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汉皇帝

    
    当然，将铸币权收归朝廷，当然还是要徐徐图之才可，自吴楚七国之乱后，汉家的诸侯王们，再也不敢像从前那般骄横，且也几乎没有如刘濞一般那样强的能力再反抗中央政府，但狗急了还跳墙，何况是诸侯王。
    皇帝老爹已经听了自己的话，在诸侯国推行推恩策，只要坚定的推行下去，这把软刀子，不出几代，就能将汉家所有的诸侯王给分成“零”，也犯不着，现在就忙着去强夺诸侯手中之权。
    刘荣可是不想像杨广一样，什么事儿，都要急于求成，谁也没坑住，倒是把自己给坑死了。
    不过在收铸币权之前，改革一下汉家现有的货币政策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汉兴之初，货币政策极其不稳定，刘彘继位之前，四任皇帝，更改过十一次货币政策，然汉承秦制，汉家却未继承秦朝的货币政策。
    老流氓，在建立汉家之初，既以“秦钱重难用，更令民铸钱”进行了汉家初年的第一次货币改革。
    然秦钱之所以“难用”，司马迁在中表述的已相当清晰，“汉兴，接秦之弊，丈夫从军旅，老弱转粮饷，作业剧而财匮，自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米至石万钱，马一匹则百金”。
    先是经过了三年的灭秦之战，后来又来了四年的刘项争霸，因此，汉家初年，社会经济可以说是极端凋敝，物资极其匮乏，通货膨胀严重。
    且在汉家初年，社会上货币的供应量不足，为了保证社会经济的正常运行，必须减轻货币重量，增加货币共饮量，这可以说是出于经济原因的需要。
    “令民铸钱”，也是朝廷迫于无奈的方法，因为由民铸钱，从铜矿的开采、冶炼到钱币铸造，全部由私人投入，代替了政府在这方面的职能，对政府而言无疑是减轻了一个沉重的负担。
    但这一政策的意义不止于此，还有深刻的政治意义，老流氓是亲历了秦末农民战争，深知秦亡之因在于法律严苛，百姓摇手触禁，初人关中便“约法三章”，宣布废除秦的一切苛法弊政，以笼络人心。
    秦的禁民铸钱规定的废除是对秦王朝法网繁密现象的一个反动，对稳定社会秩序起到了重要作用。
    西汉建立后，局势仍十分严峻，战争尚未结束,新生的政权尚不巩固，异姓诸侯王和地方豪强的势力还相当强大，允许民间铸钱还带有笼络豪强，争取豪强支持，以争取战争的最后胜利的用意，因为豪强是民间铸钱的主要力量。汉初民间所铸之钱比秦半两钱又轻又小，形似榆荚，故又名“荚钱”。
    这些荚钱通常只有秦钱的四分之一，即重三铢左右，从地下出土的汉初钱币来看，大部分都不足三铢，但其钱文仍为“半两”。
    据此而言，汉初虽令民间自由放铸,政府对铸币的形制、重量还是规定有统一标准的，其形制仍为圆形方孔，重量似乎以三铢为准。
    因此，自汉初开始，货币在形制、重量方面即是统一的。
    既然钱文固定为“半两”，那么钱愈轻则获利愈多，这也是导致实际铸造的铜钱多不足三铢的根本原因。铜钱减重，必然导致其交换价值降低，其流通的结果便是加剧通货膨胀，汉初正是如此，物价飞涨，“米至石万钱，马一匹则百金”。
    众所周知，汉家初年物价的飞涨主要是因为物资的极端匮乏及一些豪强富商囤积牟利而造成的，但轻钱的流通无疑对通货膨胀的加剧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通货膨胀严重影响了国计民生，对新生政权的稳定也是一个严重的威胁。
    固此而言，到了吕后掌权之时，先后，进行了两次钱法改革。第一次是在高后二秋七月，铸行八铢钱，钱文仍为“半两”，并下令禁止民间私铸钱。
    这次货币政策的改革与老流氓时的货币政策恰恰相反，首先其针对老流氓时期，钱轻、通货膨胀严重的局面增加钱的重量，规定为八铢，比汉初“英钱”的重量增加了近两倍，但仍未达到秦半两钱的重量。其次是禁止民间私铸，政府垄断铸币权，私铸者罪至死。
    老流氓在位之时因钱小而轻，民间铸钱获利很大，吕后之时，天下总算趋于安定，国家已初步具备了垄断铸币权的条件，因此试图将铸钱的利薮收归国家，以增加财政收入。
    这次货币政策的改革虽然历时短暂，仅仅不过四年后便被废除，但其意义不可低估，这可以说是西汉政府对铸币权由分散走向集中的第一次尝试，表现出国家垄断铸币权的政策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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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八铢钱来讲在现实中并没有获得成功，由于汉初以来民间私铸的泛滥,在流通中出现劣币驱良的现象，政府所铸之“八铢‘钱”并没有起到取代“荚钱”的效果，不久即废。
    到了高后六年，汉家又进行了一次货币政策的改革，这次改革的主要措施是减轻铸币的重量，改铸所谓的“五分钱，仍由政府垄断铸币权。
    只不过是，关于吕后搞出来的这个“五分钱”的解释历来是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五分是指钱的直径为五分，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五分是指钱的重量，即半两的五分之一，实重约两铢半。
    然按史实而言，第二种解释更为合理，因为自秦半两钱至刘彘时的五铢钱，通通都是以重量作为标准的，所以可见当时人们衡量钱币是以重量为标准的，很难想象吕后时突然以直径定名。
    而且，就金属货币而言，货币本身是有价值的，以重量衡量当更为合理。如以直径作为钱币的标准，还有钱币厚度及钱孔大小之别，很难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所以，“五分”应是指重量而言，“五分钱”的重量只有两铢半左右，远远低于八铢钱，而比较接近汉初民间所铸之“荚钱”，或略低于“荚钱”。
    老流氓与吕后夫妻俩，完完全全是不懂经济学、经济规律的，吕后二年的八铢钱改革是完全是不成功的，其也说明了当时西汉政府统一币制的条件尚未完全成熟。
    吕后改变老流氓时的货币政策，这主要是由当时的政治形势及吕后的治国方针所决定的。
    西汉政府虽说此时正极力推行无为的黄老政治，即所谓“萧规曹随”，“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
    吕雉虽说是一女子，但其野心还是非常大的，老流氓死之前，将汉家所有的异姓诸侯王，除了个长沙王吴苪，其余的几乎全部都干掉了。
    接着便是将诸侯国，交接到了刘姓宗族诸侯王的手中。
    然刘邦的这些儿子，虽然说也是吕后的“儿子”，但吕后可是对其可是一点也不放心。
    除了个自己养大的淮南王刘长，其余的其通通想要干掉…………
    翦伯赞在其所著中反复强调这一点，“在惠帝君国的八年中，她无日不在计划巩固中央与削弱诸王的方策”，
    “后...执政凡八年，在这八年中，她的政治方向,完全集中于对诸侯王的打击，企图以次使西汉的政权走向中央集权制”，由国家垄断铸币权正是为了配合上述政策。
    尽管吕后对地方诸侯王非常的不耐烦，但离最终的集权尚需假以时日，由国家垄断铸市权的社会条件也未成熟，所以尽管规定了民间私铸钱币者罪至死，不过有一句话说的好，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民间照样还是有人私自铸钱，其中上至诸侯王，下至地方富商应有尽有。
    从两次改革规定的货币重量角度看，吕后六年的改革也是对现实的认可与顺应。总之，高后时西汉政府虽试图削弱地方势力但仍没有背离与民休息的原则。
    然到了刘荣的祖父文帝即位以后，继续推行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的统治政策，对社会经济的发展采取了更加优容与开明的态度。
    在钱法上，鉴于汉初“荚钱”及“五分钱”重量太轻，不能适应流通的需要，于文帝前元五年进行了一次新的钱法改革。
    “为钱益多而轻，乃更铸四铢钱，其文为‘半两’。除盗铸钱令，使民放铸”。
    这次币制改革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者提高钱的重量，二便是恢复汉初的使民放铸政策。
    刘荣的祖父文帝刘荣，可以说是人精中的人精，且文帝还是华夏历史上第一个被推选出来的皇帝威信明显不足。
    不的不对诸侯王采取极其宽荣的态度，当然这也是为了借诸侯国之力，与朝中的功臣派争权。文帝时相对吕后时期而言，可以说是诸侯王势力的反弹时期，文帝在货币政策上的让步与在其他方面的妥协是相始终的。
    另外的原因则是,文帝在位时期，出了三次匈奴入侵，国家相对安定无事，社会经济稳定发展，文帝继续推行与民休息的黄老政治，而文帝本人又崇尚节俭，国家财政充裕，不必通过铸钱获利。
    文帝是自由经济的信奉者，其所实行的使民放铸政策，更是造就了民间铸钱自由竞争的局面。政府既然规定了钱币的形制、重量,那么谁铸的钱质地好、分量足，则在流通中便受欢迎，反之，则会被淘汰。
    或用轻钱，百加若干，或用重钱，平称不受”，最初确实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钱法混乱的局面。
    而且，还有许多不法奸商弄虚作假，杂以铅铁，以次充好。政府尽管规定“敢杂以铅铁为它巧者，其罪黥”。
    然而，在价值规律支配下，为了追求超额利润，民间铸钱者纷纷“最杂为巧”，“虽黥罪日报，其势不止”。
    文帝的货币政策一开始便遭到一些朝臣的强烈反对,其中以刘荣的老师贾谊最为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