沫若自传

    
    自呱呱坠地时起，便要从母亲学习言语和一切知识，人生的开始应该就是学生时代的开始。我母亲事实上是我真正的蒙师，她在我未发蒙以前就教我背诵了好些唐宋人的诗词了。但我的发蒙是在四岁半的时候。家里有一座家塾，面对着峨嵋山的第二峰，先生命名之为“绥山山馆”，先生姓沈字焕章，是犍为县的一位廪生，在我未出世前六年便到我家里来教书了。家塾里除掉偶尔收纳一两位亲戚家的子弟外，都是自己家里的人，人数在十人上下。但这点小人数的家塾，拿程度来说，却是大、中、小学乃至幼稚园都有。
    发蒙时读的书是《三字经》，司空图的《诗品》，《唐诗》，《千家诗》。把这些读了之后便读《诗经》、《书经》、《易经》、《周礼》、《春秋》和《古文观止》。庚子过后，家塾里的教育方法也渐渐起了革命，接着便读过《东莱博议》、《史鉴节要》、《地球韵言》，和上海当时编印的一些新式教科书。先生又得到一部教会学堂用的《算数备旨》，根据着这书来教我们的算术。当时我们还写不来阿拉伯数字的草书，因为那刊本上都是用的楷书，而且算数不立程式，只是算草，但那样，在我十二岁的时候，已经把开方学完了。
    科举制改革的初期是废八股，改策论，重经义，因此有一个时期乾嘉学派的朴学，就在嘉定也流行过一时。沈先生是不长于这项学问的，有族上的一位长辈郭敬武先生，在成都尊经书院读过书，是王壬秋先生的高足，他在流华溪开馆。我的大哥橙坞先生曾经往那儿去就过学，因此又从那儿把朴学的空气输入了家塾来，教我们抄《说文部首》，读段玉裁的《群经音韵谱》，但这些东西在当时一点也不感觉兴趣，只觉得是痛苦。
    做对子是六岁开始的，做试帖诗是七岁开始的，后来就改做经义论说，算还没有学做过八股。数学演算是每天都要做的，《算数备旨》里面的每一道问题都不曾忽略过。点读《御批通鉴》也是日课之一，而且还要抄御批，这项也是一桩刑罚，一长串的人名字点不断时，最感觉头痛。
    是乙巳年（一九〇五）罢，科举废了，各地兴设学校。我们那偏僻的乡镇也有了蒙学堂的设立。省里有武备学堂和东文学堂出现，我的大哥进了东文，二哥进了武备。但我们的家塾并没有废，我们的学课内容比蒙学堂的还要充实一些。我们只跟着蒙学堂的先生学过体操，同时在家塾的园子里也备了一些运动器械。接着嘉定城里有高等小学堂的设立，我考进了那个学堂，于是我的家塾生活便告终了。这是乙巳年年底的事。
    嘉定的高等小学堂设在北门外的草堂寺内，学生的年龄程度极不整齐，有三四十岁久考不第的老童生，也有十二三岁纯洁无垢的新少年。课程也极其零乱，凡是新式的课目与数学格致之类，教师都不能胜任。对于我自己在家塾里已经学习过的人尤其不能满足。我是乡下人，年纪轻，因而常受城里的老学生们欺负。第一学期的成绩最优，老学生们嫉妒，发生撕榜风潮，并以不堪入耳的侮辱相加。先生们不能制止，反而屈服。因我在端午节曾请假数日回家，便扣了我六分的总平均分数压到第三名，重新改榜，算把风潮平息下去了。这件事对于我一生是第一个转扭点，我开始接触了人性的恶浊面。我恨之深深，我内心的叛逆性便被培植了。
    在小学堂里新的东西没有受到什么教益，但旧的东西如国文、讲经、地方掌故之类，却引起了我很大的兴趣。帅平均先生的《今文尚书》讲义是我最喜欢的一门功课。帅先生是廖季平先生的高足，廖先生也是尊经书院出身的王壬秋的门下。帅先生的讲义和我在家塾里所受到的段玉裁的“小学”得到印证，因此特别感觉兴奋。这种感觉在别的同学们的心里似乎并没有。
    嘉定是适宜于读书的地方，环境很好，山水十分秀丽。星期日在平坦如路的府河上划船。向青衣北岸的凌云山和乌尤山去游览，远望磅礴连绵的峨眉山，近接波涛汹涌的大渡河，在那澄清的空气中令人有追步苏东坡之感。在凌云山上有苏东坡的读书楼，有他的塑像、刻像和题字，也还有好些遗迹，如洗砚池，载酒时游处之类。凌云山的岩壁上，正当着旧大渡河口，与峨眉山正对着，凿了一尊大佛。这是很有名的，是唐代海通和尚所凿。在那大佛脚下河水汇为一个深潭，地方上的人说“是和海相通的”，虽然是荒谬的俗传，适足以表现其处之深。在那深处产一种鱼名叫“墨鱼”，全身黑色，这是因为水太深，罕与太阳光接近而致，但俗传是吃了东坡先生的墨水。这些都觉得富有诗意，而墨鱼也确是可口。
    在这高小时代，我读到《西厢》、《花月痕》、《西湖佳话》之类的作品，加上是青春期，因而使颇以风流自命，大做其诗。在学的后半期成为了最爱闹事的一个代表。第二年在端午节前后，我曾经被斥退过一次，但不久又把我的学籍恢复了。原因是学校的处置遭受了学界上一部分人的反对。
    嘉定中学开设了，高小学生中成绩好和年龄大的便升入中学，我的高小学程于是一年半便告结束。新开设的中学，更是一塌糊涂，笑话百出。讲地理的人说朝鲜在中国的南方，讲博物的人把乌贼的嘴当成肛门，甚至连讲国文的人，不懂得“望诸君”是乐毅的封号，而讲为“盼望你们诸君”。一位英文教师把日本正则学校的课本来教我们，几个拼音就教了我们半年。在这儿不是读书，简直是养老。我在这时候只想离开故乡，近则想跑成都，远则想跑北京、上海，更远则想跑日本或美国，但家里不肯让我们跑远，自己也找不到那样远走高飞的机会。因而有一个时期便自暴自弃，吃酒的习惯是在这时养成的。
    在中学里面感觉兴趣的仍然是经学。黄经华先生讲的《春秋》，是维系着我的兴趣的唯一的功课。黄先生也是廖季平先生的高足，他也很喜欢我，在课外还借了好些书给我看。有一次我吃醉了酒，骂了一位从日本回来的监学，这人并没有多么大的本领，只是爱弄诡辩，异常的专制，我特别恨他。我醉了，骂了他，他一定要斥退我，还是黄先生力争，又把我保全了下来。后来这位监学就在那年暑假，患白喉症死了。但我在下学期又因为别的事情依然遭了学校的斥退。
    在嘉定遭了斥退之后，第二年的春初晋省，插入当时成都高等学堂的分设中学丙班。这是庚戌年（一九一〇）的事。学校的课程虽然好得一点，但也好得有限。关于新学一方面的，如数学、物理、化学之类，因为教者本身都还不十分精通，怎么也引不起兴趣。——不仅引不起，反而养成了我不喜欢这些课程的倾向。
    在成都的一段学生生活中，根本没有学习到什么。张升楷先生的历史讲义比较感觉兴趣，但他不善讲授，详时详到无以复加，略时略到只举帝王的年号。他毕竟不曾征服史料，而是为史料所征服了的人。
    没有东西可学，只是读些课外的东西。林纾译的小说，梁任公的论说文字，接触得比较多。章太炎的学术著作当时也看看，但不十分看得懂。我自己是喜欢读《庄子》的人，曾经看过章太炎著的《齐物论释》，他用佛学来解《庄子》，觉得比《庄子》的原文还要莫名其妙。
    游山玩水、吃酒赋诗的名士习气愈来愈深。东门外的望江楼、薛涛井，南门外的武侯祠、浣花溪、工部草堂，是常游之地。连学校在停课试验期中，都把课本丢在一边，和一些兴趣相投的人在自修室内撞诗钟，和韵，联句，讲小说。
    因是省会的关系，学生的政治运动便比较活跃。我本是分中的插班生，但不知怎的，总每被选为学生的代表。头一年的年底便参加了立宪请愿的风潮，当时是赵尔巽做四川总督，学生请求他代奏，要清廷提早立宪，闹到全省罢课的地步。起初学校当局大抵都是纵容的，但到后来赵尔巽下出严烈的命令，要学生复课，不然就要严办。分中的校长自然也就奉命唯谨。但要学生上课，却谁也不肯上课。他却想到了一个妙法，要各班的代表先行上课以为表率，我没有遵从他的命令，就在当天便离开了学校。学校说是要斥退我，但因种种原因，依然没有斥退。到第二年还让我补受了学年试验。
    第二年便是辛亥年了，参加了有名的反对铁道国有的风潮。这是开始于保路同志会，继而成为保路同志军，结果和辛亥革命的大运动合流，而推翻了清朝二百六十八年的统治。这在当时的学生界中也惹起了一个天翻地复的变革，有好些学生便借这个机会离开了正规学校，而转入了军界或政界。特别是法政学校的设立风行一时，在成都一个省城里，竟有了四五十座私立法政学校出现。大家都想做官，几个月速成毕业之后便有考法官的资格，于是祖孙父子同学的佳话四处都是。因此也惹起了一种反抗，稍微严肃一点的学生，大家都讨厌学法政。我自己也就是这里面的一个。
    但就留在正规的学校里罢，依然没有可学的东西。而且在那鼎革的时期，学校多是奉行故事，有好些稍谐人意的教员也都转入了政界，剩给学生的便是焦躁、无聊、空虚。在当时有机会的人，便朝省外、国外跑，不能跑的呢便只好陷着熬资格了。我自己在当时真是苦闷到了绝顶，要考省外的学校或留学罢，起码要中学毕业资格，然而中学还没有毕业。因此便错过了很多的机会。在这样苦闷状态中，被逼着愈朝吃酒赋诗、游山玩水的道路上走。幸好这时期还不算很久，民元分中和成都府中学合并，再熬了一年，算把中学毕了业。第二年又进了高等学校，熬了一学期，便考上天津军医学校。我便得到了离开四川、也离开了那种烦闷生活的机会。
    天津的军医学校是国立的官费学校，民二的夏间在全国各省招生，四川省被摊派六名，我被录取了。暑间离开成都首途，但到了重庆，便遇着二次革命爆发，又折回成都。等那次的革命平息之后，又由成都首途向天津出发，大抵是十月的下旬了罢，记得经过黄河大桥时，已经在飞着雪了。
    自己当时，事实上并没有存心学医，应考军医只是想借一个机会离开四川，离开当时的苦闷。到了天津之后，虽然经过复试，仍被录取，但却没有心肠入校，我便独自跑到北京去了。当时我的长兄橙坞先生在做川边驻京代表，虽然到日本、朝鲜去游历去了，但早迟是要回来的，我有这样靠背，所以便决心跑去找他。这儿又是我一生的第二个转扭点，我到后来多少有点成就，完全是我长兄赐予我的。
    我到了北京，在一个同乡京官家里住着，等到年底，长兄才从国外回来了。起初他对于我的求学也很感棘手，后来决定把我送往日本。我是三十号离开北京的，由火车经过山海关、辽东半岛、朝鲜半岛，在朝鲜的釜山迎接了一九一四年的新年。
    在釜山领事馆里面住了一个星期的光景，因为那时的领事柯荣阶先生是长兄的同学。之后便又渡过日本，直达东京。在这儿开始了我一生之中最勤勉的一段时期。长兄送我离国的时候只给了我一条重六两多的金条，叫我到东京去变换成日币，作为学费。他希望我能够以半年或一年的工夫考上官费学校，不然将来的学费就难以接济。当时中国和日本有五校官费的契约，东京的第一高等学校、高等师范学校、高等工业学校，千叶的医学专门学校，山口的高等商业学校（这一学校因有一次发生事故，便无形中停止了收中国学生），这五个学校都招纳中国学生，凡是考入了这五个学校的留学生也就由中国政府发给官费。这五个都是日本的国立学校，考上了又有官费，因此为留学生所竞争的目标，也就最难考，有的考了八九年都还没有考进去。我是初去，想以半年或一年的工夫考上，那简直是没有把握的事。而且几个学校招生在那时多在暑期，我是正月到的东京，要在当年的暑期应考，事实上还不足半年。但假使不考，那又非延到明年的暑假不可，学费便要成问题了。因此我在当时实在是拚了命，拚命地学日文，拚命地补习科学，结果我终竟以半年工夫，考上第一高等学校。这在当年听说是没有比我更快的了。
    日本的高等学校约略等于我们的高中，是大学的预备门。在当时是分为三部，第一部是学文哲、法政、经济等科，第二部是理工科，第三部是医科。在应考时便得分科，因此便发生自己的选业问题。当时的青少年，凡是稍有志向的人，都是想怎样来拯救中国的。因为我对于法政经济已起了一种厌恶的心理，不屑学；文哲觉得无补于实际，不愿学；理工科是最切实的了，然而因为数学成了畏途，又不敢学；于是乎便选择了医科，应考第三部。这时的应考医科，却和在国内投考军医学校的心理是完全两样了。我在初，认真是想学一点医，来作为对于国家社会的切实贡献，然而终究没有学成，这确是一件遗憾的事。
    考入高等之后，有一年的预科是和中国学生同受补习的。预科修满之后再入正科，便和日本学生受同等教育。三部的课程以德文的时间为最多，因为日本医学是以德国为祖，一个礼拜有十几、二十个钟头的德文。此外拉丁文、英文也须得学习。科学方面是高等数学，如解析几何、高等代数、微分、积分，以及物理、化学、动植物学的讲习和实验，都须得在三年之内把它学完。功课相当繁重。日本人的教育不重启发而重灌注，又加以我们是外国人，要学两种语言，去接受西方的学问，实在是一件苦事。
    我在高等学校三年毕业之后，升入九州帝国大学的医科。当时日本的大学其它各科都是三年毕业，只是医科是四年半。开始两年是基础学问，如解剖学、组织学、生理学、医化学、病理学、药物学、细菌学、精神病理学等；后两年便是临床学问，即内外儿妇、皮肤花柳、耳鼻咽喉、眼科齿科，乃至卫生学、法医学。所有一切的部门都要通盘学习。这四年也确是严重的四年。学问是严整的一套，你不能够躐等，也不能够中断。日本人的医学相当可观，在他们是很尽了心力的。
    但我学医学终竟没有学成功，虽然大学是毕了业，我也得了医学士的学位，但我不曾行过医，我也没有意思行医。在医科开始的两年很感觉兴趣，那时所学的可以说是纯粹的自然科学，人体的秘密在眼前和手底开发了。我自己解剖过八个尸体，也观察过无数片的显微镜片；细菌的实习、医化学和生理的实习，都是引人入胜的东西。这差不多等于在变戏法，实在是一些很好玩的事。然而学到后两年的临床功课上来，我便感觉着无上的痛苦了。原因是我自己的听觉不灵，我不能够辨别打诊和听诊等微妙的基本医术。
    我在十七岁的时候，那时还在嘉定中学读书，在中秋前后患过一次极严重的热症。后来回想起来，很明显的是重症伤寒。病了一个多月，接着耳朵便受了波及，脊椎也受了波及。两耳因中耳加达尔而重听，脊柱因腰椎加列司而弯曲不灵。这两项缺陷苦了我很久，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可能恢复。我的一生便受了这一次重症的极大的影响，我的学医终竟没有学成，就因为有了这生理上的限制。
    两耳重听，没有可能把医学、特别是临床医学学好，因此在大学中途的时候，又来了一次极端的苦闷，而终于逼着我走上了文学的路途。自己在国内所涉猎的，主要的就是文学。到了日本虽然把文学抛弃了，但日本人教外国语，无论是英语、德语，都喜欢用文学作品来做读本。因此，在高等学校的期间，便不期然而然地与欧美文学发生了关系。我接近了泰戈尔、雪莱、莎士比亚、海涅、歌德、席勒，更间接地和北欧文学、法国文学、俄国文学，都得到接近的机会。这些便在我的文学基底上种下了根，因而不知不觉地便发出了枝干来，终竟把无法长成的医学嫩芽掩盖了。
    我在大学的中途曾经休学一次，回到上海组织创造社，实际从事文学活动。这是五四运动后不久的事，一般的朋友大概都约略知道这一段历史，我不必缕述。但我回上海不足半年工夫又跑到日本去了。我把医学的课程是学完了的。是民国十三年（一九二四）三月毕的业，从此便和学生生活告了别。虽然我并没有行医，但我觉得我的医学知识比文学知识更有根底。
    我是衷心尊重医学的一个人。唯其尊重它，所以我不敢行医。我恨死一般不负责任的西医，不负责任的中医我也看成是一种罪恶。
    形式上的学生生活虽然终结了，但我感觉着我一辈子都还是学生。天地间值得我们学的事体太多，不到我的生命和世界告别时，我的真正的学生生活是不会终结的，也不应该终结的。不过这篇文章，是应该在这儿终结的时候了。
    1942年4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