，点燃了在场的一个个将军的心头之火，军区党委当即决定：
    抽出120台退役汽车和300匹军马支援沂蒙山建设；
    从部队库存的被装中选出35000件，为老区人民御寒；
    发动人武部和广大民兵脱贫致富；
    组织文艺队、医疗队到沂蒙山慰问服务；
    ……
    后来，笔者几次去看望首长，每次他都谈起沂蒙山。他说：“沂蒙山的人民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沂蒙山的乡亲使我认识了革命。作为一个人不能忘恩负义，作为一名军人、一位高级将领，更不能忘记老区人民。我要永远记住沂蒙山人，永远无愧于这片土地！”
    这就是我们的将军！这才是人民的公仆！在他的日历薄上，时刻都惦记着人民……
    在沂蒙山，人们还常提起一位将军。他，就是原工程兵副司令员胡其才。离开沂蒙山30年来，他不间断地去看望那里的人民，甚至带着妻子、儿女去看这片养育革命的土地。他的一包包东西、一份份礼品，虽然微不足道，但这是他为人民献出的又一份赤诚，时刻在温暖着人民的心。
    1985年深秋的一天，一辆普通的面包车颠簸在沂蒙山区，车子停在蒙阴县金山庄，从车理走出一位穿灰色风衣的老人，48年前他曾在这里战斗过。旧地重游，他转了一家又一家，走了一户又一户，心里很不平静。他紧紧握着一位老大娘的手，对跟随的工作人员说：“解放这么多年了，现在这里的群众吃不饱、穿不暖，中央也很不安呀！不能忘记老区的人民，忘记他们就是忘本啊！”
    当这位老人行将离开这里的时候，老大娘忙进屋拿出一包红枣，赶到门口塞到老人的怀里。老大娘姓杨，是八路军的房东。每年红枣熟了，杨大娘都洗净、晒干、包好，说是等着当年的八路军来吃，她等啊等……今天终于有机会了。老人没有推辞，神情变得更加深沉。红枣捧在手中似千斤重。他说：“我要把这包红枣带到北京，带到中南海，放在我的办公桌上，看到它我就会想起沂蒙山的人民……”
    这位老人，就是原全国人大委员长——万里。
    老区人民的状况，已经引起了中央及各级领导的重视，老区人民开始了脱贫致富的路。
    人们期待着沂蒙山区尽快以繁荣昌盛的英姿矗立人间。
    蒙山沂水，你听到了吗？
    C、迟浩田总参谋长给我敬酒
    从沂蒙山回来，我的心灵被久久地震撼着。沂蒙山，这真的是我歌中梦中的沂蒙山吗？那浪漫而诗意的生活为什么看不到？为什么那里到处写满两个大字：贫困！
    是啊，贫困，这曾经是整个时代，一个国家的真实写照。从新中国建立以后，一穷二白的现状，就不知道令多少人痛下决心：一定要改变贫穷和落后的帽子，一定要赶上世界先进国家！
    为了脱“贫”，我们毅然选择了苏联老大哥的经济发展模式，国家将工作重点逐渐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这一发展经济的战略当然没有错。但那种以大城市为中心，以牺牲农村作为代价的片面做法，至今还存在着争议。中国真的一定要学习苏联的模式吗？中国的革命既然不是和苏联那样靠夺取大城市而获得成功？甚至恰恰相反，中国正是痛定思痛，放弃了苏联模式，而选择了独具特色的毛泽东思想，选择了反其道而行之的农村包围城市的做法，才一举取得了成功。那么，中国的经济建设，为什么一定要走苏联的路子？
    只可惜，这么简单的问题，当时却没有人去思考。中国还是选择了走工业化、大城市化的经济发展道路，计划经济的思维如同一条条看不见的绳索，束缚住了人们的创造精神，也僵化了活力。
    数以亿万计的农民在这场经济建设的国家大战略中开始被抛弃，被边缘化，被遗弃在时代背后。
    以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的改革开放方针的确定，尽管常被人提起与小岗村的十九位村民紧密相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被认为是释放农民积极性和创造性的一项大胆的制度改革。
    但毕竟，城市才是这场改革的中心所在，城里人才是这场惊天动地的事业的主要角色，工人领导农民，从革命年代一直到经济建设年代，这是从来没有改变过的，以后很长一段时间也不会变。
    改革大潮令古老的神州大地焕发出了新的生机，然而似乎没有人注意到亿万农民在承受怎样的“阵痛”。
    千百年来，他们和祖祖辈辈一样，已经习惯了日出而耕、日落而息的一成不变的固定生活方式。
    骤然之间，要他们离开血脉相连的土地，离开生养育自己的故乡，到陌生的外面世界去闯“市场”、“下海”，他们怎么能不产生迷茫、疑惑，怎么能不彷徨？
    然而这恐惧、这疑惑、这彷徨，却遭到了无情的嘲笑。井冈山、太行山、沂蒙山……一个个写满沧桑与辉煌，用鲜血在新中国的创立之路上写下自己忠诚的革命老区、红色土地，却得到了新的雅号：
    “挂满勋章的乞丐！”
    这只有诗人才能写出来的句子，字里行间却透露了社会对他们无情的嘲讽：现在都什么年代了，还要将那些老掉牙的历史翻出来，还要翻开发黄的功劳簿，以期换来有限的同情和可怜的救济！
    然而，写下这诗句的人们错了！那些讽刺和嘲笑，嘴边露出神秘的优越感的人们都错了！
    因为，这根本就不是一个需要救助、需要同情的群体，他们在战争年代不需要，现在也不需要！将来也不需要！
    他们需要的只是被铭记，被尊重！一个忘记自己历史的民族是可耻的，更是可悲的！一个忘记自己从什么地方走过来的人是可怜的！以沂蒙山人民为例，看看他们在那血与火的年代里都做了什么吧？那是重温多少次都不褪色的辉煌：
    ——“四塞之国，舟车不通，土货不出，外货不入”，是沂蒙山！
    ——“最后一口饭，做军粮；最后一块布，做军装；最后一个儿子，送战场”，是令刘少奇、罗荣桓、徐向前、陈毅、粟裕……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感动落泪的沂蒙人民！
    ——“乡乡有红嫂，村村有烈士”。沂蒙，一块英雄的土地。1938年至1939年，随着八路军第115师挺进沂蒙山区和八路军山东纵队、八路军第一纵队在沂蒙山区组建，这里成为中国革命的重要战略基地之一。史料显示，当时沂蒙老区420万人口中，就有20万人参军入伍，120万人参战支前，10万先烈血洒疆场。
    ——白彦争夺战、五井歼灭战、孙祖战斗、塔子山战斗、抱犊崮战斗等载入史册的壮烈战斗，在血与火的厮杀中，根据地部队和民兵有11万人伤亡，其中6万余人壮烈牺牲。孟良崮战役纪念馆，鲜血染红的墙壁上，斑驳陆离，杂乱地嵌着19.4万多颗弹壳，让人联想到当年战场上的枪林弹雨、烈士的鲜血和不倒的红旗。国民党整编第74师及整编第83师一个团共3万余人全部被歼！蒋介石痛失虎将，哀叹74师被歼是他“最可痛心、最可惋惜的一件事”。陈毅司令员兴之所至，挥笔写下了气壮山河的诗篇“孟良崮上鬼神嚎，七十四师无地逃。信号飞飞星乱眼，照明处处火如潮。刀丛扑去争山顶，血雨飘来湿战袍。喜见贼师精锐尽，我军个个是英豪。”
    ——在沂蒙山区，流传着一个“火线桥”的故事：孟良崮战役中，前面战斗已经打响，齐腰深的汶河水挡住了增援部队的去路，30多名妇女紧急行动，拆下自家的门板，跳进了湍急的水流，一个团的兵力硬是从女人搭起的门板上火速通过。
    ——沂蒙“红嫂”。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沂蒙妇女送子送郎参军，做军鞋，碾军粮，抬担架，救伤员，涌现出用乳汁救伤员的沂蒙红嫂、抚养革命后代的沂蒙母亲、支前模范沂蒙六姐妹等等。其中，“沂蒙红嫂”已经成为中国妇女拥军模范的象征，深深铭刻在了人们的心中。
    还需要更多地列举吗？一个在抗战年代爆发出如此巨大能量的群体，一片到处都被鲜血浸泡和被传奇充斥的土地，这样的人民，这样的土地，还有什么困难是他们不能克服的吗？
    即使他们在经济建设的年代里落后了，被遗忘了，和沿海地区的大城市比较起来，成为了“乞丐”。
    但那也不应该成为嘲笑的对象！他们即使得不到帮助，至少应该受到尊敬，而且永远受到尊敬！
    这尊敬，不从别人做起，就先从我这个普遍的军人做起，从我这个农民的儿子做起吧！
    就这样，我拿定了主意：一定要创作一部电视剧真实地反映老区人民的现实生活，让全国富裕起来的人民，永远不要忘记曾经为国家的解放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的老区人民。
    我的想法很好，但真正创作起来却非常艰难。一是我不是专业创作人员，要坚持上班没有大块的时间；二是这个题材重大，凭我现在的功底难以驾驭。怎么办呢？正在这时，山东艺术学院戏剧系正在招收一个编剧进修班，我想去进修。一个机关干部脱离开正常的工作，去学习和创作与本职工作毫无关系的电视剧，这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我抱着挨批的想法，向我的直接领导山东省军区参谋长韩永禄作了汇报，出乎预料的是我的想法竟然得到了韩参谋长的大力支持。不久，我带着创作上遇到的问题，进入山东艺术学院编剧进修班。
    在进修班，我边学习边创作。为了写出能震撼人心灵的电视剧本，我又先后三次去了沂蒙山，与那里的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了解了大量的鲜为人知的感人故事，在进修班结束时我创作的电视剧本《重返沂蒙山》也瓜熟蒂落。
    创作出电视剧本后，我把剧本送给了济南军区前卫话剧团导演王大安。王导演看了后，为剧本里沉甸甸的“东西”所感动，于是，他又推荐给山东省话剧团专业创作员王厚强帮着改了两稿后，该剧由山东省军区和山东电视台联合投入拍摄。
    当时，已荣升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迟浩田为电视剧题写了片名。该剧在沂蒙山区实地拍摄。在剧组我除了是编剧外，还担任剧务主任，负责车辆调配、演员吃住等等，每天累得腰酸腿疼，但内心却非常高兴。这不仅仅是我的处女作将搬上荧幕，而是将老区人民多年来的无私奉献精神和残酷的现状，展现在亿万人民面前。
    经过三个多月的日夜拍摄，电视剧终于拍摄完成。当我从沂蒙山回到济南，原本瘦弱的身体又瘦了一圈。
    1987年10月1日，是我今生难忘的一天。在这一天，总参谋长迟浩田上将利用午休时间一口气看完了四集电视剧《重返沂蒙山》，晚上让秘书房建国（现任兰州空军政委，中将军衔）将我接到总参二所，总长夫妇陪我吃饭。总长端起酒杯告诉我说：“我几次流泪才看完了这部片子，我以一个老兵的身份感谢你！”从不喝酒的总长夫人姜青萍，看到自制力很强的首长今天这般模样，也破例与我碰了杯。
    D、电视剧《重返沂蒙山》送到首长家
    迟浩田首长对电视剧给予高度评价后，我的心里有了底。当时我心想，现在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是从战争中走出来的，他们都在老区生活过、战斗过，对养育了中国革命的老区人民是有感情的，让他们都看一看这部纪实性的电视剧《重返沂蒙山》，对今后帮助老区人民脱贫致富会非常有好处。电视剧在我国八十年代初期，还是刚刚兴起的艺术产品，每年的产量还很少。播放大1/2带子的录像机，一般在高级领导家才有。“初生的牛犊不怕虎”。当时，刚刚26岁的我，有了这个想法后，于是，就复制了10多套带子，通过各种关系多方联系、多方打听，先后将片子送到了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家、原国家主席杨尚昆家、原全国人大委员长万里家、原国防部长秦基伟上将家、原总政副主任周克玉上将家。片子送出后，我在忐忑不安中等待，甚至想到了为此可能牺牲自己的政治生命。因为，在这部电视剧里展现的老区人民的生活状况，是触目惊心的；该片中，流露出的对党和国家怨恨的不满情绪，是从来没有过的。
    请大家不要忘记，那时还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人们的思想观念远远没有现在开放。让我没想到的是当时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都非常开明。不久，杨尚昆主席的赵秘书、万里委员长的苏秘书，都给我打来电话，说杨尚昆主席和万里委员长看了这部电视剧后，称赞该片是一部发人深省、催人奋进的好片子。国防部长秦基伟上将看完片子后，还接见了当时只是中尉军衔的我。
    有了这些“尚方宝剑”后，山东电视台率先播放了这部电视剧，引起了强烈反响。后又应观众要求重播了两遍。1988年12月1日，中央电视台在播送新闻联播时，下面用字幕打出了今晚播放电视剧《重返沂蒙山》的预告。这在过去是不多见的。
    电视剧《重返沂蒙山》在中央电视台播放后，全国亿万人民在电视机前观看了我的作品，引起了强烈反响。不久，新华社发文：连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杨尚昆、万里以及总参谋长迟浩田、国防部长秦基伟，以及全国亿万观众观看了电视剧《重返沂蒙山》，称赞是一部发人深省、催人奋进的好片子……
    随后，《解放军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大众日报》、《前卫报》等多家报刊，纷纷发表了对该剧的评论和对我的专访。尤其是《解放军报》以我的名字为题，将专访发表在二版头条上。专访和对该剧的评论是这样介绍的：
    梁祖国印象
    ——访获奖电视剧《重返沂蒙山》的编剧之一
    作者：冯新华
    第一次认识梁祖国是在《前卫报》“军训短波”专栏文章里，尽管文章不足百字，但却留下了较深的印象。老实说，他沾了名字的光。祖国！在中外词汇的海洋里，还有什么词比它更响亮呢？后来，这名字跳出了小专栏，跳上了头条，并且出现的周期也不断缩短。当时，我曾为这位同一战壕的新战友而暗暗叫过好。
    后来，因为工作的需要我们走进了一间办公室，使我对梁祖国其人有了更多的了解。
    他乐于进行演讲式交谈，和你谈话时常从座位上站起在屋里走动。并不时把右掌从头顶处劈下去，像列宁在1918那样。很显然，让这种人过四平八稳的太平日子是不可能的。每当文艺界有新人冒出，他便感慨无限，“瞧，人家！”遗憾的是，命运之神并不太友好，多次跟他开一些过于严肃的玩笑，高中仅念了三个月，就结束了学生生活；三次参加军校统考，次次名落孙山。最后一次总算过关，不料想，体检时又被刷下来。他一下绝望了。只是后来在选择自杀手段时产生了犹豫。从此他横下一条心，非要走出一条自己的路来，他写新闻、写小说、写剧本、写专访……再后来，他调入山东省军区。
    士别三日，想不到他搞出了四集电视剧。电视剧反映的是老区扶贫的内容，尽管题材不那么走俏，但内里那沉甸甸的东西并不是所有的作品都可相比的。我预感到这将是一部能在人们心灵上引起强烈震撼的好片子。果不然，该剧一播出，立即引起社会各界的反响。有人称它是一曲老区人民“发自肺腑的沉重的呐喊”。国家领导人杨尚昆、万里，国防部长秦基伟、总参谋长迟浩田及数十位影视专家先后观看了此剧，称赞这是一部发人深思、催人奋进的好片子。不少人流下了眼泪（编者按：此剧最近又荣获第二届全军军事题材电视剧唯一的连续剧奖）。
    祖国从北京回来，我为他洗尘祝贺，问他的这个“金娃娃”是怎样孕育的？他笑着告诉我说：早在上小学时，我就唱熟了“人人那个都说哎，沂蒙山好”的小调。使我对革命老区沂蒙山有一种强烈的向往。后来的“谁不说俺家乡好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来到了日夜向往的沂蒙山。可是，我一下呆住了。青山绿水在哪里？牛群羊群在哪儿？展现在眼前的是电影上才能看到的破草房，旧社会才能看到的黄面孔，吃“忆苦饭”时才能尝到的地瓜干。这块曾敞开胸怀养育过革命的土地，解放30多年了，仍生活在温饱线以下，这怎不令人震颤、深思呢！
    说到这里，祖国的心情显得格外沉重。他接着告诉我，回来后，真实的沂蒙山使他彻夜难眠，干什么也无法集中精力。正在这时，报纸上刊登了优秀人武干部熊子和不恋小家安逸生活，带领老区人民脱贫致富的事迹。看着看着，一个大胆的念头冒出来：以熊子和的事迹为基础，写一部电视剧，把老区人民的酸甜苦辣、历史现实统统反映出来，给沉醉于个人安逸生活的人们来一段“咏叹调”。此后，省军区领导极为重视，对他的行动给予了大力支持。为了提高他的艺术素质，专门出资送他到省艺术学院学习。后来又创造条件让他四次奔赴沂蒙，与熊子和，与老区人民同吃同住，体验生活，掌握素材。他写出初稿后，又在省话剧团创作员王辱强的帮助下，三易其稿，终被王大安导演搬上屏幕。
    临别，我重新打量眼前的祖国，没有了先前的激动，没有了“列宁式”手势，但身上却有了另一样东西，似乎是深沉，是思索。但愿三两年之后，再出现一个新的梁祖国。
    （原载《解放军报》1989年1月15日第二版头条）
    AB型血：柔与刚的渗透
    ——我所认识的梁祖国
    作者：许向农
    梁祖国与人合作的电视剧《重返沂蒙山》在北京打“响”了，直到我接到他从北京打来的电话，才相信真的有这么一回事。他一米七几的个头，头发时常呈波浪形，长长的脸；见面三分笑，说话时慢声细语——好像这就是梁祖国了。五年前是这样，五年后个子再没长高，只是鼻梁上架了副眼镜，从此他便多了几分斯文；额头上开出了几道沟，身材又苗条了些。
    我俩极有缘份，开始一块在步兵师当兵，部队精简整编后又先后到了坦克师，后来一同考入军区新闻干部培训班，毕业后一年多又差不多一起调到了济南。我始终解释不清我们之间这种奇怪的物理或生理现象。后来，他告诉我说，他看了一本有关血型的书，似乎才找到了谜底，我们同一血型，难怪我们性格差不多，连军装都是一个型号的。我们经常一起度过单身汉那无聊的时光，于是，有人善意地攻击我们俩是“合穿一条裤子”。可人家悄悄地抽出身子玩命地干去了，我还躺在被子里呼呼大睡呐！
    我从来没有发现祖国有什么天才。总听人家说，当作家的头上都冒着灵气。而祖国不行，只有初中毕业的文化程度，钢笔字也像是出自姑娘之手。好像是去年初的一天，原来在一个师搞报道的冯新华发表了中篇小说，都涌到梁祖国那儿赴“罐头宴”。无意中，我从他抽屉中翻出了一个电视剧的初稿，叫《女兵交响曲》。是属于看了题目就能知道剧情的那一类。在二十来岁的年龄上，第一篇习作恐怕都是写女性的，这并不奇怪。当时我想，他这不过是在“写饼充饥”罢了。那时，刚刚有位蛮漂亮的绿衣护士与他“拜拜”。
    谁想到，一年多之后，这家伙真干出名堂来了。今年十月一日，总参谋长迟浩田上将利用午休时间一气看完了四集电视剧《重返沂蒙山》，晚上让秘书将祖国接到总参二所，总长夫妇陪他吃饭。总长告诉他：我几次流泪才看完了这部片子，我以一个老兵的身份感谢你！从不喝酒的总长夫人，看到自制力很强的首长今天这般模样，也破例与祖国碰了杯。后来，经过有关部门的推荐，杨尚昆主席、万里委员长都看了这部片子。秦基伟上将看完片子后，也接见了只是中尉的祖国。
    消息传开后，几位熟人一起感叹，其中一人说：已经不是在某某军时的祖国了。说老实话，也许是经常见面的原因，我仍没感觉到祖国的变化。入芝兰之室，久闻不觉其香嘛。其实，他怎么怀的“胎”，又是怎么“分娩”的，我都一清二楚。去年九月的一天，他突然打电话告诉我说他要出发，叫我不要找他。后来才知道，他一直在家“孵小鸡”，吃了两个月的方便面，
    《重返沂蒙山》的初稿也出来了。当时面对着他瘦了一圈的脸，我没往深处想，只当他还在为那位护士小姐丢魂呢。书上介绍，AB型血的人是很重感情的，娘们心肠。等王大安导演看了剧本，又推荐给山东省话剧团创作员王厚强，帮着改了两次后，准备拍摄了，祖国才告诉我真相。这时我知道他是真干了。
    我这人时常还挺自得的，自以为混得不错，祖国也时常找我照顾一段“本报讯”什么的，总觉得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我的条件比他好些，但兔子终归没赛过乌龟。原来我们师的新闻干事曾说过：每人总有过机遇，但有人抓住了，有人却放过了。现在当我既羡慕又嫉妒祖国时，他总是说，他因为有些好领导，否则就不会有这部电视剧。可是我的领导并不比他的差，我是毫不吝啬地扔掉了一些难得的机遇。
    今年五月份，我出了一趟差回来，他不在家，门上留着条子：我随剧组拍外景去了。半个月后他又寄来不足百字的一封信。三个月后，他回来了。一见面，吓了我一跳：他头发蓬蓬松松，脸上又瘦又黑。在剧中演“光棍老大”的谢伟才告诉我，祖国住在临朐嵩山水库里，既当演员又管剧务。这家伙，干什么都是那么认认真真的。
    从沂蒙山回来，祖国话少了许多。面对面坐一个小时，他只是低头沉思，抽闷烟。他说他从小就爱听《沂蒙山小调》这首歌，以为那里肯定是个好地方。可拍片去了四次，越看越心酸：低矮的草房，不够喝的山水，老大娘举过头顶待客的仍是地瓜糊糊。所以，一边拍外景，他一边与导演对剧本进行改动。让“光棍排”的三十多个小伙子，一边袖手晒太阳，一边唱那《沂蒙山小调》；功臣老汉推着女儿为儿子换媳妇时，天空又飘来了动人的歌声“人人那个都说哎，沂蒙山好……”我几次对祖国说：这首歌你用绝了！原中央戏剧学院副院长阮若珊也说：“我当初创作《沂蒙山小调》这首歌，决没想到会用在这些地方！剧中这首歌出现三次我都流泪了，越唱我越心酸。”
    说祖国运气好，倒也是。全国电视艺术委员会只给巴金的《家春秋》开过研讨会，而十一月十七日却专门为《重返沂蒙山》开了，并且由主任阮若琳亲自主持。《末代皇帝》的编剧王树元、《河殇》的编导夏骏、著名作家王愿坚，都对祖国一见如故。二十六岁的夏骏说：“我和梁祖国出生于同一年代，我们对老区人民所作的贡献并没有切身感受，只是间接的了解，但我们的心愿却是一样的，就是为老区人民呼吁呐喊，改变落后！”
    前几天我见到祖国时，还咬牙切齿地照他排列得很清楚的肋骨上擂上一拳：你小子真是太狠毒了！简直把我甩下一个世纪了，以后我在单位里混不到饭吃，可要找你算帐的！
    他依旧淡淡地一笑，这就是AB型血的性格？
    （原载济南军区《前卫报》1988年12月23日四版）
    发自肺腑的呐喊
    ——电视连续剧《重返沂蒙山》观后
    作者：殷习华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沂蒙山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块里程碑。无论是八路军一一五师挺进山东敌后，还是解放军痛歼国民党精锐，七十四师，无论是震惊中外的淮海战役，还是民工们从蒙山沂水把吱悠作响的小车推到了天涯海角。沂蒙人民的丰功伟绩俯拾皆是。然而，到了和平建设时期，那儿成了被遗忘的角落。反映沂蒙山的作品更成了凤毛麟角。几十年来，还是“红嫂乳汁救伤员”，还是“青山那个绿水哎多呀好看……”。
    由山东省军区、山东电视台、山东电影电视剧制作中心联合摄制的四集电视连续剧《重返沂蒙山》，真实生动地记录了沂蒙人民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带着千百年来传统观念的束缚，艰难地震颤着沉重的翅膀，在贫困、落后、封建，甚至是愚昧的漩涡中挣扎、奋飞的故事。把蒙山沂水的真实面貌，袒露在沉醉于“真呀好看”的人们面前，向历史、向民族、向社会发出了发自肺腑的呐喊！这片奉献的土地是贫瘠的、是贫困的、甚至是丑陋的，它需要阳光的沐浴，需要雨露的润泽，是需要全社会的关心和帮助。
    编导者是有胆识的。剧中通过武装部长郭海松，重返曾经打过仗、流过血、养过伤的沂蒙山区，耳目所及的一切，向我们展示了一副令人震惊的老区人民的穷困生活现象。曾经为掩护郭海松舍弃了自己亲骨肉的田嫂，竟年复一年地靠红薯干、咸菜度日；曾经南征北战屡立战功的复员老兵炳哥，竟然为了儿子能娶上媳妇，传宗接代，把女儿用蒙汗药麻醉后，换亲给一位女儿所不爱的人；光棍老大弟兄五人，竟在八十年代的今天，在门上贴着“吃一升借一升升升不断，还旧账欠新账账账不清”的对联等等。这一切，也许有罗列生活现象之嫌，但是正如法国著名作家左拉所述：“作家的最高品格就是真实感。”可以说，编导者们是意识到这一切是充满悲剧色彩的。无疑，他们更意识到悲剧的崇高性。那些粉饰现实的浅薄的乐观主义、那些给人以廉价的希望、空洞的安慰和虚假的光明的作品，就像一剂催眠药，只能使人们更加沉溺于美好但又永远无法实现的梦境之中。而一个严肃的艺术家是具有忠于生活的本质，敢于正视惨淡人生的精神的。他们敢于砸碎人们几十年来的梦寐，把我们从梦幻中震醒，这无疑是需要一点胆识的。
    编导者是有思想的。剧中，编导者通过老炳哥的口，酸楚地向郭海松喊道：“建国三十多年了，你们早干什么去了？沂蒙山的小米、煎饼把你们养大了，解放了，进城了，都忙着着当官去了，谁还管过我们？”无须讳言，
    沂蒙山区之所以贫困的主要原因，就是建国以来政策的失误以及文化大革命的浩劫所致。然而，编导者们并没有在这种浅显的道理面前驻足，而是以现代思想，从更高的层次，更新的角度挖掘了人的素质这样一个新题目。由于政治上的禁锢，交通的闭塞，更由于文化素质的浅薄，地处孔孟之邦、齐鲁之地的沂蒙人民，更深、更强、更沉重地承受着传统观念的束缚。正如美国诗人惠特曼所说：“人们在自己的周围筑起高墙，他们模模糊糊地觉得墙外有阳光、生气、温暖、自由、生命，但他们自己无法冲破铁栏……”于是，他们只好自我安慰，“现在好多了，尽管顿顿是地瓜干，但是不用‘跑反’了，不再受日本鬼子、国民党的气了”。于是他们“天黑就睡，天亮就起，用不着点灯”。于是因说不上媳妇造成村里的人口减少，也敢堂而皇之地把计划生育奖状挂在办公室里等等、推而广之，这不正是我们民族的那种自得其乐，随遇而安的心态吗？郭海松带领乡亲们战胜自己本身的惰性，不正是我们国家改革的真谛所在吗？
    剧中以郭海松帮助山区人民采石、修路、打井，走致富道路为主要线索，同时，以郭海松一家在城市里的生活，特别是女儿倩倩、儿子松松和未婚儿媳霞霞的具有现代观念的生活为副线，平行延伸、间隔递进，甚至看不出两条线内在的和外部的必然联系。但是，正是这种随意性给了编导者、演员及观众创造了充分想象，自由合理的条件。也充分显示了编导者深厚的艺术功底和娴熟的写作技巧。两条线造成了明显的比较态势和观众心理上的发差。这种相互比较的结构方式，既加深了作品的内涵，又拓展了作品外延的容量。
    遗憾的是，整个节奏稍显施沓；然而瑕不掩瑜，《重返沂蒙山》确确实实值得一看。
    （原载济南军区《前卫报》1988年12月23日四版）
    电视连续剧《重返沂蒙山》在1988年全军电视剧评选中荣获优秀电视连续剧二等奖（一、三等奖空缺）。同时，荣获全国电视剧“飞天”、“金鹰”提名奖和华东六省市优秀电视剧奖。
    由于在1988年我们省军区拍摄的电视连续剧《重返沂蒙山》和军区拍摄的电视剧《汉家女》（荣获单本一等奖）分别荣获单本剧和连续剧奖，为表彰济南军区在电视剧创作方面的卓越成就，总政文化部特地在济南军区召开了全军优秀电视剧颁奖大会。在司令员李九龙上将、政委宋清渭上将陪同下，总政文化部文艺局干事马维干上尉（现为八一电影制片厂副厂长，大校军衔）为我颁发了证书和奖金。
    因我创作的电视连续剧《重返沂蒙山》的热播和多次获奖，给我带来了很多荣耀和光环。先是山东省军区司令部党委给我荣记三等功一次，职务提前半年由副连职晋升为正连职。后来，单位又推荐我报考全军最高艺术学府——解放军艺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