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任我行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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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回讲到明朝崇祯帝与大臣们在“乾清宫”开会，户部尚书提到因免“人丁税”造成了朝廷财政巨额亏空！
    “噢？呵呵，这事儿，朕心里有数！”崇祯帝与周皇后端坐高位，扫视群臣后，威严穆穆道：“钱的事情就不用诸位爱卿们操心了，还有何事尽管奏来，朕洗耳恭听！”话音一落，崇祯帝与后妃们彼此点了点头。
    “呃……臣等有本上奏。”刑部尚书徐石麒、兵部尚书换张国维 、吏部尚书郑三俊、周延儒和林汝翥等人彼此面面相觑后，便纷纷掏出奏折，高举过头后，躬身等候司礼监王公公下来收走并亲自上称给朱由检。
    崇祯帝朱由检如今尽管只是“分身”驾临，但因其本尊修为境界已达到了“真丹后期”，精神力前大道能瞬间覆盖方圆百里区域，故即便是“分身”拿起一摞奏折，只要瞄上一眼便同样一目了然，于是放下奏折道：
    “刑部说地方官在执行朝廷颁布之‘推恩令’时畏手畏脚？那朕就让‘御史’和‘宗正’以‘钦差大臣’名义去‘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崇祯帝似笑非笑道：“都是太祖高皇帝之血脉，朕虽为‘大宗’，却也不好对‘小宗’绝情！”
    “皇上英明！”文武百官们听罢后为之一振，毕竟天下乃朱家之天下，大明乃朱家之王朝，若皇帝老子能像当初汉武帝削藩那般用“软刀子”将天下反王全都收拾干净，那也就避免了“靖难之役”这种骨肉相残了。
    其实，众臣工不知道的是，此刻的崇祯帝由于当初看了催木匠用全力催动萌头”法术后，用精神力映射出的“未来画面”后，不愿看到朱家子孙在农民起义浪潮中被农民军屠杀殆尽，才决定仿效汉武帝狠心逼迫宗亲们自谋生路。如此一来，经过推恩夺爵后，要不了百年时间，便能让亲王沦为路边卖草鞋的“刘备”。
    此乃“一石三鸟”，一来极大减轻了朝廷的财政供养；而来也减轻了各藩王封地内普通百姓赋税压力；三来让地方上的土豪、劣绅、世家、大族明白朝廷的决心而不敢乱来。与长远来看，大有利于政局稳定！
    “吏部说最近查到了不少贪赃枉法的地方官，但背后牵涉到朝中大臣，尤其是‘东林党人’？”朱由检面无表情道：“既然朕已提前放出风声以示警告了，但其仍心存侥幸？那就依照《大明律》移交‘三法司’处理！”
    其实，朱由检心里想让厂卫特务机关直接动用私刑审讯算了，但想想觉得为了向天下人展示公平和公正，决定先让“三法司”处理，若结果不满意，再让厂卫特务机关和“锦衣卫”出手，该杀的杀？不放过一个！
    “兵部说年关将近，战马难买，因蒙古各部与西域诸藩远离内地且与我‘九边守军’有冲突，信不过我大明？还敢公然漫天要价？”崇祯帝朱由检面露狰狞道：“那就先在国内买马，挑选百姓家好马要价格公道！”
    其实，朱由检自从见了“新军”以少量步兵打败大量骑兵后就兴奋了，毕竟若能让这样的“新式步兵”也具备快速机动能力，或许就能一直追着敌人的骑兵打，再配合自己现在有的几万人规模的边军骑兵，未必不能有所作为，于是笑道：“给边军将士們送足给养，把以前欠的軍饷全部一次結清，同时慰问军队家属！”
    “臣等代边关将士及其家属们谢过皇上隆恩！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哈哈，还有何事上奏？”
    “老臣徐光启，有事要上奏皇上！”礼部尚书徐光启如今负责训练新军，虽说是被皇帝老子点名且他自己也欣然同意，但毕竟是跨部门作业，而且还是喧宾夺主地抢了“兵部尚书”的“美差”，因此感觉有点别扭。
    “徐爱卿有话不妨直说，朕洗耳恭听呢！”崇祯帝朱由检原本就很赏识徐光启，毕竟他不看好“东林党”。
    徐光启一生辛苦，做了许多了不起的事情，但在后人看来，似乎有些浪费人才了，因为他的情况就好比让纯粹“科学家”去跑业务，肯定不太合适，但在崇祯帝眼中，满朝文武多为势利小人，而君子太少了！
    徐光启一生做了许多重要事情，其中三件最有标志意义：一个是翻译了《几何原本》，一个是写了一篇《辨学章疏》，第三是向内地大规模引进了红薯。此外，忧国忧民的他，还帮朝廷训练新军抵御强敌。
    西元1593年，也就是中国明朝万历年间，来自福建福州的商人陈振龙带着儿子陈经纶及商队渡海到菲律宾做买卖。在那里，他们见到了漫山遍野的红薯，吃了半辈子大米的他们第一次吃了这种陌生农作物。
    红薯独特的清甜香气和令人满足的饱腹感，马上吸引了他们的注意。于是，经过打听后，他们才了解到红薯这种作物不仅耐干旱、耐贫瘠、易移栽、易繁殖、营养丰富、味道甘美，而且高产量，立刻动心。
    当时，海西大陆的大明王朝正在继续大举征兵去朝鲜半岛，与侵略朝鲜的日本丰臣秀吉大军交战。但由于双方前僵持了数年也未能最终分出胜负，而明朝名将李如松在率领明军与日本倭寇在平壤激战正酣。
    受到天灾人祸与连年刀兵，老百姓饱受粮食短缺折磨，饿殍遍野，困苦不堪。于是，这对父子当即决定一定要把“红薯”这种高产作物带回家乡种植。然而，当时的菲律宾群岛乃西班牙的殖民地，管制很严。
    西班牙殖民者制定了严苛的禁止带出法令，将包括红薯（地瓜）在内的多种农作物如玉米（苞谷）、马铃薯（土豆、洋芋、山药蛋）、西红柿（番茄、毛辣椒）等从美洲引进的作物禁止带出，以垄断经营。
    面对各口岸盘查森严，陈振龙和儿子想出了妙招，将一根红薯藤交缠编织在一条缆绳中，躲过西班牙殖民者的关卡，成功踏上回福建老家的商船。经七天七夜航行，有惊无险的将红薯藤蔓秘密带到了中国。
    登岸后，父子俩赶紧向当时的福建巡抚金学曾上了禀帖，请求推广种植“红薯”。好在这根藤蔓生命力极强，原本已经脱水且近乎干枯了也能在清水中暴涨并恢复生机，埋入土中后仍会生长并结出“地瓜”来。
    于是，巡抚金大人也被震惊到了，亲自品尝过“地瓜”（番薯）过后，觉得不仅口感甘甜，而且还能充饥，甚至蒸煮来吃还能做菜肴，于是大力推广种植，让老百姓多了一门主要食物来源，美其名曰“金薯”。
    别小看引进红薯（甘薯、地瓜、番薯）是一随机事件，好在金大人向朝廷奏报后得到了以徐光启为首的务实派大臣们的肯定，若无它和后来的玉米，则古代中国的人口就不可能从几千万猛然跃升为乾隆年间的两亿多。虽说东方古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但全靠后来清朝打下的底子，而玉米、红薯则功莫大焉！
    《几何原本》不用多说，《辨学章疏》指出传统伦理缺少一种可靠的内在道德动机。归根结底，一个人为什么要做好人？古代君子很重视自我评价，并且不欺暗室，但唐宋以后的儒者却认为“善发乎人性”。
    这对普通人来说，确实是太难了！如果善是对自己的义务，似乎做了件坏事，得罪的只是自己；如果善是对别人的义务，放弃这种义务的理由又太多了。这就是“宋明理学”最后把儒家思想弄成“钻牛角尖”了。
    徐光启虽然是明朝末期人，但在后来的清朝社会仍有一定的名声，虽然不小，但远远不能与他的贡献相副。比如，谈实学的如刘献廷等，才看重徐光启，至于普通的读书人，大多数没读过他一字一句，甚至不知道这个人。原因很多，其中一件让人回避，那就是主导舆论的“东林党后学”竟对徐光启并不感兴趣。
    明代晚期，“东林党”和“北党”激烈厮杀，争夺朝廷控制权，都想主宰明朝的官僚体系。“东林起”于吴中（江苏无锡），其主要成员多是江南读书人。徐光启则是上海人，与“东林党人”的交往很自然就多了去。
    “东林党”是政治派别，有自己鲜明的政治诉求，与以“阉党”为主力的“北党”一样，都是朝中不同的政治势力。而四十岁以后的开始平步青云的徐光启早已心有所属，因明哲保身，对政治斗争实在是没那闲心。
    徐光启曾在信中说：“党与二字，耗尽士大夫精神财力，而于国计民生，毫无干涉，且以裕蛊所为，思之痛心，望之却步。”当时朝中壁垒森严，非此即彼，而徐光启也在“阉党”和“东林”之间不做左右袒护。
    徐光启特立独行，不去招惹是非，便惹得“阄党”对他不高兴，同时，“东林党”也对他很不满意。但正因如此，他才成为了崇祯帝朱由检的“心腹”之一，每遇大事而无不与之相谈，却又被官僚体系和财政束缚。
    明末西学越海而来，“东林党”中的一些开明人士对此也很有兴趣。但作为“政治党人”，多数“东林人”对西学这种“奇技淫巧”和“西洋外道”也就顾不上发生兴趣了，毕竟全力参与朝廷中的权力争斗才是重中之重。
    早期的“”东林巨子”虽然隔膜，但相处之际，还是彬彬有礼。如“东林健将邹元标”，只说西学诸义、中国圣人和历代名儒，早已讲说透彻，详尽无余，属“古已有之”的东西，因为他担心因靠近西学而遭诟病。
    或是“东林党”中的杰出人才们没有意识到“新学”（西学）同“道学”（传统道家哲学）根基的根本冲突，后来如邹维琏等，便起而攘之了。也就是说，儒家思想在“宋明理学”阉割下变得极其排外，夜郎自大！
    冲突是必然的，而且无处不在的。最简单的例子，是徐光启想要加入“天主教”，但其教义却禁止一夫多妻。徐光启只有一个儿子，没有孙子，曾想娶一妾，以求开枝散叶，子孙无穷。但格于教义严苛，遂只好作罢，并感叹道：“十诫不难守，独不娶妾一款为难。”就这样，徐光启纠结了很久决定才加入“天主教”。
    有一个叫黄贞的人，头脑锐利，曾拿这一项来质问传教士艾儒略。黄贞举的例子是“周文王”。旧史里说周文王多后妃，生百子，而他又是中国的“圣王”。那么，难道这样一个圣人若不信宗教也要下地狱吗？
    艾儒略只好支吾不言。文王之外，古如舜有娥皇、女英，今如皇帝后宫三千，谁敢让他们下地狱呢？
    对类似的争执，徐光启是能避就避。他一生求精责实，只是事情也不容易做。明军在萨尔浒之败后，徐光启数次议购新式火炮，都不顺利。等他得了崇祯信用，正值兵势日迫，便主张除购炮外，招募三四百名葡萄牙炮兵，分派边镇，做炮兵教习，甚至做雇佣军上阵打仗。这在当时也是很有必要的“权宜之计”。
    但这种花钱请“雇佣兵”打仗却被认为是前所未有之事，立刻有人上疏反对道：“堂堂天朝，精通火器、能习先臣戚继光之传者亦自有人，何必外夷教练然后能扬威武哉？”于是，花钱请外援的朝议没能通过。
    此事虽然作废，但徐光启却不禁叹息道：“名理之儒士，苴天下之实事。”说明那时候的很多“儒生”，由于“脑子进水”，全都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若非如此，徐光启也不会在信仰崩塌之际毅然投身异教怀抱！
    徐光启一生辛苦，做的许多事情在后人看来，似乎有些浪费人才，比如要练兵就手自教习，要移植红薯就自己种实验田，其他如译书、编《农政全书》等，都是极吃力的工作，大约是知道争论无用，因为别人的想法不是他能改变的，却又不甘心“被现实打脸”，只好闷头苦干，既得心安，复望为后人铺一点路。
    有道是“落后就要挨打，先进就要挨骂”。骂徐光启的人居然不多，这和他为人宽和、大有长者风范有关。至于忽然得了大名，那是近代以后的事情，与他生前所作所为没什么太大关系，都是后人给的荣誉。
    他主译《几何原本》是因为利玛窦太忙，只译了六卷。他在世时，看这书的没几人。他曾说不知到什么时候，有什么人会把后半部译出？后来才让人知道，《几何原本》在二百多年后的清朝咸丰七年，才由李善兰等译完。因此，徐光启忧国忧民，一片赤诚之心，在这一时空提前得到了崇祯帝赏识，正好求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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