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新秩序

    
    河东路，岢州宜芳县。
    宋辽两国持续一百多年的军事对峙，使得两国边境地区的军州设置普遍零碎化，且偏重军事防御，导致很多利于生产的肥沃土地并不能养民。
    有感于此，徐泽一统“两河”及燕云之地后，便将一些零碎分割不利于民生建设的军州作了调整。
    新的岚州大致由原本的岚州和岢岚军两个行政区合并而成，合并后的岚州辖地域虽然扩大了不少，却仍是只辖四个县百姓总计不足十万户的“中”等州。
    不过，自南北一统之后，来自云中地区的外敌压力也跟着消失。
    岚州的军事防御地位大减，境内原本用于防备辽人南下的大量寨堡和烽燧已经拆除，百姓不用承担繁重的“防秋”任务，可以把更多的精力用于生产。
    而在共建会基层组织的监督下，各地官府行政效率大幅提升，腐败问题也得到一定程度的整治，又有税改政策刺激，社会底层生产积极性极大提高。
    相信在可见的未来，有黄河、蔚汾水、岢岚水、汾水四水纵横境内的有利条件，岚州必将迎来大发展。
    其实，岚州的情况并不是个例。
    饱经战火的河东路自归于大同帝国治下后，便迅速恢复着生机与活力——哪怕其西、南两面仍然面临夏、宋两国的军事压力。
    正乾皇帝一路巡幸至此，便是检查河东路这一年多的发展情况。
    当出使宋廷归来的石秀寻到皇帝车驾时，徐泽正在河东路巡抚使张叔夜的陪同下考察一片新修建梯田的水土保养情况。
    其人安静地候在山下警戒的御营中，一直等到皇帝跟张巡抚分别后，才请求面圣。
    “陛下，宋廷认罚了，随臣一同归来递交国书的还有赵宋给事中王云和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曹曚二人。
    臣担心宋使来岚州会影响圣驾，擅作主张把他们留在了太原府，自己带来了宋主国书，请陛下责罚臣不请之罪！”
    递交国书是件非常严肃的外交活动，通常情况下，应该在接见外使仪式上，由使者当面呈递给出使国的君主。
    石秀将宋使留在太原府等待皇帝召见，自己却带着赵宋的国书来岚州见徐泽，严格说来是无视赵宋王朝尊严的行为。
    但同强宋弱，所谓的“外交礼仪”也要必须围绕大同帝国的需要来制定。
    正乾皇帝日理万机，行程安排的极满，不可能为了宋廷来使就专门回一趟太原。
    而且，徐泽这次来岚州也不仅仅是检查民生建设和水土水土保养这么简单，同样不可能让宋廷使者来岚州见自己。
    所以，石秀特事特办，其实也是遵从了皇帝的本意，并无什么不妥。
    徐泽不在意地伸出手，道：
    “做得很好。”
    石秀赶紧递上赵宋国书，又恭敬地退后两步。
    这道国书是赵桓亲笔所写，内容很长且极尽谦卑恭顺之词。
    大宋皇帝赵恒除了在国书中反复保证本国以后再不会有擅起边衅之事，并主动增加赔款额外，主要是向正乾皇帝汇报了相关涉事者的惩处情况：
    免特进、太宰兼门下侍郎李邦彦，罢中书侍郎王孝迪（白时中被罢之后，由翰林学士升为宰相，位列吴敏之后）及京西南、北路路制置使种师道。
    战争刚刚结束，大宋王朝割地又赔款，内部矛盾严重，朝堂暂时不宜轻动。
    赵桓却同时罢免了两个宰相和首席统兵大将，决心极大，可见其人对正乾皇帝问责之事有多重视。
    不过，赵桓不知道的是徐泽并没有因为宋军“护送”同军出境而动怒。
    讨宋之战刚刚结束，正乾皇帝就丢下两国议和的收尾之事继续巡幸各地，本就没有再深究赵宋朝廷的想法，自然不会把注意力放在赵桓的表态上。
    “李纲呢？”
    石秀在临安待了两天时间，尽管全程都有赵宋馆伴使陪同监视，但其人仍是套出了不少有用的情报，为的就是随时供皇帝咨询。
    “改知枢密院事。”
    李纲虽是赵宋最强硬的主战派，也主持了临安保卫战，却是真的不通军略。
    事实上，其人提出的所有军略都在事后被证实根本阻止不了同军破城。
    甚至，很大程度上因为其人的固执和瞎指挥，才导致宋军输得那么难看。
    在赵宋绝大部分议和派看来，同宋两国能够议和得益于多方面的努力，坚守临安表现大宋不屈的精神当然也是原因之一，却不是最重要的原因。
    若不是正乾皇帝真的没有灭宋之心，且朝廷最终认清了形势，积极割地赔款才求得议和的机会，这一战很可能大宋已经被灭了。
    战后，赵桓将天下人都知道短于用兵的李纲由文改武，从尚书右丞同知枢密院事改任专职的知枢密院事，表面上看是升迁，实际却是再明显不过的弃用之意。
    徐泽自然不知道这其中的很多隐情，却不妨碍其人由宋廷对李纲的处置推到出赵桓应该是得了“高人”指点。
    因为，此举明显超越了其人应有的政治手腕。
    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赵宋朝堂近期的人事变动必然相当剧烈，肯定不会限于李邦彦、王孝迪、种师道三人。
    徐泽当即将国书递还石秀，随口问道：
    “宋廷这段时间的还有哪些朝堂变动？”
    石秀暗叹皇帝明见万里，幸好自己提前打探了相关消息。
    “少宰赵野接替李邦彦为太宰兼门下侍郎，知枢密院事吴敏改任少宰兼中书侍郎，观文殿学士范致虚出任中书侍郎，签书枢密院事耿南仲改任尚书左丞，给事中李邺接替李刚为尚书右丞。”
    徐泽微闭双眼，在心里默默消化这段信息。
    赵桓因仓促即位，且夹袋内无人，选用臣子的操作空间其实很有限。
    首相李邦彦被罢，次相赵野接替其职并没有什么意外，李邺以给事中接任尚书右丞也很正常，都是常规操作。
    由中书侍郎改枢密使的吴敏又改为次相，既有资历上的考虑，也算是弃用李纲的政治交换。
    而耿南仲由武改文乃是因为其人与李纲的政见相左。
    吴、耿两人的调整明显是为了安定主战派之心，实际却是从侧面反应了赵桓彻底放弃主战派的姿态，不然用不着做得这么刻意。
    如此看来，赵桓的御下手段确实比以前老练很多了——如果这些人事调整没有受到他人的干扰都是出于其人本意的话。
    倒是被闲置几年的观文殿学士范致虚突然出任宰相，有些出乎徐泽的意料。
    其人六年前曾知河间府，因不务实事且好神鬼之事而把辖地搞得乌烟瘴气。
    徐泽掌控河北后，驱逐了一批不干人事的旧官僚，其中便有此人。
    赵佶明知道这批徐泽都看不上的官员肯定不好用，但冲着他们“不肯附逆”这一点，也必须给予优待以收拾人心。
    范致虚由此赶上了好机遇，逐步被提到了尚书左丞的高位。
    怎奈此公太能扯淡，平日里夸夸其谈，遇到正事却是一个主意都拿不出，分管之事也办得一塌糊涂。
    范致虚仅干了几个月尚书右丞，就被赵佶所弃，以无职掌的观文殿学士闲了几年。
    不过，此人做实事不行，清谈养望的手段却相当高。
    早在太学读书还没有出仕前，范致虚便因学识出众而名动东京，与吴材、江屿、刘正夫三人合称“四俊”。
    其人改观文殿学士这几年下来，更是在士林博得了好大名望，坊间甚至风评“谦叔（范致虚表字）不出，天下何宁”。
    只不过赵佶这昏君用人自有一套标准，幸臣可用、佞臣可用、干臣亦可用，唯独范致虚这等浮臣难得信用，硬是让其人闲置了数年。
    小赵不同老赵，赵桓此番将“都人倾望”的范致虚提为中书侍郎，也算是顺应民意任用贤臣了。
    很明显，吃了太学生裹挟民意暴乱的亏后，小赵谨慎了很多，现在用人非常重视“民意”。
    重视“民意”就好啊！
    眼见皇帝点头示意，石秀又接上话。
    “宋主还诏谕士民，自今以后国家一切事务一律遵照祖宗旧制办理，凡是蠹国害民之事一律废止。
    并罢除宰执兼神霄玉清万寿宫使及殿中监、符宝郎之职，重新选用武臣为同知、签书枢密院，以边将为三衙统帅，还要求监察御史言事如祖宗法。”
    徐泽并不意外赵桓会这么做，这本就是他期待的结果。
    赵宋朝廷挨了一顿痛揍后，不想办法解决存在的严重问题，反而将一切矛盾引向新法祸国，妄图以恢复祖宗之法而过上祖宗之时的太平日子。
    这腐朽透顶的朝廷早就该这样了！
    反动派就要有反动派的样子，既然改不了自身的问题，那就反动到底！
    “淮南西路和荆湖北路的问题，赵桓准备如何处理？”
    “宋主有诏‘遥郡承宣使有功应除正任者，自今除正任刺史’，另有部分勤王西军已经南下，具体情况臣还没有打探到。”
    “嗯。”
    有了前面的人事调整做铺垫，徐泽已经不意外赵桓还会再出昏招了。
    其人摆了摆手，示意石秀没有其他事就可以退下了。
    “陛下，宋使如何答复？”
    “朕没时间见他们，直接送走吧，顺便给赵桓带句话——好！”
    “是！臣告退！”
    徐泽确实没有时间接见宋使，因为他到河东除了检查民生建设外，还有一件国事——关于夏国的国事。
    讨宋之战持续的时间虽然短，但大同故意向赵宋施压，刻意营造即将南侵氛围的时间却相当长。
    在此期间，赵宋君臣也没有真的坐等同军打上门来，除了迁都南阳并扩军备战以外，他们还做了很多外交上的努力。
    彼时还在皇帝位子上的赵佶不仅向大同派使以求用外交努力解除军事威胁，还数次向夏国派出高级别的使团，以期说动后者出兵夹击或者牵制大同。
    夏国主李乾顺十六岁亲政时，大宋哲宗、大辽道宗皇帝都还在位。
    算起来，其人比道君赵佶亲政的时间还要早两年。
    如今，比赵佶晚一年登基的耶律延喜都已经成了金人的阶下囚，赵佶也即将被自己的儿子抓做笼中鸟，唯有李乾顺仍牢牢掌控着夏国。
    由此可见，此人的能力非同一般。
    正是因为有李乾顺掌舵，实力最弱的夏国才能在辽、金、同、宋四国的夹缝之间活到现在，且仍保留着大部分主权和领土。
    小国的生存之道不同于大国，尤其是在诸国争鼎的大环境下，不幸生于大国间的小国并不是有个强大的宗主国罩着便能万事无忧。
    李乾顺趁着同金联合灭辽之机，出兵占领了金国鞭长莫及的河西之地，以拓展本国生存空间，绝对是步好棋。
    之后，大同帝国介入河西争端，李乾顺又果断让出河西之地，换得抱上大同帝国大腿的机会，更体现了其人极佳的政治眼光。
    但大同国力不断扩张，影响的不仅有金、宋两个大国，还有实力弱小对周边形势更加敏感的夏国。
    如今，大辽已灭，大同一家独大，力压金、宋两国。
    这种形势对夏国其实极为不利，哪怕其国是大同的藩属国也一样。
    大同一旦灭掉大宋，拥有广袤纵深和苦寒北地的金国也许还有苟延残喘的希望，而直通西域的夏国必然会被大同灭掉。
    这一点不以任何个人的意志为转移，而是同、金、宋、夏四国的地缘政治特点和历史文化传统所决定的“历史大势”。
    李乾顺作为夏国的优秀掌舵人，自然不会看不到这一“历史大势”。
    夏国要想维系国祚，就必须拖住大同灭宋的步伐，至少也要在大宋被灭之前取得更加有利的战略支撑。
    因而，在大同的强大压力下，相争百年的宋夏两国有了合作的基础，并在赵佶和李乾顺两位国主的共同推动下，进行了数轮秘密谈判。
    当然，大同的情报组织再厉害也有无法触及的角落，徐泽实际并不清楚宋夏两国密谈的具体情况。
    但夏国在大同讨宋期间玩小动作却是没法遮掩的事实，正乾皇帝刚刚揍完赵宋就带着御营来河东路，便是要寻夏国的晦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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