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城内外

    
    一走出国门，生活的轮子似乎就旋转得快了。十二点到成田，二点到东京的八王子旅馆，三点半中元就陪沙舟到二楼的报到处报到。沙舟的舟字刚写完，几个记者就把他绑架似的拥到一个角落。一边提问题，一边就象雷阵雨要来之前连续闪电那样亮起闪光灯。
    “听说您作民族史的学问，完全是业余自修的，您能不能告诉我……您是怎样从工厂学徒、解放军战士变为学者的？”
    “您这篇论文的内容是有意去探求的，还是无意得之的？好像您在一篇文章中说是无意得之的。”
    “您的太太是维吾尔人吗？她漂亮吗？信不信伊斯兰教？”
    “您爱不爱吃拉面？”
    中元毫不客气，连推带搡，杀开一条出路，把沙舟拖出包围圈，钻进电梯，下到地下一层，转个方向又从搭电动楼梯升到大厅。对沙舟说：“你赶快回房间洗个澡，休息。五点钟我来接你去参加酒会。”
    “我送你到门外。”沙舟说，“你为我这么张罗，太不落忍了。”
    “别客气。”
    “你才别客气，有说话这工夫我已经送你到门口了！快走吧，别瞎耽误工夫！”
    中元无可奈何，咧咧嘴任凭沙舟伴送着出了旅馆大门。他的车存在一百米外的停车场，到门口他叫沙舟停下，自己快步奔往车场。沙舟站在那里出了会神，没注意从什么时候身边就站着了一位漂漂亮亮的女士。
    “先生，国语说得这么好，从香港来的吗？”
    “不，北京，”他打量了一下，女士穿着黄裙子，黑上衣，鸭蛋脸、荷叶式卷发，说不清多大年纪，总有二十四五岁或者再多一点。
    “你是香港来的？”
    “台北。”
    “旅游？”
    “家父要来观光，我陪他玩一玩。可以请教贵姓吗？”
    “沙舟，沙漠里的船，骆驼的意思。”
    “您的样子可不象骆驼，比骆驼漂亮得多。”
    “谢谢，您贵姓？”
    “免贵姓冯，冯婉如。”
    “噢，典型的中国名字。”
    “是的，台北人取名，传统味的多，我发现北京人取名字倒是更洋化些。郎平，杨茜，王蒙，白桦。您这沙舟两字也是新派的。”
    “您好像知道不少大陆人的名字。”
    “这都是名人，外国人都知道。”
    一辆出租车开来，冯婉如笑着说声：“再见！”坐进车子，车子开走了。
    这个台湾人给他留下印象很好。爽朗热情，跟他想象中的台湾人不一样。中国人还是中国人。和外国人相比，中国人之间共同的东西仍然更多。
    路过小卖亭，他买了一包海带块。海带压缩成水果糖大小，用玻璃纸包着，有十来块。洗过澡，从冰箱取出一瓶清酒，用海带块当“药引子”把它送下去，就仰面朝天睡了个好觉。电话铃声把他惊醒时，他好久弄不清自己是躺在什么地方。
    电话是中元来的，来接他去参加欢迎酒会，中元在大厅的吃茶室等他。
    酒会是在“丸之内”一个文艺中心举行，从新宿走过去，要二十分钟。五点钟，在东京正是交通拥挤的时辰。
    中元聚精会神地开车，只是到了人少的地段才抽空跟他说一两句话。
    “休息了一下吧？”
    “一觉睡到现在。”
    “明天下午是你发言，你的日语演讲没问题吧？”
    “现在才问这个，不晚一点吗？”
    中元在中国一个出版机关当过四年专家，和沙舟同室办公。中元回国之后，沙舟调到研究部门工作。中元是研究西域史的。前年他去新疆考察，研究所派沙舟陪同。两人经历了一两个月的艰苦跋涉，交情深了一层，无话不谈，不讲客套。
    沙舟小时候在兵工厂当学徒。日本投降后，八路军解放了那个城市。解放战争打起来，解放军临撤走时要把工厂拆掉搬走，沙舟帮助拆了机器，和机器一起参加了革命军队。机器运到根据地，因为战争形势紧张、坚壁在山洞里，沙舟当了兵。沙舟学徒前上过六年小学，六年小学在革命军队中那时便被看作知识分子，一参军就当了宣传员。全国解放时他已经当了副指导员了。这个人爱学习，全国解放，他认为今后革命要靠知识，便请求进学校学习。在工农干校补习了两年文化课，考上了北大哲学系，不知怎么一来，五七年他出了点事，临毕业把党籍弄丢了。毕业后先劳动了几年，后来分配到一个中学管理图书，这中学开设在一个旧庙里，图书馆接受房子时顺便接受了一批佛经，他随手看了两本看上了瘾头，从此自修起佛学来。从研究佛学历史又涉猎了西域的文化。打倒“***”后，他试探地写了几篇关于禅宗各派的论文，送到哲学杂志，竟然发表了。这正是个百废待兴的时代。七十年代末懂佛学的人跟市场上的蛤蟆镜一样，成了热门货。那个杂志属于一家出版社，这出版社急需懂哲学的编辑人材，便把沙舟调到了出版社。随后两年他的问题经过复查改正了，恢复了党籍，就又调到了研究机关。
    去年他第二次去新疆、考察佛教东传的路线。走在高昌与北庭之间，无意间发现一座炼铁遗址。他自学过日文，又爱看闲书。记得中元送他的一本书中，一位日本权威学者曾断言这一带不曾出过硇砂。这一带出不出硇砂，关系到历史、地理上许多记载如何解释，这是个专题，咱们不必多说，多说了读者也未必有兴趣，知道这是个不小的题目就行。沙舟便把他的发现，他的推论写信告诉中元。中元本来就怀疑那位权威的定论的可靠性，可是没有反驳的根据。一看这信，大为赞赏，自己动手译成日文、送到日本一个学术刊物发表。骤然在日本学术界引起了重视。中元是日本西域学会理事，今年学会在东京开年会，照例要请几位外国学者参加。中元就提出请沙舟赴会。学会同意了，他又写信给沙舟的工作单位，希望单位也支持这事。经费由日方负担，但要沙舟准备一篇日语的发言，据他对沙舟的了解，认为这对沙舟来说并不困难。文章不用新写，只把那封信充实一下，改成演讲稿就可以。
    单位认为这是有助于促进中国和世界学术交流的好事，坚决支持，就不知他有把握用日语发言没有。沙舟把牙一咬说：“组织上叫我去，我就有把握不辱使命。”
    稿子是他请搞日文的同事翻译的，还请电台一位日语播音员示范读了一遍，录下音来。近一个月，他除去吃饭、睡觉，把一切业余时间都挤出来，对着录音机“鹦鹉学舌”。这是件哑巴吃黄连的差事，他只是自学了日本语法，跟电台念了一年“日语初级教学”。看本书还可以，说口语，只能是“早上好”，“请用茶”，“顶好没有”这种水平。中元说相信他能念论文，不是请他出国心切就是故意替他吹嘘，实在“水分大大的”。
    中元一问，他想起这一个月所受的苦处。
    他责问中元说：“你怎么到今天才想起来问我这个？”
    中元说：“我知道你这人只要一逼，多困难的事也会办成。咱们在新疆时你就是这样的。来开会的都是民族学学者，大家重视的是论文内容，日语发音水平差点，不会计较的。”
    “那你怎么又问我有把握没有呢？”
    前边过一个立交桥，车辆多了起来。中元没有马上回答。等车子转到体育馆后边比较清静一点的街道上，中元告诉他，可能有从台湾来的人旁听会议。他不知道这些人是否会有意吹毛求疵找大陆代表的麻烦。中元是热心致力中日友好的，万一出现不愉快的事，他无法向中国朋友交代。
    沙舟有一点紧张了。带点自嘲地说：“那怎么办？还能临阵脱逃吗？”
    中元说：“如果你真没把握，就由我替你读发言稿，你推说身体不适就完了。”
    沙舟认真地考虑这个建议，一时沉默下来。过了一会，他问：“你寄去的名单里，并没有台湾代表。怎么现在又有他们了？”
    “不是代表，是列席！”
    中元解释说，这个学会的开会经费，是募捐来的。捐款超过五十万日元的，可以享受荣誉来宾待遇，能列席会议，并且参加酒会和招待会。他管学者的组织工作，并不过问募捐的事，直到前两天发列席证，才知道有台湾人委托东京的代理人捐了款，并且领走了列席证。
    那个台湾捐款的人，曾询问过，沙舟先生是否一定来参加会？如果保证沙舟到会，他才认捐。大会工作人员告诉他，“先生要捐款，我们欢迎，但除规定给赞助者的优待外，不接收任何附加条件。”那人又说，他非常希望亲耳听到沙先生的演讲，他还表示如果沙舟先生由于经费问题出席有困难，他愿意负担沙舟本人的全部经费。大会工作人员立即告诉他，本会只收为大会的捐款，不接收对个人的资助。
    中元说：“对你这么关心，难道没有一点目的么？”
    沙舟从没想过会有人在海外打他的主意。
    中元觉得自己的话说重了。补充说：“我不是说对你有什么安全上的威胁。但是会不会找点小麻烦，弄些小动作呢？所以我越想对你的日文发言越不放心了。”
    沙舟还没回答，车子已到了酒会会场的花园门外。
    虽然名日“欢迎酒会”，请的客人却不仅仅是来参加年会的学者。文部省官员、通讯社报社的记者、电视台人员、赞助人、后援会……足有四五百人，挤满了花园深处的一座大厅。沙舟的文章在日本西域史学界，引起了轰动，中元很为自己的朋友骄傲。他领着沙舟四处走动，把他介绍给一个个的熟人，沙舟带来的半盒名片，不一会就送光了。他觉得又累、又热，他说：“中元君，咱们也找个地方停一会，吃点什么好不好？我的肚子还空着。”
    “好，我也觉得该吃点什么了。”
    他们挤到长长的台子前，顺着次序，用盘子装了些生菜、烤鸡、生肉片和鱼片，端了一杯兑了冰水的威士忌，躲到一个大柱子后边去吃。中元一边吃，一边用眼看着四周，一发现有熟人可能要走近，就示意沙舟转个方向。免得人一走近又要招呼、介绍、寒暄。人只有一张嘴，说话就顾不上吃喝，酒会是有时间限制的，弄不好人家宣布酒会结束，自己肚子还大半截空着，散会后还要找地方吃荞面条去。
    转了几次方向，沙舟直感到暗处有什么人在一直注视他，他就悄悄朝四外搜寻。眼睛转到左前方时，果然和一对正盯着他的视线相遇了。但是只一对视对方就躲闪开了。追踪看去，只见一件深灰色的中式对襟小褂一晃，一个微微有点驼的后背钻进人群，迅速消失了。
    这闪闪避避的迹象，引起了他的警觉和好奇心。他装作去加酒，离开中元，迅速地在大厅里搜寻了一圈，走完整个大厅再没见到一个穿中式服装的人。
    他转回时，中元已经吃饱了。这时花园中的小舞台上，开始了古琴和能的表演。中元问沙舟是继续吃还是去看看？沙舟想到园中再搜寻那件对襟小褂，便放下盘子，随中元出了大厅。
    园子里很幽静。池旁、树下都有人徜徉小憩，各式各样的服装，千奇百怪的饰物，把庭园的日本风格都冲淡了，可就是没有中式服装。
    他和中元来到小舞台前，看四个日本古装女优演能乐。声音低沉，动作缓慢，沙舟看得很乏味，但他仍象一个小学生硬着头皮听自己听不懂的数学课，恭恭敬敬把它看完，这时已是十一点了。
    中元问他：“你到底打定主意没有，发言是你自己来还是我代劳？”
    沙舟说：“明天上午开幕式，下午不还有半天闲空吗？我再复习一下试试，晚上我给你打电话。”
    中元的家住在上野那边，沙舟不要再坐他的车，登上大会的旅游车，回旅馆去。
    沙舟的房间，在52楼。他取了钥匙，打开门。灯亮之后，他感到房中变了样，细一看，小圆桌上多了一个很精致的竹篮，篮中装满金银两色闪亮的塑料丝，塑料丝上用芒果、柑桔、香蕉和一个白兰瓜摆成一个花好月圆的图案，篮系上拴着一个纸片，上边写着：
    献给
    沙舟先生TFLG
    沙舟按铃找来女侍，问她这东西谁送来的。
    女侍说了好长一段话，沙舟大部分没听懂。他拿过笔和纸请她写，她写道：“一阶，电话、取。”
    沙舟总算明白了，一楼大厅来电话，叫她取来的，并没见到送礼的人。
    沙舟坐到沙发上，对着这一篮水果出神。不一会，他就把一个接一个信息点联成了一条线，用这线勾勒出一幅草图：
    日本报纸上发表将邀请中国学者沙舟到东京赴会的消息。这消息被台北一个组织注意到了。他们觉得沙舟这个人或他所知道的某些情况对台北有用，立即派人到日本以捐款换来列席证。但他们的目标是沙舟本人，所以提出以沙舟到会作为捐款的条件。这个要求被碰回去，他们仍不放心。他们认为沙舟如不能来，最大的原因可能是经费困难，于是提出愿提供沙舟的一切费用。但大会是有章程原则的，又把他们碰了回去。他们抱着侥幸的念头还是捐了款。代表报到这一天，特意派出冯婉如前来侦察，看沙舟是否真到了东京。冯婉如见到了沙舟，回去作了汇报。她的上司仍不放心。亲自到会上验证一下她的情报是否可靠。这个人在酒会上果然见到了沙舟。但因为太急切的观察，被沙舟发觉了，于是匆匆逃出了会场。逃出会场后一分析情况，认为反正被沙舟发觉了，再隐在暗处已无意义，便索性送这一篮水果来，宣布他们存在。并试探一下沙舟的态度，看有没可能进一步和沙舟取得某种联系……
    事情想到这儿，一切都合情合理，再往下可就胡涂了。他们为沙舟这个人下这么大本钱图什么？一个研究历史的会有政治、军事情报吗？要暗地侦察沙舟，偏在一片西装之中穿一件中国小褂，就怕他认不出来吗？这一篮水果到底能试探什么呢？
    沙舟还想再探讨下去，但反特小说提供的推理知识就这么一点，再往深里想就没用了，他赌气拿起一个芒果，掂了掂，问道：“你会爆炸吗？”
    他撕开皮、狠狠地咬了口，芒果没爆炸，味道很好吃，但吃过后他更觉出饿来了，才想起在酒会上并没吃多少东西，就又吃了一个柑子。
    第二天开幕式只用了两个小时，十一点就散会了。沙舟昨晚上很晚才睡着。脑袋一直发晕。他想散散步，在外边找个地方吃午饭，再好好睡一觉，下午读发言稿。
    他从旅馆后门出去，穿过马路往西新宿车站方向走。昨天赴酒会时曾从那里经过，似乎看见有几家小饭铺。一路上他随便浏览着商店的橱窗。日本饭馆现在又添了新花样，凡卖定食的，都做好几份样品，标上价钱，用塑料纸罩好摆在橱窗里，既引动你的食欲，又便于你根据自己的财力选择。沙舟看过几家，不是觉得过于菜肴清淡，就是颜色太浓艳，象塑料做的假花。决定还是找一家中华料理店比较保险。他来到个小十字路口，正考虑往那一侧走，冯婉如手中提着小皮包，轻轻爽爽从左边走来了。她见沙舟，站住了脚。
    “冯女士！”沙舟笑道，“真巧，又碰见了。”
    “还有更巧的，我刚刚看了这份报！”
    冯婉如打开手中的小皮包，从里边抽出一叠报纸，举起来摇了摇。
    沙舟问：“有什么新闻吗？”
    冯婉如翻开一页，送到沙舟面前，上边印着沙舟的照片、和四分之一版面大的介绍文章。
    冯婉如说：“看了对您生平的介绍，我作为中国人为你感到骄傲。一篇论文就否定了日本人几十年来认为不可动摇的结论，真给中国人争气。”
    沙舟说：“我只是在一个问题上改变了那位权威人士的论断，别的许多方面，人家还是很有成就的，科学么，总是在后人修正前人谬误中前进。”
    冯婉如说：“您谦虚了，如果有机会，很想多向您请教。”
    沙舟看了她一眼说：“不敢当，同乡么，有机会多谈谈。”
    冯婉如说：“太感谢了。您现在上哪儿去？要我帮您作点什么么？”
    “我想找个中国饭店去吃饭，不用劳动您，我自己去找就是了。”
    “这边有个‘淮扬春’，”冯婉如笑了笑说，“颇有点名气。而且是亲大陆的华侨开的，去那里您也放心些。”
    沙舟说：“在外国还分这个么？只要中国人开的饭店，卖中国饭，我一样去吃！”
    冯婉如说：“您真爽快，好，再见。”
    沙舟走出没有多远、就后悔刚才说话冒失了。他碰到第一家中国商店，招牌上果然涂了个他看着极反感的标志。他这才明白冯婉如说明“淮扬春”政治倾向的目的。
    这个女人到底什么来路？
    “淮扬春”就在十几步开外的左侧。日本式铺房，修了个中国牌楼式的门脸，横匾黑漆金字，是去年到日本开画展的一位北京国画家新写的。店堂不大，只放了两张圆桌和三组“火车座”。天花板上吊着五盏宫灯，两面墙上悬了二三幅国画。迎面墙上一架镜框，是***同志接见华侨代表大幅彩色照片。这家店没有样品在橱窗陈列，墙上却贴着菜谱，卖“清蒸鲥鱼”，“鳝糊”，“桂花肉”等江苏菜。另有两个单条，写着“三鲜饺子”“苏州汤面”。三鲜饺子卖二百日元一份，汤面卖三百日元一碗。沙舟一看，心想怎么会这么便宜？因为他住的旅馆里，也有个中华料理餐厅，那里的客饭是七千日元一份。老实说，在那儿吃三顿饭足够他在国内半年的伙食费。旅费和住宿由大会承担，伙食费是自己向国家实报实销的。沙舟暗自决定，今后决不在旅馆吃饭了。便找一个火车座坐下来。
    一位穿喇叭袖、圆襟小袄衣、扎白裙巾的女服务员笑嘻嘻地走近，用日语问：“您来了，要一点什么？”
    沙舟说：“一碗汤面。”
    “是了，一碗汤面。”
    说完，女服务员还不走，象是还等他继续要。沙舟说：“谢谢，就是一碗汤面。”
    女服务员笑了，说了几句日语，可沙舟听不懂，问她。
    “您能说中文吗？”
    服务员说：“噢，光有面，没有菜，不好吃！”
    沙舟问：“嗯？面里没有菜吗？”
    这时从店后走来一位穿中式丝绸长衫、白袜黑鞋，四十多岁，文质彬彬的男人。离桌子三五步远、定睛看了一看，问道：“您是沙舟先生吧！”
    沙舟连忙起身说：“是的，不敢动问，您……”
    “小店店主，盛怀远，”盛怀远送上名片说，“今早我才在报上看见您的照片和介绍，恭喜您的文章为祖国增光！”
    沙舟看名片上印着，盛怀远还是华侨总会的干部，忙伸出手去说：“盛先生热心侨务，非常敬佩。”
    盛怀远说：“自己人到家了，还坐在这儿干什么？后边坐吧！”
    沙舟说：“我随便吃一点东西，下午还有事，不打扰了！”
    盛怀远说：“那我陪您喝一杯酒！”
    盛怀远吩咐了服务员几句话，便在沙舟对面坐下来。笑着说：“中午随便吃一点，晚上有空，我为您洗尘，不知肯不肯赏光？”
    沙舟说：“初次见面怎么好叨扰呢？”
    盛怀远说：“在海外住久了，见到故乡来的人就分外的亲。听您说话是北京人，我父亲和我都在北京出生的。美不美家乡水。能够幸会，我总想听听乡音叙叙乡情，在我这儿总方便一点嘛！”
    沙舟问：“您原来住哪里？”
    盛怀远说：“住西单石虎胡同，先祖在邮传部当差。邮传部就在六部口北边，去年我回国观光，看到已经改作教育局和文化局的办公楼了。我还得到文化局同志的允许，到里边照了几张相，拿回来给家父看。他说文化局食堂，倒还是当年邮传部的旧房子呢！”
    服务员送上啤酒，两人喝了一两杯。沙舟想起冯婉如的话，便问道：“听说在东京作生意的华侨商店，还有不同的政治倾向，那顾客有分别吗？”
    盛怀远说：“少数人还有抱着过时的观念的。但大多数人是不分彼此，都是中国人吗！台湾迟早还不是要和大陆统一？我把***同志接见我们的照片挂在正中，表明我的立场。可不论哪方面来的同胞，我全欢迎。”
    沙舟说：“华侨同胞、有特殊条件，应当多为祖国统一尽一分力量，我赞成您这种态度。”
    盛怀远说：“我尽自己力量去做。总会有好结果。昨天晚上有位台湾同胞到我这儿来喝酒，进来时一副丧气样，我陪他谈了谈，思想开通了，临去时高高兴兴，今天还特别派人给我送了一把花儿来致谢，您瞧，这就叫诚能感人。”
    沙舟说：“欧？”
    盛怀远以为他不相信，立刻转身到柜台后连花瓶一起抱来了一大束鲜花，是衬了绿叶的红白两色玫瑰，花儿吊着一个纸签，上写。“怀远先生清供，TFLG。”
    沙舟忙问：“您和这位先生熟识吗？”
    盛怀远说：“只见过一面。”
    沙舟问：“您知道他的来历？”
    盛怀远说：“我只知道他是从台湾来的游客，一周前才到东京。我问他在哪一界恭喜？他说教书。”
    沙舟说：“我收到一篮水果，签名也是这几个字。”
    盛怀远说：“他可没谈到给你送水果的事！”
    沙舟问：“昨晚他和您谈了些什么呢？”
    盛怀远说，昨晚七点钟左右，这位先生进了店。进来时就带了几分酒意了。他先站着，看看菜谱，等转身看到***同志接见华侨的这张照片时，说道：“噢，你们是大陆那边的。”说后扭身要走，盛怀远拦住说：“大陆也好，台湾也好，不都是中国吗！为什么这么见外？”那人一笑，就坐下来，要了二两茅台，一盘香酥鸡，一份煮干丝，就自斟自饮喝闷酒。因为这时已过了饭口，隔不远的一条街叫歌舞伎町，是有名的“堕落区”，这条街就格外冷清。店中没有别的客人，盛怀远便替他斟了杯酒，和他搭讪。
    “听您这口音，也是北方人？”
    “祖籍广东，先祖在天津落了户，作进出口生意。我是在北京长大的，小学在汇文小学住校，中学在船板胡同汇文，大学在燕京。”
    “现在呢？”
    “处处无家处处家！”那人摇摇头，喝口酒说，“狐死首丘，我不论在哪儿住，都把窗口向着大陆的那间屋选作卧室，我相信，这样作梦才能作到还乡梦。”
    盛怀远说：“我也是这样，近几年来，我每年旅游一次，每次都回北京。其实，北京我已经没有亲属了，连老朋友也没几个。可我只要在北京街上走走，换上干部服挤几回汽车，遛两条胡同，甚至跟饭馆的服务员拌几句嘴，跟百货公司店员吵几句架，就又觉着自己是个中国人了。”
    “有机会这么走，不容易！”
    “其实，回去还是看见的好事多。前年回去街上还一片白沙沙的水泥砖和黑油油的柏油路，去年回去住户的窗前屋后种上花养上草了，今年再去，嘿，有了街心公园了。前年回去看见有个体户拉三轮，我觉着比以前活泛了点；去年回去就见到了农民开着自己的拖拉机往城里来卖西瓜；今年呢，我在东单看见一溜三辆大旅游车，写着‘个体户旅行汽车，唐山、天津、北京三日游！’您说，这叫不叫日新月异？大的方面更说不完了！别的不说，就讲北京新建的这几个住宅区吧！以前的肃王坟，现在叫劲松，大楼起来了！西便门，那是上白云观雇驴的地方，现在也是住宅区，大楼起来了，还有……”
    “那是人家。人家吃过苦、玩过命，如今得了善果，应该应分！有咱什么？”那人又喝了口酒，叹了口气。
    “您这话就有点离弦了不是！人家是谁？中国！咱是谁？中国人！我跟您说句体己话，我祖上在前清也是赫赫有名的名臣，我的亲戚在镇反的时候没少受罪，一句话，中国共产党当了权，我有不少损失。我也骂过他们，以前我也赌过誓，决不跟他们接触。我觉着要是中国不革命，我总不致于落到这份上，再损也不致于当饭店掌柜的！”
    “可听您刚才那口气，倒象洗过脑的！”
    “没错，洗了脑了，是我自己洗的。这几年大陆上来的人多了，我跟他们谈的多些，也看了点他们送我的书报，我忽然琢磨透一个理：改朝换代，自古有之，只要改的对国家对民族有好处，个人进退算什么的？炎黄子孙为国为民作这么点牺牲有何可怨呢？我不是说新中国样样都好，‘*****’，干了多少缺德事，共产党自己都彻底否定了！不管新中国有多少缺点，有两样事您总不能不服，一、那儿没妓院没乞丐，没有歌舞伎町，没有黑社会作人肉买卖，逼良为娼、诲淫诲盗；二、中国人在洋人面前再也不矮一头。外国人不能在中国横行霸道了，基辛格、尼克松、里根，要商量事你先上中国来。你来我去咱们平起平坐。朱建华跳得高，女子排球打得好，你得升中国国旗，你得奏义勇军进行曲，这就叫扬眉吐气！我说您哪，犯不上为自己一点事犯愁，干吗放着宽处不想想窄处。佛家云，境由心造，退一步海阔天空……”
    正说到这里，一位二十多岁的女士推门走了进来。朝那老人看了看，叫道：“老爷子，您离开会场怎么也不说一声，害得我一顿好找。快十点了，回去吧。”
    她替老人付了帐，扶他上了门外等着的出租汽车，匆匆走了。今早上就叫人送来这束花！
    沙舟问：“那女人是不是穿着黄裙子、黑上衣，鸭蛋脸，荷叶头？”
    盛怀远说：“是的，她自称姓冯。您也认识？”
    沙舟点点头说：“这位女士我认得。那位老先生或许也见过。”
    盛怀远说：“那昨晚上您要在这儿就好了。他打听国内的事。您比我知道得多。能介绍得更好些。”
    盛怀远说要去忙他自己的事。沙舟久久地在脑子里思忖这两个台湾人，总觉着有点古怪处。
    回到旅馆，脱去上衣，急忙上床午睡。借着酒劲倒是睡着了，可睡着跟醒着差不多，脑子里乱乱哄哄，人影恍惚，总有那两个台湾人纠缠。睡了约半个小时醒了，醒后比没睡时头脑还昏沉。他知道再也睡不着了，就到卫生间用稍凉些的水冲了个澡，然后披上睡衣读发言稿。不念还好，这一念才知道二十多天的功夫白费了，那股熟练劲坐了趟飞机全跑了。读起来别别扭扭，结结巴巴，感情呆板，连重音都找不着地方！看样这丑要出大了。
    一次读不顺，从头另读，越读越不顺嘴。他又急又气，懊丧的把稿子一扔说：“算了！干脆请中元去读！”
    电话铃响了。
    一听就是冯婉如。
    “是沙舟先生吗？”
    “是的，您是冯小姐？”
    “打扰您了，有点事求您，不知道您方便不方便？”
    “尽力而为，什么事？”
    “家父也在东京，看到报上的介绍，对您十分景仰，很希望能见到您，不知道对你是否方便？”
    沙舟心想：来了！这件事不了，是绝对不得安静了。就说：“同胞相会，大喜的事，能有什么不便呢？”
    “您看，什么时候合适？”
    沙舟想，是吉是凶、早晚总要亮底，还是早点弄出个究竟好。反正稿子是念不成了，便说：“今天就好。”
    “什么地方呢？到您那儿去也可以，或者在街上找个地方更方便。”
    “一切遵命。”
    “就在淮扬春好不好？那里您算是熟地方了。”
    “可以。”
    “四点钟，我们在这儿恭候。”
    沙舟看看表，已是三点二十分了。知道他们是一切安排好了才打电话的。
    沙舟心情有些紧张。许多反特故事片的惊险镜头又一下子都推到他眼前来了。“鸿门宴”，“美人计”，秘密绑架、公开收买、摄影录相、伪造新闻……马上毁约还来得及。
    可又一想中央号召海峡两岸多交流，多了解，促进统一大业，现在机会送到门上，临阵逃脱，自己算什么共产党员呢？不论哪一边，总还是好人多吧！
    他走到淮扬春门口时，紧张的心情就丢掉大半了。门口只有盛怀远一人在迎接他。
    “他们在屋里，”盛怀远说，“您放心，在我这儿决不会出现不愉快的事。论人数咱们也二比二，至少势均力敌。”
    盛怀远说的屋里，不是营业厅，是他的后楼上，那里有一间纯粹中国式的客厅。天津地毯，红木家具，白铜痰筒，细瓷茶具，迎门连三上供着地地道道的中国财神，两旁撒金红地对联，写的是“陶朱事业、管鲍遗风”。
    听到脚步声，冯婉如就扶着一位六十开外、精神疲惫、面色潮红的老人迎了出来。老人上身穿的正是那件灰哔叽对襟小褂，卷着白袖口，下身是西服裤、圆口布鞋。
    冯婉如介绍说：“这是家父。”
    老头说：“冯良冀！”
    沙舟说：“我们好像见过了！”
    “见过见过！”冯良冀笑道，“我看您的时间长些，您看到我的时间短点，因为我当时正有点心事，回避了，请原谅。”
    进到屋中，分两边挨次序坐下。盛怀远不用侍者，自己用盖碗沏了茶，捧到了各人面前。
    冯良冀笑道：“在报上看到对您的介绍。您是自修自学，功成名就的。受了那么多磨难、刚刚洗清冤情，就写出成功的论文来，为炎黄子孙争光，我十分佩服！”
    沙舟说：“谢谢，粉碎‘***’后，共产党实行拨乱反正政策，把多少年的冤案、积案都理清了，改正了。全国人民都意气风发，争着为国家、为人民出力。我个人命运是随着国家命运兴旺而兴旺的！”
    “好，好，我为您高兴，也为我们民族高兴，盛先生说的对，那天晚上他对我说，海峡两岸比着兴旺才好！哪边干好了，都是中国人的福气，我服这句话。”
    闲谈了几句，冯良冀饮着茶，脸上露出沉思的模样。
    沙舟便问：“老先生约我会面，想必有所见教。”
    冯良冀笑笑说：“没什么大事，我离开北平年久了，多次在梦里看见它，可总也看不清楚。报上说您久在北京，想请您给我讲讲北、北京！”
    “这有什么不行呢？可北京这么大，从哪讲起？”
    “衣食住行！北京还有人穿大褂吗？”
    “这两年有女士们穿了。男的还没有，有也是在戏台上。”
    “汇文中学还有吗？”
    “有，改名叫二十六中。”
    “汇文小学呢？在盔甲厂，城墙根底下。从五老胡同穿过去，那个胡同有个中药铺、出名的苏合丸。”
    “没了，没了，盔甲厂那边盖成现在的北京火车站了！”
    “东单牌楼听说也拆了？”
    “单牌楼，四牌楼全拆了。单牌楼拆了以后，曾经在陶然亭公园又树了起来，‘*****’中**一句话，又把它从那儿拆掉了！”
    “唉，东单牌楼北边有个三星餐厅，是西班牙人开的，在平安电影院界壁儿。平安当年专演美国片，可比真光设备差。”
    “三星的房子还有，以前开过一阵饭馆，后来又改成什么公司的办公楼，现在弄不清又改成什么了。平安倒还有，叫儿童电影院了。”
    “那东单飞机场呢？”
    “现在是个公园。有一部分作了体育场。”
    “飞机场东边，马路北口有家专卖脂油饼的，掌柜山东人，在那吃完饭出来，连书包都是油烟子味，还有吗？”
    “有，可不卖脂油饼了。”
    “东安市场的豆汁徐呢？”
    “没了，东安市场重新建过，东来顺盖了新的大楼！”
    “那门口的饭摊也撤了吗？那个摊的羊肉馅饼全城第一，东来顺的东家，就摆那饭摊起家，他发了财，不忘本，还留着这个摊，切涮羊肉的肉片剩下肉头拿来作馅，不收利润……”
    说着说着，停了话声，老人双手捂上脸，眼看泪水从指头缝里渗了出来。沙舟惊住了，不知说什么好。冯婉如走过去，把一条手帕塞给老人说：“爸，别这样。”
    “梦啊！梦啊！自打过了六十岁，我一作梦就在这几个地方转。”冯良冀象个孩子似的，擦着泪，唏嘘说，“三十八年，我离开北京三十八年了！北京没有我，还是北京！我没了北京，我可就不是我了……哎哎。”
    沙舟说：“你别心窄，方便的时候，您可以去看看，现在政府的政策很宽……”
    “听说了！也有回去过的。”
    “是啊，您也可以回去看看。”
    冯良冀把头狠狠的摇了摇，不再说什么。盛怀远立刻找些别的话头，把话岔开。盛怀远讲不久前到日本来演出的京剧团，说李元春的猴戏把日本人看迷了。又说北京人艺来演“茶馆”第二天，许多华侨不约而同的都穿起旗袍来，有人建议盛怀远在东京开个中国式的茶馆，服务员一律穿长袍，掌柜的着马褂。茶馆名字叫“老舍”。
    冯良冀说：“台湾报上说老舍死了，我不信，老舍写了不少说新中国好话的作品呀，后来，后来证明是真的！我想，要连老舍这样的知识分子还容不得……”
    冯婉如装作送水，过去推了老人一把，老人愣了一下，把话停住了。
    “是‘***’犯的罪过！”沙舟说，“‘***’我们都审判了！”
    “是的，是的！说实在的，你们干得不错，我们不少人很感到安慰！”
    盛怀远说：“新领导掌权，会越来越好。”
    “是的，好就好。不管哪边弄得好，都是中国人的福气，我相信。不然我也不到日本来。”
    沙舟疑问的“嗯？”了一声。
    冯良冀勉强笑笑说：“您不知道，这里有个缘故。我早年有个把兄弟，也叫沙舟，是跟吴文藻、费孝通先生学社会学的。那时候的社会学包括少数民族的历史、风习。他跟费先生去贵州苗山作过调查，还随曾昭伦先生去过大凉山。他自己希望去新疆研究西域史。所以，所以在日本报上看到您的名字，误以为就是他了！我想尽办法要促成他来，想见见他，想亲耳听听他的学术演讲，我在台湾总惦着他，到昨天才知道，您是另一个沙舟！我估计，我估计，我送去那篮水果一定把您弄懵了！那是您来之前我定下的，您别见怪。”
    盛怀远说：“都是中国学者，哪一个沙舟先生取得成绩咱们都高兴是不是！您没见着那一位，送给这一位也一样不是？”
    冯良冀说：“那当然，那当然，明天沙舟先生演讲，我一定恭恭敬敬的去听。”
    沙舟说：“谢谢您，不过我不是搞西域史的，我这是兴之所至写的东西，虽有点发现，但价值不大，只怕叫您听了失望！”
    冯良冀说：“我知道，您从小学徒，1949年后才跳级进大学，此后又干了多年非本行的工作，仅仅这么几年就取得如许成绩。令人高兴，令人欣慰。”
    沙舟说：“我回去，一定打听一下另一位沙舟先生的下落，有机会时让他给你去信，既是费先生的学生，跟费先生打听，他总会知道，我想他的成就一定会比我大。”
    冯良冀问：“费先生还好吗？听说他不久前到英国讲学去了，他身体还行吗？以前在贵州爬山，他就要手拿个气筒不断给自己打气的！”
    “您认识费先生？”
    “不认识，不认识。听说，听那个沙舟说的。”
    服务员进来报告，酒菜已经摆好了。盛怀远就让大家到隔壁房间入席。席间，冯良冀喝了几杯茅台，脸上有了红色，心情、兴致也好了些了。便问沙舟，灯市口有一家酒店，专做公鸡牌“绿豆烧”，现在还有没有？从“绿豆烧”说到“莲花白”、又由莲花白说到茅台。他说早年到贵阳喝茅台吃狗肉是大享受，茅台有清茅赖茅之分……沙舟对于酒是外行，而且没到过贵州，就只有听他介绍。说过酒，又说戏。他说李元春的猴戏他没看到。台湾的猴戏不行，看猴要看郝振基杨小楼，最次也得是李万春。李万春是跟载涛学的，有传授。这冯老人原来是个戏迷，盛怀远也会拉会唱，说得高兴，盛怀远拿出弦来，冯良冀唱了一段“坐宫”，真正余派，苍老醇厚。可惜悲凉了点儿。
    大家要沙舟唱。沙舟不会唱京戏，想了半天，硬着头皮说：“我唱个吧！这歌是我小时候学的，因为就一句词，所以没忘。”
    他唱的是“团结就是力量！”这个歌冯良冀也会唱。又因为这是借用的一首欧洲民歌的曲调，这曲调冯婉如、盛怀远也熟悉，所以沙舟刚唱了两句，三个人就都跟着哼。起初是轻轻的哼，慢慢的就大声合唱，引得两个送菜的女服务员也笑嘻嘻的站在门口看，唱完六个人一块鼓掌。脸上红通通，心里热烘烘，那股警惕、拘谨、猜疑的影子从这小屋中终于消散了。
    分别的时候，冯婉如叫了车。想把沙舟送回旅馆，她们父女再回去。沙舟推辞。冯良冀说：“你先坐车到旅馆门口等我们，我陪沙舟先生走几步。”
    汽车开走了。他们俩走了一段，冯良冀说：“沙舟先生，我有件事想求你帮忙。不知方便不方便？”
    沙舟说：“您请讲。”
    冯良冀说：“说来话长，咱们长话短说。我所以非来东京见那位沙舟不可，是因为我欠着他一笔债务。我人老了，没时间再等了，不能背着债上阴间，我想把这笔款子托您带给他，或者买成图书资料、办公机器由您转交。”
    沙舟说：“老先生，我并不知道那位沙舟在哪里。要找不到他呢？要是他不在了呢？”
    冯良冀说：“您转赠给学校、研究所，交给国家就是了。”
    沙舟说：“太仓卒了，您让我考虑一下，再答复您可以吗？”
    冯良冀答应说：“可以，我知道，这也许太不自量了。”露出黯然的神色。
    他俩走到旅馆门口，冯婉如从停在路边的车子里钻出来招呼说：“爸，沙舟先生到了，您上车吧。”
    冯良冀伸出手来告别，说：“祝您一顺百顺、发达兴旺！”急急钻进车子，沙舟冲他摇摇手，对冯婉如说：“您告诉老人家。我回去立刻找费先生打听沙舟的下落，打听到马上写信告诉您，您能不能留下个香港或日本的朋友的地址，请他把消息转告您！”
    冯婉如说：“好的，现在不方便，明天我打电话和您商量好了。”
    沙舟回到旅馆，觉得比白天更精神了。他知道这样是睡不着觉的，便索性坐在灯下读稿子。这回读得非常顺，那股熟练顺溜劲又回来了。他打电话告诉中元，明天的发言他自己来。
    沙舟第二天发言非常成功。他一上台，就看见冯良冀穿着中式小褂，坐在一个角落里，连连向他举了举手。演讲完了，在掌声中走下台时，冯良冀远远的双手抱拳、拱了三拱，散会后沙舟到门口找他，他却不知去向了。
    整整两天，电话都没来。沙舟临离开东京的头一天晚上，服务员从门缝塞进一封信来。
    从字迹看，是女人写的：
    “……听了您的演讲，家父很高兴。叫我写信给您，衷心的祝贺，他说，内容虽说不上有什么重大发现，但由此可见国内学术空气之发达纯正。知道这一行还有人搞，而且远比以前有组织、有成就，他就放心了。”
    “这次到东京，多次打扰您，非常抱歉。想来您会体谅老人的苦衷。”
    “至于寻找另一个沙舟之事，您不必徒劳去麻烦费教授了。据我所知，家父并没有一个盟弟叫沙舟，费老也没这样一个学生。费老可能有过另一个学生，天资聪慧，学业有成，本来对他抱很大希望。后来，由于中国复杂的历史进程、和他本人的懦弱糊涂，作了件难为他人原谅，也不被他自己原谅的事。他从此离开了费老，离开了正常的生活轨道，他写文章、做生意攒下不少钱，钱越多他越发觉得心里发空，以至后半生总处于自怨自艾和自抱自弃的状态中。有心会见同行而无勇气，存意报效自赎而少魄力，便作出些可笑的举动来。上一代人的许多思想，非我所能理解，略作介绍，以释疑团。不管可怜也好，可笑也好，念其年迈昏庸，来日无多，您总会原谅的。种种原因，不便以真实名姓奉告，那临时借用的称号也不必再重复了。祝您有更大成就、更灿烂的前途。祖国统一可期，想来我们这代中国人，当不会重演这种悲剧了！”
    沙舟急忙打电话找盛怀远，问他可知冯氏父女住址，盛怀远说：“走了，回台北了，昨天在羽田机场来过一个告别电话。”
    84.9.6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