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伏天,热得像下火。不少朋友趁假期往北方走,我则背道而驰去了山东,为的是了却一桩心愿。四年前因受《人民日报》上一幅照片的激励,去访问我离别40年的祖籍。看到家乡人一年的人均收入达到了400多元,吃穿无虞,忍不住写上两篇文章给《人民日报》,诉说我心中的惊喜。人均400元是我家乡盘古开天辟地以来没有过的“高收入”,有吃有穿有新房子住,家中还放了洗衣机、电视机,尽管因缺电只能当摆设,也是我们祖辈没有过的“高消费”了。文章发表后,就招来散居在全国各地平原同乡的鼓励,他们要我过一阵再回去看看,再报告一下家乡人民温饱以后的新发展,我也答应了。可是一晃就是四年,再没回过家乡。
山东平原一带以种棉致富,这两年对棉花生产作了政策性的压缩。棉花种少了他们还能保持400元以上的收入吗?我不懂经济,但天天读报也学到一些常识,知道农村只有加入商品生产系列才有更大出路。那一带在这方面怎样呢?四年前我去时看到已有人在找新的生财之道,虽然发了财,可也提着心。有的理论问题连一些作领导工作的同志也还拿不稳。平原城边某个小村,有位蔡胖子,原是拖拉机手,实行改革政策后,辞去职务,自己搞运输。两年时间,自己有了一辆大卡车,一辆拖拉机,还开了饭店、土产货栈,盖起一幢水磨石的大宅子来。蔡胖子富了之后,很为地方上作了些好事。防汛期间,他免费送民工上黄河工地;送肥季节,他主动帮村里人送肥;还安了一个开水锅炉,本村人打开水一律免费。县里领导对蔡胖子敢于致富和致富后的表现很赞赏,也相当关心,可是却极少宣传。我去访问,发现蔡胖子是个聪明不外露的人,胖乎乎、笑嘻嘻,一脸朴实忠厚相。他向我介绍他致富的经过,说他怎么既不与公家的运输公司抢生意又有钱可挣,说他怎么为村里办好事,就是不谈他具体的经营方式。我故意问他:“你两辆车,还开店,人手够吗?”他说:“饭店俺兄弟有股,他给管着;土产货栈有几个乡亲帮忙,我打算每人从工资中扣留一部分,也入股,大家都是东家呀!车呢,孩子小,还不能当一把手,我为他请了个师傅,车请师傅先开着。我给高工资。”我笑道:“你反正不敢说你雇工是吧?”蔡胖子脸一红说:“咋不敢,是有点雇工的成份,报上不是说了吗,不超过八个人政策允许。再说我还种着包着田哩,咱们还是以农为本,运输是业余的,发现哪儿地方不合政策咱们立刻改呢!”
说完,我们互相看看都笑了。事后我和县委书记马荣珂同志谈到此事。老马说这蔡胖子精得很,每天读报比我们干部读得都细。反对精神污染时,他在路上等着老马,老马走过来,他装作无意碰见的样子上去打招呼。见老马还是对他笑脸相迎,就上去问:“书记同志,对咱这运输活动,政策上有变化没有呀?要有哈新精神,告诉我一声,咱主动点改正,别犯错误。”老马问他:“你天天看报,你觉得怎样?”胖子说:“报上倒是没提咱这一条,可人们有不少议论咧!说反精神污染就是反走资本主义道路,还说咱这个道大方向不牢靠。”老马说:“报上没说,县委没说,你怕什么?有错处不还有我们担着了吗!”胖子听了这两句话感激得差一点磕头。可是马书记对我说:“我支持他大胆干,是怕吓垮了他一个,影响一大片。经济上刚有点生机又被打击下去。其实他这么作法在理论上到底讲的通讲不通,我也没底。手心也是捏着把汗呢。理论界始终没说清这些问题。咱在下边工作,面对具体问题,不能件件等理论论证完了再办,只能是中央领导讲的办法,摸着石头过河呗。”
这一次去平原,我仍从访问蔡胖子入手。
四年未见,胖子更加胖了。那一年他还不满40岁,今年已是43。因为胖,看不出见老。他那水刷石的宅子又有发展,加了一道也是水刷石的院墙,还安了大门,看去像是个新建的小学校或政府机关。他把我领进院,我感觉虽然有了围墙,可他这个小天地显得更开阔了。原来房子建在空地上,虽然无边的扩展开去,却觉得属于他的只是那几间宅子。如今他把属于他的宅基地全圈起来,就看出庭院的宽阔。这么大院子全是他的,很叫人振奋。
他老伴搬来一大堆西瓜,在冰箱中镇得凉凉的。我咬了口西瓜,问他:“伙计,这几年怎么样?”
“挣了些钱,也吃了些苦,整个的还不错!”他笑笑。他的笑和口气比四年前爽快得多。
我问他:“运输还跑着?”
“不跑了!我前两年发展到三辆大卡车,去年又卖了两辆,剩下一辆自己用着。”
“为什么?”
他说运输越来越难干了。前两年他三辆车,每辆每天可以收入300元。这两年有点变化。到处有人收费,稍不注意就挨罚。收费是谁都有权定个名目收,挨罚是个体户首先挨,收入大减。他就转行了。随后他补充一句:“现在又好了,政府下令不许乱收费,跑运输又有干头了。我既转了行,也不想再转回去。”
我现在搞木材生意,坦率地告诉我雇了四五个人。有采购员、有会计、有出纳、有看货场的……
“你不怕说你雇工了?”
“不怕,党有政策。”
“你自己干什么。”
“总的经营,筹划,忙得很哩!”
我问他木材经营的前途怎样?会不会又像运输一样干不了几年?他说现在农村富了,处处盖房、置家具,木材市场几年之内只有兴旺。他很有信心。我说你大概干这个比搞运输更顺利,所以乐观。他说也不。因为经济立法、经营规章都不健全,常会有意外损失。去年他被人坑骗十万元,至今没办法追回。他已死心了。我说你可以起诉呀!他说已经问过了。找个法律代理人,从调查事实到正式起诉要交一大笔钱。事成了,我追回来要分给代办的人三成。如果审判结果对方是诈骗,无力偿还,只落个把他法办服刑,自己仍要掏诉讼费用,一个子也追不回来。他说:“我的目的追回我的钱,并不把人送进监狱,我费这个劲干啥?”也有人出主意,说:“你叫我去追,追回来一家一半。”他问怎么追法?那人说:“大不了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胖子拍了下腿说:“俺的娘啊!我最大的原则就是不利于国家的事不做,犯法的事不做。钱可以不要,这个事绝干不得!十万元认命了。党的政策不变,不愁挣不回来!”
他能把十万元的损失不太放在心里,可见底子已不薄,这有点出乎我的意料。我问县里的同志,蔡胖子是不是全县最特殊的例子?他们说像这样的户不很多,可也不是个别的,他也不是最富的。
我并不想把眼盯在几个特殊的尖子身上,我请县里的同志给我介绍点一般的,带普遍性的情况。他们说:“要介绍哪个,就得说数字,可你不爱听数字。”我说:“要紧的数字还是得听啊!”于是他们告诉我,尽管棉花前两年作了压缩性的调整,这几年农业收入并没减少,1986年全县粮产量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的5.7亿多斤,棉花5000多万斤。全县人均收入已达到570元以上,这其中有1/4是乡镇、村、个人的工企业收入。这几年乡镇以下的工业企业按年递增16%的速度上涨。个体工企业户增加到3800多户。有1.3万多人从事商业活动。种地也不单是粮食棉花了,瓜果、蔬菜的商品种植占了很大比例。
他们介绍的数字很多,商品生产的例证也不少,我既听不全懂也记不住,便找我懂得而且关心的去问。那年回家乡,正值棉花丰收,满村的棉花秆堆得比房都高,除去烧火别无用途。而夏天存下的麦秸还没烧完,结果一个个村子都被这些柴草湮没了。我问他们可想出了什么办法?他们不回答,却叫来部车子叫我上路。车子走了几十分钟到了恩城镇。直接就把我拉到一排厂房前边。只见成捆的棉花秆送进机器,另一头出来的已是平整光滑的纤维板,就是我在北京常看到做家具使用的那种板子。奇怪的是这厂子旁边还设有个做蜂窝煤的车间。我问他们:“这两种产品风马牛不相及,怎么弄在一块?”镇长说:“咦!群众平常烧棉柴做饭,现在他把棉柴卖给厂子当原料,不供应他蜂窝煤咋做饭吃!”原来他们用蜂窝煤换棉花秆,棉花秆3分钱1斤,谁卖够150斤棉花秆,另外白送两角五分钱的蜂窝煤。这一来连运输费都不用花,农民就把原料送到厂门口了。作纤维板有对半拐弯的利润可收,而且供不应求,订货的要排队。我问他们办这厂除去收益还有困难吧?困难是什么?他们说困难就是厂子太小,全县的棉花秆太多。不是所有农户都有机会卖出去,这只有各乡都建这种厂才能解决。
他们拉我去看的第二个厂子更惊人了。这是王打卦乡的一个乡办厂。看起来不比我在北京见的一些中等工厂小,而且设备也决不落后。这是造纸厂,专用本县的麦秸造瓦楞纸,每年可吃掉麦秸1.2万吨,生产的是高强度纸板。因为用氨处理法,排出的废水不仅不污染,还是现成的肥料。现在这个乡的工业产值已占农业产值的一半了,这个厂全部投产后,工业产值还要大大增加,乡镇村工企业的发展,吸收了农业上剩余的劳动力,增加了公积金,自然就减少了对农民的摊派。农民仍种那么多地,其收入实际上却增加了。村里人告诉我,我上次文章中写到宋连元叔叔盖了全村唯一的砖瓦住宅,这已成了旧话。现在全村已大部分盖了砖瓦的新房,再找土坯草顶的房子很难了。
为什么平原县商品经济发展得这么快?年轻的县长说是地区领导好。新来的书记是研究生出身,当过钢铁企业经理。新地委班子中大学生占了一多半,有见识,有干劲,也比较团结。整个德州地区的商品生产近年都上得快,平原自然也跟着上。我问平原县前任县委书记、现任德州副专员的马荣珂同志,这些话是否可靠?他说新班子确实很团结很能干,可是光靠这不行。光有好政策、好领导,没有党员们的自觉献身精神,还是什么也办不成。这里的党员有老根据地的传统,他们用参加抗日和解放战争的态度来搞经济。为了证实他的话,他领我去看望几个普通党员。有位年轻的女党员叫李全英,她和她丈夫原是个体屠宰户。她作风好,收入高,被选为平原县个体劳协的**。当了**之后,发现许多个体商业户因为资金少,缺信用,批发不来畅销的货物,经营困难,有倒闭危险,就毅然放弃她自己收入高的屠宰业,干联营分销的批发商。这种事利润很低,一箱火柴才挣几角钱,还要自己先垫上钱,托人情走门路批发来,再分销给个体户。经济困难的还要赊销。发给他货,等他卖出去再收钱。她丈夫反对她这种干法,小两口为此还闹了点不愉快。但她百折不挠,居然感动得丈夫也和她一起来干。几年下来,扶持几百户个体商店发展了营业,成了平原最有信用的批发商。我问她:“当初为什么要下这个决心?”她说:“个体户有困难,咱党员不设法为他们解决谁来管呢?要光是搞个人致富,咱和群众还有什么区别?党的政策不是靠咱来贯彻的吗?”我说:“上边也没人指示你这么干吧?”她说:“党的经济政策不就是指示吗?”
从全国来看,德州也好,平原也好,大概都算不上最先进的地方。我的文章也不是要写先进典型,只因为它是我的家乡,我了解它的过去,才知道今天这情形对它来说是多么大的飞跃。平常的地区都这样,全国的情形不就可想而知了?况且那里有这么好的党员、群众和领导班子,谁能说不久之后它不会跃进先进的行列呢!
我赞美它,我歌颂它。我可爱的家乡前程似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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