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这剧本,是由于《新青年》上的介绍,我译这剧本的开手,是在一九一九年八月二日这一天,从此逐日登在北京《国民公报》上。到十月二十五日,《国民公报》忽被禁止出版了,我也便歇手不译,这正在第三幕第二场两个军使谈话的中途。
同年十一月间,因为《新青年》记者的希望,我又将旧译校订一过,并译完第四幕,按月登在《新青年》上。从七卷二号起,一共分四期。但那第四号是人口问题号,多被不知谁何没收了,所以大约也有许多人没有见。
周作人先生和武者小路先生通信的时候,曾经提到这已经译出的事,并问他对于住在中国的人类有什么意见,可以说说。作者因此写了一篇,寄到北京,而我适值到别处去了,便由周先生译出,就是本书开头的一篇《与支那未知的友人》。原译者的按语中说:“《一个青年的梦》的书名,武者小路先生曾说想改作《A与战争》,他这篇文章里也就用这个新名字,但因为我们译的还是旧称,所以我于译文中也一律仍写作《一个青年的梦》。”
现在,是在合成单本,第三次印行的时候之前了。我便又乘这机会,据作者先前寄来的勘误表再加修正,又校改了若干的误字,而且再记出旧事来,给大家知道这本书两年以来在中国怎样枝枝节节的,好容易才成为一册书的小历史。
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十九日,鲁迅记于北京。
译者序
《新青年》四卷五号里面,周起明曾说起《一个青年的梦》,我因此便也搜求了一本,将他看完,很受些感动:觉得思想很透彻,信心很强固,声音也很真。
我对于“人人都是人类的相待,不是国家的相待,才得永久和平,但非从民众觉醒不可”这意思,极以为然,而且也相信将来总要做到。现在国家这个东西,虽然依旧存在;但人的真性,却一天比一天的流露:欧战未完时候,在外国报纸上,时时可以看到两军在停战中往来的美谭,战后相爱的至情。他们虽然还蒙在国的鼓子里,然而已经像竞走一般,走时是竞争者,走了是朋友了。
中国开一个运动会,却每每因为决赛而至于打架;日子早过去了,两面还仇恨着。在社会上,也大抵无端的互相仇视,什么南北,什么省道府县,弄得无可开交,个个满脸苦相。我因此对于中国人爱和平这句话,很有些怀疑,很觉得恐怖。我想如果中国有战前的德意志一半强,不知国民性是怎么一种颜色。现在是世界上出名的弱国,南北却还没有议和,打仗比欧战更长久。
现在还没有多人大叫,半夜里上了高楼撞一通警钟。日本却早有人叫了。他们总之幸福。
但中国也仿佛很有许多人觉悟了。我却依然恐怖,生怕是旧式的觉悟,将来仍然免不了落后。
昨天下午,孙伏园对我说,“可以做点东西。”我说,“文章是做不出了。《一个青年的梦》却很可以翻译。但当这时候,不很相宜,两面正在交恶,怕未必有人高兴看。”晚上点了灯,看见书脊上的金字,想起日间的话,忽然对于自己的根性有点怀疑,觉得恐怖,觉得羞耻。人不该这样做,——我便动手翻译了。
武者小路氏《新村杂感》说,“家里有火的人呵,不要将火在隐僻处搁着,放在我们能见的地方,并且通知说,这里也有你们的兄弟。”他们在大风雨中,擎出了火把,我却想用黑幔去遮盖他,在睡着的人的面前讨好么?
但书里的话,我自然也有意见不同的地方,现在都不细说了,让各人各用自己的意思去想罢。
一九一九年八月二日,鲁迅。
译者序二
我译这剧本,从八月初开手,逐日的登在《国民公报》上面;到十月念五日,《国民公报》忽然被禁止出版了,这剧本正当第三幕第二场两个军使谈话的中途。现在因为《新青年》记者的希望,再将译本校正一遍,载在这杂志上。
全本共有四幕,第三幕又分三场,全用一个青年作为线索。但四幕之内,无论那一幕那一场又各各自有首尾,能独立了也成一个完全的作品:所以分看合看,都无所不可的。
全剧的宗旨,自序已经表明,是在反对战争,不必译者再说了。但我虑到几位读者,或以为日本是好战的国度,那国民才该熟读这书,中国又何须有此呢?我的私见,却很不然:中国人自己诚然不善于战争,却并没有诅咒战争;自己诚然不愿出战,却并未同情于不愿出战的他人;虽然想到自己,却并没有想到他人的自己。譬如现在论及日本并吞朝鲜的事,每每有“朝鲜本我藩属”这一类话,只要听这口气,也足够教人害怕了。
所以我以为这剧本也很可以医许多中国旧思想上的痼疾,因此也很有翻成中文的意义。
十一月二十四日,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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