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军旅

    
    新台币云门舞集和韩舞麟
    接近岁末，遇到两件快事。一是经过台湾同行们的热心奔走，我赴台的心愿即将实现；二是“云门舞集”在京沪演出“新传”，引起轰动。两件事接踵而来，使我更信宿命论。并觉得历史运行自有其轨道和速度，兴衰分合，常出乎人们意料。
    数年前我在香港时，施叔青热心的把我一篇小说拿到台湾“中国时报”上发表了，她问我：“稿费要什么钱？要美元还是港币”？我说：“要新台币”。她奇怪地说：“你要它怎么用”？我说：“我相信总有一天会到台湾去，总会有用到新台币的时候！”她笑着骂了我一句广东话：“气性！”也就是精神病。我一笑。本来我就没当真，在我心中去台湾不比上月球的机会多。
    我看“云门舞集”演“新传”，是8年前在香港。天天在商业文化、租界风俗中呼吸，突然看到台上的人穿着祖传的中国衣服跳红绸舞，扭秧歌，令我激动流泪。闲幕后我随诗人戴天到休息室去看林怀民先生。我说：“真可惜，这么好的演出。我只能在香港看到，我希望你们到大陆演出。在大陆你一定会找到知音。”林先生说：“我也想去大陆演出，谁知要等到哪一年呢？”后来听说因为经费困难“云门舞集”停办，林先生去了美国。我认为大陆观众永无机会再看到“新传”，着实为此叹息了几天。
    两件事情突然都成为事实，我怀疑地球的转速加快了。回想起第一次台湾作家戏剧性地见面，就像发生在昨天。
    9年前，我去东京参加国际书会。临行前听说台湾作家也去参加，我好紧张。既不知该与他们怎样相处，又很想和他们见面交谈，为我关切的两件事寻找答案。
    一件是私事，我太太兄弟姐妹叫舞凤、舞莺，哥哥叫舞鹰。这一年大陆某杂志发表一幅台湾画家的油画，署名是“韩舞麟”。同事指着这名字跟内子开玩笑说：“这是你哥哥吧！你不是隐瞒了台湾关系吧？”“*****”期间，有亲属在台湾者，有说不清的麻烦。她一听吓得连连摇头说：“无冤无仇，这玩笑可开不得。”回家后她把此事讲给家人听，我岳母听了大惊。悄悄说：“你是有个堂兄叫舞麟呀！抗战时二叔与你爸一同离家，途中失散，多年没有消息。也许他们真到了台湾吧”？她就叫我见到台湾作家时打听一下。
    另一件事就带点公事的味道了。70年代末我写了篇小说叫《寻访画儿韩》发表在“人民日报”。不久举行评奖，取得了预选资格，后来却又被撤掉了。我找熟人打听落榜原因，才知道(传说)该作品有“抄袭之嫌”。我说抄袭之作敢登在《人民日报》上吗？答曰“抄的是台湾作品。大陆人没机会看到，故存侥幸之心”。“*****”中连偷听海外广播都要治罪，我把台湾作品抄来公开发表，这麻烦怕小不了。便深居简出作听候发落状。谁知此后倒也再无人提起。我又找朋友打听。朋友告诉我：“经过研究，认为你这些年被监督劳动，不会有机会读到台湾书刊。这题材带有传奇性，两岸都是中国人，听到相同的传说，写成撞车的作品也是可能的。不过为了省点麻烦，以不给奖为好……”我问是和谁的作品撞了车？那作品什么名字，朋友说他也不知道。
    这笔糊涂官司反引起我要读台湾作品的兴致。女作家韩秀来北京。听我有些愿望，送我一堆台湾小说，我才找到被我“抄袭”过的《红丝凤》。也才领悟了林海音、陈映真、朱西宁、余光中、洛夫等作家的风采。读林海音的作品像听姐姐讲往事，陈映真又使我进入了一个即相似又陌生的环境，而朱西宁和司马中原，颇有一见如故，似曾相识之感。最大的收获是我不再为“抄袭之嫌”感到委屆，因为我发现两岸作品，不论是内容上、写法上，以至某种心态上，有“抄袭嫌疑”者，绝非惟我一家。一个祖宗的子孙，一个科班的徒弟，许多思维模式，观念心态，措辞用语，甚至连弱点、毛病，也像一个师傅教出来的。
    为此，我愿有机会和台湾同行见面，增长一些对台湾文学的了解。但真的有机会见面了。却又紧张起来。甚至有种说不明白的顾虑。
    到达东京后，东道主举行盛大招待会，欢迎全体客人。我就趁机会找台湾同行。在一片西装革履，欧衫美裙，中国人、日本人，朝鲜人，蒙古人鼻子都一般高，皮肤一样黄，要分辩出那一位来自台湾，得有点福尔摩斯的本事。正感绝望之际，远处人影一闪，竟看到一件中国对襟小褂，在西装堆里鹤立鸡群。这是台湾来客不会错了，想前去打招呼却又怕讨没趣，迟疑间就碰着了一位小姐后背，我忙用日语道歉，女士一笑，用标准国语说：“别客气。”我听了一愣，她又笑笑说：“我是华严。”久闻大名的华严就这么突然出现在面前，两岸作家就这么开始交谈了？我还有点转不过劲来。她看出我的窘相，指着我胸前名牌打趣道：“您不必自我介绍，邓先生，这写着呢。”这时，穿对襟小褂的朋友正凑了过来。华严向我介绍说：“这是罗青。”罗青的诗和画我在一位美国外交官家见过，印象极佳。我说：“老远看到这身裤褂，就知道是中国人，没想到你就是罗青。”华严说：“你在远处邓先生就看见了，我就站在他身边，他却目中无人。”说得三人都笑起来，这一笑，折磨我多天的疑虑和紧张就打消一半。
    我跟罗青谈得满投缘，他约我第二天共进早餐。在餐桌上闲谈起自己人之间的话题。罗青热情真诚，没有我那么多疑虑，谈到和大陆作家在海外相遇，发生过不不愉快的事时，他很动情的说：“在外国人眼中我们都是中国人。多一点商量少一点误解和争吵不好吗，何必叫外国人看笑话？”他叫我原谅他的直爽，其实正是他的直爽使我感动。回到房间，我和老作家柯灵谈了我的看法：两岸隔离太久，有点误解难免，某些观点不同也属正常。但同胞之情高于歧见。应当以诚相待，求同存异，以和为贵。柯灵说：“我同意。大家见面的机会难得，要互相多尊重。我们俩从自己做起好了。”
    这天到金阁寺参观，我正一个人顺湖边散步，后边追上一个戴贝雷帽。叼着烟斗的艺术家。他走近我身旁时问道……“你是邓友梅先生吧？”我说：“是啊，您是……”他伸出手说：“我是王蓝。罗青跟我谈到了您。”我赶紧说：“我跟他打听过你。我看过您画龙点睛京剧人物，非常喜爱，跟关良是两种风格。”他说：“谢谢。我看过名单上对您的介绍。原来您也是天津出生，咱们老乡！”我说：“是吗，您什么时候离开天津的？”他说：“上完中学走的，我是究真中学的学生。”我忘形地拉住他的手说：“有这么巧的事！我也是究真的，我上附小，跟中学走一个大门……”他也感到意外，高兴的又装上一袋烟，并问我：“你抽不抽烟？”我说：“以前抽，现在忌了。”他听完大笑：“没错，就咱们天津人管戒烟叫忌烟！外边人想冒充都办不到。”我俩聊得热乎，把猜疑、禁忌全扔到了九霄云外。到看歌舞伎时产我干脆随他坐在台湾作家中间，没有初见面时那别扭劲了。
    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跟王蓝谈话引得我掉了泪。我问他：“你既是作家又是画家，跟您打听个人知道吗”？他说：“谁？”我说：“台湾有位画家叫韩舞麟吗？”他说：“韩舞麟，还算是我的学生呢，罗青也认识他厂我问：“他的原籍是不是扬州人？”他说：“好像是的。”我说：“他父母都健在吗？”他说：“他健在。对了，他家是扬州人。父亲是位美术教员。母亲是演员，现在还常常拍电视剧呢。”我压低声音说：“这么说，他确是我的内堂兄了，你回台湾替我传个话，他伯母一直惦记着二叔全家，要我打听他们的地址。我岳父叫韩北屏，是位诗人，已经不在了，岳母还健在……”王蓝听了很动情。回过头对罗青说：“邓先生是韩舞麟的妹夫，一定把这话带回去……”
    大概是先天的血缘情分总重于后天观念形态吧。随着会议进行，两岸作家之间的关系，起了微妙的变化。由只点头变为出声寒暄，由应酬式的寒暄又变为较深入的谈心。日本接待人员看在眼里，接待方法就跟着变化。开始时每逢外出，他们都把两岸作家分别请上两辆车，惟恐碰到一起不便。后来却专门腾出辆专车，笑嘻嘻抬手说：“中国作家，都上这一辆车吧。”
    分手那天，王蓝来到我的房间，送我一本画册。我把小说《烟壶)送他作纪念。我问他：“如果我选一些您的作品在大陆发表，你不反对吧7”他说：“当然可以，不过，不必说问过我吧。”他又一次对我说，见到舞麟会把他伯母一家的情形告诉他。
    回北京后，我告诉岳母二叔一家确实在台湾，二叔是教员，二婶是演员，现在她还在拍电视剧。全家人听了好几天都处在喜悦兴奋状态中。
    我把王蓝的画选出一组送到杂志发表，并且写了一篇介绍。(但没说这画是怎样得到，更没说我俩见过面。那时还没这么大胆)。有一天。忽然有位长者找到我家，对我验明正身后，便拿出一张照片给我看，问道：“你介绍的王蓝是不是就是这个人？”我看了连说：“正是。”他说：“我是王蓝的胞兄，在天津工作，看到文章，估计你见过了王蓝，我来打听一下他的近况……”轮到我说话时他是那样神情专注，又用天津乡音打听我和王蓝相会的细节，那种手足之亲，关切之情令我难忘。
    大概是从这开始，我对两岸文学界交流热心起来。凡这方面有事找到我，摇旗呐喊也罢，站脚助威也行，都愿尽一份炎黄子孙的责任。这一作也才知道自己还非最先觉悟者，热心此事的作家，两岸都大有人在。在谈到促进两岸交流，加深了解，发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振兴民族文化时，有时是很难分辨出谁来自海峡的哪一侧。
    我终于踏上美丽、亲切的台岛了。我知道在促成此行过程中，台湾的朋友、同行、兄弟姐妹付出了多少心血劳力。但我不想用“谢”字来冲淡同胞之情手足之义。我感到作为一个中国人幸运和自豪，因为世界终究还是按我们意志变得更可亲可爱了。
    我只想大喊一声：“我高兴自己是中国人！”
    杂忆台湾
    到了台湾，亲戚要照顾我的“北京口味”，就领我到一家名叫“京兆尹”的小吃店去品尝台湾产的北京小吃。屋里的装修陈设，都模仿北京的传统风格。连桌椅也是仿硬木清代造型。看了一下菜单，有晶糕、芸豆卷、艾窝窝、奶酪和小豆粥。我各样都点了一份。心想能在台湾吃到地道北京小吃也是一喜。不料东西端上来一看，猴吃麻花满拧！晶糕是黑紫色的，芸豆卷成圆筒状，有一种东西下边垫着锡纸，中间一个白团，上边粘着个大红枣。我问侍应生：“这是什么”？她说：“这就叫艾窝窝！”我听了一笑，告诉他说我从小就吃艾窝窝，没见过这样的！夹起一块晶糕放进口中，味道比形状更不像晶糕，显然不是山楂做的。我说：“原来台湾的北京小吃是伪冒假劣厂亲戚就说：“这跟大陆的伪冒不同。这种伪冒在台湾倒是受欢迎的。您看，这不是满座吗！”我问为什么？亲戚就说：“台湾的北京人和在北京生活过的老人很多，走进这个环境，看到盘里东西的样子，就仿佛回到故土，对味道就不能那么较真了。不过做得地道的东西也有。比如苏州采芝斋的小食品，山东老兵卖的大锅饼，就比现在大陆原地出的还地道。”后来我就认真去品尝一次山东锅饼，证明此话不虚。深一步了解，才知道台湾是不产山楂，店家无奈才用草莓之类水果代替，原料缺乏，只能取个“形似”。做大锅饼的又都是山东老兵，干起这套活就有股又回到故乡和童年的快感，所以绝不偷工减料。来吃这个的，多是家乡人，要的就是这个家乡味。
    我觉得台湾在有些方面(当然不是所有领域)保存的传统，比大陆还完整些。在那里，保持祖宗传下来的本色，是含有不忘根本，怀念故土的心理情结的。
    很多台湾朋友，不论地位高低，操何行业，都爱说一句口头语：“我们中国人。”一位地位很高长者，谈起抗战时和我岳父并肩工作时的情况，叹口气说：“我们中国人真是苦难太多了，再不能那样，我们一起努力吧……”街头碰见个卖烤白薯的说山东话，我问他回过家乡没有。他说：“前几年回去过一回，把几年攒下的钱全花光，还没够打发人情的。三姑二婶，谁来看我也不能空着手走，临回来就剩下身上一套衣裳了。再回去还得攒几年。”我说：“回去也不一定非那么铺张嘛，这两年咱家乡也富起来了……”他说：“咱们中国人的脾气你不知道吗，回去一趟总得给自己家人争个脸面吧？我能说在台湾卖烤地瓜吗！”
    这个口头语也用到谈论大事上。海基会的朋友热情招待我们，闲谈中大家对沮国的统一既有信心，又对进程迟缓表示忧虑。副秘书长李先生笑着说：“我很乐观。咀们中国人是聪明的，总能找到解决我们自己问题的办法！”
    都是“咱们中国人”就省去少外交辞令和客套。大同之下，小异也有解决办法。即使是微妙的事情，互相一看眼神，就可心照不宣。访问一个主张统一的民间团体时，进得门去见会议桌上摆了件饰品不合时宜。我并不以为那是专为我们陈列的，但也不便迁就。主人让坐，我笑了笑站在原地没动，同去的一位同志说：“咱们是谈文学交流，还是远离政治好……”话没说完，主人马上会意，把那些饰物急忙撤了下去。
    因为是第一次中国作家协会组团访台，许多在台的亲朋故友，都要趁机相聚，日程安排很满。白天参加集体活动，晚上再和亲友会面。这一来许多人就昼夜奔忙，不得休息。我也觉得不合情理，却又想不出好办法。主人尹雪曼先生却主动给我找台阶：“咱们不是要促进交流，增进理解吗？这亲朋之间的交流最亲切，理解得也最深刻，不能算私事，除去重要会议，一般活动还是准许请假的好。大家都能理解，不会有意见。”这两件事都不大，却看到了台湾朋友对促进交流，加深理解，互相体谅，携手共进的诚意。
    “咱们中国人”在一起，心灵容易沟通。交谈起来热情诚挚，肝胆相照。台湾作家讲：“我们在发展经济过程中，一度忽视了文化、道德的建设，后患无穷，十年八年弥补不过来。你们现在搞经济建设，要记住这前车之鉴。别犯我们犯过的错误！”谈到文学现象时，他们又说：“台湾年轻一代，有人只强调文学的消遣作用，当作纯粹抒发个人情感的手段，这令人担忧。文以载道，寓教于乐，是我们中国的宝贵传统，丢不得。道的内容、标准，可以随时代发展而变化，而为文必须有益于世道人心这个原则不能变。娱乐的东西，也还要陶冶性情的。若把只要名利不讲良心的俗物当成青年模仿的偶像，中国人还有什么希望？也对不起祖宗！”这些话虽说的是台湾，但对大陆也有现实意义，作为提醒怕不算为时过早。
    我确实看到他们在文化道德建设上的努力和成效，台湾当然也有追星族，但更惹人注目的是书店中读书购书的青年，在博物院热情服务的“义工”(他们业余来此服务，不取报酬)，坐在故宫博物院地板上听讲解做笔记的小学生。
    我在台南见到一对青年结婚，也穿礼服披婚纱，但是行礼后却赶到郑成功收复台湾的纪念碑前去拍纪念照。我故意问他们为什么要在这里照相，他们说郑成功是使台湾回归中国的功臣，当地人尊为“开台圣王”。在这里照相表示不忘根本。郑成功受降碑不远处就是清朝皇帝为他建的“明延平郡王庙”。尽管郑成功一生是坚决反清的，清朝皇帝还是为他建庙。可见“咱们中国人”向来讲究内外有别。不因内部纷争而影响一致对外，中国人是有原则讲分寸的。
    台湾归来使我更坚信祖国会统一，中国会富强。因为两岸都为“咱们中国人”的大事操心，都为振兴中华而努力。10几亿人口，50几个民族的泱泱大国。还有什么困难是不能克服的呢？
    台湾归来话台湾
    数年前台湾发表我的小说，中介入施淑青问我：“稿费要什么钱？美元还是港币？”我说：“要新台币。”她说：“你要那怎么用法？气性！”气性是广东话，意思是说我有精神病。说完我俩都笑了，我说那话根本没当真。我也觉得去台湾的机会未必比上月球多。我坚信祖国会统一，只怕那时我已老得走不动了。
    人算不如天算，历史进程常常比人们估计得更迅速。那以后两岸的文学交流就频繁了起来。先是台湾同行单枪匹马或三三两两来大陆访问，再以后就有大陆作家以个人身份应邀赴台。但是来多去少，两岸作家组团互访，还提不上日程。
    两岸的文学团体并没有知难而退，而是锲而不舍的努力争取。去年以尹雪曼先生为团长的第一个台湾作家代表团来大陆访问，回去后多方奔走，四处求援，终于促成中国作家协会派出的第一个大陆作家代表团登上了宝岛。两岸携手打开了双向交流的大门。
    台湾的中华文化协会、团结自强协会、作家艺术家联盟等团体都为大陆作家成行尽了极大努力。这证明增加了解、沟通感情、团结奋斗、振兴中华是两岸作家共同的愿望。两岸有这份骨肉亲情。中国的统一富强、民族振兴，指日可待。
    怀着这样情绪到达台湾，一下飞机就感到亲切和熟悉。我多次到大陆之外旅行，飞机着陆后听到中国话不多，说普通话的就更少。在桃园下了飞机却满耳都是漂亮的国语，听着叫人心里踏实。在大陆，每到电视台放台湾电视剧，我一听那怪声怪气、嘴里含个热丸子说的“国语”就急忙躲避。在飞机上我还担心要受这种语言冲击。下飞机后才明白，台湾普通人讲话比电视剧讲的悦耳得多。可能那是星们故意说的“屏幕腔”！大陆有些“星”生活中说话很正常，一上屏幕不就拿腔作调吗？都是中国人，连毛病也相似！
    不仅有声的语言畅通，连无声的语言也无阻。台湾朋友想从我们团体看到大陆文学界的概貌，我们便有意安排汉满蒙回藏五个较大的民族都有作家参加。到台湾后，我们一把集体的名片递出去，台湾朋友马上高兴地说，“啊，这是五族共和呀”！我们说：“我们带来了56个民族作家情谊。”他们就说：“中国文学成就是中华民族大家庭共同创造的，你们的用意极好。”
    在台湾跟作家们、亲友们相处了10天。除去作家间交流，几个少数民族作家都有同族兄弟找来相会，大家会上聊，家里聊，车上聊，明白的时候聊喝多了酒也聊。什么都聊了，就没说：“我们是一家”这句话。因为再说这句话就多余了，台湾朋友为大陆改革开放的成就高兴。台湾在经济文化上取得的成果也使我们欣慰。说起各自的不足，也都同样的遗憾。跟“屏幕腔”现象一样，有些毛病两边也相似得惊人。从文学上的流弊到交通阻塞，都像一个模子刻出来的，谁也别想瞒谁。在座谈会上，台湾朋友语重心长地说：“我们在经济起飞时期，忽略过文化建设，在道德文明上造成的损失，至今没能完全弥补。希望你们注意这前车之鉴。”我们只好承认，这句话不仅不算多余，而且不算为时太早。上街时台湾朋友为交通秩序的杂乱，摩托车骑士们“目空一切、勇往进前”表示歉意；我开玩笑说：“您别道歉，不然您到了广州北京，我也得道歉。虽然自行车比摩托慢，可是数量又比摩托多，以量胜质，算起来两边一样。”
    见到了林海音、痖弦、柏杨、黄春明等老相识，也认识了些初次见面的新作家。虽然两岸作家数十年来所处大小环境都不同，思想信仰、文学风格有异，但大家关心注意的问题极为相似。我这一代和我们长辈的作家，都对文学的社会效益表示关注。大家都认为中国人“文以载道”，“寓教于乐”，“有益于世道人心”等传统的文化道德观不可丟弃。“道”的内容会随时代变迁而变迁，而对人民，对读者“有益”这一原则是不应动摇的。从而都对文化、文艺的消极现象表示忧虑。大家看到两岸文学界各有所长的同时也都看到各自的不足。台湾青年一代作家，学历和文学功底较厚，传统文化和外文修养较高，所以文字讲究，精美耐读。但是随着经济发展，生活富裕他们焦虑的问题少，求解的难题少，社会责任感和生活透析力比老一代弱，作品的社会影响力也相应减弱。抒发个人感情或小圈子内的杯水波澜的作品占了好大比例。大陆青年作家一般中外文化的修养都较弱，文字不讲究，有的甚至把粗俗当有趣，文而不文。但不缺乏有社会责任感，关心民族命运，人民疾苦，对重大问题作深思的有为之士，其作品的思想浓度和社会作用是台湾一些青年作家比不上的。两岸应该取长补短，共同把中国文学推上新高度。
    除去文学问题，最引起我兴趣的是对祖国统一的态度。那边人对统一进程、模式虽然有不同视角、不同主张，但拥护统一，热爱祖国，以自己是中国人而自豪者占绝大多数。有次跟两个祖籍山东，在台湾生长，从未回过家乡的年轻小姐一起喝咖啡。喝到一半我告假说要去看一位资深的前辈。他们一听那前辈的名字马上对我说：“见到他老人家一定替我们问好！”我问：“你们认识他？”她俩说：“不认识。以前也没关心过他进退。可是前一阵因为他主张祖国统一，**分子给他寄去一封信件炸弹，把老人家胳膊炸伤了，老人仍坚持初衷，毫不退缩，人们从此对他格外尊敬。你无论如何替我问候，请他多加保重！”
    有位朋友跟我还说起一件趣事。有次大陆来了个歌舞团。到一个小城演出。当地请了些退伍老兵来观赏。老兵们生活不太如意。对看文艺演出兴致不大，开始时表现得相当冷淡。演到中间，有个节目是唱山东民歌，扭山东秧歌。大家还怕更受冷落。没想到唢呐一响哇的一声炸了锅！原来这批老兵都是山东人，一听家乡的歌声，情不自禁全站了起来，一边鼓掌，一边落泪，唱完一个要求再唱一个，演出完毕老兵们都冲上后台向演员们致谢，演员客气地说：“唱的不好，请多提意见。”一位老兵说：“谁说不好，俺老家的玩意儿还有不好的？听的就是个家乡味！”
    除去这些“人情”，许多“世态”也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台湾服务人员的敬业精神，文明礼貌怕是大陆要使点劲才赶得上的。参观台北故宫博物院时，见到讲解员像教师似的给一群小学生讲解。讲解一段还提问，提问完对回答正确的孩子还奖励一张参观票要他下次再来，那股负责和慈爱态度使人感动。舒乙好奇心强，他找个机会问一位讲解员工作了几年，拿多少报酬？没想到讲解员笑着说她并不是博物院的职工，而是退休后来作义务工作的，自愿服务，不收报酬。后来在一家文学资料中心，又碰到几个作义务工作的青年，竟是大学研究生。他们说，来服务是出于个人爱好，在这里更能体现个人对社会的价值。
    卖食品的先尝后买，大陆也有，但限于糖果类小食品。到台中时路过一个洗车站，我们参观站上的食品店，看到这里卖面条，卖凉粉，卖肉食也先尝后买，而且再三说明，尝了不买没有关系。我怕人家劝我尝，故意躲到卖面茶的摊旁去。刚站住脚，卖面茶的就拿起一个小碗说：“我冲一点您先尝尝，合口再买，不要买了不爱吃……”
    我和舒乙应亲属和痖弦先生之约，在一家餐馆见面。下了汽车发现我把记着餐馆名称的纸条丢了。挨家找了几个饭馆，都没找到人。正着急间忽然看见旁边就是“联合报社”。我就冒昧的进去，跟办公桌前一位小姐说：“我是大陆来的，跟痖弦先生约了个饭馆会面，可是我把饭馆名称忘了。您能不能帮我打听一下痖弦先生去了哪里？”话刚说完马上左右三位小姐全都迎上前来，笑着劝我不要着急，立刻三人分头打电话到处联系。问了几家全都不对，小姐们也为难了。一位小姐想了想，问我：“您住在哪家宾馆？”我说了宾馆名字，那小姐就打电话到宾馆去，跟服务人员说：“劳驾，看看有没有给邓先生电话留言？没有？那就请到他住的房间，看看有没有丢下张纸条？如果有，拿来念给我听听好吗？”过了一会对方回电话说：“找到一张纸条，可是只有三个字，合家欢。”那小姐马上眉开眼笑说：“好了，就是这张。”说完立刻又给那家饭馆打电话，果然家婶和痖弦先生已经等我们等急了。那小姐放下电话，又画了张地图，告诉我合家欢饭馆距此还隔着一条街呢。请按地图去找。
    这些都是小事。恰是这些小事使我感到自己仍没离开中国，仍然生活在同胞之间。中国人是有敬人和自尊的优良美德的。但由此我也才明白，我的亲戚从台湾来北京时，受到大陆售货员小姐抢白后为何那么脆弱，两眼竟含了眼泪。大概她觉得自己回了家，而家人对她太无礼。
    我相信大陆99．9％的服务人员都是优秀的。愿剩下那零点一学学台湾服务行业的敬业精神和文明作风。这不算崇洋媚外。中国人不分彼此，对不对？
    大丰大足
    我怕写游记，小说中也少有风景描写。不是不想写，是不会写。读书太少，雅兴不足，没学会欣赏风景。整个少年时期都当兵。战争中天天行军，见山咬牙爬，遇水脱衣趟。人家谈沂蒙山的山青，我却想起大雨中屁股坐地滑溜下山狼狈相，别人说扬州瘦西湖的水秀，我只记得背包顶在头上趟水中赶路的苦状。说也可怜，走了多少风景名胜之地，都没享受赏心悦目之乐。近年来想附庸风雅，随朋友旅行时，试着欣赏风景，好看倒也觉得好看，可就是引不出灵感，构不成文字。
    功夫也不全白搭，有的地方，这真给我灵魂震撼。不过较少是自然景观，大多是人文遗迹。而这种地方更写不成游记，因为一到这种地方就少了游心，多了敬意。写这些要有学问，我有兴致但没学问，想写也不敢写。比如大足石刻。
    有人说中国有“三大石窟”，有的说“四大石窟”。是哪几个也说法不一。反正我去过好几个。第一个是1947年3月打洛阳战役，雨中行军经过龙门。浑身水湿冻得直磕牙，对那些小而暗的石窟本没太在意。但走到奉先寺前全队都好奇地站住脚了。毕竟我们是文艺兵，对艺术有直觉感受。先是被那大石佛的高度引起兴趣，站在它脚下不把脖子仰起两眼朝天就看不到佛头，她比洛阳城门楼子还高。把后脑勺靠在脊梁上往上再看，当看到我们祖先把一间房子大小变成了一张有血有肉，有灵有性，丰满端庄的佛脸，双目半睁半闭，慈眉善目地注视着底下我们这批人。人们安静下来，被那温柔善良表情吸收住了。直到后续部队朝我们喊叫，要我们快走。别挡他们路，我们才不情愿地加快步伐继续赶路。美术组同志边走边议论，说距离地面这么高，仰视看去身体比例还如此和谐，可见古代艺术家对透视学把握得很准！他们改变了人体正常比例，不然从下边看上去头很小，看不清面部表情……
    这样，龙门就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由此对中国的石雕产生了兴趣，建国后有机会就又观赏了几个石窟。也许是靠这点基础，最后拜谒大足，就多少有了点“心得”。
    云冈、龙门等石窟，各有登峰造极之处。因此后出现的大足要做出特色就更难。也因此，做出绝活就更令人敬佩。
    举例来说，要看接近印度原味，得去大同，云冈开凿时那里是北魏国都，佛教从西域传来不久。佛像服饰简单，体态雄健，高鼻深目，有键陀罗风格。所以《水经注》中说它是“真容巨壮，世法所希”。要看佛教“洋为中用”的早期成果，须到龙门。从北魏迁都到洛阳，经历隋唐五代佛教盛期，开始给“护法天王”们上了中国铁甲袍带。佛陀的面像也由“瘦骨清相”变得丰满慈祥。唐时石雕技艺发展成熟，出现了大卢舍那佛像那样技艺精粹，以形写神，形神兼备的代表作。
    前人已经到顶峰了，后人如何再拔尖？既不能吃人嚼过的馍，如何才能独树一格，有自己独特面貌？所以没去大足之前我心中就存有疑问：听说大足主要作品创于宋代。宋徽宗赵佶是道教信徒，曾下令把佛寺都改为道观，佛陀名字都要改成道教名称。经此一番打击，佛教元气大伤，在这时代造的佛教石窟有何特色呢？
    我就带着这样的疑问走向大足。
    看“大足地图”，见有个“妙高峰”，立刻联想北京的佛教圣地妙峰山，就叫朋友带我先去这里。朋友说大足首要景点是宝顶山，而我坚持先到妙高峰。不料歪打正着，到妙高峰看了第一眼就如雷轰顶了！石窟中间位置坐着印度的释迦佛祖，左边却是骑牛出关的道教教主老子；而右边更是中国读书人的先师孔圣人！嗨，三位各有自己的理论体系，能坐在一块和颜悦色的从容交流、合作协商真是难得看到。没听说别处有这样的塑像！细想一下还真有道理，中国人本来就常把儒、道、佛三家学说往一块掺和。这组雕像是把抽象思维形象化了。绝！别看我们祖先虽没用过“洋为中用”，“双百方针”这类词儿，原来早就有此思路。
    我说：“我真想跪下磕个头。”朋友问：“你还真信教7”我说：“这才叫五体投地。”
    他说：“这样，到宝顶山你就得磕起来没完了。”
    我立刻赶往宝顶山，进了大佛湾。
    只见大佛湾五百多米长U型山谷，以三面山坡1万多尊雕像构成了一个独特世界，一霎时简直弄不清是到了佛国还是仍在人间！就是佛国吧，旁边一位美丽村女正在养鸡，笑眯眯的两手掀开竹编鸡笼，出笼的大鸡啄虫吃，没出来的小鸡争着往外跑。不远还有位少女聚精会神的吹竹笛。稍远处更有一队工匠赶着去作工，带头的师傅手拿角尺，后边的徒弟有的拿着斗，有的提着秤，还有人带着苕扫。最惹眼的是一连10幅牧童放牛的连环雕像！开头是牧童放牛遇上老虎，牛吓得狂奔牧童拼命拉缰绳！然后是牧童拿鞭子抽不服管的牛；往下是：牛跑人追；牛争人斗；终于两边都筋疲力尽，放弃争斗，各行其是；小童就坐在树下唱小曲，牛在一边舔蹄子。最后一幅是小童索性倒在树下睡着了，连树上猴子伸手摸他的头他都不知道，牛也在一边安静的休息下来……图边附诗道：人无牛自镇安闲，无住无依性自宽，只此分明谁是侣，寒山樵竹与岩泉。噢，粗看是村童放牛的场景，细想是说世人修心的哲理！
    说这是人间吗？也不像。且不说进湾来头一批碰见的是雄伟庄严护法佛，只看那尊千手观音岂就不是人间能有的奇观！千手观音像人们大都见过，就是用几双手至多几十双手，象征观音法力无边洞察一切。可大足这尊观音却不折不扣伸出来1007只手，每只手上长着一只眼睛，以1007个不同的手势拿着1007件不同法器。胸前两双合十，另两双手结手印，再举在头上两双手捧着尊佛，这都是立体雕的，其余1000多双浮雕手臂伸展在88米的身旁空间中。菩萨面貌生动，佛手姿态柔软，令你无法相信这都是由一块铁硬的山石变化成的！这回我是真的跪下了。因为不这样我就无法表达对雕出这1000只神手的那双人手的敬佩。虽然我明白这种艺术境界不是只凭一双巧手就能达到的，手还要靠信仰和理想来支撑。
    按次序把U形大佛湾浏览一遍，才悟到这不是一般地作了一次参观，而是像经历了一场幻化的人生历程。
    这里有为人出生之前的“六道轮回”图像；随后是侍女送药给妇人的“怀胎安护恩变”，接着是“临产受苦图”，到“父母恩重变相图”，又看到母亲给婴儿喂奶，父亲抱着小孩逗耍组图。进入少年时期就看到10多岁的男孩打鼓作乐，青春少女合十念佛。成人之后可就善恶有别了。既有“大方便报恩图”，“柳本尊行北变相图”的善有善报，也有夫不识妻，姐不识妹，以及罪恶灵魂打人十八层地狱的恶果。“地狱变相图”三层，证明了“善恶到头终有报”。上层神仙注视着人世表现。中层是为善者超凡脱俗境遇，这下层可就惨不忍睹了。十大明王个个体壮面凶，有的拿着账本，有的拿着铁链，准备捕捉作恶之魂；有的瞪眼握拳。越往下看越可怕，杀父**罪犯被鬼足拦腰砍，干尽恶事的被马面揪下头扔进油锅，还有的被截断双腿，被按进磨眼……
    看到这里，也许会以为大足石刻是纯世俗化的宗教作品。但是且慢，转眼再去看看另外几个洞窟。那优雅的数珠观音，那丰姿动人的日月观音，有“东方美男”之称的文殊菩萨和被视为“东方维纳斯”的普贤菩萨……真是高雅华贵、风雅清纯、文雅脱俗。看后你会认为若把维纳斯称作“西方普贤”也不过分！
    我说不准这就叫做“大雅大俗”、“雅俗共赏”。但看出来与云冈、龙门风格有别，都是独一无二的精绝之作。
    看完整个石窟区既多彩多姿又有总体设计的石雕组合，再站到大佛湾中心释迦涅槃圣迹图前，像刚读完一本无字天书，百感交集。不论你信不信宗教，只要是有良知有善意，面对双目微闭、慈祥和善的卧佛巨像，都不能不有所思考。人生一世，花开一春，要做个什么样的人，要为这世界做些什么事才算活得有价值？是的，不同教派，不同民族，不同时代有不同信仰不同追求。佛陀认为“人生皆空，寂灭为乐”，老子相信：“人生不老，羽化升天”，孔夫子认为“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但他们有个共同的点，都主张为善驱恶。论证有善行才有善报。偌大一个大足石刻区，5万多座雕像lO万多字节铭文，三教合一，百花齐放。其实只有一个主题，就是惩恶扬善！
    大足石刻用形象表达了“善”没有国界，不分教派，超脱行业，是人类应当共有品性。表达了中国人从善如流的民族性，反映了儒、道、佛、本地、外来等多种文化的碰撞，交汇，融合过程与结果。大足是彻底中国化、民族化的石窟群。是按中国人审善特性、思维方式和欣赏习惯构筑的寓教于美的世术宝典。出于“善”的动机，自南北朝到明清千百年间，中国人一代接一代的用生命，智慧，技能，把一片山石筑成有生命，有灵性，天人感应，形神具备的立体图卷。给世人以从善驱恶的感化。善心使有神功的人创造出了有人气的神。
    唐朝在此建县，命名为“大足”是借用了“大丰大足”这句吉祥话。后人要找合适的辞来为这艺术宝库作评语，也只能用这四个字：大丰大足。
    广结善缘
    我得到一件珍宝：画家兼作家任光椿为我画了一幅达摩面壁图！
    我懒于旅游，却请鲁彦周兄和刘忆慈兄带领去潜山和黄梅参拜了“四祖寺”和“东禅寺”：我从不向专业画师和画家索画要画，这幅“达摩面壁图”是破例请光椿画的。
    我于宗教，自学而成才。读“可兰经”，读“新、旧约”，读“道德经”，也读“坛经”和“五灯会元”。说不出有什么体会。如果说得出，怕又非真谛了。这些经典，都给我心灵以充实。因为是中国人，尤其对禅宗有着更多的虔诚和敬意。
    我到“东禅寺”时是秋天。蕲州虽被岭南人视作“北方”，其实地处江边，与江南景色相差无几。东禅寺建在黄梅群山之中一处峰顶，与山下气候垂直分布。九月中山巅之上草枯树黄，盘旋不已的鸦群从高空飞过，急于南归的雁行，更增加这地方的凄清萧索。我仿佛看到了慧能大师在踏着霜叶背柴，顶着皓月磋米的景象。
    禅宗六祖慧能，罪臣之后，孤伶贫苦。靠打柴卖柴维持生活供养寡母。某次卖柴时偶遇有人诵“金刚经”，心有所动，打听得那人是从湖北东禅寺五祖弘忍大师处受到启蒙，立刻筹措到10两银子，安顿了母亲，赶往黄梅。可是一见弘忍大师，兜头被泼了一瓢冷水！
    五祖问：“汝何方人？欲求何物？”
    慧能说：“弟子是岭南新州百姓，远来礼师，唯求作佛，不求余物。”
    五祖说：“汝是岭南人，又是葛獠(对岭南土著人的卑称)，若为堪作佛？”
    慧能答：“人虽有南北，佛性本无南北。葛獠身与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别？”
    五祖不再多讲，把他打发到后院去劈柴，碓米。从此再不理他，说法传经也不叫他听。完全拿他当苦力。若是现在的青年精英，早骂骂咧咧地撂挑子不干了。慧能却不愠不怒，埋头劈柴碓米。整整过了8个多月，200多天，才有机会单独见到弘忍大师。大师悄悄问他：“吾思汝之见(解)可用，恐有恶人害汝，遂不与汝言，汝知之否？”慧能说：“弟子亦知师意，不敢行至堂前……”原来大师是看到他有慧根，费了些心思对待的。
    又过了些日子，就发生了弘忍要考察弟子们的悟性，选定接班人的事。弘忍大师向诸门人宣布，要他们“取自本心般若之性，各作一偈来呈现吾看，若悟大意，付汝衣法。为第六代祖”。但没招呼慧能，慧能根本不知道这件事。
    被召的门人中最有道行的是大弟子神秀，他是教导众人的教授师，有他在，还有别人的份儿？人们就都表示：“我等以后，依止神秀，何烦作偈！”神秀想：若不呈偈，没法得到大师理解，得不到衣钵；若呈了偈被老师认为不合格，却又彻底绝了希望。欲呈又止，进退两难，思想斗争好几天，才想出个主意。他看到五祖堂前有步廊三间，刷好白墙，准备请人画棱伽变相图。就把偈写在廊下墙上，却不署名。躲在一边看看，等大师读时，看他的反应如何。若大师首肯，就走出来承认是自己所作，若是不以为然，既不出来承认，也就不必再修行了。地是趁晚上没人，自己端着灯就写下了那四句名偈：“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
    五祖弘忍真有道行，读完此偈当场宣布不再在墙上画画，说：“经云，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但留此偈，与人诵持，依此偈修，免堕恶道……”却不提传法统的事。先稳住了神秀。但到半夜三更时分，他把神秀找来问道：“那偈是你作的吗……”神秀已知他白天的吩咐，马上承认是自己所作。大师这时才说：“汝作此偈，未见本性，只到门外……汝且去，一两日思维，更作一偈，将来我看。”
    神秀满心懊丧，精神恍惚，神思不安，行坐不乐，一直没再出新偈来。可是他那首旧偈已被众人读过，并为传诵。有个小童诵唱着从碓房门外经过，被慧能听到，他跟童子打听这偈的来历，才知道大师有依偈选取接班人的举动。慧能来到廊下看那偈语，但他不识字。正好有位江州别驾张日用在看热闹，又请人家替他念了一遍。听后他对张日用说：“我也有一首偈，可我不会写，您替我写下来行不行？”张别驾瞥他一眼，轻视地说：“你也要作偈，这可有点新鲜？”慧能说：“欲学无上菩提，不可轻于初学，下下人有上上智。”别驾一听，这人还真有点意思。便说：“汝但为偈，吾为汝若书”。于是慧能张口诵道：
    “菩提本无树，明竟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一个大老粗也要作偈，是新鲜事。就引来不少僧人围观，此偈一出，语惊僧众。引得大家议论嗟讶，这下惊动了弘忍大师。大师走来看过，先是沉默，随后冷笑一声说：“也未见性！”脱下鞋芒履迅速把它全抹掉。若是现代派的精英，碰到这情形要么火冒三丈，当场不服，要么拂袖而去，慧能却没为五祖的否定而懊恼。只是一言不发低头回到碓房，照旧碓米。
    第二天弘忍大师悄悄走到了碓房。见慧能碓米，便问：“米碓好了吗？”慧能答：“米碓好很久了，只是还没过筛子。”
    弘忍大师用拐杖敲了三下石碓，默默地转身而去。慧能会意，当晚三更悄悄来到了弘忍法师住房。法师用袈裟挡住窗门，轻声为慧能说了“金刚经。”急忙把衣钵传给他说：“衣钵传与你，但快点逃走吧，迟了必会有人害你”！说完就领着慧能连夜离开黄梅，一直把他送到九江。嘱咐他“书尽量往南跑，暂时不要露面。”果然，慧能刚跑到大庾岭，来抢衣钵的追兵就赶来了，为首的就是曾当过四品将军的武僧慧明！吓得慧能赶紧把衣钵放在石头上，躲到草丛中，幸巧慧明找出他后，经过一番交谈，有所领悟，放了他一马，这才逃出条穷命！从此隐居岭南15年。
    慧能遭遇本身就打了个机锋：别母舍家，苦苦求法，成功与灾难相伴，得道之日即烦恼之时。福兮祸所伏。不成功遭人耻笑，鄙视：成功了就枪打出头鸟，出头的椽子先烂。
    参得此理距禅宗法门不远矣！
    我多年希望凭一达摩面壁之相在堂，作为人生一个提示，难逢知音。多谢任光椿兄成就了我的愿望。他深谙禅理，意在笔墨之外，美感与哲理溶于一体，善哉善哉。有道是山川虽异，日月同天，凡我佛子，广结善缘！
    阿弥陀佛！
    1994年11月29日
    爬雪山
    重阳后出差云南，趁机登玉龙雪山，爬上海拔4800米，有志事成，苦尽甘来，有得有失。
    以前到云南，只在远处看过玉龙雪山，白茫茫一条雪龙，在高空忽隐忽现，神秘庄严，但无缘靠近。这次有人提议爬玉龙雪山，我抢先报名，想借机测验自己体质状况，看看还有多大活力。为爬得明白，先借来本导游书读，不看则已，看了越发糊涂。开头一句就说：“玉龙雪山属现代海洋性冰川”，云南是内陆省份，虽有金沙江、澜沧江、怒江等大河巨川，却都外找出路。向东的并人长江横穿滇、川、鄂、苏奔向东海，向南的直奔东南亚，以湄公河、伊洛瓦底江等名义，过缅甸，泰国、越南等国流入孟加拉湾和南海。人海口都距云南万里之遥，“海洋性”三字从何说说？糊涂就糊涂吧，好在最要紧问题弄明白了：“玉龙雪山海拔5596米”。
    5596米是多高？我作过建筑业，知道北京住宅楼一般每层3米，5596被3除，等于1865层半。还可以拿山比山。泰山被尊为“五岳宗长”，“登泰山而小天下”海拔是1545米。“玉龙雪山”比它还要高四倍！我的天，闭上眼睛一想就有点眩！第二天每人租了一件棉衣一个氧气袋，乘缆车到4006米高处，以此为起点开始登山。剪断节说，我用了比跑八公里还多的力气，花了比走八公里长的时间，连喘带吁，腿脚趔趄，形神狼狈，总算向上爬了800米，到达4800米的终点(再往上没有路了)。
    在终点处坐下，打开救命的氧气袋吸了两口，得意之余，想起路上两次“危机”又有点后怕，稍一不慎就上不来了。一次是在4006米处，见吸烟的人划不着火柴，人们悟到了氧气稀薄的可怕，开始担心爬往缺氧的山顶对身体有害，互问坐在此地看风景是否更合理？我没参加议论，可照样暗地自问：“逞强往上爬有必要吗？是否太冒险？”但想到今生爬高山的机会已再难得，才横下一条心冲上去。第二次危机是爬上百多米之后，迎面有几个人抬着一位昏迷不醒的女士走下山来。从身边经过时对我们说：“各位量力而行啊，不可勉强。你瞧，这多危险？”我身后一位朋友马上就地坐下说：“对，我确实有点发晕了，还是小心点好。”于是就有人应和着也坐下来。见此情形我越发感到心跳气喘，腿软眼晕。马上想：“我是否快到临界点了？还有必要再坚持吗？”幸好正当我要找块石头坐下时，身边走来一位头发花白，又瘦又矮，年纪比我还大几岁的金发碧眼老太太。她冲我笑笑，指指手中照相机，又指指她自己的鼻子，想请我替她照张相。中国人这点礼貌要讲的，我便接过相机，看她站到山崖边向蓝天扬起双臂，摆出个要拥抱天空的姿势，抓机会按了快门。她非常高兴，跟我热情握了下手，背好相机继续往上爬，爬了两步又回身冲着我摆摆手说：“拜拜。”这下触动了我的自尊心。拜拜？你认定我不敢往上爬了？中国人比你不少胳膊不短腿，年纪差不多，你能爬我就不能爬！一努劲，一咬牙我放弃了坐下的念头又爬起来。终于爬上顶头，奇怪的是倒也并没觉得身体比在山下软弱了多少！
    回城路上，望着车窗外那高人云端而我有幸爬上去过的雪山，觉得世上有许多事真做起来其实没有想象的那么困难！主观世界的精神障碍常比客观世界的物质障碍更难超越！
    但凡事有得必有失。正当我为自己爬上山观而自豪时，听到同车的人在议论从山上看眼前这片风景与在车上看有何不同。我才发现自己集中全力拼命爬山，两眼盯着脚下，完全没顾上观赏风景，因而一点也回忆不起在山上看到的世界是什么样。似乎除去茫茫白雪之外什么景象都没见到。倒是中途留下的朋友，有闲情余力观赏风景，看得明白周全，讲得有声有色。看来不爬有不爬的好处，世界上的事并非只有一个衡量标准。
    花絮琐记
    荣任政协委员，参政议政中自然受到教育。会外交流，琐事闲篇，也有些颇值得回忆，随手记下几条，以作纪念。
    平时委员们最踊跃参加的活动是视察。前几届全国政协委员平均年龄比现在高，年老体弱，就难免有些麻烦。这两位行动需坐轮椅，那两位走路离不开拐杖；有的委员睡觉打鼾，有的听见鼾声就睡不着觉；有人不沾荤腥，有人书忌酸忌甜……这一来陪同的政协工作人员就辛苦了。从北京出发就要推着轮椅上路，搀扶委员登机；到了目的地，分房时要记住谁和谁不宜同室，用餐时想着哪位忌荤哪位怕甜。视察行动中还要根据当地气温提醒委员增减衣服；上车下船询问有谁忘带什么物品。一天奔走结束，回到宾馆又要给感觉不适的委员量血压，送药品。年纪大的人有时脾气比较怪，万一碰到某委员产生误会，发起脾气，犯了性子，工作人员还要耐心劝解，热情安慰。有一回我的一位老友记错了起飞时间，飞机飞了他才到，便对等着他的工作人员大发脾气。工作人员除了劝慰还要保证他仍有视察机会。我观察了10年，就从没见政协工作人员嫌过麻烦，有过抱怨，甚至从没见他们脸上减少笑容，这是我在别处没见过的，很为他们的尽职尽责、任劳任怨之风感动。也就牢固地记住了这个单位的名称：“全国政协秘书局”。
    听说去年起组织与陪同视察已不由秘书局负责了。但秘书局这项成绩不能忘掉。
    联系较多的单位是联络局和信息中心。会议期间，我随同其他几位有责任心的委员曾提过一些提案。提案交上后都迅速得到了处理，都得到了有关部门的回答。当然不是都回答得令人满意，那是问题存在单位的事，与政协联络局、信息中心的工作无关。他们是尽职尽责了。记得我曾随陈祖芬委员签名过一个提案。有关单位要求寄信必须使用同一规格，甚至用指定厂家生产的信封才能邮寄，否则不予受理。提案认为，这既不合全世界的邮政惯例，也有违公民权利。没多久，政协联络局就把提案转给有关单位，并附有回答，该单位还热情请我们去参观他们的机械设备，以证明他们作得有理，因为是机器只认标准信封，不是工作人员不对。他们还请我们去开会研讨，那天我请假没参加会，后来陈委员又跟我说，还想再提个提案，建议换机器。我说事已至此，联络局的工作已经够麻烦了，以后有事打电话，发电传好了，少写信。
    近来发现，中国人用的信封似乎也多样化了。
    非会议期间，有社情民意要反映就找信息中心。我和他们有过两次联系，都圆满成功。一次是因为护城河多年不清理，我住的安定门一带臭气熏天，居民们反映多次，无人过问。听说我和舒乙是政协委员，就请我们帮忙，我们写信给住处中心反映了这个意见。没出两月，工人来了，机器来了，挖泥淘水，把条河整理得河清水秀，成了京城一景。另一次东北一处林业工人受到不公正待遇，来北京请我代他们反映意见。我把他们写的信原封不动转给政协信息中心，并说明我对此没有调查研究，信的内容只供参考。数月之后不仅接到了东北有关方面回信，而且有关单位还派专人来向我说明了事件经过和他们的处理方案。接着林业工人也来信告诉我他们得到了合理的安排。那位写信来的工人不久前去世了，去世前还感谢政协对他们的支持与关怀。
    在政协第二个大受益是认识了更多好人，结交了许多好友。
    认识无深交的一位是华籍洋人傅莱委员。傅莱委员的中国话说得很好，不是发音好而是内容好。八届政协时，我参加外事组活动。外事组有次京郊某县视察，那个县以发展地方及民间工业、经济发展快而出名，到了那里人家接待得又热情又丰盛。参观他们最值得骄傲的啤酒厂、制衣厂、皮革厂后请大家到县委礼堂座谈。座谈时委员们发言大多赞扬这县地方工业发展多么好，前景多么乐观。后来主人一定要请这位洋人相貌的委员发言。他说：“我不讲了，因为我不想讲好话，讲了大家不爱听”。主人仍诚恳地请他讲。他就把头一扬说：“那我可要得罪你们了。你们这叫什么先进经验？瞧瞧那皮革厂把河水污染成什么样了？这是对自然水源严重的破坏。欧洲美洲都不敢再做了的有害行业弄到我们国家来，叫我们受害他们享受。这样的工厂还要提倡、宣传，我们中国人的命就这么不值钱吗？我为此感到害臊……。(大意如此)还有，你们那个制衣厂那么大一个厂房，只有两三个门，还不大，消防设备也不齐全……”。这时，厂方解释说消防设备是经过检查、拿到合格证的。他说：“别说这个，我懂。我更懂得人命关天厂随后他又问：“门口停着的那辆小轿车是谁的”？主人回答说是某位企业领导人的。他气哼哼地说：“你们知道这种轿车在外是什么人坐的吗？是富豪！是大官僚！一般企业家都坐不起的。你们县不是才刚脱离贫困吗，在一个厂当头的就坐这种车，气派太大了吧！”我正坐在他身旁，听了他的话我肃然起敬。忍不住站起来给他长鞠一躬！回来后我写了篇杂感给政协报。不过有个细节我没写。会后我看他吸烟，我问：“你是大夫，怎么还吸烟？”他作了个巧妙的回答，这是我私人秘密不拟公开。
    还有一位交情已深的朋友韦大卫。大卫是飞行员，在台湾给蒋经国开专机，国民党特务却怀疑他是共产党，把他关进监狱几年，他越狱出来后驾起飞机就起义回大陆了。“*****”中，“***”说他是国民党特务，又把他关进监狱8年，他居然又越狱成功，联络上叶剑英元帅才得救。可是他像蛮没这回事，活得乐观愉快。喝酒非二锅头不喝，跳舞不到散场不走。有次政协开会期间组织联欢，上台的都是名家名角，他兴致一来要求上台唱一曲。晚会组织人担心地问：“你能在这场合唱吗？”他说：“我气死李谷一，压倒李光羲！”对朋友却情深义重。有位在政协退下来的老委员，遭到点不快。独自住在一所大房子里，孤独冷清。这位委员退下来后，大卫过一段时间就约台联、民革和无党派的委员去看他。有时还请同样驾机起义回来的哥们领着太太，带上水果菜肴去找他聚会。有时又联络几位女委员去帮他打扫卫生。我被约参加几次，感受颇深，为此在小组会上曾发表个意见，希望政协对退下来的前委员们多点关怀，有点善后。
    同界同组的委员朋友更是情深义厚，提起来每人都可写一篇。70寿辰时习三为我写的寿字，成喜为我画的梅花。维康、春霞等同事送我的光盘，都是最珍贵的纪念物。陈祖芬之勤奋又是激励我不断写作的榜样。大会期间，她总是白天开会，晚上写稿。大会开10天她能发5篇稿。有次在乘车时闲谈，我为自己的老年痴呆症诉苦，说借了人家钱总忘还，吓得没人借钱给我了。两天后她就竟把我的病情公开发表了。由此就又引出一个故事，好友张贤亮一向关注我的状况。他开会时从宁夏带来一种果汁，看到这文章后就热情地叫我到他屋里，请我喝这果汁。却没告诉有位摄影师端着相机在屋里等着。进屋后贤亮把一瓶果汁饮料往我手中一塞，叫我把杯高举，回头就对摄影师喊“快照！标题是：邓友梅说，我就爱喝这个！”我吃惊地问：“你是拿我作广告呀？”他说：“你反正有痴呆了，就喝吧。管我干什么！”可是听说他这笔买卖没作成功，广告也就没有播出。
    不过贤亮在正事上既是好人又是好委员，他在***上发言，常得委员赞赏，领导表扬。他对西部开发、三个代表、十六大精神，都有正确、深刻的见解。我还要向他好好学习。
    四合院入门儿
    报纸上说，今后北京的城市建设，要注意保持京城特点、原有风貌了。此举令人感到高兴，但做起来不易。别的不说，连毛****都承认是北京特征的四合院，如今还剩下几处？剩下来的也被改得面目全非。有几个完整的，又因无力维修，正在颓废！
    我不想作保守派，更无意复古。时代在发展，历史在前进，旧建筑物不能满足现代人的需要，要新陈代谢世界才会进步……这些道理我全懂。就是有一条还没把握：要完全没有四合院了，这儿还算北京吗？
    欧洲也有个名城，叫巴黎。巴黎人在塞纳河边盖了一两组现代派超高层建筑后，越看越别扭，感到照那么干下去就没巴黎了。于是做出决定，绝不在老城区再盖那类建筑，旧建筑毁了照样复制。维修也整旧如旧。原来砌错了一块石头，画坏了一块壁画，修复时要照样砌错画错，不准改正。要盖新建筑另找地方，巴黎还是巴黎。
    如果他们的做法值得借鉴，咱北京拆四合院时也别那么手狠。新盖楼房不一定非在老建筑上除旧布新。既然花钱找地方盖假大观园假荣国府，不如留下点真王府，真园子，用盖假古董的地方盖新楼。
    不只是王府宅门，普通而标准的四合院，典型小胡同，保留几处也绝不算多余。它们有存在理由，有保留的价值。就是从经济着眼，长远看也比拆了盖洋楼上算。
    四合院不只是几间房子。它是中国古人伦理、道德观念的集合体，艺术、美学思想的凝固物，是中华文化的立体结晶。不是砌几堵墙盖上个顶，就叫四合院。四合院是砖瓦石当作笔墨纸，记载了中国人传统的家族观念和生活方式。不要说整个宅院，就那个大门口便有不少讲究。
    要进院子先得入门，四合院好比一本大书，这大门就是封面。人们见到一本书，都先看封面了解一下它是谁写的，什么内容？四合院也一样，生人到此，在门前一站，上下左右一瞧，对这家主人就能知道个大概，是官宦还是商民？若官员又是什么品级？是否王公贵族？有什么爵位？受什么封赏？从这大门上都能找到记号，看到标记。如果要进去拜访，知道这些就不致失礼露怯。从这也看出中国人对大门的重视。要不怎么说亲讲究“门当户对”、交友要问“门第如何？”呢！人们还把“奇怪”叫“邪门儿”；“没有希望”叫做“门儿都没有”；老年间要是就有电视剧。那剧名绝对不会叫“爱你没商量”。八成得叫：“爱你认准了这一门儿。”
    要说整个的四合院太费工夫，我也没那么大学问。对四合院的研究我还刚“入门儿”。所以凑合着能介绍一下这“门儿”。要想把大门看清楚，得先把它关上。咱们站在大门之前，台阶之下，从上往下看。
    北京的四合院，大多是明清建筑。多数建的是“屋宇式”正门。这种门实际是一排房子，中间开个过道。这一排是几间？房顶用的什么瓦？门上钉多少钉？却处处有讲究，事事有学问。在有皇上的时代，这些事皇帝都过问，并降旨定为制度。不守制度就叫“逾制”，逾制是要治罪的。
    这一套本是汉族统治者兴起来的，满洲皇帝入关后在这一点上则全盘汉化了。满洲八旗人关前本来是不住四合院的。居民多是“三面篱笆一面房，南北大炕生火墙”。冬天室内外温差大，窗纸糊在屋内便会被水气沤烂；屋架不高，在房梁拴根绳，吊起个篮子就可作小孩的睡床。因而东北三大怪“中有两怪是：窗户纸糊在外，养活孩子吊起来”。但在沈阳故宫却可看到，人关前皇帝的住房已开始受四合院的影响了。所以进关后全盘接受四合院建筑规制绝非偶然，顺治九年皇帝便命政府对四合院建筑的使用作了新的规定。
    按这个规定，亲王府正门是一溜七间。其中有三间开门。上盖用绿琉璃瓦，每门金钉六十有三。世子府减亲王七分之二，也就是五间。
    到贝勒就只能是正门三间，启门一间了。这几间门房上边用大屋脊，设吻，脊上有仙人走兽(就是房顶四角上那一溜小人小兽，建筑业的行话管那叫“走投无路”！因为最前边骑凤鸟的仙人位置在房顶的四角尖上，前边就是空中，没一点前进余地了)。
    这是王府，贝勒贝子府的规制。普通百姓，一般官家没这份威风。大门用房别说七开间、五开间，连三开间也不允许。归里包堆只准用一间房。更没资格用琉璃瓦。不过不用担心，以为这么一来其他那些大门口就没了讲究缺少看头。不，这些四合院才是大多数。既有官居也有民宅。中国人是不会不想办法在划定的跑道中跑出花样来的，官有大小，就要表示出不同的等级，民分贫富，也得区别出不同身份。这就创造出了四合院中使用最为广泛、变化最为多样的“广亮大门”。
    一开间的面积，若直不笼统就在中间开个门，那不仅没看头，许多象征性的装饰也无法安排。建筑师们就从门两边想办法。既然是一开间。两侧最边上必定是山墙。就叫这两座山墙向外扩张，伸出两根柱子样的墙腿来像两边的镜框，正面的墙体缩在后边就像是镜面。制度只规定一开间的宽度，可没限制深度。那就在前后方打主意，门框立在屋子中线脊柱之下。门外有足够“余地”。再把地基垫高，使整个大门的地面高出门前街道。大门与街道之间，用层次鲜明、等级繁杂的石头台阶联系起来。里边人出来在门口一站，有居高临下之势，外来人要进门，有步步登高之感。这一来就透着点高贵、威严。但是，光这还不够。还不知道这宅门里是当官的还是民户。为此在大门以上、顶瓦之下加了两件装饰物叫做“雀替”和“三幅云”。这两件东西本是木结构的部件之一，中国建筑家巧妙地把它变化成了房屋的肩章和军衔。只要看一眼有它没有，就知道是不是官家。
    如果有，再看一看颜色花样，便分出是几品几级了。这两样装饰物之下，紧挨着就是叫做走马板的地方。那地方恰好是一块横宽竖短的长方形空地，给挂匾创造了条件。要是状元府。就挂一块“状元及第”的四字匾。若是进士出身就挂上“进士第”三字额。即使是举人出身也可以悬上“文魁”两个大字。做过外任地方官少不了当地绅商送的“爱民如子”、“清廉方正”等颁德匾。这些就分悬在正匾的左右。
    如果没有雀替、三幅云，那是民家。对民家来说这走马板所挂的匾额就更为重要。我上小学时和同学打闹，从课桌掉下来摔坏了臂骨。家人带我到一位著名的正骨大夫家诊治。进了那条胡同，家家都是大宅门。不知正骨大夫住哪一号。就挨门看匾。写“热心教育”的是学校校董，写“陶朱遗风”的是绸缎庄东家，直到找着写“妙手回春”、“是乃仁术”才大胆地去敲门。果然就是医生的住所。也有没匾额的，没关系，人们不会叫那块走马板白闲着，画几幅彩绘一样能透出富贵吉祥气氛。
    再往下这才是安门框的地方。
    七开间者为五门，五开间的中间三间开门，这都既好办也好看。较难办的是一开间。若整面墙全敞开就安两扇门，空空荡荡一览无余，未免粗俗简陋。中国人不会露这个空子的。办法是只在中心留个门口，门口高低宽窄以可以使轿车通行为度。多余的部分，门口上下左右全用木板镶嵌填补起来。下边那块是走马板，刚才说了正好挂匾额。左右则做成边框，既可以漆成朱红、黑绿等色，也可以在框心画画，成为门口装饰的一部分。而下边则是一块可装可卸的高门槛，有车通行时把它拔出来，车过后再把它镶上。中心才是钉了本钉的两扇大门。
    大门既要安得稳当，又得开关灵活，这上下两个“轴承”才是真正的关键。四合院的这两轴承都有专门的设计。上边一对叫门簪。
    成长方形从门框左右上角伸出来，把门框、联楹联成一体。里边中间掏个洞把门的上轴插入。外边从门上两侧伸出来像两根触角。正好雕刻成各种花样作为装饰，常见有四季花草，有“吉祥如意”等字幅，有的干脆就一个大福字、大寿字。下边一对轴承因为托着门扇承重，则用石制。这石头长长的像枕头，故称门枕石。里边一半简单，只在平面上打出两个窝放置门轴就行，而伸到外边的一半则要大做文章。可以雕成石狮，也可以做成抱鼓。不论狮子还是抱鼓石都有多种样式，与它前边的石头台阶配合起来组成一个石雕群体。
    这中心部位经过匠心巧运，装修得多彩多姿，相对之下那两边的山墙腿子又显得粗陋寒碜了。中国人办事讲究的是完美周到，九十九拜都拜了不能闪下这一哆嗦。于是，这两边山墙上也做出学问来。
    最上边挨着瓦檐处，高高在上最为显眼，恰是砖雕艺术显能的地方，因而多做立体浮雕。花样有多种，既有动物浮雕(工人称为会喘气儿的)，也有花卉蕃草。下边还要做上盘头等线脚，最下边多半用做一个小花篮为这一组花雕垫底。因为是大门，人们不光能看见正面，而且能从两侧看到侧面，这侧面也不能马虎了事，于是也用砖雕出柿子、如意、万字等花样、并带有“事事如意”、“万事如意”的祝愿。
    看到这算完了吗？还没有。您看完了门的正脸，难保不回身瞧瞧身后，再不然由远处走来，你会左顾右盼。既看了大门本身，绝不会不瞧瞧它的对面。门前大街两侧是一个建筑单元，一个艺术空间。大门修得再好，对面乱七八糟也不成体统，也造不成完整的艺术形象。
    大门对面作为陪衬和对应的建筑物就是影壁。
    这院外的影壁是段独立的墙壁。有一字形与八字形两种。不论哪种，上边都要起脊，其做法与屋顶一样。下边则有要建须弥座或城墙。
    影壁的要点是影壁心，影壁心有硬心与软心之分。硬心要用斧刃方砖磨砖对缝斜砌而成，四周及中间可以加上各种雕饰花样。按雕饰花样多少而分，又可分作中心四岔带三层檐，中心四岔带柱枋，中心带雕砖匾牌……多种。而中心雕砖的中间又有钩子莲、凤凰牡丹、荷叶莲花、松竹梅岁寒三友等等花色。有柱枋的柱顶上头要做瓶形花样，须弥座上也需雕有花草饰物。而匾牌上则必用“鸿喜”、“迎祥”、“迪吉”、“戬毂”等词句。说到这儿，就不妨闭上眼设想一下：您因事初次拜访一户人家。顺着胡同由远而近走过来，迎面看见这一家宅门，左边是八字形又高又大的影壁，影壁顶上是黑色筒瓦元宝脊，影壁下面是汉白玉的须弥座。影壁四边是雕的万字不到头的边框，往里又是砖雕梅兰竹菊花卉。影壁中心砖雕匾牌大画“戬毂”二字。往右看好大一个门楼，门楼顶上起脊，屋角却没有仙人走兽。便知道这一户不是王府贝勒。可是往下一看，房檐下却是彩画的雀替，三幅云紧挨着走马板上悬挂的匾额，黑匾金字上写的是“化被草木”、“勤政爱民”，便知也绝不是百姓，而是位官员的府邸了。再往下看，果然乌漆大门上兽面门环，门环旁漆画门对。上联写“诗画继世”，下联对“忠厚传家”。门框两侧楹联用的是“画为至宝一生用，心作良田万世耕”，便进一步知道这是位科举出身文官。门上方两侧伸出精雕彩绘的门簪，簪上刻着吉祥如意；门下边两边石狮把门，汉白玉石阶铺到当街。街边又有上马石拴马椿。大门两侧凸出的山墙腿子磨砖对缝，上下都有雕花。两个墙腿子之间，门前顶棚之下一溜悬挂着四盏皮灯。置身于此，必然被一种庄重、高雅的气氛所感染。然后才带着谦恭的态度走上石阶扣响门环。
    您也许以为大门这一部分已经观赏完毕，可以入门了，等门内一阵响动，大门洞开，这时您才发现看了半天才只看完一半，原来大门是安在脊梁之下的，恰好是门楼的正中间，大门之内还有一半。里边那一半比外边更辉煌、更多彩。同是一个屋顶，大门外边一半是天花，大门以里则是吊顶；两侧墙面被梁柱隔成了数块大小不等的长方形墙面。每块都以其形状做成浮雕或彩画，块小的可以雕刻花鸟竹石，块大的可以画人物故事。“松下问童子”，“渔樵耕读”，“钟子期听琴”，有情有景，百观不厌。靠近山墙顶部的那块三角墙面，被梁柱割得块更小了，人们称作“五花象眼”，则干脆用黑白两种灰连刻带塑做出半立体的图案或图画来。山墙下边沿着东西各放一条春凳。越过春凳往里看，迎着大门却又立着了一面影壁，影壁前树着假山石，种了碧桃、海棠。东西两边又各有一道矮墙，墙中各开了一个月亮门洞；月亮门洞中是绿色大漆洒金粉的屏门……到这为止，你才算看见“大门”这一组艺术空间的全部。但也只是看到了大门，至于四合院里边是什么样，还没看见，那是人们以后的事。咱看了半天，编辑给的时间已经用完，还没“入门”呢！
    此可以相信，四合院确实是中国人在建筑艺术的一大创造，对世界文化一大贡献，称得上是一门学问。要叫它消失在咱们手里，对祖宗后人都不好交代。所以我拥护有关部门的主张：有选择有计划地抢救保留部分四合院。愿海外文化界朋友，为保持北京独有面貌多做点呼吁、游说工作。一个没有城墙的京城已经成为世界的遗憾了，别再叫北京成为没有四合院的北京。
    衣食住行
    说衣
    今年春天去台湾，同去的朋友行前都忙置装，男士门买上千元的西装，过百元的领带……女士们的时装、礼服更多姿多彩。谁叫我一块去做衣服我都谢绝，只悄悄找到一家居民委员会办的小裁缝铺做了两身中式裤褂。疙瘩绊，肥袖口，另外在个体户小摊上买了双充礼服呢圆口布鞋，加一块是人家一条皮带价钱。到台湾一下飞机，“不好意思”，众多西服革履没被注意，来迎接的朋友们却先把视线投向了我。杂文作家协会会长满口京腔的吴延环老前辈，拉着我手说：“他们还说没见过面不好认，怎么不好认？你这身打扮，一看就是北京来的”！
    我说：“我这身可没您那身讲究！”
    他穿的是宝蓝色春绸大褂！真礼服呢圆口布鞋。
    回来后，接待日本作家，我又穿这身短打。老朋友黑井千次等围着看了半天，跟我打听那里可以买到这样的服装，若买不到他想用身上那套高级西装跟我换。若从经济眼光出发，跟他换还真合算，他那套西装比咱们有些“精品店”“时装屋”展销的高价品像样得多。
    西装我也做过两身，是专门在中国人集会场合穿的。因为我们时髦的同胞注重新潮，不穿洋服难免被看做落伍。君不见车站前捣腾车票的游民，摆小摊卖野药品小贩都穿件皱皱巴巴的西装吗？
    有人见我做中式裤褂得了便宜，就问当初怎么会有这个念头？我说我在国外已取得一条经验要想在飞机场、游览地找中国同志，就看人群中谁就穿西服。洋人，特别是美国人，除去上班或隆重场合，决不肯穿的那么正经。连消闲、旅行都还正经八百的穿西装，唯我同胞。可是到了重要社交场合，咱那份西装又多半不够档次，不合潮流。西装的流行性强，面料、款式、时尚变化极快，真要进究，外衣、衬衫、领带、鞋袜、钱包、手袋、香烟盒、眼镜架，连别在口袋中的手帕都讲成龙配套。真要赶潮流，没有几位赶得起。我们市场上有些产品，虽然吹得很响，其实中档货，甚至在西方是大众西装。但我们做中式服装绝对正宗，其权威性无可争议。外事工作的有关规定中有一条，正式场合穿西装要按西方惯例，穿民族服装依本国规格为准，我这一百多块钱的裤褂，跟他几千元一套西装同属高级、正式服饰，少花钱，占高档，何乐不为？
    衣食住行，中国人把衣放在首位，是有独到的见解的。没东西吃活不成；会飞会跑才能迁移运动；筑巢搭窝避风雨，养后代。食、住、行三样，是连动物都必须的生存条件。唯有“衣”是人类特有，它是文明产物。穿衣不只是遮体保温，还有精神因素，穿什么，怎么穿，体现着个**好、审美观念、文化品位。有时又被人当作财富和地位标签。我们见过朴素而有品位的穿着，也不乏以奢侈，低俗为美的衣装。有时美可以卖钱，但任何时候光靠花钱都买不来美。
    赶时髦只要不过度，当然不失为一种生活乐趣。过度就透着浮华，跟着时装商的广告转，常常是缺乏主见的表现。
    我想在衣上要遵守两个原则，一是尊重别人的选择自由，不以自己的爱好为标准对别人品头论足；二是对自己有自知之明，穿衣吃饭量家当，量入为出，只要生活中舒适合体，交际时合乎礼仪，就是好衣装。
    说食
    中国人会吃，谁都得服气。别的不说，到西餐馆看看菜牌，煎牛排、煎猪排、烤鱼、烤鸡、烤大虾、罐焖牛肉、罐闷鸡……可怜，吃了几千年，他们至今不知道菜还可以“炒”，就凭这一条中餐菜谱就比西餐多了好几本！所以在西方，政府要人举办宴会，也不过一道汤，两道菜，最后来个甜点就算丰宴。中国人要摆一桌子，吃一看二观三！
    中国人爱吃，什么节日都跟吃挂钩。过年吃饺子，元宵吃汤圆，端午吃粽子、中秋吃月饼、立春吃春饼，立秋补秋膘，结婚吃龙凤饼，过生日吃长寿面，重阳吃花糕……至于正餐又有多少菜系，多种风格。粗的整个鸡包上泥去烧名曰“叫花子鸡”，细的一根豆芽中穿上一根烤鸭丝，名叫“让掐菜”！我到香港台湾，最大的精神负担和生理负担就是吃。香港人约稿谈天会朋友，不在茶楼就在饭馆，一天三餐得用去6个小时以上。台湾也不含糊，有一晚上吃过三顿晚宴外加一顿夜宵。我暗地里为在吃上花的时间过多而焦心。所以自己在家吃饭，我就作点补偿，简单到不能再简单为止。时间就是金钱，在吃上少花点，时间上多挣点，集腋成裘，等于多活了好几岁。
    我想，如果不是礼仪性的交际活动，吃的标准应是好吃有益，省事省时。
    现在许多朋友在畅谈饮食文化。我非常拥护。我在这方面没文化。我评判饮食好坏第一标准还是好吃，如果有两种菜，一种是拿菜肴摆成风景，摆成龙凤呈祥、狮子滚绣球等美丽图案，味道却一般；另一种模样就是一盘菜，吃起来却美味可口，余香不绝，我一定选后者。要看精巧东西不如去工艺美术商店。满足眼睛需要挑好看的买，满足舌头需要找好吃的吃，好看也不等于要把豆腐做得像鱼，把鱼做得像鸡蛋，再把鸡蛋做得像豆腐，然后整盘菜做的像盆景。原姿原色，突出食品本身的美感也不失于一种妙招。
    我赞成饮食的改革开放政策，汉堡包、肯德基家乡鸡、麦当劳，只要好吃，方便，拿来我吃不必有所顾忌。不过也别认为凡是舶来品都比国货高一头。在美国上快餐店里吃饭，多半是上班的午间，旅游的空暇，为的是方便省时。有回我陪两位西方来客逛街后上某西式快餐店吃饭，看到一对新婚夫妇胸前带着喜花，满面春风的站在快餐店门口迎接贺客。一打听原来是在那里举办结婚宴会。看到那新郎一副时髦潇洒，志得意满的气势，外国人问我：“他们在干什么？”我不大诚实地说，“看样是朋友聚会，他俩作东”。那洋人说：“我还以为是在这里结婚呢，心里还奇怪，中国人不是挺爱讲面子呢，怎么连结婚都在快餐店里举行……”
    我赞成研究饮食文化，吃确是一门学问。我的朋友中有几位是吃出了成就来的，一位是汪曾祺。汪曾祺会吃也会做，做的兴致比吃的兴致还大些。汪做菜重质而不重价，普通鱼肉皆可人馔，但鱼要新鲜合用，肉要肥瘦带皮，配料绝不将就。他像治学一样从事烹调，研究试验，推陈出新。偶有所得，比写篇好小说还高兴。
    另一位是抗战时归国的华侨，原是文化人，后投身经济建设，当了某大钢铁厂的副经理。“*****”中我们一齐在盘锦劳动改造。那里是盐碱地，连可吃的野菜都找不着。伙食坏得难以下咽。有天夜班干活，休息时我看到他蹲在烧开水锅炉房偷偷在忙什么，我从他身后走过去一看，原来在用掏出来的火炭烧烤一只又肥又大的老鼠。一边烧烤一边oL盐。我叫他一声，他吓得急忙把老鼠揣进怀里，待看到是我，笑看骂道：“反动文人，臭老九，吓得我差点烫坏肚皮！”说着掏出老鼠来，吹着气说：“来，吃一口，难得的美味”！我叹了口气说：“我活得都不耐烦，你还有心思弄这个！”他笑笑说：“别人越想把你置之死地，你就越要活得快活些。现成的美味为什么不吃呢，补充点营养，挨斗也能多挺些时候……’
    他落实政策后不久就去世了，虽然我吃东西从不以贵取胜，现在如果有人卖烤老鼠，再贵我也买一只，为了纪念他。纪念我们那段难忘的生活。
    说住
    说住以前有名俗语，“西洋房子中国菜”，意为二者都是拔尖之物。这话有待商量。中国烹调技术高，花样多，味道好，说中菜拔尖，可以首肯。但西洋房子跟中国房子各有长短，难分高下。举例来说：人不能与自然隔离。洋房楼高，只能在屋顶上建花园，窗台上摆盆栽。中国房子庭院居中，四周环列屋宇。门前种树，窗下栽花，房前良上宿燕，屋后池中养鱼，人就生活在自然环境之中。去国外访问，进了洋楼没有人指点你闹不清家长住那间屋，儿孙住何处。可林黛玉第一次进荣国府，一见贾母就迎上去抱头痛哭不怕认错人。因为在四合院中什么身份住什么房屋，有一定规制。林小姐注意到进入垂花门后，穿过一个过厅，来到两旁抄手游廊包围着的正房，才看到人们扶着一位白发太太走过来的。
    洋楼拔地而起，挺立不群，有它独特的美。但多大规模，几多房舍，全部暴露在外人眼下。中国房子迎门树一道影壁，两盆夹竹桃遮住了庭院深深；谦虚中透着含蓄。这表现了东西方不同民族的性格差异。
    四合院和旧式房舍，是封建社会大家族共居的产物。时代前进了，它已不合需要。平房为高层建筑所代替，势所必然。但高层也有照搬外洋和继承传统两种思路。北京帽儿胡同新建小区结构是现代的，外装修，轮廓线，平面布局则吸收传统建筑艺术之长，因而受到行家赞赏，住户欢迎，它继承了传统，又借鉴外国。
    “安居”方可“乐业”，我国2000年要达到小康计划中，对人均住房面积标准，有具体规定，人们的居住面积总是会逐步解决。但有了居住空间不等于就“安居”，还看怎么装修，怎么使用，怎么建设居室内部的“小气候”。
    在沿海渔村，我看到有的富裕渔民盖起别墅式洋房，内装修豪华，旧家具当木柴贱价卖给收废品的，花高价换上家具皮沙发，洋餐桌，组合柜。吃饭时则把饭菜放在玻璃茶几上，蹲在它旁边进餐。一是蹲惯了，二是怕把鱼刺掉在地毯上。
    数十年前我在四川住过一家饭店，房内是雕刻精美的架子床，床前有人踏板。硬木八仙桌，中式靠背椅，八仙桌上陈设着笔墨纸砚，顶上悬着纱灯，一派书香典雅。近年再去发现改建成了高层标准了，以致使人弄不清这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
    相反，我到美国一位大学校长家做客，看到他客厅隔断墙上镶了四块木雕构件，竟是中国太师椅子的椅背，他得意地告诉我这是在北京一个旧货摊上买的，每件只要20美元。(我估计小贩收购时，连椅子也花不了10美元)台北一家五星级酒店，出名的雅致。它大厅的顶棚是用多扇大陆农村的旧式大窗拼成的，在窗棂空隙处装暗灯。酒柜是大陆旧时杂货的老柜台柜前摆着老北京到处都有的大酒缸。老板来招呼我们，我问他这些东西那里来的？他说是从大陆购运来的，有人专门去大陆收购，一次运来好几船。他特别补充说：“这些在大陆算废旧物品，不是文物，完全合法”。
    感到安慰的是，这些旧家具的艺术和民俗价值还有人承认并保存；看到我们把珍贵东西当废品卖了再花高价买普通西式家具，也有点遗憾。
    我尊重各自的选择。肯在住上花工夫下本钱是改革开放带来的新气象，证明我们生活水平提高了，值得高兴。得到的一点启发是：居得安不安，不只决定于物质条件，还有精神因素。作为个人。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作为一个民族，什么叫美，怎么才算舒服，该有点共同性。
    节俭，朴实不影响美观和适用，华丽奢侈也不见得就舒服。若能少花钱，得安居，何乐不为！
    说行
    本来我以为“行路难”只存在于老百姓身上。某地有谚：“县里干部两头平，区级干部帆布棚，乡级干部一百三十，村级干部两腿拧。”近年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普遍提高了一档，连一些富裕乡镇企业领导人都“两头平”了，该知足了吧？岂料不然。“两头平”还有国产车进口车之分，进口车又有丰田、福特、卡迪拉克之别。据说有的单位按级别不能买高档车，买了高档车不能立“户口”。他们就先买国产车，办下“户口”就来报废，贱价处理这车，然后在它的“户口”下换上进口高级车。所以近日报载，中央雷厉风行，要干部们在自律中把不按规定乘车作为相当重要的一个过失来检查。
    这是听说的。看到的也有。去年随政协委员们到一个小县考察。县里合资企业发展很快，成绩显著，被视为成功典型。参观完与当地领导座谈，主人请一位欧洲裔委员发言，那位白肤蓝眼的中籍洋人用流利的普通话说：“我不想光说好话，怕你们不爱听！”主人当然表示欢迎批评。那位委员问：“你知道在外国什么样的人才坐那种车吗？大亨！资本家！一般人坐不起。厂里的工人干的是外国人不干的脏活累活，拿的是人家几十分之一的工钱，你们县是才奔小康，一个厂长就坐这样的车？我在外方代表面前替我们中国人不好意思！”在座的无不为这位爱国的同志感动！
    前些天报上公布了各级干部用车的排气量标准。我不懂3．0、2．5等排气量实际的含义。猜想数字越大载重能力可能越强，载重能力大就标明坐车人有分量，便有人打肿脸充胖子，轻载搭重车。
    细想一下，这倒是古已有之的现象。中国有皇帝的时候，皇上家里人谁乘什么车，当官的那一级官员乘什么轿，都有法律规定。不按标准乘用就叫“违制”，违制是要治罪的，这也不是中国独有，外国也照样。我在德国曾看见拿破仑1812年从莫斯科城下逃跑时乘的那辆马车，不仅豪华舒适，车上还带有厕所。洋朋友说这是皇帝才有的马车！只是拿破仑嫌马车跑得慢，怕被俄罗斯兵追上，才扔了它骑马逃走了。这辆马车就成了展览品。
    中央在认真检查处理坐车中的不正之风，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尽管普通老百姓在“行”上的难题是另一些。
    普通人出门都乘公共交通工具。旅客花钱乘车、乘船是购买交通工具的使用权和交通行业的服务权。按道理说旅客一买了票就取得了暂时主人的身份，而管理、服务人员则是受雇于旅客。但在旧社会，许多事是不讲道理的。操纵交通工具的大权在业主手里，乘不乘在你，走不走、怎么走在他。旅客处于被动地位。欺压旅客成为常事，所以旧中国有一句谚语：“车船店脚衙，无罪也该杀”。
    新中国成立，换了制度。我国交通事业完全以为人民服务目的，工作人员都无私奉献。铁路加了许多条，公路扩展了许多里。民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连普通劳动人民也能空中旅行，用老北京的话说叫“老妈坐飞机，抖起来了”！中国人的“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不过，若拿树来作比方，光是“根本”变化，树梢上缺枝少叶，怕是不好乘凉的。我们这棵“行”的大树，枝枝节节大部分都好。只是还有“个别”，缺枝少叶的地方。虽然只是“个别”，可就够老百姓喝一壶的。
    前两天单位有两位领导从南边回京，启程时是请当地机关从火车站买的软卧车票。到北京一出站，被查出票是假的！不仅被罚款，而且受了顿教训。虽然买票的钱被罚的钱全由国家报销，公家罚公家，互通有无。但叫人想不明白：凭手续，拿证明由办事机关从车站买来的票都假，此地车站买票到彼地车站挨罚，这错误叫乘客怎么改正法呢？
    去年到老挝访问，同行的是两位某省老作家，都是鹤发童颜的老人了。不知什么原因，其候机室与别的国际航线不同，是在楼下一处小厅中。连水也无处喝。这也没什么，大家说闲话解闷就是，我就利用这时间跟大家谈有关出访事项。正谈到要维护国家尊严的问题，忽然一位比我儿辈还年轻的工作人员厉声喊道：“别聊了，到楼上找人去！”我奇怪地问：“我们的人都在这儿，去找谁？”他说：“你们的人齐就行了？还有别人呢？去，到楼上喊一下，把坐这班飞机的旅客都招呼下来，我要清点人数”！一刹那间我真以为又回到了红卫兵专政的时期。两个小时候到达万象，看到老挝有关领导人和我国大使都来迎接，有人就感叹地说：“都说在家千日好，出外一时难。咱们相反，一离开家就值钱了！”
    可见光有交通工具，不等于中国人的“行”就进入了先进时代。在“行”的事情上，也得两个文明一起抓，而且两手都要硬。我还要说我们的交通业“根本”是好的“这只是枝节。
    枝节好的我也见过。有次我送日本作家水上勉回日本，在上海候机。正坐着谈话，从外边走进四个穿着航空制服的“全日空”工作人员，手里捧着鲜花，直走到水上勉面前，啪的一声集体行礼，把花献到他面前说：“听说先生要乘我们飞机回国，我们感到非常荣幸。请接受我们的敬意……”水上勉马上眼圈都红了！连说：“从你们身上我感到祖国的温暖！”
    我不是专找外国例子来贬低我们自己。我没有那么崇洋媚外。我不会忘记论根本还是我们好。只想说若枝节也好，会让人更愉快。
    我们的民航也确实在改进。今年开***时，有位女委员发言给民航提了点意见，第二天民航部门的领导人就来了解情况，及时做了处理，不仅退了钱，还把那家公司领导也从外地召来赔礼道歉。这件事在政协委员中引起极大感动，大家为此增加了对民航业改进工作的信心。今天在这里我想借机表示敬意，并相信这种负责精神并不只是表现在政协委员身上，对所有乘客都一视同仁。
    东安市场百年杂忆
    游客到北京一定要去王府井。这条街算得老北京商业大街代表。王府井所以成为取得此荣耀，因为它有个东安市场。是北京城最早出现的现代商场。要问东安市场开张多少年了？不多不少，到今年正好100年。
    市场开张100周年，本是喜庆事，只是要提起东安市场的产生过程又不得不联系到八国联军占领北京的耻辱，总让人有点别扭。
    本来北京东城的商业集中地是东华门大街。它的东边是八旗兵的操练场，每天操练完毕，营官，管带们逛到这儿顺便买东西。往西走是紫禁城的东华门，文武官员上朝退班。骑马坐轿由此经过，看见喜欢的物件随手就买两件。大点的商户花钱送礼跟太监们套点关系，还可以混到块“腰牌”，带着商品到进宫去“串朝房”。太后老佛爷看上眼的东西，赐银子是不打价的。可是庚子年一场横祸，八国联军连烧带抢，把个北京城砸把得墙倒屋塌，连练兵场都给彻底毁坏蹋平了。
    到了1903年，也就是光绪二十九年，卖国条约上签了字，换来了暂时和平，慈禧老佛爷从西安逃难回来，一看东华门大街已变成破砖烂瓦，作买卖就摊了几个地摊，既心酸又扫兴。不管割了多大地，赔了多少款，皇宫门口这点面子总还得维持呀！别的事先不管，立刻传旨修整京城市容。先把皇城根附近整修得像个样子。
    要施工就得把摆小摊买卖家赶走！可是全赶跑了，宫里府里要用点什么东西找不到地方买也不行。最好把商贩们集中到一个地方，商家也有生意作，用家也有地方买。可上哪儿找这么大块地皮呢？还是老佛爷英明，一眼就看到了金鱼胡同南边被鬼子大炮轰毁的《练兵场》：八旗兵在那里练了几百年，都没经住洋枪洋炮，北京城被占了，《辛丑条约》也签了，练兵场还修个什么劲？再练也是白练。得了，干脆在这儿摆摊做买卖吧！一道令下，就把皇城根前摆小摊做买卖的全赶进了练兵场。虽然只是个市墟，可也要起个名字。地属东城，又求平安，就这么被逼出来个“东安市场”。
    本来事出无奈，却是歪打正着，帝国主义用兵船洋炮打开中国大门同时，也给这个封闭保守的帝国带进来市场经济之风，商品社会之气。过了两年，中国最后一任封建王朝垮台了，最早出现的“东安市场”却旺盛了。
    散落街头的小摊点，凑成一堆就成了大集市。摊越多越招客，客越多越引商，不到十年，形成了南北一条正街，东西四条胡同为骨架，以“畅观楼”，“丹桂茶园”，“东安楼”，“南花园”，“杂耍场”等商家为重点，有300多个行业，600多家商场和货摊的大商场。要购物，布匹服装、日用百货、玉器古玩、珠宝钻翠、应有尽有。想休闲，听戏，有吉祥，丹桂两家茶园，东西分立。老北京人泡上一壶茉莉香片，眼睛微闭，细品台上名角们的西皮二黄。丹桂的头牌是梨园名宿谭鑫培，吉祥的挑班是艺坛新秀梅兰芳。梅兰芳排头一次排时装戏“孽海波澜”，在这里一炮打响，天天客满。一时间吉祥的上座率竟超过了丹桂。谭老前辈既为梅的成功高兴也多少有点失落感。有天梅兰芳去西郊戒坛寺烧香，正好碰到谭鑫培在那里闲游，梅兰芳赶上去请安，谭老先生笑着说，“好啊，你小子又赶到我这来了”！
    老北京的普通人最早品尝西餐，多半也是在东安市场。那里最早开了两家西餐厅。一家可能是跟天津联号的叫“其士林”，名气很大。一家本地创办的叫“国强”。这“国强”却有点洋为中用的劲头，卖的虽是西餐，布置保持中国茶楼原状。八仙桌，硬木椅，服务员穿白长衫，绝对保持民族风格。既然在这里完全体会不到西餐馆咖啡厅的风格情调，为什么其生意还挺红火呢？这可能跟中国人重视食品滋味多于餐饮环境有关。60年前在这里掌灶有位师傅，做德国菜非常拿手，据说北洋政府时的黎元洪总统，都专门骑马到这里来吃它的“铁排鸡”，“铁排杂伴”，饭后还加上一杯浓咖啡。
    东安市场转眼间开业满百年了，外部建筑造型，内部经营品类，随时代改变，今天改建后已很难想象它当年的面貌。但人们会记住这里是北京人走向新潮生活的第一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