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任我行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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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回讲到众人到军营视察，崇祯帝从徐光启处得知打造新军和凝聚国力还需解决战马问题，要钱啊！
    “噢？你认为朕在开玩笑么？”崇祯帝朱由检被徐光启老头儿的表情逗乐了，于是笑道：“小意思。你只管问‘户部’要就行。还有战马、铜铁、锡铅、硫磺、硝石等军需之物，朕会让‘兵部’给你大量供应，呵呵。”
    “啊？这……真的假的？皇上英明啊！老臣跪谢皇恩！”徐光启听罢后激动溢于言表，老泪纵横地倒头便拜，却让一旁的不少副手将官和西洋人顾问们感觉莫名其妙，也赶紧纷纷下拜施礼，觉得皇帝也不容易！
    众人凭借腾云驾雾之便利，不需一日便见京师周边各个营地、军屯、逛了个遍，也根据眼前所见得出一个结论，那便是只要钱给到位，就没有办不成事的，包括去向部分漠西蒙古部落和西域诸藩购买军马。
    想当初，明太祖朱元璋也是仿效了历朝历代开国之君，是从马上打的天下，故对军队建制极其重视，因为明朝在元末天下割据的情况下被朱元璋建立起来的，而且明朝初期的正规军队人数也达到了100万。
    到燕王时，明朝军队数量达到150万人，若包括各地卫所的军户屯兵业所在内，此时明军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达到了巅峰，可随时动员的总兵力远远超过200万人。尽管骑兵少而步兵多，但战斗力仍很强大。
    明朝中前期，国家强盛，没有敌国敢来进犯，于是为了减少财政压力，官府开始削减军队人员数量。
    至“土木堡之变”时，明朝全国正规军队数量不过70万人左右，而且绝大部分布放在“两京”和“边墙”（长城）一线，剩下的军队分散安置在各地“都司”、“卫所”。明朝后期军队建设有所加强，万历时达到90万。
    经过“万历三大征”后，明朝官府财政日益紧张，又不得不开始削减军队，至崇祯年间，军队有80万。
    在当时世界上，明朝的武器装备还算比较先进，大量使用火器，但也配有长柄大刀、长矛、腰刀、盾牌等。火器有三眼铳、迅雷铳、鸟枪、五雷神机、一窝蜂、古式后堂榴弹炮、将军炮、水雷、震天雷等。
    明朝陆上战争发生很多次，“万历朝鲜战争”是一次较大规模的对外战争。那时，日本攻打朝鲜，以压倒性优势一个月内就攻占了朝鲜京城，而朝鲜作为明朝的藩属国之一，不得不向宗主国大明王朝求援了。
    于是，万历皇帝一挥手，大明军队就去支援朝鲜了，前后经过七年苦战，最终彻底击败日本而获胜。因此，“万历援朝战争”的胜利，奠定了之后三百年的东亚格局，让日本担心被报复而不得不闭关锁国！
    明朝水师曾是当时世界的第一流海军，在明成祖永乐帝促成“郑和下西洋”时达到了鼎盛。当时，大明水师有3800艘海船，其中“巡船”和“战船”皆1350艘。此外，在南京基地，还有大船和运粮漕船各400艘呢。
    至于威名远扬的郑和船队也只是大明朝海军的一支远洋舰队而已，因为明朝海岸线很长，沿海各港口也多多少少有水师驻扎，就是为了防止日本海盗前来中国捣乱。明朝立国近三百年，大明水师没有一败！
    明朝著名的海战很多，比如发生在广州湾海域的“屯门海战”就是其一，海战发生在1521年，由广东海道副使指挥，在屯门地区大战葡萄牙舰队，最终大明获得胜利，说明当时明朝海军实力并不比西洋人差。
    可惜，到了明朝后期，时运不济，赶上“小冰河时期”，北方气候大变，华北干旱少雨、草原上更加寒冷，使游牧民族为了生存而不断南下劫掠明朝北境。同时，内有饥荒导致的农民起义，使大明走向衰亡。
    明朝水师作为将来东征日本和重启“下西洋”的主角，也是这次军事改革的重点方向，还须重现辉煌。
    成化至正德年间(西元1465年——西元1521年)，广州“市舶贸易”的演变使得明初的“朝贡贸易制度”，经过一百多年缓慢而稳定的发展之后，到了“成化皇帝”明宪宗朱见深在位时，“贡献至者日伙”，贸易很繁荣。
    这是因为随同各国使者前来贸易的外国人太多了，以致于明朝的广州官员不得不寻求限制措施，比如只允许“番使入见，余皆留停于驿。”因明朝的“朝贡贸易”与西方人的“强盗逻辑”式的“商业思维”完全不同。
    西洋人喜欢一手拿圣经，一手拔刀剑，将自己“商人”、“传教士”兼“强盗”三位一体的身份表现得淋漓尽致，喜欢强买强卖。这一点可以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等老牌殖民者的所作所为看出来。
    但现在的问题是，朝贡使者北上觐见，往来须时数月，而留在广州等候的超额随同人员及商人，由于“衣服诡异”，竟引起广州城百姓“老稚咸竞观之。”这当然就威胁到了地方上的秩序及管理，不得不面对之。
    这些來自西洋的外国商人以“朝贡”之名前来中国广州贸易，同时也增加明朝在广州地方的收入。以及繁荣了民间的贸易，使地方很经济明显的有所改善。而所谓“椒木、铜鼓、戒指、宝石溢于库，市番货甚贱，贫民承令博买，多致富。“这就是最好的说明，因为连平民百姓都敢于囤积居奇并转手倒卖以获利了。
    由于到广州城的外国船越来越多，使得管理及秩序不可避免的出现问题，比如西洋人中的水手们长期航行在海上被“性压抑”折磨，除了用“绵羊的屁股”来代替“女人的臀部”以释放性欲之外，每到一个地方靠岸后，除了公开叫自己的卖商品便是组队嫖娼，而且出手阔绰，让青楼老鸨爱不释手，却苦了各位“姑娘”。
    于是，除了快速传播“杨梅大疮”和“花柳病”（梅毒）之外，很多“性暴力案件”和绑架当地民间女子案件频发，并进一步引发了西洋番鬼和当地民众只见的矛盾，结果影响到广州城防务，给官府治理带来压力。
    于是，为了安全上的考量，明朝官府规定外国船只必须安排在珠江口沿岸进行贸易，也就是“泊六湾”“贸货海口”的现象，未经明朝当地官府允许，外国货船不得沿着珠江逆流而上随意登岸与当地百姓买卖。
    当时，占城古来国王率船队企图闯入广州上京投诉，更加强了广州当局对珠江河口的管理，相信此时不是正常的朝贡使团已不被允许进入广州。于是，很多外国客商甚至使者们觉得明朝官府越来越霸道了。
    到了弘治时期(西元1488年——西元1505年)，外国船只在珠江沿海湾停泊的范围一直在扩大，从珠江西海岸的“新宁”到东海岸的“鸡栖”，都是夷船停泊的湾澳。这使得“贸货海口”的活动持续地快速发展着。
    不过，“屯门澳”的海域应是最热闹的湾泊地点，因为在海湾里贸易的外国人，大多”先年率无定居“。
    贸易完成后，这些外国商人便得坐船离开，等待下次贸易季节再来。但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贸易形态应是“船船贸易”，即当外国船抵达抛锚后，由明朝的中国官员随即登船检查并进行抽税，此乃“惯例”。
    之后，则是由中国商人与外国商人再进行船对船的贸易，也就是双方“以货易货”的所谓“公平买卖”了。
    因此，在外国船湾泊的海澳并无码头或仓库等设施，而外国商人也不必上岸便可满足贸易所需。这是广东地方官员规定的，且对外国贸易船进行抽税已有相当长一段时间，初期的抽税可能由官僚随意决定。
    这些收入将成为地方官府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而地方官僚也会利用职权收受利益或中饱私囊。不过，这种未经明朝中央朝廷认可的行为，必然会惹来关注，毕竟东、西二厂的“锦衣卫”们眼睛雪亮着呢。
    到了正德年间，外贸抽分制日趋规范化，可以说是明朝中央与地方共同瓜分了海上贸易利益的结果。而关于“抽分制度化”疑似与大太监刘瑾当权颇有关系，毕竟作为明朝的“大内总管”，掌控着东、西二厂。
    到了正德二年(西元1507年)十月，“大内总管”刘瑾差遣“司礼少监”常彬同“科道官员”到广东查帐。当时，梧州盐粮、军赏值白银407000两，“广东布政司”库贮白银3704000两，即共有银7801000两。而总督两广军务的“右都御使”陈金奏请量留以备急用。“正德三年(西元1508年)，武宗有旨：“止解五十万两入京”。
    但是，当“太监”常彬将粮银二十八万两押解运抵北京时，竟奏说“广东库贮银，视前多二十七万。”因此，刘瑾再度命常彬“于已解之外，仍解五十万两。”也就是说，大太监把广东全部的粮银储备全数上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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