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杂拌

吐鲁番怀古

    
    关于吐鲁番,人们谈得够多了。它的葡萄和葡萄干,它的轻歌曼舞,它的全球之最的海拔低度,它的烧饼烤炉式的酷热干燥的气候……不说家喻户晓,总算是驰名中外。临去之前我已下了决心,不再写什么关于它的文章了。
    然而终于忍不住还是提起了笔。
    这“忍不住”开始于交河古城(就是大诗人岑参“饮马傍交河”的那个交河),在颓壁残垣之间,朋友随手拾起一只麻履送给我。麻经呈淡黄色,浅帮,高脸,后跟上有袢,是元以前的旧物。我把玩再三,为了尊重参观制度,临行时把它郑重地放到鼓楼残迹的台阶上。这地方没看守人员,我想过不多久就会被牧羊人或是游客丢弃。但我还是郑重地摆好,带着纷乱的心情离去。此后,在阿斯塔那墓群,在高昌古城,这心情一直萦绕在我心头。
    由吐鲁番县城去阿斯塔那墓地,途经火焰山下,读《西游记》,我很佩服吴先生的想象力。来到火焰山下,却又惊叹人的想象能力的可怜,怎么也赶不上造化的鬼斧神工。八百里火焰山一片赤红,山的皱褶逼似狂燃中的烈焰,在高温气流的折光下摇晃升腾。放眼望去,视界之内所有地面全是火红色,不见一个人,不见一棵草,不见一丝有生命的物质。我正在想,阿波罗的宇航员在月球上的感觉也不过如此吧?可是汽车拐了个弯,尖叫着刹住,这就到了阿斯塔那墓群。古墓是在戈壁滩地下的,地表似乎没有封土。一共五十多个墓,我们只看了三五个。斜长的墓道,方形墓坑,有浓艳精美的壁画,有干尸。其它的主要出土物已经送走,展出在乌鲁木齐的展览馆。来此以前我看过。更以前,我在被驱出社会生活,蛰居在一间地震棚中时,读过关于这几个墓的发掘报告。因此,从这墓地到高昌古城,我一直沉迷在幻象中,置身在那个既远离了我们,又几乎是可见可触的世界里。
    高昌古城,好大啊!城墙大部完整,垛口整齐庄严,成片的住房,有些只是少了屋顶。街坊市巷,残迹宛然,寺庙中塔楼上,在一个龛里甚至还残留下一尊佛像。院落、官署、王宫的建筑,虽然只剩下了四壁,但格局依然清楚,不难想出身穿窄袖襦衫,长裙曳地,眉贴花钿的唐女当炉卖酒的景象。这门前应拥挤着蓄短髭,着皮靴的武士。官署前来往的是头戴乌纱,着对襟宽袖褥衫,下着白裙的官员。骑马匆匆而来的胡商,应是头戴尖顶卷沿毡帽,帽两侧绣出菱形图案,深目高鼻,大胡子卷在项下。若逢上吉日庙中作法事,香烟缭绕,唱佛号之声是要响遍全城的。
    这景象我不是想到的,而是“看”到的,我看了阿斯塔那墓出土的众多木俑,木俑中甚至有一个剧团,几个丑角的面部表情,使我们想起肖长华、芝麻官和川戏的名丑们。几个扮小生的演员,官帽后边露出发髻,证明越剧中女演员扮小生在中国不是独创,竟是千年前的老惯例了。
    在千年之前,这片火洲之上能有如此繁荣昌盛,文化发达的景象,是我们的祖先经过血与汗的搏斗争来的。斗争的关键就是要统一还是要割据,要团结还是要分裂。
    这些木俑,出自阿斯塔那二百零六号墓室,这墓的主人名叫张雄,是个在历史上应当用笔大书的人物,可惜至今除了几个考古学家外,别人还没大注意他。
    翻开地图看一看,人们就会发现吐鲁番的地理位置,正处在丝绸之路东半,河西走廊的西口外。从长安出发,不论走北路去乌鲁木齐、伊犁,奔里海;还是过了哈密往南折去楼兰、龟兹,西往波斯,以致南穿塔里木沙漠奔印度,这八百里火洲都是必经之地。所以不论玄奘也好,岑参也好,以及后来发配伊犁的林则徐也好,都在吐鲁番留下了他们的足迹。这样一个重要地区,自然要成为中央政府管辖西域的重要据点。汉朝时这里称为“高昌壁”、“高昌垒”,“壁垒森严”是为了保护东西交通的要道,有效地管理边陲。晋以后,中央政权衰败了,这里就成了几个民族、几股势力角逐的场所。你杀我砍,走马灯似地换了几个主人,到后魏孝文帝二十三年,敦煌人麹嘉波被拥为高昌王,局势才稳定下来。
    中国是个大国,各地方势力是与中央政权保持一致还是离心离德,关系着国家兴衰。按历来规律,凡是中央政权稳定、强盛时,地方势力就容易顺从和拥护;中央政府衰败,中原局势不稳,地方势力的离心力就增大。张雄却是在中央政府权力更迭、中原局势一片混乱的情况下,尽全生精力来维护祖国统一的,这是他高人一筹的地方。
    张雄出生于隋开皇四年(五八四年),卒于贞观七年(六三三年)。这五十年正是隋末天下大乱、唐初由乱到治的时期。中原正在捉对儿厮杀,当然顾不上边陲的吐鲁番,弹丸之地的麹氏高昌,只得周旋于周围的几股强大势力之间。他一方面不得不接受反中央政权的“铁勒人”派官员给他监国,一边又设法和反铁勒拥中央的实厥结亲,并千方百计去和隋朝联系,争取中央政权的领导与支持。
    大业五年,隋炀帝“巡河右”,到了张掖。高昌王伯雅去朝见了他。并隋炀帝去了长安,参加了隋朝征高丽的战争。大业八年,隋朝把宗室女华容公主嫁他,伯雅夫妻双双回到高昌。临行之前,伯雅向隋炀帝表示此次回去,要下令全国“庶民以上,解辫削衽”,恢复汉族衣冠,以示效忠祖国。隋炀帝很高兴,当即下诏:“可赐衣冠之具,仍班制造之势,并遣使人部领将送。被以采章,复见车服之美,弃彼毡毳,还为冠带之国”!不论炀帝干过多少坏事,搞了多少女人,在维护国家统一,团结地方势力这件事上做的总算正确。
    可是这却惹恼了极力控制高昌并心怀分裂野心的铁勒人。他们先是通过监国官员威胁伯雅,使他改变衣冠的计划,因为“畏铁勒而不敢改”;继之煽动对伯雅不满,怀有篡权野心的人发动政变,把伯雅赶下台,撵到吐鲁番以外的地方去了。可见搞霸权,弄颠覆,也是人类由来已久的恶癖,怪不得一提霸权,世界人民都反感。
    伯雅去长安四年,家里谁替他掌政呢,历史上没有记载,估计可能就是张雄的父亲。因为张雄的祖父是高昌国官员,死后追赠“左卫将军,绾曹郎中,”父亲是“建义将军、绾曹郎中,”和伯雅是郎舅之亲。张雄的姑母是伯雅的“太妃”,并且生了太子文泰。
    伯雅被迫流亡时,张雄是陪着一块出走的,就在这次流亡中和后来的反攻中,张雄立下了大功。他的墓志上记道:“属奸臣作祸,伪(指高昌)祚将颠,公出乾候,兵缠绛邑,君执羁靮,经始艰难;功冠却燕,勖隆复郢”。
    伯雅和张雄流亡到什么地方,也是没有记载的事。考古学家吴震认为他们逃到突厥统叶护可汗处去了。我赞成此说,因为突厥与铁勒是仇家,他们当时是拥护中央政权的,二来突厥统叶可汗的夫人正是伯雅的女儿,是张雄的表亲。
    我们现在反对把私人关系搅和到公事中来,因为这是“封建思想”的表现。但发生在封建社会里的这类事,却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中央政权和高昌、突厥,用一条姻亲血缘的带子连在一起,在当时是有利于祖国的团结统一的。伯雅张雄的复辟战争,不能看作个人权力之争,实在是团结与分裂,统一与割据两条政治路线的斗争,张雄的功绩也就在于为维护统一和团结而奋斗不息。
    伯雅从下台到复国,用了六年时间。他回来时中原虽已换了王朝,但天下仍未安定,隋朝的王世充和河北的刘黑挞尚在与瓦岗英雄们进行较量。伯雅无法和唐王朝建立更密切的关系,只好待机。到了贞观初年,可以和唐朝中央政府建立更密切的联系了,他却死了,换了伯雅的儿子、张雄的表兄弟文泰来当国王。
    伯雅被推翻的六年,谁在高昌当权呢?史书不载。从阿斯塔那出土的文书上看,这六年用的是“义和”年号,(伯雅第一次执政用延和,延和十二年发生政变。他回来后改元重光,表示重新光复,大地重光之义)看来并非铁勒人自己出面,而是用了高昌人作傀儡,我很怀疑就是这个文泰。一则没有见到他跟他爹同时出走的记载,二则他上台以后就一反他父亲的拥护中央的政策,大搞起称霸一方的分裂政策来,凡是途经高昌上中央进贡的西域使节,他一律扣留,抢劫财物,认为“阻漠凭沙”有恃无恐。玄奘去印度取经,也几乎被他留住,真唐僧并无孙猴保驾,只得绝食抗议,这才允许他走了下去。张雄多次劝文泰改弦更张,皆被拒绝。这个忧国忧民的汉子终于忧愤成疾,郁郁死去。死时的官衔是左卫大将军,都管曹郎中。感谢吐鲁番的干热气候,把他的遗体保存得极好。我在乌鲁木齐展览馆见到这位将军的遗体时,依然身高体大,威武雄壮,只是脸上满是愁苦相,证明忧郁致死的说法可信。
    李世民对麹文泰开始是极力团结、争取的,贞观元年赐文泰妻花钿一副,贞观四年召见文泰时,又赐文泰妻姓李,并且封为常乐公主,而文泰一面向唐王朝贡玄狐,献□林狗,一面却背后搞分裂活动。而且在贞观六年和十二年两次袭掠焉耆。唐朝皇帝是有心机的,开始时不动声色,等中原稳固,生产恢复之后,立即下诏叫侯君集帅兵去灭高昌。历来的阴谋家两面派很少不是胆小鬼的。文泰自我扩张,作了几年小霸,仿佛不可一世,一听侯君集带兵来打,竟吓得呜乎哀哉了。只得由他的儿子先行继位,马上就请罪投降。
    唐朝灭高昌国后将此地改为西州,州治也挪到交河去,所以岑参的诗上写交河。但唐王朝对高昌国的君民,待遇却是宽大的,对张雄一家的忠于祖国,也颇重视。灭国之后,把他们弄到洛阳住了几年,随后就封文泰的儿子麹智湛做了“左骁卫大将军兼安西都护府州刺史”。张雄两个儿子,张定和当了“前庭折冲都尉”张怀寂当了“西州行参军”,张怀寂后来又累任了“张掖县令”、“叠州长史”。长寿元年,张怀寂随武威军总管王孝杰平定叛乱立功,受到褒奖,又升任了中散大夫行茂州都督司马。
    唐朝直接管理西州地方后,这里的经济、文化迅速发展昌盛起来。这在张雄墓的两次随葬品中有着极鲜明的反映。张雄死时,随葬十九个木俑,都是用半圆木条刻的,制造简陋,人物的穿着还是黑帷帽,黑衣白裤,女性也没什么修饰,不过多一条长裙。五十五年后张雄的夫人下葬时,木俑的形象却是精雕细作、绢衣彩绘了。而且数量品种都多得多,骑马俑十个,文官俑五个,武士俑五个,另外还有一个剧团的各色戏弄俑,两组驼马人物俑,人物表情生动,衣饰色彩之华丽,充分表现了在中央政权直接管理下,走向繁荣富足、文明昌盛的新高昌的面貌。五十五年前的随葬品,在这相比之下,那封建小国的生活状态就显得十分寒伧落后了。
    我站在高昌古城的宫墙下,把这城市、木俑和张雄将军的遗体在想象中组合起来,仿佛置于那个远离了我们的时代,亲眼目睹了历史发展的一课。人类总是要进步的,而进步则必须由人自己付与血和汗。团结和统一,也是要用斗争所换取。我们一代人只是整个历史链条的一个环结,我们会把属于我们的这一环铸得更坚固完美,光彩永不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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