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猎户星座”行动

    
    ——为纪念抗战胜利40周年而作
    一
    在电影电视上见过的不算，现在还有多少人真正知道据点是什么样子吗？
    邓智广，十六岁就进过据点。
    抗日战争时期，生活困苦，他十六岁看起来像十三岁；抗日战争时期，战地的少年早熟，他十六岁的心眼顶二十岁的人用。
    他在大连、天津日本学校上过学，会说日本话，还有一套天津的学生服。随我大伯回山东老家后，他参加八路军当交通员，就穿上学生制服，满嘴唱着“哇达西久鲁口满洲母斯妹……”往据点里钻。
    别说日本人看着他不像八路军，连他自己也觉得不像个八路军。
    二
    一九四二年“五一”大扫荡，有个从延安出发，途经山东去东北的过路干部失踪了。这个干部来时穿着一套灰色土布棉军装。原说换成便衣，拿了伪造的“良民证”就乘火车去东北，衣服还没换，敌人来个“铁壁合围”。突围时他左腿中弹，被敌军俘去。这一次受伤和没受伤的，被敌人俘去有十几个。几个月后，这些人都有了下落。有被杀的，有被放的，按以往惯例，这地方的日伪军抓到我方重伤员，并不虐待，大都放回。放的时候找几个民夫抬上担架，由伤员自己指点路线，抬到个中间地点就叫民夫回去，敌人并不派人尾随。因为我们曾经抓到过他们的重伤号，全送回据点去了，双方有了个不成文的默契。
    可是这个干部没有放回来。据同时被俘的人说，他伤势很重，一直昏迷不醒，日军用担架把他抬下战场后就没见过他。这个过路干部，平日和任何人都不接触，除去夜行军一起行动，平时单独住在交通站为他号的房子里。而夜行军时是看不清互相的面目的。除去交通站主管人，谁也不知他叫什么，因此也不会发生被叛徒出卖、暴露身份的事。
    到了冬天，马蜂坞据点调来一股伪军，名叫“宪兵工作队”。队员全穿便衣，说话南腔北调。这股人不参加清乡扫荡，可别的伪军缴来八路军文件，或抓到俘虏，全交他们处理。队长叫金城，据说是日本留学生，说话举止都有几分文气。他们还有权处理伪军中的“不法分子”。他们来到不久之后，正逢马蜂坞集，忽然据点里办起法事来，几个和尚吹吹打打，引出一口棺木。棺木前由一个伪军挑着白幡，上写“无名八路军军官之灵”，“宪兵工作队”的人荷枪送葬。走到集上人多处，送丧行列停下，金队长站在棺前发表了这样一通演讲：“尽管反抗皇军罪在不赦，但皇军以武士道精神，对被俘者仍施以人道待遇，对投诚者热烈欢迎。这个八路军干部，生前已表示投诚，可惜负伤太重，未及报效皇军就去世了。我们仍为之送葬。求赶集的老乡带个话给八路军，我们已尽了武士的仁义，欢迎他们迷途知返，弃暗投明，我们一定废弃前嫌，携手共建大东亚共荣圈……”
    这事引起我们疑惑，被俘的我方人员英勇斗争被击毙刑毙，他们总是匆匆往荒坟地里一扔，任凭鸦啄犬食，这回为什么闹这么大排场？那干部若真投降了，怎么他们连姓名还不知道？
    上级要派个人进据点了解真相，就选中了邓智广。临行交代给他一个联系人：伪乡长，名叫宋明通。
    宋明通也是我们本村人。他家有几亩地，他种得有一搭没一搭，一忙了就雇短工。他女人前五年去世，没有再续娶家室，只有一个孩子，在省城念书，寄住在他丈人家。他有点文化，会中医，也能打算盘。他有时教几天书，有时做几天买卖，有时摇个串铃出门去行医。常常一走两三个月，谁也不知上哪儿去。偏偏日军扫荡频繁之时，他又蹲在村里偎窝子。日军进了村，全村跑空了，最后从秫秸垛里把他找了出来，打了他一顿叫他为日军筹集猪、鸡、鸡蛋、花生和白薯。猪早就叫村里赶走了，鸡也由老嬷嬷、大嫂子们抱着躲鬼子去了。他找出几十个鸡蛋，把自己家的花生、白薯弄了些交出去，尽管日本人还是大不满意，可从此记下了他的名字。以后每逢扫荡都到村里找他，要他烧水，弄吃的，有时还带路。有次我二大娘家一只生蛋鸡没来得及带走，叫鬼子当靶子用枪打死，从此我二大娘见他面就骂，年三十还特意糊了个死人打的幡竖在他家门口。他对此并不着恼，说是老嫂子了，她骂不了鬼子不骂我骂谁？有人劝他，既这么得罪人，何不出去躲躲？他说外边也不好混，仍守在村里不动。对于他的不肯出走，人们有几种看法。有人认为他就是安心当汉奸，在为鬼子筹集给养时他也中饱了不少。有人算了账，却似乎他并没落到多少便宜，可能还搭上点儿。因为鬼子来的次数多了，每次都要，村政府就立下个规矩，他筹集了多少吃用之物，报个账，由村里公摊。按账目他没多少油水可捞。也有人说，他出来支应日伪军，是受了抗日政府的命令，不然抗日政府为什么不治他呢？这似乎有理。但是，过年时抗日政府“拥军优属”，给抗日家属送红灯，却给他门口挂了个黑猪皮灯，又丧气又肮脏。这又不像是指派他去支应日军的。最后就传出来一个新闻，说他不再出去行医，是在外边丢了人，不敢再出去了。说是他最后那次出去行医，碰上了劫道的，把他的药包、财物全抢光了，只剩下一个串铃还在手里。他没有命地跑，迷失了方向，天黑后又下起了大雪，好容易看到个灯亮，走近了却是孤零零的一户看场院人家。他敲门求宿，里边不开门。他说：“行行好吧，再不住下我要冻饿而死了。”
    主人隔着门说：“不是我不收你，我家正有病人，女人生孩子生不下来，要断气了，哪能招外人？”
    他说：“哎呀，咱们有医缘，我就是郎中。”
    主人说：“你别骗人！”
    他情急生智，立刻掏出串铃摇了摇。主人一听，大喜望外，连忙开门把他请进屋里。
    屋里有个收生婆伺候着产妇，产妇几经折腾，已经连**都无力了，张着口只喘气，小孩还没生下来。宋明通只会治食积奶积，跑肚拉稀，根本不懂产科。况他除去串铃，连治拉稀的药也没有了，怎么治呢？他又不能打退堂鼓，离了这个有吃食有火的地方他真会冻死。就绷着脸说：“别急，给我在偏房里生堆火，我去炼丹。半个时辰炼好，保你母子平安。”
    男主人只有一间放农具粮草的偏厦，在那里给他生了火。他进去关上门说：“可不许偷看，看了就不灵了！”
    烤了一阵儿火，身上暖过来了，他觉得处境不妙了。拿什么给人家催产呢？正在无计可施，忽见墙角靠着一辆独轮小车。车轮已卸下，两个轴承的地方，有一堆沾了泥土的黑油角子。他灵机一动。用手指剜下油泥，合了柴灰，团成六粒梧桐子大的黑丸丸，开门喊道：“主人，取仙丹去。”
    那主人本来对他半信半疑，一见真把丹炼出来了，立刻就换了笑脸，马上说：“我先去救人，回头给先生备饭。”
    宋明通说：“三更半夜，你也不要另备饭了，我炼了这丹，损了不少元气。有剩饼子、冷地瓜你拿点来，我先填补填补。有什么话明天再说。”
    主人取走仙丹，送来两个高粱饼子一碟麻花咸菜。他把饼子烤热，就咸菜吃下肚。身外有火，腹中有食，又饱又暖，困劲就来了，不觉歪在火堆旁就睡了过去。正睡得香甜，忽然上房一阵忙乱把他吵醒，只听见喊：“快叫郎中，快叫郎中！别让他走了。”
    他听出是出了事，爬起来开开大门拔腿就走。主人闻声就追了出来，边追边喊：“先生，你不能就这么走了！”
    他觉得事不好，索性跑起来，外边雪大，路又不平，没跑多远就跌了个大马趴。主人从后边追上就抓住了他。
    主人把他扶起坐好，咕咚一声朝他跪了下去，叫道：
    “谢谢先生救命之恩，孩子生下来了，是个胖小子。”
    “啊？是了，我知道会生下来的。”
    “你跑什么？”
    “我这人救人从不受谢礼，怕你谢我！”
    “这样大恩我不谢谢还能为人吗？”
    原来产妇并非别的原因难产，只是接生婆外行，让她耗尽了体力，过分虚弱了，才产不下。那样的几粒“仙丹”人肚，能不恶心吗？一恶心胃就痉挛，胃一痉挛，腹肌就收缩。腹肌收缩，歪打正着，把个孩子推送下来了。主人只当仙丹灵验，硬是把宋明通接回家中。好吃好喝供养了数日。看看母子平安，天也放晴，这才送他一套紫花布新棉衣，打发郎中上路。尽管祸中得福，他却吓得不敢再出去行医了。
    此系传言，并无对证。但由此可见宋明通在众人心中是个比一般农民多几分诡计，而又不离大谱的人。
    三
    一九四二年腊月二十八，邓智广进了马蜂坞。
    这一天是大集。山东土话叫“花子街”，叫花子来集上募集年货，大小摊贩不得拒绝。这一带在大清朝时属“东临道”，是山东的贫困地区。马蜂坞地处津浦路德州车站东南，距最近的县城和火车站都在五十华里以上。没有河流，不通舟楫。抗战前不仅没见过电灯，连玻璃罩煤油灯也只有大地主大乡绅家才有。这样的地主百里方圆难有一户。惟一的商品交换市场就是集市。农民把家产的粮食、鸡鸭、手工编织的筐筐篓篓送到集上，换回火柴、海盐、德国针、西洋色。聘闺女娶媳妇还要添置化学梳子、苏州镜子、天津“月中桂”的鸭蛋粉、北京哈德门的猪胰子。马蜂坞是南北通衢官道，南下北上的生意人够不上火车，全靠人背马驮，走旱路必经此地。村中南北大街两旁，少不了有几家骡马店、小饭店。有一家药铺取名“大生堂”，门外立匾上写：“自办生熟药材吉林野山人参黄毛鹿茸”。他的药材其实是来往客商卖下的便宜货，并没有人参鹿茸。一家剃头店，张个幌子上写：“朝阳取耳，灯下剃头”。朝阳取耳属实，灯下剃头全虚。太阳落山各户就关了门，从不做灯下生意。
    抗战初期，日军只在县城和铁路线，并没深入到四乡。中央军撤到南方去了，马蜂坞一带真正成了“无政府区域”。有三两枝枪、五六个人就可以拉起个队伍，称作“团儿”，头儿姓张叫“张团”，头儿姓李叫“李团”；也有以“团长”的外号取名的。“胖娃娃”、“三江好”都可以成为团名，拉起团就可以找老百姓要给养、筹款、杀人、劫货。日本军还没到，老百姓先就叫自己人洗劫了一遍，集市自然就停下。后来从山西开来八路军，才把这些土团冲散，有的投了日本，有的归降八路，也有的投到南边找中央军去了。八路军便在马蜂坞安了大营，成立了抗日区政府。从此民兵集训、干部学习全到马蜂坞来，这里成了抗日根据地的领导机关所在地，自然也就恢复了集市。四年以前，日军也曾来扫荡过，他们来，八路就撤，他们一走一过，扫荡完仍回县城，八路军反扫荡完了也仍回马蜂坞。集市并没中断过。一九四一年冬天日军又来扫荡，一路走一路抓民夫，到了马蜂坞他们就不走了，用捻探条打着民夫为他们修炮楼夯围墙。日本驻军的头目是个少尉，少年得志，他认为这里是抗日根据地，不使老百姓慑服，不能住安稳，便拿民夫开刀。每天劳动时，他严加监视，只要谁偷工减料，动作懈怠，或在言谈举动中有稍露反抗之意，下工时叫出队来，让他们跪在队前，当场让士兵用战刀来“试胆”，杀死的人他不许埋葬，而让人扛到村头各个路口暴尸示众。这几个炮楼修了三四个月，天天抓来新人，天天杀死几个，以致谁也说不清这三四个月间究竟有多少人被抓、多少人被杀。只知足有半年光景，马蜂坞村头总有乌鸦飞、野狗跑，天黑后没人敢从那些路口走过。后来据点安稳了，日军少尉高升了，来接任的是个准尉。他和那少尉是两个学派，他主张宣威怀柔，同时并进，要装点“王道乐土”的太平景象，重开集市，这才命人把残碎的尸骨就地埋掉。但埋得并不深，一场雨过后，又都暴露出来，赶集的人们要从满地枯骨上走过。所以到这赶集的人，还没进村先就得到一个警号——这是个杀人不偿命的地方。死的死了，活着的人还要想法活下去，老百姓要过日子，货摊设在敌人刺刀之下，这集也还是要赶的。他们不像红卫兵们想得那么清高，宁可饿死也不到敌人据点去做生意。
    这村南北长，东西窄，邓智广从南边来，先进牲口市。一个麦场上，钉了些橛，拉了些绳，拴了些马牛骡驴。有搬着牲口脑袋看牙口的，有拉着牲口缰绳看腿脚的，场边一些经纪人东跑西说，把褡裢搭在胳膊上与人手捏手地讲价钱。过了牲口市是家什市，卖的是镐锄犁耙，竹笤木铁。再往里杂货市，这里就热闹了，卖针的把针当作飞镖，抓住一把扬手投出，颗颗钉在本板上。卖刀的把菜刀当成钢铡，按一捆铁丝在地，刀刀剁得铁丝寸断。卖木梳的偏拿木梳作锯使，用它来锯木棒，锯得木屑四溅。卖瓷盆的爱将瓷盆当铜磐敲，拿它来奏乐，敲得丁当悦耳。这些人在表演的同时还要唱。卖德国钢针的唱道：
    打败过黄三太的甩头一子，
    压下去小李广的百步穿杨，
    黑敬德抡起钢鞭来较量，
    打了它三天两后晌！
    卖木梳的唱的是：
    梳拢过王母娘娘盘云髻，
    调理过杨贵妃的八宝头。
    王三姐窑前把青丝理，
    穆桂英马上梳发鬏，
    昭君梳了个和番柳，
    孙二娘梳的是夜叉头。
    在表演中交货，在唱声中收钱，做买卖倒像是附带的小把戏，表演和唱才是正功。
    但他们的生意不算兴隆，原因是这集上少个棉线市。卖线卖布，是妇女们的专利，可女人们不敢到鬼子汉奸鼻子底下来抛头露脸。没有女人，这个市也就办不成，木梳和钢针也就少了主顾。当然，这集上也不是一个女人没有。日本军队没到这里前，这里还保持中国农业社会的纯朴风俗。日本军队和汉奸机关一到，殖民地社会的恶习颓风也随了来。城里有几家妓院，每到扫荡之后，年节之时，估摸大小汉奸的腰包里有几个不义之财时，便套上两辆牛车，载上几个姑娘，来开支店。她们并不长住，十天八天，汉奸们钱包里的钱抖落得差不多了就套上牛车回城。所以并没有固定的店址，临时租两间房，地上铺上麦秸，就做生意。好人家的房屋不肯租给他们，多半租的是菜园场院的草栅更屋。有个把姑娘被某个汉奸头目看中了，交热了，就包她半个月二十天。那时她就堂而皇之地住进兵营或衙门里去做几天压寨夫人。
    邓智广来到集上时，正有这么位“红姑娘”招摇走过来。她上身穿一件翠绿挽襟软缎棉袄，下身着紫缎扎腿棉裤，两只脚缠得又窄又小，穿一双大红绫子绣花鞋。看年纪有二十四五岁，长圆脸上浓妆艳抹，梳一根长辫，粉辫根，红辫梢，辫梢上坠着银坠脚。这副打扮，在当时也是城里少见乡间难寻的。乡下有这副头脚，没这等妆扮；城里人有这副妆扮，没这副头脚。
    她一走进杂货市，就引起一阵骚乱。散在货摊前的大小伪职人员，一下都聚到了她身边。
    “哟，三姑娘吗？好俊的行头！”
    “裹得好脚！”
    她左右应酬，嬉笑嗔骂，用手刮一下这人的头，用足踢一下那人的脚，在一群人追随下招摇走过。两边农民小贩，看得目瞪口呆，有人臊得满脸通红，有人气得骂街，有人小声议论，有人大声责斥。邓智广也看得走了神，心想：“天下竟有这样没有廉耻的女人！”这时肩上着了一掌，有人在耳边问道：“爷们，傻了眼了？”
    邓智广收住神，认出这个穿羊皮二大褂子、戴铜框眼镜、顶青毡小帽、拉着一头小毛驴的人是刘四爷。邓智广来的路上，对完成这次侦察任务还满有把握。到了集上，这点自信就开始下降了。这么大个村子，这么乱的地方，从哪儿入手呢？总不能一来就去找宋明通要办法。刘四爷这一巴掌，又把他的信心提起来了。
    刘四爷神秘地笑了笑问：“爷们儿，大年下的是来赶集呀还是来办货呀？”
    邓智广说：“这不是说话的地方。”
    刘四爷说：“我自有说话的地方，跟我来！”
    四
    刘四爷久居农村，却不以务农为本。不做买卖不耍手艺，可逢集必赶；家中哪怕揭不开锅，可总喂着一头驴。他会点兽医，有几手绝活，最拿手的一招叫“火烧战船”。牛得了瘟病，人们多找他来治。他不用药不用针，只找主人要五斤烧酒、一床破被，把酒在牛身上擦遍，划根火柴，腾地一声，那牛眨眼间浑身起火，挣扎嚎叫。他趁势拿破被把牛蒙头盖脸的一捂。半个时辰之后牛连烧带吓出一身大汗，法到病除。他由主家招待一餐酒饭，带着治牛剩下的烧酒告辞而去，不另收费用。
    光靠这维持不了几口之家的生活，他就替人收税。
    这一带乡下距县城远，不论大清国的县衙门还是国民政府的县政府，谁也没法派人下乡到集上来收牲**易税。可这笔钱又是老爷们的衣食财源，所以从几百年前就留下个惯例，把四乡的税包给各乡地主乡绅去收。承包人打总向县里交一笔租金，领下执照，他们就凭这执照赶集收税。能包得起税的人多半又是吃不了奔波之苦的人。他们就再把各集口的税收分包出去。他从县里包税是先付后收的办法，转包时则改成先收后付。说好一集交多少钱，由收税人先去收，收完当天结账，把包银交完，剩下多少归收税人。要是收的不够包银，可以拖欠，但不能调免。收税人干的是没本买卖，这就要靠信用。
    按常理推断，干这勾当得有武装作后盾或是黑社会帮会势力作靠山，不然买卖双方不给钱怎么办？刘四爷决没有武装力量，因为他身后既没腆胸叠肚的汉子，手中也没有拿枪拿刀。帮会势力是否有也不得知，没见他摆香堂喝盟酒。但他收税从没遇见过麻烦则是事实。也许是山东受孔二先生影响深，多讲礼义，对这习惯了的交银纳税从无争议。令人费解的倒是他这收税竟然不受政权更迭的影响。北洋政府时他收，国民政府时他收，八路军来了成立抗日政府，虽不再把税包给私人，可还聘他为收税员。现在八路军退出了马蜂坞，他又来收。这次是替谁收，邓智广就不清楚了。邓智广并不因此就跟刘四爷生分。他什么集都赶，常把见到的、听到的敌人情况到敌工科汇报。邓智广知道组织上把刘四爷既不当基本群众也不当敌人看待，按现在说法，是个团结对象。
    五
    刘四爷在一家小饭铺近旁借了间小房，写了个“税务代办所”的牌子，遇五逢十马蜂坞有集他就把牌子挂上，集一散他就把牌子摘下来存在小饭铺里。这间小屋里只有一张破桌子，几条长板凳。税是在集上牲口市收，收了钱他放到褡裢里另找地方去算账，这间屋从来不办跟税务有关的事。邓智广问他：“你既不在这里收税，要这间屋干啥？”
    他说：“朋友们赶集来有个歇腿喝茶的地方。”
    邓智广说：“歇腿就歇腿，喝茶就喝茶，挂这个熊招牌干啥？”
    他说：“有了这招牌，就算一路诸侯。鬼子伪军就少来找麻烦。有了这招牌，我这身份也就是官的了。他们不好再捞油水。”
    邓智广问：“你现在这税到底是替谁收的？”
    刘四爷说：“主家不让说，我就不能多嘴。你多看看自然明白，明白了你也别问我，问我我还不说。”
    他又反过来问智广：“你来干什么？”
    智广说：“办点事。”
    “办啥事？”
    “我也不能说。”
    “用得着我帮忙吗？”
    “用得着。”
    “帮啥忙可得说呀。”
    “我得进据点里去。”
    “长期呆下还是看看就走？”
    “看情况再说。”
    “这忙我帮不了。”
    “你是怕沾麻烦？”
    “有这么点，不过我知道谁能帮这个忙。”
    “谁？”
    “邓区长，你们自己家里人。他有办法。”
    这位邓区长，大号明三，是邓智广的族叔。民国十二年山东大旱，他去天津找活儿干，邓智广他爹正在造币厂做工，就把明三保荐进了厂。后来直奉交战，天津大乱，邓明三伙同几个老乡，用锅灰抹了脸，抢了皖系一个师长的公馆。皖系得势后追查这个案子，同案人有落网的，交待出有邓明三。邓明三早已带着钱财跑了，就抓保人。智广爹为他蹲了八个月大牢，花光全部家当才买出条命来。邓明三带着钱财回到山东，做起货栈买卖来，从此成了小财主。智广爹出狱后，邓明三曾派人送来几百大洋，向他致歉。智广爹把钱退了回去，声明不再认这个族弟，从此不与他来往。但邓明三对智广爹始终还是尊敬的。只要在路上碰到，还是笑脸相迎，口称二哥：“你别跟弟兄认仇呀。有难处只管说，你不来叫大侄子来一趟也行。”
    乡亲们认为邓明三还够义气，觉得智广爹过分死板。
    不知邓明三老了中了什么邪，忽然要过官瘾，花钱运动了汉奸区长当。这一来把他半世好名誉给糟践了。须知我那一方人对当土匪并不太小看，对当汉奸却极为蔑视。人饿急了，拿枪逼有钱人掏出几个分用，这不算丢人。替外国人卖命当狗来欺压中国人，这可是连祖坟都要遭骂的缺德事。
    邓明三当了区长才尝到挨人指脊梁骨的滋味，便极力找退路。八月节前他托人给八路军和抗日政府送来几箱药品，四十本学生地图（我们当军用地图使），带来一封信，愿意暗地为抗日军民做点好事，保证不当铁杆汉奸。我们收了他的礼，回答说谁好谁坏，抗日军民有帐，自会区别对待。
    刘四爷请智广吃了包子酸辣汤，然后锁上门，卸了招牌，拉上驴，领着邓智广去伪区公所。
    两人一驴绕墙根走小巷，来到一个骡马大店门外。门口贴着两张白纸条，一张写着：“第八区区公所”，一张写着“马蜂坞乡乡公所”。乡公所占着前院，院里地上铺了席，席上堆着白菜、猪肉、杀了的鸡、宰了的羊。六七个汉子正在搬搬弄弄，把这些东西分成数份，打捆装车。每个小独轮车上都贴着红纸条：“敬献××部队年礼一车，新春大吉”。
    刘四爷把驴交给一个人，说：“拴到槽上去。”便领着智广穿过前院到了后庭。一进天井就见东屋门敞着，里外坐着蹲着一些人，抽烟的、喝茶的、剥花生的、眼睛都瞧着屋内。屋内弦鸣鼓响，有个沙哑嗓子顺着调门唱道：
    诸位落座莫要出声，
    鼓板一打可开了正封。
    上一回唱了半本本半呼延庆，
    还剩下本半本半没有交代清。
    在哪里丢了到哪里找，
    哪里断了哪里接着听。
    一见到刘四爷，就有人招呼：“四爷来得巧，刚开书，听听吧！”
    刘四爷说：“你们倒会找乐子，区长在这儿吗？”
    那人没说话，把嘴便向后边一努，笑了一笑。
    刘四爷领智广从后门出了院，往东来到一个跨院门口。两个年轻人正在那为什么事争执，一个人上身穿着件军装，下身穿着条打补丁的套裤。另一个人下身穿着吊裤，上身却披着件大襟棉袄，两人的枪全靠在墙上。
    刘四爷说：“有话不在里边讲，在门口闹哄，区长知道不揍你们！”
    穿军装上衣的说：“就这一套军装，区长命令谁站岗谁穿。我来接岗，他光给我棉袄不脱裤子，这怨我骂他吗？”
    那穿大襟棉袄的说：“不是我不脱，我里边棉袄肥，这军装裤子瘦，不里外全脱就扒不下来。在这儿脱光了腚扒它，我不得冻下四两肉来吗？我进里边扒下再给他送来不行吗？”
    穿军装上衣的说：“站岗的不许动地方，你不送来我又不能找你去。碰上区长出来，说我军容不整，不又给我两耳刮子吗？”
    刘四爷作保，叫那人扒下裤子一定送来，这才和智广进了跨院。
    这院虽小，房子却很整洁，三间东屋门口分别贴着“财政处”、“秘书处”、“政务处”的纸条。三间西屋贴“军事处”、“自卫队”的纸条，正房三间写着“区长办公重地，闲人免进”。
    这房一明两暗。明间里当中摆个吃饭用的圆桌，四周沿墙放了几把椅子、几个茶几，用泥坯砌了炉子，炉子口坐着燎壶，一个跟班守着炉子打瞌睡，暗间门上挂了个绣花门帘，绣的是“鸳鸯戏水”。刘四爷示意叫邓智广等一下，他掀帘走了进去。过一会儿门帘又掀开，从里边探出个头来，却是宋明通。宋明通说：“你三叔叫你呢！”
    智广进到里间，只见当屋放着个红漆帐桌，抽屉上了铜锁。北墙下一张方桌，两把椅子，宋明通坐着一张，方桌上是茶壶茶碗烟碟洋火，南边窗下一铺小炕。炕头放着炕柜，四扇玻璃门里镶着女明星画片，依次是周曼华、陈云裳、李香兰、白光。另一面墙上一幅日本资生堂化妆品广告画，画的是女歌星渡边佳代。炕中间放着烟盘、铜烟灯、红木烟枪、小茶壶、水果盘。刚在集上见过的三姑娘蹲在地上扶着斗，拨着泡儿，邓明三歪在一边吞云吐雾，吸的声音有板有眼，满屋一股炒糊了芝麻的焦香。刘四爷正坐在烟盘另一侧数钱，捋他收来的大小票子。智广就坐到了宋明通旁边的另一张椅上。
    邓明三一口气把泡儿吸尽，赶紧呷了口茶，长长地喷出一口烟来。这才说：“自己爷们，怎么不请还不进来呀？”
    智广说：“三叔如今做了官，不比在家里。”
    邓明三笑道：“爷们儿，别调理你叔。我这条命还不是在八路军手心里攥着？在那边还望你多美言几句哪！”
    智广看看那位三姑娘一眼有点动气了。邓明三立刻就感觉出来，笑道：“这是翠花班的三姑娘，最讲义气，最有良心，嘴也严。咱爷们说笑话，不用背她！”
    三姑娘机警地站起身说：“老爷们说话夹上我干什么？我又听不懂。刚才金队长派人传我；我正要跟区长请假呢，我去看看吧。”说完也不等邓明三答应，向屋里几个点点头，把各人茶杯满上，径自出去了。
    邓明三坐起身，啜着茶说：“这女人有心胸，日本人去班子里她从不接客。不用怕她漏风。说正经的吧，你三叔是怕鬼子没收我的买卖，不得已才花钱买个汉奸当，不是存心卖国。你来有什么事？用我帮忙尽管说。”
    智广说：“三叔既这么说，我要再执拗，就显着外道了。你能不能想法把我送进日伪军据点里去？”
    邓明三说，马蜂坞是个大据点，这底下又分好几处。最高的一处是“皇军部队”，在村东一里地，用砖瓦水泥修造成三角形城堡，人们叫他洋楼。外边围着壕沟、铁丝网，火力充足，安全牢固，里边全是鬼子兵。二等的是“宪兵工作队”、“剿共班”这些有枪有势的伪军部队。他们占了村北一家地主的宅院，抓民夫用土夯筑了一个小围子，围子上边有碉堡，外边有护城壕，中间开一座门，门外悬吊桥。天一黑把吊桥吊起，围子门锁上，外边闹翻了天他们也不再开门，也算能睡个安生觉。第三等的就些文职小机关，既没枪，又没人，只能占用几间民房，支个门面。白天指手划脚、耀武扬威，天一黑摘下牌子赶紧找保险的地方去寻宿。土围子里的剿共班是绑票出身，看出这是个财源，就在围子内盖了几间平房出租。住一宿联银券五块，带妓女进去另收花捐，他还出租麻将牌，代办夜宵。一般的小职员既住不起，也不是武工队捕捉的目标，自然不会花这笔钱。可那些头头都是为发财而来，谁也不肯搭上命，明知狼叼来的喂狗有点冤，夜夜还是去住。
    智广问邓明三：“你也去住吗？”
    邓明三说：“我要不去住，他们就会疑心我跟八路有勾结。怎么别人怕八路来堵被窝我不怕呢？”
    智广说：“你能不能想办法把我送进鬼子的洋楼？”
    邓明三嘬了下牙花子说：“这个怕不行。连我过去办事也要先联络好，他们派人出来把我领进去。万一出点什么漏子，我也没法向八路方面交代。”
    智广说：“三叔满嘴说为抗日出力，一动真的就完了，我又怎么替你交代呢？”
    宋明通一直不动声色地听着，这时插嘴说：“大侄子，别怪我多嘴，这事你三叔实在难办，找个容易点的来求他，他准帮忙。”
    智广装作无可奈何地说：“好吧，自己爷们我还能难为你吗，你今晚把我带进土围子去吧！”
    邓明三立刻答应说：“这包在我身上。”
    智广说：“说清楚，我可要进宪兵工作队。”
    邓明三把笑着吊上去的嘴角又拉下来了，点着烟，吸了几口说：“你可真能给我摆八阵图。土围子好进，这宪兵工作队可又难了。他们虽说和剿共班合住一个围墙里，可一宅分作两院，里边又砌了一堵墙。宪工队的人可以自由经过剿共班的院子出入，剿共班的人可不能进宪工队。出租的房子在剿共班院里。寻宿的人只能在这个院活动，进不了宪兵工作队。”
    智广不满意地说：“照这么一说，你是一点费劲的事也不给办了？”
    宋明通又出来打圆场：“先都别急，今晚区长把大侄子带进小围子，见机行事。只要能抓住机会，就让大侄子进去。话再说回来，大侄子你要处处小心，万一出了事，好汉做事好汉当，不要连累三叔。”
    智广说：“那是自然，怕死还抗日吗？”
    又说了几句闲话，邓明三打瞌睡了。宋明通硬叫智广到他乡公所去休息，晚上再过来找邓明三。
    六
    还没进乡公所的院子，就听见人喊狗叫，还夹着笑声。进去后则见一个日本兵拉着条洋狗，指挥洋狗扑那几个收拾年礼的汉子，却又手拉着皮带，不让它真咬住。看见人被追得连蹿带跳，年礼踩得乱七八糟，日本兵张着嘴哈哈大笑。见宋明通和智广走进来，他拉住了狗，仍然笑个不停。
    宋明通问乡丁们：“怎么个事？”
    乡丁说这日本兵似乎想要什么东西，因为大家听不懂，他就喊洋狗咬他们。
    智广上前去用日语问道：“你有什么事要他们办吗？”
    日本兵说：“要几个鸡蛋，我的狗饿了。”
    智广翻译过来，宋明通就叫人拿来一小篮鸡蛋。日本兵磕开一个，那狗就在他手里吮吸干净。一连磕了四五个，狗不吃了。日本兵掏手巾擦擦手，又说：“有烟吗，给我几盒。”
    宋明通进屋找了找，拿出三盒烟，日本兵一看，连连摆手说：“不要这个，要好的。‘天坛’、‘前门’有没有？”
    宋明通说没有，可以马上派人去买，叫他等。
    日本兵看看手表说：“我有事，你买来给我送去行不行？”
    智广问他：“送到哪里？”
    日本兵说：“皇军驻地，我在那门外工地上值勤。”
    智广问：“他们叫我进去吗？”
    日本兵说：“你说找我。我叫片山。不过，烟不要拿在外边叫人看见，明白吗？”
    “明白。”
    “我等着。如果你们说了不算，明天我来杀了你们。”说完片山就拉着狗往外走，走了几步又停下来问智广：
    “咦，你刚才说的是日本话？”
    “是的，说中国话你听得懂吗？”
    “咦，这里还有会说日语的孩子？”
    “我在天津上学，是回家乡度寒假的。”
    “怪不得，太好了。你来吧，不送烟也可以来找我玩。”
    这真叫吉人天相，正愁不得其门而人，忽然送通行证来了。宋明通赶紧叫人去买烟。一共买了两条。智广说一次不能送太多，把胃口养大了以后更难伺候。他只拿了五盒，其余的仍交宋明通存起来，把烟放在衣袋里，***本洋楼找片山。
    按宋明通的指点，智广出村往东北走，老远就看见三个圆柱形红砖碉堡，有四五层楼高。走近了，才看见三个碉堡之间用红砖围墙连起来，墙上有垛口，墙下有铁丝网和护墙壕。围墙与铁丝网、壕沟之间有二百米宽的空地。百十名民夫正在这空地上挖战壕修地堡。空地上两端生着两堆劈柴火，每堆火旁坐着个日本兵，边烤火边监视民夫。还有一胖一瘦两个穿黑棉袍、戴白袖章的中国监工，手里提着木棒，连打带招呼催促民夫干活。片山先看见了智广，喊了他一声，就指指吊桥处，他自己也走到吊桥附近去对哨兵说了句什么。智广到桥头便没受阻拦，随片山到火堆边坐下，就掏出三盒烟来——他临时又觉得把五盒都给他太可惜了，只掏出三盒。片山拿到三盒也挺满意，高兴地朝坐在另一堆火旁的那个日本兵挥手：“过来，加藤君。”
    加藤比片山行动迟缓，瘦瘦的，戴个近视镜，背还稍许有点驼。他端着步枪，身上除子弹袋外还背了一个方形皮包，包上缀着红十字。他走过来，片山就举起一盒烟给他说：“抽一盒吧，我知道你好些天没去出诊，没有人给你烟了。”
    “你这烟哪儿来的。”
    “这个小朋友送来的。唔，这是加藤君。”
    智广站起来向加藤鞠了一躬说：“我叫智广，初次见面，请多关照。”
    “唔，你会说日语？”加藤眼镜后边的眼睛睁得大些说：“你不是这里人吧？”
    “我在天津上学，在学校学的日语，我们学校有日本老师。”
    “是吗？日本老师严厉吧？”
    片山说：“我上中学时加藤君是我的老师，教生理。”
    智广说：“那我得称您先生才对。”
    加藤问：“你会唱日本歌吗？”
    智广说：“会几个，鸽子，春天来了，月亮月亮。”
    “唱一个唱一个。”
    智广清清嗓子唱了起来：
    出来了，出来了，月亮啊。
    圆啊，圆啊，那么的圆哪，
    像盘子一样圆的月亮哪……
    加藤先是击掌，又随着小声唱，最后擦起眼泪来了。
    “加藤，”片山严厉地叫道，“别忘了你是军人！”
    “是，上等兵先生！”加藤立正答道，“请原谅，我好久没听到孩子们唱歌了，我一直在孩子们的歌声中生活啊！”
    “算了，你坐下休息吧！”
    三个人就默默地坐在那儿烤火。智广偷偷看了一下，片山尽管年轻，领子上已是三个豆，加藤才一个。
    “片山君，”加藤说道，“我听队长先生说，他想收个中国孩子当仆役呢。”
    “是吗？”
    “他说要从小孩中培养未来中日提携的干部。收两个可靠的孩子，住到我们这儿来，帮我们干零活，我们管他饭，教他日语……”
    正说得引起智广注意，吊桥那边忽然骚动。先是有人叫骂，随后看到两人厮打。干活的民夫都停了手，伸头朝那方向看。瘦子监工，摇着木棍喊：“干活，干活！谁瞧热闹我剜了他的眼。”智广就看到在吊桥上，一个伪军把那个胖监工一枪托打倒在地，用脚乱踢。胖监工打了个滚爬起来，就往吊桥里边跑。站岗的日本兵却用枪拦住他，喊道：“混蛋，外边打去，打够了再进来。”胖监工作着揖说：“太君救命，太君救命！”说着血顺着头、脸淌下来，一会工夫右半脸就成了血葫芦。伪军士兵见日本兵不管，从后边追上来朝他背上又是一枪托。胖监工转头又往外跑。伪军紧追紧骂：“我砸死你个私孩子，砸死你个私孩子……”
    加藤对片山说：“应该制止他们。”
    片山说：“不要管这些臭货，狗咬狗。”
    加藤把瘦监工叫过来问道：“你们为什么打架？”
    瘦监工说：“他们是同村人。士兵的哥哥死了，监工在村里当维持会员，奸污了他嫂子。那时当兵的还是老百姓，不敢惹他。现在他当了兵，就找他报仇！”
    片山说：“胖子跟他嫂子睡觉，关他什么事呢？”
    智广告诉他：“这在中国人看来，是他家族的耻辱。”
    片山说：“莫名其妙……”
    忽然收工的钟声响了。因为两个监工都不在身旁，民夫们呼啦一声，扛起工具就往吊桥上跑。日本哨兵赶紧持枪拦住，瘦监工马上离开火堆，大声喊：“别乱挤，排队，排队！”人们已经乱了，谁也不听他的喊声。哨兵急了，端起刺刀就向人群刺去。前边有人惨叫着倒下了，后边还往前涌，片山大吼一声，抡起枪就朝民夫们没头没脸地打了下去。监工也抡起棍子帮助打，人们开始惊叫着散开了。
    “跪下，跪下！”片山喊道，“通通跪下，谁不跪我枪毙谁。”监工听不懂他喊什么，正想问明白，片山一把抓住监工，朝他腿弯踢了一脚，用手按了一下，把监工按得跪下来。片山喊道：“通通的，通通这样。”
    人们先是迟疑，随后就三三两两跪了下去，片山抡起步枪，用枪托朝跪着的人腿部猛打着，口喊：“跪下，跪下。”一大片人，黑压压的，慢慢全跪下了。
    剩智广一个中国人站在那儿，不由得又愤怒、又羞辱地涨红了脸，眼睛含了泪，把头扭过去。
    “孩子，”加藤拍了他的肩一下说，“走吧，你走吧，我送你出去。”
    智广不知怎么出的吊桥，走出一段路，他就捂着脸大哭起来了。
    宋明通见智广去了好久未回，很不放心，正站在门口等他，见他泪流满面，气急败坏地跑回来，吃了一惊。忙问他：“出了什么事，受欺侮了？”
    “我们的群众，我们的老乡……”
    “屋里说，屋里说。”
    宋明通扶着智广进了屋，智广一五一十哭诉了一遍，宋明通伸手忙去关门。智广说：“别关，你这乡公所里不也都是中国人吗，大伙都听听，鬼子欺侮我们到了什么份上。”
    “不用听，他们见的比你多！”宋明通还是关上了门。
    智广说：“看着同胞受洋鬼子的欺侮不害臊不痛心，这还叫中国人吗？”
    宋明通说：“光痛心害臊赶不走鬼子，躲得远远的，眼不见为净也赶不走鬼子。”
    “我受不了这个！我回去参加战斗部队。”
    宋明通说：“要抗日不光得豁得出牺牲流血，也得豁得出受委屈受冤枉，你比我受的教育多，响鼓不用重锤，上级派你来执行任务是信得过你。”
    宋明通掏出烟袋抽烟，不再说话。他觉得对于智广说这些也够了，果然，过了一会儿智广擦干眼泪，就讪讪地问：
    “邓明三啥时候领我去小围子？”
    宋明通说：“现在就去。”
    七
    小围子按面积说并不比洋楼小，土筑的墙坚固性也决不在砖墙之下。四角四个方形碉堡，周围也是一丈多深的护墙壕。一样的岗楼一样的吊桥，外边看是一个整体，到里边才知道东西院之间还有一道墙，用一个角门通连，东院住的是“剿共班”。
    “剿共班”是货真价实的土匪队伍“受了招安”的。至今保留绿林本色。有穿长袍的，有穿短打的；有的穿件斜开气的大缎子棉袍，头戴战斗帽；有的蹬一双长筒马靴，却包个羊肚手巾；还有的穿件西装，头顶红疙疽瓜皮帽。装备也五花八门：二把盒子，土压五，胡北条，***，凡短枪上必定挂一块红绿绸子，长枪上插一支五颜六色的枪口帽。子弹带有斜披的，有横围的，手榴弹有插在腰间的，有背在腚后的。
    里院住的宪兵工作队，穿的也是便衣，却干净整齐。一色的蓝布棉裤棉袄，一色的毡帽头，一色的胶皮棉靴头。枪虽不是一个牌号，可子弹带的背法，手榴弹的带法，都是一样的规格。围子外吊桥边有“剿共班”的人站岗，宪兵工作队的岗设在院内角门上。那里放着个石碾，站岗的坐在石碾子上，嘴里哼着改了词的军歌：
    我为兵，太糟心，
    抽抽老海振精神，
    烟卷洋火莫离身。
    更须要时时谨慎十二分，
    莫叫队长闯进门，
    抽老海，要小心……
    沿着中间这道墙，盖了六间平房，这时太阳还没全落，平房里已亮起了灯光，传出了话声。邓明三领智广进了南边第二间。再往南，靠围子墙又有人站岗，那里一连有四个地窖，地窖口盖着木条钉成的栅栏盖子。几个“剿共班”的兵正从那地窖里拉出个满脸满身血污，衣服破碎不堪的犯人来。
    屋子里边又是一番景象。当中方桌上，四个角放了四个大碗，碗里是满登登的花生油。每个碗上有两支大拇指粗的棉花灯芯，火头足有二寸高。四个人正围着桌子打麻将。一个穿着警察制服，一个穿长袍满脸麻子，还有一个穿着滩羊皮袄留着八字胡，第四个就是三姑娘。里边墙角，有个瘦长脸，穿一件半旧蓝布长衫。他面前有个茶几，茶几上点了支蜡烛。他双手托着个香烟盒里的锡纸，在蜡烛上烤，嘴里叼着个用香烟盒卷成的纸筒，对准锡纸吸那上边烤出的一股白烟。这烟有股腥臭味，加上八支灯捻的烟，打牌人喷出的纸烟，屋里的气味焦臭难闻，而且什么也看不清。
    三姑娘见邓明三进来，就站起身说：“您快来吧，我可当不起替身，我输了好几块了。”
    八字胡说：“输多少都记在区长账上，又不要你掏腰包，怕啥哩？”
    邓明三也不推让，就在老三的椅子上坐下去。
    这时一个“剿共班”的兵进来，问麻子说：“票人都带出来了，怎么审法？”
    麻子一边洗牌一边说：“审黄庄那个，其余几个吊在一边看着，先灌凉水，不招出插枪的地方来就拿刀划开胸脯，用子弹拨他的肋条，这个票撕了算。随后问那几个，愿意交出枪来还是愿意交枪款？不吐口就换个上刑，可别再撕了。都撕了找谁要钱去？”
    当兵的答应着走了。八字胡说：“过年了，班长也不歇？”“剿共”班长说：“原是想弄几条枪，筹点款过个痛快年的，这十个牛仔不开窍，逼得老子过年还开荤。”
    这边打着牌，外边就开了锅。有骂人声，有逼问声，有沉重的打击声，有乱踏的脚步声，有哀苦的求饶声，有凄厉的惨叫声。智广听了不由得浑身发冷，头发直竖。邓明三手哆嗦，穿警服的出错牌，八字胡一个劲抽烟，只有麻子面不改色，谈笑风生中连连开和。
    三姑娘坐立不安地走动一会儿，说道：“区长，里院金队长叫我的条子，伺候饭局。不早了，我跟您请假。”
    邓明三说：“你，你去吧。噢，天黑了，打着我的手电棒。”
    三姑娘说：“不用了，他们要是留我住局，我怎么送来还您哪？”
    智广问：“上哪儿？”
    三姑娘说：“宪兵工作队。”
    八字胡问道：“宪兵工作队今晚请吃饭？还叫老三的条子？”
    茶几旁抽老海的那人还在“行药儿”，眯着眼，晃着头说：“跟班长一样，赶着谈生意。这边用硬的，那边用软的。这边要的是钱，那边争的是官。”
    “剿共”班长问：“还是那个八路干部？”
    抽老海的说：“皇军许了愿，只要这人张了嘴，金队长就提升当总队长去。”
    智广一听，灵机一动，推推邓明三说：“我送三姑娘去吧，顺手就把电棒带回来。”
    邓明三神不守舍地说：“好，行。”
    “剿共”班长似乎这时才看见智广，问道：“这是谁？”
    三姑娘说：“这是区长的侄少爷！”
    八字胡说：“怪不得这么能体会区长的心思，抢着送他小婶子。”
    人们一阵哄笑。智广打着电筒陪三姑娘出了门。
    三姑娘是听不了受刑人的惨叫声才急着到里院去。没想到“剿共班”的大堂就设在院子里，她到里院去非从过堂的人跟前走过不可。
    院子东侧老槐树上挂了一盏发着绿光的煤气灯。树下摆了个桌子，桌子周围坐了胖瘦高矮不齐的几个人，有的穿着大麦穗皮袍子，有的披礼服呢大衣，他们脚下放了几盆炭火，桌上摆了几盘子香烟、洋糖、瓜子、花生，这几个人边嗑瓜子边小声说笑。桌子前边不远处，几个人站着围了半个圈子，手忙脚乱走进走出不知在干什。三姑娘不愿从桌前走过，就傍着西墙根下的几棵枣树走，智广跟她并排。走到枣树下边，三姑娘失声叫道：“哎哟！”忙低下头朝人多的地方走去，智广闻声抬头一看，才看见每棵枣树上都吊着一两个人。他们被双臂反剪上身前倾，脚尖点地，用绳子吊在树权上。上半身全给剥光了，有几个前胸后背都被打翻了花，横七竖八的伤口上凝着紫呈黑着的血块，猛一看竟和身边的树皮无法分别。有几个锁骨上下被刺刀捅了两窟窿，把铅丝穿过破口挂在锁骨上，下边坠了秤砣、石块等重物，血正顺着铁丝往那重物上流。这些人都在簌簌地发抖，轻轻地**，却无人大喊大叫。智广一下就想起城里死了人放焰火时挂的“十八层地狱图”。就在他这么一走神的工夫，三姑娘已走近这群围成半圈站着的人们了。
    智广发现三姑娘已不在身旁，忙站住脚四下睃视。忽然围在桌前的那群人爆发出一阵哄笑，闪开一条道。三姑娘两手捂着脸像逃跑一样疾疾往里院方向走去，人们用笑声和目光直送她走到黑灯影里。在这一瞬间，智广从人们闪开的空隙间看到桌前放着条板凳，板凳上赤裸裸躺着个人，那人的脑袋倒仰在板凳之外，左右急剧地甩动着，有两个壮汉在板凳两侧不知忙些什么。他还想看清楚些，人群却又转过身去合拢起来了。只听坐在桌边一个人笑嘻嘻地说：“老三别捏着半拉装紧的了，你还没见过光腚的男人怎么着！”
    人们又一阵哄笑。
    这时三姑娘突然两腿一软坐在墙根地下了。智广追过去，蹲到她对面问：“你怎么了？”
    三姑娘浑身抖成一团，上下牙咯咯碰得山响，张了张嘴，没说出话来。
    智广又问：“你受欺侮了？”
    三姑娘抓住智广胳膊，带着哭声说：“娘啊，他们在一刀一刀地宰人哪！”
    这时人群里又传出一声哄笑。只听门声一响，麻子班长叼根烟卷探出头来，不耐烦地说：“你们消停点，吵得屋里听不见叫牌声了，办屁大点事也一惊一乍的，没见过宰人哪！”
    三姑娘打着冷战说：“你说这些人也是人肏的吗！老天爷就不给他们报应吗！”
    智广说：“恶有恶报，三姑娘，你挺有良心。身在公门好修行，以后多帮帮好人的忙，也有好报。”
    三姑娘说：“小先生，我干这下贱营生，是迫不得已，可我还有良心，也是中国人。早晨区长说的话我听见了。我敬重你。你放心，我决不做伤天害理的事。要有用我的地方尽管说。”
    智广说：“多谢你，将来中国老百姓自己当了家，你也就出苦海了。你进去凡事多留心，回头我也许跟你打听点事。”
    两人走到角门口，站岗的跟三姑娘调笑了两句，放她进去，拦住了智广说：“队长有话，只请三姑娘一个人，没请的挡驾。”
    智广晃晃电筒说：“我把她送到就出来。”
    哨兵说：“院里平整，没有亮也崴不了脚。”
    三姑娘说：“侄少爷就请回去吧，我眼睛好使，啥都看得清楚。”
    三姑娘进去后，智广正想回去，哨兵忽然问道：“你是侄少爷，谁家的侄少爷？”
    智广说：“区长是我叔。”
    “真的？既这么着，他们在屋里打牌必定有好烟好茶，你给咱弄根烟抽咋样？”
    智广兜里还有给片山剩下的烟，就掏出一盒说：“一根烟还值当要吗，拿去！”
    站岗的接到烟，眉开眼笑，连忙站了起来说：“谢谢啦，到底是大家公子，出手不凡。不是我没脸没皮，这么冷的天，那边鸡毛子喊叫的，这俩钟头不好熬啊！我有烟，忘带来了，又不能离岗位。”
    智广问：“你干这个不少挣钱吧？”
    “挣啥钱？混混饭吃，俺这队伍专办案子，不下乡扫荡，没有发洋财的机会。”
    “那你图什么要干这个？”
    “我在济南给买卖鬼看仓库，拿了他点东西，犯了案子，不干这个别处不敢呆。叫他抓住就没命了。”
    “拿了他什么，犯这么大案？”
    “不多，十来斤烟土，一箱子洋药。原先想在这混一阵，躲躲灾，弄好了也奔个官当当。”
    “也快当官了吧？”
    “不行，走错路了。真要当官不能干这个，得干八路去。当了八路再投诚，上来就是个小队长。你看金队长今天请的那个人，金队长说了，只要他投诚，据点里的官随他挑。愿当宪兵工作队长，老金让位！”
    “他答应了？”
    “谈了多少回，这人没张嘴说过一句话。听说今天是最后一回劝降，再不张口就开他的红差。”
    智广沉吟一下，故意问道：“上回你们这儿不是死了一个八路的人吗，还出公殡？”
    “就是这个，棺材里就有一条他的腿。腿锯下来了，人还活着哪！”
    “为条腿还出殡？”
    “那是诳八路的。说他死了，八路就不来救了。让他本人也死了这条心。”
    “他不会想法跑了？”
    “一条腿往哪儿跑？剩下一条腿还烂了个大窟窿。皇军不许请医生给他治，专派皇军的医生给他治。日本医生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看看快收口了，他就不来；估计烂得不行了，他又到了。皇军说，你为抗日已经献出一条腿了，也真对得起旧政府了，这条腿是留下来为新政府干事还是也把它锯了，随你挑。他仍然不说话。他找金队长要了点盐，天天自己用盐洗。金队长背着皇军给了他一大罐盐，说是中国人对中国人要讲人道。其实怕他烂死，自己没了立功升官的机会。皇军许了愿，他要说降了那个人，升他作全县的警备大队长……”
    院里有人走过来了。他作个手势，住了嘴。
    来的人是个四十来岁的中等个儿，披着水獭大衣，里边是春绸皮袍，戴一顶土耳其黑皮帽，问站岗的：“刚才谁在这儿说话？”
    站岗的打个立正说：“报告金队长，刚才是‘剿共班’的人跟这小孩说话。”
    金队长厌恶地朝动刑的那边看了看，那边人已经散开了，几个兵丁正架着犯人往地牢里送，他又看看智广，问道：“你是哪儿的？在这干什么？”
    智广说：“在屋里坐困了，出来透透气，我又没进你的院子，你管得着吗？”
    站岗的说：“他是区长的侄少爷。”
    金队长哼了一声说：“去把区长叫来，我有事找他。”
    智广说：“我又不是你雇来的，你支使得着吗？”
    站岗的说：“队长别跟小孩治气，我去叫。”
    他跑了两步，把邓明三叫了出来，邓明三一见金队长，马上作揖说：“队长有什么吩咐，还不请到屋里去说。”
    “屋里人多嘴杂，就在这儿说吧。”他凑近邓明三，压低声说：“刚才接了个电话，家父和贱内后天早车到县城，要上这儿过年。明天你叫人备两辆轿车子，后天一早去车站接人，多多打扰。”
    邓明三说：“就去车，不派弟兄们保护一下？”
    “派人的事我自己办，你就备车，不要对人讲，放出风去又招麻烦。”
    “是，决不误您的事，不过老太爷和太太到来，这是喜事，一杯喜酒总要赏我哟！”
    “那一定，这一路多半是你八区的地面，你又是地头蛇，我这一老一少交给你，出了事可找你说话。”
    “放心吧，大白天没事。”
    “车要头天去，在那儿住一宿第二天才能接上早车，要不他们下了车没地方落脚。这个穷县城连家干净饭店也没有。”
    “你放心，全包在我身上。”
    “那就拜托了。唔，这位是你的侄少爷？”
    “是是，我兄弟的孩子！”
    “有出息，一点不惧官，长大是个材料。”
    “借您的金言。”
    “还有件事老兄海涵，老三今天那儿有事，叫你守空房了，你放心，明天一早原封不动还给你。我光叫她开盘，决不拉铺，哈哈。”
    “玩笑了，玩笑了。”
    邓明三又一阵点头哈腰，领智广回到屋内。原来那个抽老海的正替他打牌，见他进来，那人站起说：“快来吧，我给你连坐了四把庄了，明天得吃你的喜。来，刚掷了骰子，还没抓牌呢。”
    邓明三说：“牌兴不换手！你先打。这半天我也光了，又忘了带烟膏子来，把你那药给咱来一口。”
    那人从兜里掏出个粉红色钮扣大的纸包，递给邓明三。邓明三走到墙角坐下，掏出前门香烟在茶几上磕了几下。那人说：“你那烟不行，抽药非哈德门不行。哈德门烟松，一磕打前边就空了一截，还是找张锡纸坐飞机吧。”
    邓明三已把香烟头上的烟丝捻出去一些了。他打开纸包，用小指甲挑了一撮白色粉面，倒进烟头。把烟举过头，仰起脸叼住，划了根火，对天深深吸了一口，半天憋住没喘气，然后舒舒服服地“哈”了一声，顿时精神起来。
    智广看得恶心，便问：“三叔，你天天抽这个吗？”
    “不，有大烟我不用白面，白面是用人骨头刮的，阴性。就是孙局长爱用它。”
    “孙局长？什么局？”
    抽老海的那人笑着说：“戒烟局，我就管戒大烟，还能自己抽它吗？”
    智广又问其他几个人的身份，邓明三说穿警服的是警长，八字胡的是宣抚班长。警察所应有五个名额，所长住在县城，除去薪金再吃两个空额。这里实际就俩人，一个警长一个警士，白天警士专门负责向乡公所要供养，找妓女收乐户保护捐。警长办理良民证，一个证收五元成本费。宣抚班编制就三个人，班长吃了一个空额，还剩一个班员。这班员专门把新民会发的宣传画往各乡公所村公所分派。宣传画是免费领的，他当年卖画，一户一张大洋五角。没钱给粮食，鸡蛋也行。晚上那警士和宣抚班员自找住处，两个首领便躲到围子里来躲灾。
    说了一阵，智广困了。邓明三把他领到隔壁一间屋子里。那屋盘着炕，烧着地炉，智广脱了鞋，和衣倒下马上睡着了。
    八
    第二天醒来，已是太阳一竿子高了。
    智广随邓明三回区公所吃了早饭，就去找宋明通，向他报告昨晚从“宪兵工作队”哨兵那里听来的情况。
    宋明通说：“看来昨晚那顿宴会是个关键，必须打听清楚昨晚队长和那过路干部谈判的结果。”
    智广心想，此事只有找三姑娘打听，别处无人可问。自己若去找三姑娘既不方便，又难免引人注意，一个小小年纪的学生找妓院的姑娘干什么？正这时，邓明三打发人来喊宋明通，他就又和宋明通一块到了区公所。
    邓明三找宋明通是布置为金队长备车的事。交代完了，宋明通就去忙活。智广想出个点子，要邓明三去召唤三姑娘。
    “三叔，你为金队长热心备车，可这小于在暗地给你拆台，你听说没有？”
    “没有哇，我跟他井水不犯河水，他打我什么主意？”
    “我听他那站岗的说，昨晚摆宴是跟那个八路干部讲条件。”
    “这我知道。”
    “什么条件你知道吗？”
    “听说要是那人降了，给他个官做。”
    “什么官？这里一个萝卜一个坑全摆满了，总得拔一个再按下一个对不？你知道拔哪个坑吗？”
    “哪个？”
    “就拔你，他们站岗的对我说的。官小了人家不动心，官大了拔不动，就你这区长，名分不小，势力不大。答应那人要投降，叫他当区长。”
    邓明三一听，立刻七窍冒烟，大骂了起来，说：“我做买卖还没这么赔过。弄了个汉奸帽子戴上，本还没收回来，就要撤我！我跟他拼了。这话靠实不靠实？”
    智广说：“靠实不靠实我也不知道，反正无风不起浪。昨晚不是三姑娘伺候的饭局吗，干啥不找她来问问？”
    邓明三一迭声地叫人去喊三姑娘，外边答应着就有人去了。邓明三坐在炕上生闷气，刘四爷挑帘走了进来。
    刘四爷看看智广，对邓明三小声说：“我要走了，你还有啥吩咐的，叫大侄子出去躲躲？”
    邓明三说：“他是那边的人，也不必背他了。你把这两集收的税钱交给抗日区长，说这是我们代收的，不敢留下。另外那二百，是我个人送的慰问品，请八路同志赏脸收下，只要给我条后路，我决不干‘剿共班’那样丧天良的事……”
    正说着，外边喊三姑娘来了。邓明三就住了嘴。
    三姑娘睡眼惺忪，披散着头发，似乎比昨天老了十年。一进门先打哈欠，懒洋洋地说：“刚合上眼，你又叫魂。”
    邓明三没好气地说：“昨晚上卖了力气了，没少得赏吧？”
    三姑娘似笑不笑地说：“你又不赎我从良，还不叫我做生意，我怎么混世？”
    “混世的才要讲个良心义气。”
    “我哪点没有义气？”
    智广冲三姑娘送个眼色，笑笑说：“三姑娘别当真，我三叔是心里着急。他想知道金队长昨晚宴客的情形。”
    “有啥说啥，干吗拍桌子吓耗子的。”
    邓明三问：“昨晚是请那个八路干部吗？”
    三姑娘说：“干部不干部咱不知道，反正穿的是八路军的破军装。”
    “金队长说啥哩？”
    “他光叫我劝酒布菜，到说正事时候就把我支出去，叫我到他跟班的住的屋里去歇着了。”
    智广问：“这么说你啥都没听见？”
    三姑娘说：“中间隔着半个院子，那些小光棍见了我又嬉皮笑脸地光打哈哈，能听见啥？”
    智广问：“一句也没听到？”
    三姑娘说：“跟班的有两人留在上房听使唤，他们溜下来歇腿，从他们嘴里听到了一星半点。”
    邓明三急问：“听到啥你可快说呀！”
    “他们夸那个八路是硬汉子。”
    邓明三问：“怎么硬法？”
    三姑娘想一句说一句：“说金队长说，他们已经查出来这人是个大干部，决不会放他了。前些天给他出了假殡，八路知道他已死去，也不会再来救他。当前就两条路。硬顶下去，决不让他过了这个年；表示合作，想当官给官做，不想当官给他一笔钱，送他去大地方享福。”
    邓明三问：“许他什么官？”
    智广使个眼色说：“是叫他当区长，替我三叔吗？”
    三姑娘说：“人家金队长说，想当区长就当区长，想当队长就当队长，想顶哪个角就叫哪个角让位。有皇军做主。”
    邓明三忙问：“那人说要干啥？”
    三姑娘说：“硬就硬在这里，人家一个字不吐，连大气都没出。金队长没办法，就叫人拿了一套新棉裤棉袄来，对他说，你不愿说话也行，自己把这衣裳换上，就算讲和了。你要自己不穿，年初一我们当寿衣也要替你穿上。”
    邓明三问：“换了没有？”
    三姑娘说：“人家还是一句话没说，衣裳也不接，自己站起来回到他的房子去了。”
    邓明三这才舒了口气，骂道：“这些贼攮的，就得八路军治他们。来，老三，给我烧口烟吧！人家那才叫汉子，咱是□王八！抽烟，活一天算一天！”
    刘四爷告辞出去，智广也跟着出来，又回到了宋明通处。宋明通听了智广的报告，说道：“这就好了。你还有一个任务，办完就可以回去交差了。”
    智广问：“什么任务？”
    宋明通说：“今天，必须在今天，你想法进宪兵工作队见那人一面，告诉他组织了解他的表现，叫他坚持下去，组织上设法营救他。”
    智广说：“这宪兵工作队可不好进，昨天我都到了门口，还给拦住了！”
    宋明通说：“你不是认识了两个兵吗？汉奸再硬也怕主子，到他主子那儿想想办法。爷们，想想那个同志的英雄劲，咱有再大困难也比不上他难吧！我知道你准能想出办法来，叫他们知道，老八路厉害，小八路也不熊！”
    一顶高帽，把智广戴得心里火热，自己也觉着自己是天下少有的能人了。他拿上存着的另一条烟，直奔洋楼而去。他出门的时候，见刘四爷和宋明通把头凑在一起嘀咕了些什么，然后跨上他的小毛驴，飞跑出村了。
    九
    上午十点钟，智广到了日军兵营。
    因为已是腊月二十九，工地上收工了。日本兵准许民工回家过年，因为他们自己也过旧年。从济南来了个慰问团，有女歌星，有“万才”，还有“文乐”。一些日本兵正在往院内扛杉槁，搭台子。距离兵营不远的地方，有一个陡坡，有个日本军官，骑着辆二六的军用自行车，冲了两次没蹬上去。他下了车，脱下呢大衣，正要往自行车把上搭，一扭头看见智广，就说：“小孩，过来。”
    智广走到了他近前。他指指大衣：“你的，你的……”
    他下边说不出来。智广就用日语说；“要我帮你拿着吗？”
    日本军官吃惊地看了他一眼，问道：“你会说日语？”
    智广说：“会一点点。”
    “好，你拿着，我冲上去。”
    智广把大衣抱了过来，军官蹬上车又往上冲，冲到中途，车停了，还没倒下，智广就从后边推了一把，那军官终于冲上了坡。他从车上跳下来，把车一扔喊道：“万岁，万岁。”他不再管那辆车，从智广手中接过大衣，摸着智广的头问：“你叫什么名字？”
    “一郎。”
    “中国也有叫一郎的吗？”
    “不，这是学校里日文老师给我起的日本名。”
    “好，好，你在哪上学？”
    “天津，我家在天津，到这儿看亲戚来了，区长是我亲戚。他叫我给皇军朋友送几盒烟来，我送你两盒烟可以吗？”
    “当然可以，当然！中国人里也有我的朋友，朋友的烟当然可以收。”
    这时一个士兵来向军官敬礼，问他是否需要把车推回去？军官问智广：“你会骑自行车吗？”
    智广说：“还骑不好。”
    “骑上，到我那里玩去！”
    智广骑上车，摇摇摆摆。这军官竟然从后边替他扶着，连扶带推一直到吊桥口上。哨兵立正行礼了，他才撒手。哨兵也不再问智广，笑着看他和军官一起进了营房。
    这个三角形的城堡，门开在朝西的一面，正对着宪兵工作队那个小围子，相距有一里来地。进了围墙，中间是个三角形的院子，沿着围墙，是一溜红砖白瓦的平房。院子的一头已用土垫起来一个小舞台，四角四个柱子和顶上的横杆，全用红白两色的布条缠了起来，迎面横杆上悬着两盏大圆纸灯笼。灯笼上印着日本国徽和“武运长久”的毛笔大字。一些士兵还在最后装饰那个台子。军官领智广到了坐北向阳那一排平房中间的一间，帮助推车的士兵赶上去帮他们开了门。
    屋子里是日本式的榻榻米，迎面挂了一幅本县地图，地图下边木架上架着战刀。军官脱掉大衣，智广发现他领章上只有四框一线，并没有星，不过是个准尉。
    准尉有三十来岁甚至更多一点，矮个儿，胖墩墩，脸上挺死板，只在笑的时候才有生气。他从壁橱里找出一纸盒糖，纸盒口印着一个跑步的运动员，上边有几个日本假名。他问智广：“能念吗？”
    智广念道：“苦力果。”
    “好，送给你过年。”
    “谢谢。”
    “你到这儿很久了吗？”
    智广说：“有一星期，不，十几天了吧！”
    准尉说：“这里老百姓生活很苦。还有，他们对皇军很害怕。警备队，中国的和平军也欺侮他们，是吧？不像天津，是吧？”
    “好像是。”
    “是啊！没办法，战争！”
    准尉说到这儿，点起一支烟，大口大口地吸烟，然后眼睛望着远处吐烟圈。他吐得很圆，烟圈急速滚动着往前跑，一个还没散，一个又追出来。他不再和智广说话了。智广站在一边不知走开好还是再呆下去。
    这时立在一边的火炉火小了，这是城市里烧煤块的那种取暖炉。可烧的是木柴，墙根堆了一堆劈好的木柴。智广问他：“我放点木柴进去好吗？”
    “好！”准尉像忽然醒过来似的抖动一下，问道，“你不是说来给朋友送烟吗？去吧！”
    “谢谢了。”智广为他加了一块木柴。
    “唔，你的朋友是谁？”
    “片山先生和加藤先生。”
    “晤，他们住在对面。你是怎么认识他们的？”
    “加藤先生吗，”智广转了转脑子说，“有一天他到小围子去，走在路上偶然碰到我，听我在唱日本歌曲，就和我认识了。”
    “那是好几天以前的事了吧？”准尉若有所思地说。
    “是的，好几天了。”
    “是的，那个伤员，好几天没有去看过了，那个人……唔，你去吧，去吧。”
    智广到对面屋子找到了片山。
    这屋里也是榻榻米，一个铺两副卧具。可有四五个士兵在屋里说笑，榻榻米上放着一块“栗羊羹”，一瓶啤酒，几个桔子。见智广进去，片山就说：“刚才看见你跟队长一块进来，都问这是谁家的孩子，我说是我的小朋友。”
    碰到一个会说日语的小孩，士兵们很开心，一个人端起枪冲智广说：“你是不是八路的谍报员？”
    智广说：“很可惜，我还没见过八路军是什么样。”
    片山推了那人一把说：“不要这样，我们只杀和我们作对的中国人。”
    那人说：“我是开玩笑，看他害怕不害怕。”
    智广说：“害怕就不会到这儿来了！”说着把剩下的烟全从手巾包中倒了出来，几个士兵全笑了，大家伸手去抢。那人赶紧放下枪来抓烟，可他没抢到，气呼呼地说，“不行，把烟放慰问品里，咱们来锤子剪刀布，谁赢了谁先挑，这太不公平了。”
    片山说：“不要来锤子剪刀布了，大家平分好不好？”
    那人说：“不能给加藤，他给那个八路军看伤，每次宪兵工作队都送他烟，他已经占许多便宜了。”
    这几个人争了一顿，仍然把烟平分了。然后又来锤子剪刀布，片山赢了拿了“羊羹”，他送给智广说：“送你过年。”
    这时给队长推车的那个士兵跑来说：“那个孩子还在吗？队长叫他去。”
    智广不知出了什么事，心怦怦乱跳。随那士兵到了队长室，发现邓明三、宋明通两人正恭恭敬敬站在那儿，桌上放着一个大锦盒，两包点心，几瓶罐头，队长脸上仍然死死板板，可也没有怒气。
    队长说：“今天放民工回家过年，翻译陪军曹去讲话去了，你替我翻译一下好吗？”
    智广说：“遵命。”
    队长说：“请他们坐下，唔，你也坐下。我的翻译怎么能在中国官员面前站着呢？”
    邓明三、宋明通鞠过躬坐下，说是过年了，皇军辛苦，没什么表示敬意的，送来一点纪念品。他们把锦盒打开，里边是三十几个铁烟盒，盒面上是北京前门的图像。邓明三又指指点心和罐头，说这是送给队长个人的，希望不要嫌寒酸，赏脸收下。
    队长板着脸致了谢，又说了几句“中日提携”，“推行第六次治安强化运动”，“要防止八路军谍报人员侵入”等话，就送他们走了。他们刚出门，金队长迎面走了过来。
    金队长今天要见皇军队长，把皮袍子脱了，穿了一身“协和服”，戴了顶战斗帽；虽不骑马，却穿一双带刺马针的靴子；虽未挎刀却扎了条挂刀用的皮带。他见准尉在送客，敬完礼后就立正站在一边，准尉当然还要对邓明三说两句客气话。金队长看到是由智广翻译，露出一脸惊诧。恰好准尉送走邓明三后，又对智广说：“我去有点事，你陪金队长进去。”金队长对智广更加估不透了，再三推让，非叫智广先进门，进去后满脸含笑说：“又幸会了。不知道小老弟还会一口日本话，并且和队长相熟。我以前常来，怎么没见你？”
    智广说：“我昨天说了，我才来几天，金队长还不放心？”
    “不是不是，你跟皇军的关系我怎么不知道？”
    “有些关系是不必全叫你知道的，你不放心可以问皇军队长么！”
    “明白了，明白了，自己人，自己人。别误会，这么小年纪日语就这么好，看来不同寻常……”
    这时准尉回来了。脸上仍然死死板板的。让金队长坐下后就问：“没什么变化吧？”
    金队长叹口气，低下头说：“怪我没能耐，请队长处分。”
    “我知道不会有变化的，并不怪你。你勇敢地承担这个任务，精神可嘉。”
    “那，按队长命令办吧？”
    “明天！过了午夜十二点再办，叫他过个好年！”准尉毫无表情地说，“让他洗个澡，给他一套新的、干净的衣服。要正式出布告，说明他是间谍，不是一般战俘。”
    “他不肯换。”
    “不用换，他可以把他自己的衣服套在外边。我们尊重有骨气的军人。”准尉对智广说：“你可以玩去了，顺便把加藤叫来。”
    智广叫来加藤，他装作看人们装饰台子，留心队长室的动静，过了一阵，金队长和加藤都出来了。加藤急匆匆回他自己屋中，金队长凑过来跟智广闲谈：
    “你常在队长身边，以后有事还请多关照。欢迎你上我那儿去玩，我们作个忘年之交的朋友吧。”
    智广说：“队长很忙，我去打扰合适吗？”
    “不要客气，日子长了我要请你帮忙的地方多了。你常跟各个机关各杂牌队伍的人见面，一定知道他们许多内情，这些人有的很坏，敲诈勒索，无法无天；有的暗地通敌，出卖情报，把新政权、新秩序的名声弄坏了，所以老百姓才向着八路军。你再看到有这些不法的事可以告诉我，我来收拾他们。你也算为新政权效力了。我是汪**领导下的国民党员，我们要靠友邦的协助在中国实行三民主义，和那些土匪不一样。我们是有理想的人！”
    加藤扎好腰带，背着红十字皮挎包来了，对智广说：“队长叫你晚上在这看戏。等我回来一块吃饭，你自己在这玩吧？”
    智广问：“你上哪儿？”
    他说：“我跟金队长去一趟，有点小事。”
    智广说：“金队长刚才欢迎我去他那里玩，我不去就失礼了，是吧？不知道金队长是不是只说说客气话，我就当真了。”
    金队长说：“不不，你要去我一定欢迎。”说完他却皱起了眉头。
    智广说声：“谢谢。”抢过加藤的挎包背上，金队长无可奈何地和他们一块走了。
    十
    白天小围子院里反比昨夜晚清静，动刑的凳子撤了，绳子解了，邓明三他们打牌的房子全关着门，连“剿共班”住的宿舍也关着门，听不到一点声音。
    加藤问：“怎么这么冷清，他们人呢？”
    金队长说：“由那几个犯人领着，起枪去了。”
    智广问：“真有枪？这些人……”
    “有个屁！”金队长说，“有枪的是八路的堡垒户，他们不敢碰！这是些土财主，没有枪！”
    智广说：“哟，‘剿共班’叫他们骗了？”
    金队长说：“他们也知道没有枪，故意打得他们胡说八道，借起枪名义拉回叫他家里人看看，好逼他们拿钱来赎。这帮土匪，皇军的王道乐土全叫他们弄坏了。等他们把钱弄到手我再收拾他们！”
    角门口放哨的一见这三人来，立刻从石碾子上跳了下来，举手凑在瓜皮帽上敬了个礼。加藤等三个人像没看见他径直进了里院。
    里院是整整齐齐的四合院，原来这才是地主家的正式宅院。金队长问加藤是否先到队部休息一下，加藤说：“不，先去换药。”金队长就陪他走到南边墙跟，两间堆草的屋子门前。这里没有哨兵，也没看守，门大开着，屋里有一铺小炕，一桌一椅，那个穿八路军军装的人闭着眼在炕上躺着，金队长进去，他睁睁眼没动，加藤进去，那人微欠起身来了。智广一露面，那人浑身似乎震颤了一下，但马上又闭上了眼睛。
    加藤说：“请先打一盆水来，我洗洗手。”
    金队长把头伸出门外喊道：“打水来。”
    听到喊声，跑来个人，正是昨晚和智广说闲话的那个。
    金队长说：“叫你打水，怎么空手来了？”
    “报告队长，我是来请您去讲话的，接太太和老太爷的人马上出发，您有什么嘱咐没有？”
    金队长看看表说：“一点了，怎么还不走？”
    “等您训话呀！”
    “训你妈个×！”金队长冲了出去。那个兵急忙随他走了。
    加藤问智广：“金自己去打水了？”
    智广说：“不，他去布置人接他的老婆和父亲来过年去了！”
    “这个混蛋！”加藤就气哼哼地找了去。
    就在这一刹那，那人睁开了眼。这人头发老长，面孔浮肿，胡子拉碴。他一睁眼，智广从那狐疑的眼神中一下认定了他，就急忙小声说：“我代表组织通知你，坚持下去，外边正设法营救，这两天吃好，他们给衣服就穿上，套在里边准备出去！”
    这时外边脚步声近了。那人点点头，又合上眼，嘴角动了一动。
    金队长抢先进屋，看看没有异样，随后一个兵端来一盆清水，最后加藤才进来。他洗过手，拆绑带，拆了绑带又洗手，然后给伤者把腿锯断的地方消过毒，上好药，重新包扎起来；再洗了一次手，从皮包掏出一瓶药来说：“这是止疼的，疼的时候服两片。”
    金队长要说什么，加藤拦住他，对智广说：“你来翻！”
    金队长说：“这人是日本留学生，他听得懂日语。”
    加藤说：“请你不要多嘴，翻，再加上句，日本士兵向他致敬，我尊重有人格的人！”
    智广和加藤走出小围子，智广把皮包拿下来还给加藤。加藤问：“队长请你去吃饭，看戏，你不去了？”
    智广说：“当然去，可是我要先去告诉我家里人一声，免得他们不放心。”
    “对的，早一点来吧！”
    “我不一定去吃饭了，戏是要看的。”
    智广告别加藤，一路小跑去了乡公所，只见乡公所门口套好了两辆轿车，四个宪兵工作队的兵一辆车上坐了俩，除去两个赶车的外，宋明通也跨辕坐在车上。
    智广奇怪地问：“乡长，你也进城？”
    宋明通说：“你快来说说情吧，这几位老总非拉我一块去。这大过年的我走得开吗？”
    和智广谈过天的那人把头从轿门伸出来说：“翻译官，你别管闲事。这是金队长的命令，叫乡长陪着去，出了事先枪毙他！”
    智广心想我多咱又成了翻译官呢？也不去争论了，只对宋明通说：“那你就放心去吧，这边的事凡你嘱咐办的，我全能办。”
    宋明通说：“也没啥，你家带话来了，今下午再玩一下午，天亮前赶回家包饺子去吧，就别太贪玩了。”
    车把式问过宋明通是不是出发，宋明通点点头，一阵吆喝，车就朝村外赶去了。
    十一
    既然现在不走，智广决定去洋楼再了解点情况。他到洋楼时，演出已经开始了。日本兵都盘腿坐在地上横放着的木料上，除去日军，准尉还请了各据点伪军伪机关的头目。金队长、八字胡、麻子脸都在座，邓明三也来了。
    这是日本一个什么“后援会”和山东新民会联合派来的慰问团，除去演出节目，还带来一堆“慰问袋”。慰问袋白布缝成，上面印了日本国旗，写着歌颂战争的徘句，还有日本女人、孩子和风景的漫画，里边装了糖果、刮脸刀、小镜子、针钱板之类小物件。准尉下令给汉奸头头们一人也发了一个。日本兵当场都打开把吃食拿出来吃了。几个中国人全双手捧着它像圣物一样动也不动。
    智广在场外逡巡了半圈，准尉看见了他，朝他招手。他本想不过去，看见坐在一边的金队长正拿眼盯着他，他就大大方方走到准尉面前，行了个礼。准尉说：“坐在我旁边吧。”智广说：“谢谢。”就坐了下去。准尉对坐在后边的邓明三说：“你这个孩子很好，我很喜欢他。”这时一个没见过的日本二等兵，讨好地把话翻译了过去，邓明三连连点头致谢，说：“孩子小，不懂事，请太君多教导。”那个兵又把话翻成了日文，而且加了好多谄媚词。智广听他不论说中国话还是日本话，都带点怪口音，就知道他是那个高丽翻译。这个人跟汉奸头目们勾结，敲诈勒索，杀人害命和卖毒品，无恶不作。不少人到敌工部报告过他的罪恶，智广不由得就多看了他两眼。这人从服装到姿势全模仿日本士兵，模仿得不算不像，可脸上一股狡诈气、谄媚气却是日本兵脸上少见的。日本兵有的残忍，有的蛮横，更多的狂傲，却没有这股奴才相。这倒是汉奸们脸上常带着的。
    高丽翻译发现智广看他，就点点头。演出开始前慰问团长请准尉上去讲话。高丽翻译跟着站了起来，准尉板着脸说：“我不准备对中国人讲话，用不着你。”
    队长刚离开，高丽翻译就活跃起来，先是打开慰问袋吃食品，故意嚼出声音，用日本话说：“啊，真好吃，真好吃。”一边用中国话对那些汉奸头头们说，“你们打开尝尝嘛，好吃极了。我们日本点心不像你们中国的油腻腻的，好吃极了。”他见智广不理他，又主动凑过去说，“我叫金井一郎，翻译。”智广说：“你的中国话我听不大懂，还是用你自己国家的语言说话吧。”翻译先是瞪了一眼，马上又笑起来，改用日语说了一遍，并且补充说，“您是外地来的，我的中国话为了叫当地人听懂故意用山东口音了。”智广装作不知情地用日语问：“你好像不是东京人。”金井说，“噢，你会说日语，太好了，我是釜山人……”
    这时不知准尉讲了什么，全场都高呼起“万岁，万岁”。汉奸们莫名其妙，赶紧也跟着喊。准尉讲完话下来，节目就开始了。
    邓明三把头凑近智广问：“他们看戏兴拍巴掌吧？”
    智广说：“兴！”
    邓明三说：“啥时候该拍巴掌，你捅我一下，别让我误了。”
    这是一套杂八凑的节目。有日本相声，有文乐，还有中国人用口琴伴奏唱《四郎探母》。准尉正襟危坐，不断地吸烟。汉奸们两眼发直，只有在演日本相声时士兵们哈哈大笑，金井也笑，故意笑得声音比别人大。准尉白了他一眼。他把头低下去了。智广往后边瞧了几次，没看到加藤，就问准尉：“加藤君坐在什么地方？我可以看看他去吗？”
    准尉说：“他刚刚出诊回来时还好好的，忽然犯了胃病，疼得厉害，向班长请了假。你可以看看他去。”
    加藤住在西侧，智广故意从东侧出来，这样他就绕着院子看了一圈。原来他没到过的南侧是伙房、仓库和炊事兵的宿舍。每个炮楼下层都是勤务室，装有电话，挂着士兵们的名牌。
    他找到加藤的房间，敲了下门，里边沉闷地应了一声。他进去看见加藤靠墙坐着，在闷闷地吸烟。
    “噢，是你，早来了吗？”
    “看了一会儿演出，听说你病了，我来看看。怎么不休息？”
    “好了一点，谢谢你。演出有趣吗？”
    “我不觉得很有趣。”
    “这算什么戏班子，把这种下等玩意给当兵的看。”加藤摇摇头说，“我不想看他们。”
    过了一会儿，加藤问道：“你过了年就回天津吗？”
    智广说：“我想是。爸爸没有来，妈妈不放心。”
    “走吧。”加藤望着窗外说，“我是老师，我有责任教育学生要善良、正直，在这儿你找不到模仿的榜样。”
    “嗯？”智广正色地问。
    “唔，我是说这据点里你见不到高尚的人，小孩子不适宜在这种地方生活。”
    “我明白了。”智广试探着说，“你认为，今天你去给他换药的那个人也是下流的吗？”
    加藤吃了一惊，看着智广半天没说话。过了好久，结结巴巴地说：“你年龄还小，有许多事不是你这年龄的人应当知道的。”
    智广说：“我知道加藤是个好心人，好老师，和许多人不一样。”
    “你凭什么说我是好心人？”
    “你给那个人换药很认真，而且尊重他！”
    “噢，千万不要说出去，你答应我不跟任何人说！是吗？”
    “当然。”
    “那个人是我们的敌人，在战场上见到也许我会杀死他，或者我被他杀死。可他，他是个品格高尚的中国人；外边看戏的那些中国人是猪，是狗……”加藤突然住了嘴，被自己吓住了。
    智广催促说：
    “您往下说呀！”
    “没什么，没什么，我今天病了，乱说了一气。”加藤摇摇头，不再说话了。
    外边人声嘈杂，演出完了。智广站起来告辞，加藤说：“队长要请来看戏的中国人吃饭，你不留下吗？”
    智广说：“如果我能和你两个一起吃我就留下。”
    加藤说：“不行，我是士兵，最低一级的士兵，没这个权力留你。将来吧，将来我退伍以后可以一起吃饭。”
    又有人敲门了。金井探进个头来说：“学生，队长先生请你去吃饭。”
    智广只好随他走出来。
    尽管是冬天，宴会就在院中进行。士兵们把看戏坐的木料拉开，围成个方形，用子弹箱架起木板来作长桌，然后每人一份摆上了碗筷和酒杯，搬来了几木桶清酒。日本士兵按建制坐好，准尉就让中国人就座。炊事兵先给每人送上一小盘鱼片和酱油碟，随后又送来“天妇罗”。准尉举着杯说了些祝贺新年，希望中日提携、共存共荣等话，就推说“还有公事要办，不能陪大家，希望各位尽兴”，回自己屋去了。
    汉奸们夹块生鱼放在嘴里，嚼嚼不是滋味，想吐出来又不敢吐，有的人就大口喝酒，像送药似的往下送。有的装作擦嘴，把它吐到袖口里，扔到地上怕日本兵看见，只好用手攥着。
    过了一会儿，金井又来传话，队长请区长和智广去他屋里谈话。
    原来准尉在屋里自己单独摆了一份饭，这时他已吃完，叫勤务撤下食盘，端上茶来。让他们坐下后，准尉就问邓明三，智广家里有什么人，父亲干什么。
    邓明三当过土匪做过生意，说谎可满有经验，就说他弟弟原在大连满铁做工，后来调到天津，一直在铁路上干活；除去智广外，他弟弟还有一儿一女，全在天津；智广放假回来过年，过完年就回天津去。
    准尉说：“你弟弟靠做工，供三个孩子上学不容易吧。”
    邓明三说：“所以我常补贴他们。”
    准尉就说：“我很喜欢这个孩子。如果他父母跟他自己愿意，我想收养他。在我的部队里有人当过教员，可以教他知识，他随着皇军部队还可以使思想纯正。建设大东亚共荣圈，这样的人才有前途，你看怎么样？”
    邓明三眨了半天眼说：“谢谢队长好意栽培，不过我得跟他父母商量一下。”
    准尉问智广：“你愿意跟着我吗？”
    智广说：“我要回去问妈妈，我一切听她安排。”
    “好的，好的。皇军也尊重孝道。不孝哪里有忠？你们去吧，早一点商量好告诉我。”
    十二
    原来听说金队长太太要来，邓明三吩咐备车的同时就叫人赶紧扯布买棉花，找人做了两床新被窝，晚上进小围子时带了进去。走到角门口，就请哨兵报告金队长，说区长送礼来了。官不打送礼的。这礼物不重，可送的是地方。金队长亲自迎出门来，笑着说：“这怎么敢当？”破例把邓明三请到“宪兵工作队”院里去吃茶。
    “宪兵工作队”院里正在杀猪、宰鸡，靠西边一溜兵营的檐下挂了一串日本纸灯。智广看了一下，被俘干部那屋的灯也亮着。金队长一直把他们让进堂屋。
    堂屋是一明两暗的房子，外间屋靠墙放着个八仙桌，桌旁有个五十开外穿长袍的人正在一叠白纸上写布告之类的东西。对面墙上一张条几，条几上整整齐齐平放着许多书和本子。智广看了一眼，发现全是根据地出的小册子和敌伪编印的关于共产党八路军的资料——“整顿三风”，“二十二个文件”，“二五减租”，《新民主主义论》，《中国向何处去》等等。他想仔细看看，金队长过来客气地把他让到东间屋去了。
    东间屋是金队长的办公室，墙上挂着全队的名牌、本县地图。地图上把八路军的根据地、游击区全用红笔勾了起来。窗下一个洋式办公桌，桌上放着一本《曾国藩家书》，一本言情小说《北么南飞》。旁边一个桌上还堆了些旧书和日文书。
    金队长请他坐下之后，勤务兵送上茶来。
    邓明三笑着说：“一看队长这办公室，就知道是个有学问的人。不像我们这些粗人。”
    金队长说：“哪里，还是区长经验多，民情熟，从政有方。”
    邓明三问：“你看这么多书，想学点啥呢？”
    金队长说：“就是要找个治国之道。圣人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国不治，天下何以能平？咱们中国又穷又弱，四万万人如一盘散沙，在当今这个世界上是注定要当亡国奴的。‘中央派’得了势，中国亡于英美；共产党得权，中国亡于赤俄。所以汪兆铭**毅然决然投向和平阵营，重建国民党，寻求救国之道。日本虽然也要取我们的利益，可他到底还是亚洲人，同文同种，尊礼信佛。只要我们与他共存共荣，打倒英美，建立东亚新秩序，他们并不想灭我民族，还是能保存住我们的国号的。现在不是挂青天白日旗了吗？当然，要尊人家为盟主。那有什么办法，谁让中国弱呢……弱肉强食，天意如此！所以我最恨八路军。抗日抗日，这日本是你几个土八路抗得了的吗？要没他们，皇军就不会扫荡。不扫荡天下不就太平了？老百姓少受多少苦！”
    智广听得又气又恨，极力压住自己想批驳他的冲动。邓明三却打起哈欠来了。金队长忙说：“你看，我又犯了书呆子的毛病，大过年的谈什么政治呢？来，看看我的卧室去。”
    他领两人到了西边那间屋。
    原来金队长去皇军部队看戏的时间，他的部下已把这间房收拾好了。红暖帐，红椅垫，都是“剿共班”扫荡时抢来戏班子的东西送给他们的，新毛巾新肥皂是他的部下凑钱买来孝敬的。邓明三说：“现在也快到车站了！”
    金队长说：“刚才宋乡长从县里摇来电话，说他们已经到了县城啦。明天头晌午准能赶到，决不耽误三十晚上送神！”
    “那更该道喜了。”
    “我请客，我请客，过了年我这儿就清静了，欢迎你们常来玩。我跟你们学学平和断幺门前清！”
    “怎么，队长不会打牌？”
    “我会打派司，可这儿找不着手，麻将也会，可打不好。”
    胡说了几句，邓明三就告辞出来。
    “剿共班”今天图吉利，也不过堂了。昨天起了一天枪，屁也没找到。可主人家一看当家的打得皮开肉绽，没了人形，当场交出地契枪款，由他们卖地，也算发了利市。这晚上全班放假，公开招赌，各个屋推牌九的、掷骰子的、打麻将的，全都热闹起来。邓明三他们也玩了个通宵。“剿共”班长赢了钱，吩咐厨子伺候一顿夜宵不收钱。
    智广心里惦着营救过路干部的事，坐立不安，早早自己上炕躺下，折腾半宿还没睡着。后半夜才睡过去，第二天醒来已是半晌了。
    “剿共”班长又请了赌客们一顿早饭，肉丝面条大馍馍。饭吃完，邓明三说金太太也快到了，不如到金队长那儿贺个喜，接到太太再散。其余几个人也都受宪兵工作队的辖制，一听这消息，就埋怨邓明三有进身的路子自己捂着，不让别人沾边，很不够朋友；马上派人去买水果、洋糖给金队长太太接风。这消息报进去，金队长更是高兴，便叫人把大伙全请了进去。
    进到堂屋，人们看见桌上一叠布告，地上竖着个牌子，就吃一惊。再一细看，牌子上写着：“抗日犯无名氏一名”，名字上还没勾红。八字胡就问：“怎么，年三十了队长真要出红差？”
    金队长说：“不到这地步，我也不敢请你们进来。这几个月多有得罪，皇军的命令，概不由己！”
    “什么时候出斩？”
    “皇军说言而有信，等他到底。三十晚上十二点再问一回，不降就斩，决不拖延了。”
    智广远远往过路干部住的房子一看，果然上了锁，心中便像热油浇的一样难过：到半夜还有十几个钟头，天兵天将怕也来不及救他出去了。
    金队长摆上烟茶糖果，陪大家说了一会儿闲话，看看十点多了，人还没到，就有点急。问道：“早上五点火车，现在该到了，怎么还不来？”
    众人说：“太太尊贵，车不敢赶得太急，多走一会儿是必然的。”又瞎聊了一阵，金队长看看表十一点半了，就更沉不住气，喊下边人集合一班弟兄，上公路上去迎。人刚集合好，哨兵跑来说：“队长，接太太的人回来了。”
    金队长问：“车呢，停在吊桥外边了？”
    哨兵说：“这我还没看到。”
    “混账，还不看看去。”
    正说着，去接太太的四个兵有一个进来了。队长便问：“车到了吗？”
    那人变颜变色地说：“还没有。”
    “还有多远？”
    “二十里地。”
    “什么，你们怎么闹的？”
    “车坏了，太太又不能走路，没办法。只好停下来修车。”
    “太太跟老太爷就这么冷的天坐在路上等着？”
    “没有，那旁边不是鸡鸣寺据点吗？我们说了一下，据点的警备队长说认识您，他把老太爷和太太接进据点去歇着了。老太爷怕您不放心，写了封信叫我先送来，说不用急，下午准到，误不了送神。”
    金队长脸上这才有点温和气，骂道：“你们这群笨蛋！白拿粮食养活你们了！这点事也办不好，等太太到了我跟你们再算账！”
    金队长接过信，打开来仔细看。送信的兵目不转睛盯着他的脸。金队长眼睛一瞪，当兵的就打了个哆嗦。可金队长眯了会儿眼又笑了，当兵的这才舒了口气。
    “各位，家父和贱内要下午才到，我就不敢再留你们了，都挺忙，还是自便吧。”
    众人都是会看眉眼高低的，见金队长心里不痛快，就借机告辞。邓明三也要走，金队长说：“您留步，我还有事请教。”
    邓明三满心狐疑地站住了，智广也停了脚步。可金队长说：“我跟区长有点小事要合计，小世兄，你听着也没意思，你玩你的去吧！”
    智广只得满心狐疑地走出了小围子。
    这时距吃饭尚早，刘四爷、宋明通又都走了，智广无处可去，便在村里闲遛达。
    小土围子在街北头，挨着围子附近，有个小院，门口贴着“马蜂坞戒烟局”和“宣抚班”的牌子，对面就是警察所。警察所已经上门了，门口有辆小平车，摆着烟卷、洋糖和当地少见的苹果。苹果摊旁边有个卖烧鸡的，有几个伪军倒背着大枪在抽签子。再往北走，两边店铺都上了门，冷冷清清就不见人影了。从大街上顺个巷子走进去，拐个弯就是个场院，隔着场院有几户人家，有的在当院竖灯竿，有的在院外推碾子。尽管在敌人鼻子底下生活，仍在按习惯办年。智广走过去看看，人家见他是从据点过来的，便不理他。他见墙根底铺了张席子，晾了一席鸡毛，就搭讪着问推碾子的人：“晾这些鸡毛干啥用？”
    推碾子的是个老婆婆，就噘着说：“拿碱煮了，晾干了做褥子。”智广问：“谁家杀这些鸡？”老婆婆说：“还不是你们据点里，老百姓谁杀得起？”智广问：“这鸡毛是你捡来的？”老婆婆说：“我进得去据点呀？是那个高丽翻译官抱来的，叫我给他煮，给他做。煮得锅恶臭，大过年的连馍馍也没法蒸，天下哪里找这些鳖孙去？”
    智广问：“为什么他单来找你？他怎么认识你家？”
    老婆婆说：“日他娘。夏天俺儿媳妇去拔麦子，回家晚了，从洋楼东里经过，洋楼里鬼子嗷嗷叫了两声，谁懂他叫的啥呀？俺媳妇吓得就匍匐下了。谁知道这一来犯了忌，当，当！洋楼鬼子就是两枪，正打在俺媳妇胳膊上！有看见的送了信来，俺全家哭着喊着去找宋乡长。宋乡长进洋楼说了情，才领俺去把孩子抬回来。谁知道第二天来了个背皮包的鬼子跟这个高丽翻译，鬼子说昨天洋楼上问是谁，俺媳妇没回答，他们开枪打错了，对不起俺了，要给俺媳妇看伤。俺不叫他看，他非看，日他娘，又惹下麻烦了。”
    智广问：“看伤又惹啥麻烦？下毒药了？”
    “药倒是好药。可看完伤，他前脚回去那个高丽翻译后脚又回来，说是皇军来看伤不收药费，你家总得给个鞋钱，买盒烟卷吧！看一回要一回，那鬼子装好人看伤，暗地派高丽棒子来要这要那。这高丽人还说，钱是给皇军医官的，他分文不要，只求俺给他干点活。今天洗衣裳，明天拆被窝，日他娘，打了俺的人还讹上俺了，过年又叫俺给他煮鸡毛！你年轻轻不学好，跟他们混什么劲？”
    智广并不解释，讪笑着走开。心想金高丽打着加藤的旗号敲诈勒索，加藤还被蒙在鼓里。有机会应当告诉加藤，治那小子一下。
    智广又往前走，找着条胡同，又拐回大街上，恰好从对面胡同出来一个骑驴的女人，后边跟着个半大小子。那女人穿一件黑土布薄棉袄，蓝土布棉裤，头上罩了黑帕子。已经擦身走过了，那女人忽然拉住了驴，叫道：“小先生。”
    智广听着口音耳熟，走近一看，原来是三姑娘。三姑娘换了衣裳，也没施脂粉，又少了身后的大辫子，一下老了有十岁，像个四十多岁的乡下大嫂。智广问道：“你，你这是上哪儿去？”
    三姑娘说：“我也回城里家去过年。我家有个病爹，瘫在炕上。不去看看，我心里不妥帖。”
    智广笑笑说：“你这么一打扮，我不敢认你了。”
    三姑娘说：“这个样是我的本相，那个样倒是打扮出来的。衣裳，辫子，耳钳子全是借帐置办的，不作营生舍得穿呀？还指着它挣钱呢！”
    智广说：“你的心挺好，干那个下贱事干啥？换个营生吧。”
    三姑娘眼圈一红，叹口气说：“俺爹有病，欠了人家钱，把我当出去还账的，再有两年把账还上，我就不干了。要有人收我从良，天边我也去，咋伺候他我也情愿。都是人生父母养的，谁愿意自作下贱呢。”说着，三姑娘从她挎着的小包袱里掏了半天掏出一挂脆枣，递给智广说：“过年了，我没啥送的，这是我的一点心意。你们都是办大事的人，老天保佑你们！”
    智广说：“这我可不敢要。”
    三姑娘脸刷地一下红了，眼睛转了转泪花：“嫌我这东西来的不干净吧？”
    智广忙说：“不是！”
    三姑娘说：“再不济，我的钱也比那些人的干净！”
    智广笑着说：“我要，我要。我是觉得你帮了我不少忙，我没啥给你的，不好意思。”
    “你看得起我，拿我当人，比送啥都强！”
    智广接过脆枣，冲她点了下头说：“多谢你了。”
    三姑娘抖抖缰绳，小毛驴得得地往南走了。智广一直看她走远，心想：“这跟我在集上看见的真是一个人吗？”
    智广提着这串脆枣，走到乡公所。院子里没有人，显然都回家过年了。正在踌躇，忽听有人压着嗓子喊他：“小邓。”
    “谁？”智广看看，周围没有人。
    “进来，我在屋里。”
    智广听出声音来自西屋，就推门进去。一看吓了一跳，跟他同属于一个交通站的老魏在炕沿上蹲着呢。
    老魏说：“你上哪儿去了？我等你半天没回来。”
    智广说：“你来干啥？”
    老魏说：“上边叫你马上回去，一分钟不要在这儿停了。”
    智广说：“我还要听听那个干部的消息。”
    “那不是你的任务，你的任务完成了。快走，执行命令。”
    智广无可奈何，饭也没吃就上了路。幸亏三姑娘送了那串脆枣，他全吃进去，找个人家要了碗米汤喝，才走下这十八里路来。快到目的地前，远远看见公路上两辆轿车，车辕上跨着的像是宋明通，后边还有三个扛枪的护卫着，急急忙忙奔马蜂坞据点赶去。
    十三
    智广回去并没有紧急任务，汇报完之后跟同志们一块烧了锅水洗洗澡，换下学生装，穿上公家发的棉衣过了个热闹年。他一直想打听过路干部的事，可站上没有人知道。领导当然知道，谁敢去问呢？想等老魏来问个究竟，老魏一直没回来。
    过了正月十五，老魏才回来。智广忙去找他打听。
    “那个被俘的同志到底怎样了？”
    老魏说：“还怎么样？叫敌人枪毙了！”
    “我不信，你别蒙我！”
    “不信你去看哪，我揭回一张敌人的布告来，在领导屋里哩！”
    智广装作有事报告，去找领导，果然在桌上看到张布告，就是在金队长屋里看见过的那一种，连字体他都认得。他心里立刻揪得发疼，问领导说：“这是真的？”
    “当然是真的，马蜂坞街上贴满了！”
    “那我不是白去了？没有完成任务。”
    “你的任务完成得很好，该看的看了，该说的说了，别的就不是我们所能负责的了！”
    智广好几天舒不开心，并且觉得他的领导太狠，对同志连点痛惜的感情也没有。
    刘四爷照样骑着驴四处赶集，开春后敌人又来了次扫荡，但规模很小，并且被我们打了个伏击打退了。扫荡的第二天，刘四爷赶马蜂坞集去收税，带回一个消息：从来不参加扫荡的“宪兵工作队”这次主动要求参加了扫荡，在金队长和“剿共”班长并肩撤退时，“剿共”班长中了我方枪弹当场阵亡了。
    半个月以后，刘四爷又带了个消息，“剿共班”的人告了金队长一状，说：“剿共”班长不是八路军打死的，是中了金队长的黑枪。因为金队长找“剿共”班长要走一具撕了的肉票，冒充八路战俘，打了一枪埋上了，真八路干部却放走了。日军队长把金队长抓去审了一阵，用刺刀挑了，还派加藤去挖出尸体检验。验的结果是真是假，却无人知晓。
    数月后邓明三的任期已满，日本人解除了他的职务。不少人都花钱运动要继任他的区长。宋明通出的价儿最大，“皇军”把区长的官衔给了宋明通。宋明通从前院乡公所搬后院区公所去了。
    十四
    宋明通的伪区长干了半年多，战争形势起了根本变化，日本人要收缩战线，撤销了马蜂坞据点。撤退时伪军在前，伪机关居中，日本兵殿后。宋明通没机会脱离他们，便随着进了县城。
    我们的力量增强了，部队就进行大整编，邓智广的单位全建制南下，并人了新四军的序列。日伪据点拔掉之后，农村里就开始了“除奸反霸”运动。宋明通心想，领导人和联系人全南下了，找不到人为自己证明，回到村里若被人当作真汉奸除了怎么办？便在城里住了下来，靠做小买卖为生。他去天津办货，赶上我军破坏津浦路，又把他阻在天津回不来了，从此就彻底与组织失去了联系，在天津当了店员。解放后他背着重大历史问题在一个小杂货店卖酱油，多次找证明人都没找到。*****中，自然就被“深挖”出来，定成历史反革命，关进监牢。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法院清理旧案，又派人查证，意外地找到了邓智广，又从邓智广那儿打听到他们当年的领导。真相大白，宋明通这才重见天日。这时他已是七十来岁的老人了。出来之后他办了两件事，一是申请重新入党，一是写材料为邓明三争取从宽处理。随后就退休了。
    邓智广去年回家乡探亲，见到了他。他正在研究园艺技术，买了不少书，读得挺认真。但从他菜园看，效果不大，还没有不读书的人家那菜长得好。看来到老还是“二八月庄稼人”！
    一个意外的消息是，他儿子怕受他牵连，始终没敢回老家。国民党占据济南、青岛时，他在美国军舰上找了厨房的工作，随船去了美国。宋明通拿给智广看他寄来的照片，一家人站在他开的中国餐馆门前，老婆也是华裔，两个孙子长得很像宋明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