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海扬明

    
    在这个结果出来之后，欧洲三国与日本的第一次交涉在堺港进行。
    这次交涉，三国的主要负责人是英国驻东方大使贝伦伯爵，这位伯爵全权负责英国在东方的事务，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位高权重，恰恰意味着他是一个花瓶。
    原因很简单，因为交通和通讯的问题，欧洲与东方的往来本就不多，又是欧洲国家与奥斯曼帝国关系的紧张，使得欧洲三国在过苏伊士运河的时候时常受到刁难，所以东西方贸易的大头仍然被帝国掌握。
    而在战略态势方面，帝国虽然已经过了主要的扩张期，但在国际事务之中仍然采取相对主动的态势，在东方固本培元，在西方合纵连横。也就是说，欧洲各国在欧洲范围内疲惫应对来自帝国的挑战，相反，却很少有机会前往东方给帝国找茬。
    因为这两方面的重要原因，帝国的外交体制的配置采取前重后轻的体制，一直以来，除非帝国派遣裕王这样级别的官员前往欧洲，总揽帝国对外战略，否则帝国主要的对欧外交权力核心在西津、苏伊士与休达三地。
    掌管西津是帝国的荣亲王，可以说，除了外交战略设定这样的底层构建，荣亲王李素几乎拥有帝国一切对欧的决策权。而外交部在派遣对欧使者驻扎休达，这个使者则是主要负责联络驻欧各国的大使馆，同时担任帝国驻国联的大使。
    而苏伊士的绍杰，则负责帝国在北非和西亚在内的阿拉伯地区的事务，但因为与欧洲关系纠葛，他也需要承担一些对欧事务。
    虽然有三个核心，但李素拥有最高决策权，除非战略事务，其实都未必要请示国内。
    而外交事务，从来都是纷繁复杂的，所以，欧洲主要国家驻帝国申京的大使往往就是一个花瓶外加传声筒，很多时候没有多少具体事务。而驻扎帝国西津的领事馆，才是与帝国进行联系的主要外交机构。
    帝国的前重必然导致了欧洲方面的前轻。
    贝伦伯爵能成为英国驻帝国大使，更多是因为其尊贵的身份。而英国虽然在日本京都设立了驻日大使馆，但大使一职长期空缺的，反倒是英国驻长崎的领事更为重要。
    因此贝伦既是驻帝国大使，也负责英国在东方的全权事务。
    在京都事件中死难的倒霉蛋里，有英国人也有法国人，唯独荷兰人没有伤亡。而法国在东方的外交存在，更是流于表面，甚至连驻日本大使都没有，其在日本的事务，长期由英国和荷兰方面代理，所以在这个时候，也就拿不出一个能出面的人。
    因此，贝伦伯爵成为了主事者。
    这其实也与各国的底蕴有关，在前帝国时代，荷兰是东方海洋的霸主，虽然殖民势力被驱逐了，但贸易却从未中断过。而英国长期也是东西方贸易的主要参与者，其与帝国的贸易非常频繁，更是在次大陆地区拥有不少利益。
    而法国当年虽然也创立过东印度公司，但其实与丹麦、瑞典是一个级别的，在帝国崛起之后，就更没有多少存在感了。
    贝伦伯爵拥有一头银色的头发，他抵达日本之后，双方进行了预交涉，贝伦伯爵提出的要求就是谈判地点不能设立在京都，必须选择在海港城市，虽然他想在长崎，但最终双方妥协，定在了堺港。
    堺港位于后世大阪的附近，早年是不弱于长崎的贸易城市，德川幕府建立后，逐渐没落了，但随着日本开国，再次复兴，尤其是铁路开通。但这也挡不住大阪的崛起，并且逐渐取代其的趋势。
    谈判的地点定在了诸贤楼，这座楼在当地称之为红楼，因为是一座五层的小楼，红砖砌筑的。曾经也是堺的权力中心，那还是在第一次日本内战期间，帝国强迫日本开国，堺港就是当时的通商口岸之一。
    在那次战争中，德川幕府的利益被削弱，其中大部分被西部大名瓜分，但帝国为了贸易便利，也为了寻求支持，选出了十个城市，作为自由贸易城市，不受德川幕府或者任何一个大名的控制，而是组成和议会，而不论身份阶级，只要肯出钱缴纳赋税，就有资格竞争和议众。
    这种模式盛行一时，但这些和议众，尤其是里面商人出身的人，很快成为了日本所有保守势力的眼中钉肉中刺，随着日本第二次内战，德川幕府抬头，封建领主们反攻倒算，各地的和议会取消了。
    那些商人要么成为依附于封建领主的特权商人，要么成为了买办，要么成为了大资本家，依旧活跃在政治舞台上，只不过已经不是独立的一方势力了。
    和议会在一段时间里，在日本属于异端邪说，邪教一般的组织，但是随着日本这些年思想的解放和外来事务的冲击，尤其是维新社的大肆宣传，当年和议会又被给予了正面评价。
    说白了，当今世界上的所有强国，无论东西方，都有类似的组织，哪怕是沙皇俄国，都有一个贵族组成的杜马议会。这被视为潮流，也被认为政治的未来。
    而现在，日本又有了一个新的和议会，列藩会议。
    堺港作为京都对外联络的门户，已经建设了铁路，因此列藩会议代表前往京都的时候，总是会在这里聚集，私下开一个会，因此红楼改名为诸贤楼。
    贝伦伯爵的一头银发在日本相当的惹眼，但他抵达的时候，整个城市都处于喧嚣之中，但贝伦清楚，那不是欢迎，而是被民族主义热情点燃的日本民众对他的示威。
    《皇国报》等大批的日本报纸，已经把京都地方的处置公之于众。但日本的民众一点也不满意，在他们看来，江川良秀所为正是日本民族的骨气展示，别说错了，应该作为英雄事迹进行宣传，而江川良秀的那两名武士，更是忠心之人，更不应该承担责任。
    贝伦伯爵进入了红楼之中，他有些狼狈，虽然精良的马车为他挡住了日本民众投来的烂菜叶子和臭鸡蛋，但下车的时候，仍被扔了一颗西红柿在脑袋上，贝伦伯爵此时有些晕眩，不断咒骂着日本野蛮人的行径。
    “我的天，那是在做什么，上帝啊，难道他们要杀死那些可怜的人吗？”一声惊呼传来，是站在窗口观察下面局势的荷兰领事巴罗。
    贝伦捂着脑袋，看了一眼，发现在来时的道路上，出现了一支车队，但这支车队一出现，就被人群围起来，其中一辆马车受到的攻击最多，拉车的日本矮马直接被杀死在当场，马车更是被泼了油点燃，有倒霉的人从里面跑出来，满身是火。
    “巴罗先生，是你们的人吗？”贝伦伯爵问。
    巴罗吃惊：“伯爵，我以为是您的人。”
    二人相互看了一眼，都是感觉不可思议，既然那不是欧洲人的车队，为什么会遭遇攻击。
    “伯爵，日本一方的代表来了。”有侍者前来回话。在二人询问是谁的时候，侍者说道：“是福泽中津先生。”
    “快些请他进来。”贝伦整理了一下头发，对侍从说道。
    不多时福泽中津进来，三个人见面，寒暄起来，因为三人都认识，福泽中津是日本少有西学家，还曾在帝国申京长住，与贝伦伯爵非常熟悉，与巴罗也有来往。
    寒暄几句后，福泽中津说道：“原计划今天下午进行的第一轮会谈，我想要改期了。我想刚才你们二位已经看到了，有一支车队遭遇了袭击。”
    “是的，实在太疯狂了。”贝伦伯爵问道：“那是什么人？”
    “那是幕府代表乘坐的马车。”福泽中津说。
    贝伦明白了过来，虽然表面上是与日本谈，但实际却是与德川幕府谈，虽然福泽中津是日本代表，但如果德川幕府的代表后藤信纲不同意的话，一切都是无用。
    “福泽先生，在我们正式会谈之间，我们能进行一下私下的讨论吗？”贝伦伯爵问道。
    “当然，伯爵。您知道的，在下受的是天皇差遣，而与你们对立的则是幕府。说实话，我们的陛下希望这件事可以圆满解决，但这需要各方的努力。两位都在外交场多年，应该清楚，私密的交流，可以更友好的解决问题。
    我也想着，先与二位私下谈谈，再与德川幕府的使者聊聊。我想两国应该与我国有着共同的心愿，那就是这件事即便无法顺利解决，也不要影响我们这些国家之间的关系对吗。我们都是被树冠遮挡的植物，如果相互缠绕吸食，那么谁也看不上灿烂的阳光。”福泽中津表现的非常诚恳，温言说道。
    贝伦伯爵与巴罗重重点头，二人也知道，福泽中津关于植物的那番言论，确实事关各国的重要利益。
    这植物竞争论来源于福泽中津的老师木户文生，被英国与日本所熟知，那是因为，这是木户文生当年前往英国考察的时候，在伦敦的英国议会发表的公开演讲。
    显然，在木户文生看来，地球虽大，但帝国太强。几千年文明的深厚底蕴，以亿计量的人口基数，以及长达七十年的剧烈扩张，让中国直接控制了这个世界大部分地方，如同一棵粗壮的大树，覆盖了这方世界，截留了全部的阳光。
    而无论英国还是日本，都是这株大树的受害者，它们想要成长，想要争夺阳光，就必须积极向上，而不是内斗不断。
    “福泽先生，我们并不能认可贵国就京都事件作出的判决。约翰先生因为一个小小的失误，把性命留在了贵国。还有忠心的仆役、两个来自欧洲的随从，整整四条性命，还有阿德里安先生，他因为袭击而残疾，他的妻子更是受到了巨大的灵魂创伤。
    难道这连一个肇事者的性命都换不来吗？甚至连一个道歉，一个认罪的态度都没有啊。这让我们如何接受呢？”贝伦伯爵越说越是生气。
    福泽中津点头：“我能理解您的感受，但是我也无能为力。”
    “不，您应该有能力介入，做出判决的是京都的地方官员。而据我所知，现在的京都实际上已经掌握在天皇陛下手中，德川幕府根本无法直接做出影响。”贝伦伯爵显然也是做了功课的。
    福泽中津却是说道：“您说的没错，但有一点希望您能明白，所有的判决都是依靠日本的法律。按照我们的法律和传统，事实上判决是合理的。”
    巴罗则没有贝伦伯爵那种好脾气，毕竟贝伦伯爵是一位贵族出身，在申京多年，涵养和气度都是有的，但是巴罗呢，他只是一个商人，成为荷兰驻本地的领事，也是因为其在东方多年的缘故。
    巴罗直接问道：“福泽先生，您难道要告诉我，这个所谓的判决，没有受到日本这些激进民众的影响吗？”
    福泽中津说道：“刚才您也看到了，德川幕府的马车被烧了，那您知道，民众为什么要烧那些马车，甚至要杀死里面的人吗？”
    “暴民的思想就是一团乱麻，哪里是我能理解的，我也不屑与那群贱民拥有共同的思想。”巴罗咬牙说道。
    福泽中津眯眼，控制住自己的脾气，与窗外那群人一样，福泽中津也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他不能接受巴罗贱民的说法，因为他认为自己与窗外那些同胞没有什么区别，这种说法是对日本的羞辱。
    但这个时候还不是发作的时候，福泽中津说道：“那些人不是贱民，他们是爱国者，是承载日本这个国家的主体，他们就是日本！而他们之所以使用暴力，是因为他们感觉到了冒犯！”
    “什么冒犯，什么人冒犯了他们，我们刚到，与我们无关，德川幕府的代表甚至没有走进这里，就被攻击了。”
    “是我们冒犯了他们！”
    “你们，你是天皇的使者。”
    “不，我们指的是日本的政府，我，幕府，西部大名的联盟，这才是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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