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新秩序

    
    闻知大同正乾皇帝巡幸同夏两国边境，夏国国主李乾顺除了遣世子代自己迎驾，还送上河西骏马千匹、西域白壁两对，另有特产若干。
    这些物资虽不至于令一国伤筋动骨，但对穷困的夏国来说也算是出了不小的血了。
    徐泽此行本就没有伐夏之意，最多对其小小惩戒一番。
    而李乾顺也已经主动放低姿态，服软认罚。
    正所谓伸手不打笑脸人，正乾皇帝自然是见好就收，不仅笑纳了李乾顺进献的贡品，还向夏国主回赐了一批宝物，以彰显同夏宗藩关系亲密如故。
    嗯，确实是宝物。
    其中，不乏大宋太上皇亲笔抄录《太上洞玄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这样的珍品。
    赵佶除了当不好皇帝，其余之事无不拥有令人艳羡不来的极高天赋，尤其是书、画之道上自成一体，堪称当世大家。
    即便刨去其人皇帝身份的光环加成，这些作品也极具艺术性和收藏价值。
    若是早些年天下尚且太平时，随便拿一件到东京南通一巷界身中的金银彩帛交易之所，都能轻易卖出万金之价。
    现在天下纷争，各国战乱不休，这些不能吃喝的书画之物自然再难卖出如此夸张的价格。
    但只要流传后世，也必然是价值连城，绝对能做传家之宝。
    正乾皇帝尚在巡幸的途中，便能随手赏赐夏国此等宝物，自然是因为这些东西本就是刚刚结束的讨宋之战战利品。
    至于聪慧的夏国主李乾顺得到这些宝物后，会作何感情？
    大同帝国刚刚讨伐完不听——
    不对！
    雷霆雨露皆是君恩，下国之君得上国天子赐，当然是要谢恩啦。
    没等李乾顺想好要以何物答谢天子赐，边境便传来了消息：
    正乾皇帝在巡幸麟州边境，得之邻近的浊轮寨（属于夏国）物资奇缺，感叹夏军将士戍边辛苦，乃遣李仁爱代天子慰问浊轮寨守军钱粮酒水等物。
    李乾顺果真聪慧，当即以“天子所践之地不可为下国所有”为由上表，割浊轮川以东方圆数百里的土地给大同。
    过去的百年时间里，宋夏、辽夏三国的军队曾在这片土地上来回厮杀无数次，夏人一度处于弱势，被打退了又来，就是不肯放弃这里。
    如今，这片浸染了夏国无数军民鲜血的土地，却被其国主轻易割让给大同，足见李乾顺侍奉上国天子之诚。
    当然，真实的原因是其人有不得不割此地的苦衷。
    浊轮川是宋辽夏三国的交接处一块三角形区域，好似一根楔子打入到宋辽两国的结合部，这一地理特点决定了浊轮川必然会被辽宋两国争夺。
    而其地又远离夏国都城兴庆府，且中间还隔着地斤泽大沙漠，正常的补给路线北面要经过夏辽边境，南面要经过夏宋边境。
    这样的地方一旦与辽宋两国发生战事，后方的支援极其困难。
    即使没有战争，夏国对浊轮川的管理也很不容易，仅在此处设置了一处军寨，洒落其间的游牧民则由各部落自行管理。
    大宋依然掌控着河东时，浊轮寨大部分时间里就处于守势。
    也幸好此地三国相交的地理特点，给了夏国可操作的空间。
    或借宋迫辽，或以辽压宋，只要南北两面的宋辽两国还在军事对抗，处于夹缝中又弱小的夏国浊轮川就有存续下去的可能。
    实际上，守御府麟之地的折氏虽然多次配合大宋朝廷出兵浊轮川，却多是小打小闹，极少会真的大打出手，反倒是双方军民私底下的各种交流从未断绝。
    由此，三国相互制约，兵力弱小后援不便的夏国浊轮寨才能一直屹立这么多年。
    但大同一统南北之后，浊轮川便失去了“一拖二”的地缘政治优势，不再面对一切以家族利益为先的折氏，而变成了被大同帝国南北夹击。
    在战无不胜的同军面前，浊轮寨简陋的防御体系简直不堪一击。
    更可怕的是在河东路巡抚使司强大的政治攻势下，浊轮川散乱的民政体系根本无从招架。
    三年来，大同的各种新奇之物从这里流进夏国，浊轮川的人心也随之流到了河东，而远在兴庆府的李乾顺却无能为力。
    事实上，徐泽之前派遣同军护送李仁爱大摇大摆越过边境，并进入浊轮寨“慰问”时，寨中守军便没有奋起抵抗。
    甚至，这一消息还是正乾皇帝特意要求浊轮寨守军送回兴庆府的。
    不然的话，李乾顺可能还会被蒙在鼓里很长一段时间。
    夏国主此番主动割让浊轮川，实际是对既定事实的追加承认。
    忍下了这股窝囊气，将势力缩回到浊轮川以西，至少能够凭借河水阻隔，阻止大同让人防不胜防的政治攻势。
    李乾顺如此有心，但徐泽乃是行止有度的上国天子，自不可能不顾宗主国的体面，如此吃相难看地掠夺藩属国的土地。
    正乾皇帝接受了夏国主的诚意收下浊轮川后，又随手赏赐给了随驾的夏国世子。
    如此一来，浊轮川转了圈，仍回到夏国手中。
    此等宗藩让土的事迹非常传奇，足以名传千古，也值得当世之人口耳相传。
    可见在徐泽和李乾顺的共同努力下，大同与夏国已经建立了宗谦藩恭的良好关系。
    当然，夏国世子李仁爱因为要随天子返回燕京并继续求学，没有精力也没有可用人才经营自己的封地，
    其人随后临时在河东路招揽人才管理浊轮川之事，知道的人就不多了，或者知道了却因不具有传奇性，也懒得告之他人。
    徐泽在河东路逗留了大半个月，才在李乾顺的紧张关注下，启程返回燕京。
    临行前，正乾皇帝还遣天使再入兴庆府，给李乾顺送去了一批农具和农业书籍，并语重心长地告诫其人：
    朕巡幸夏国边境数日，但见军士战马，不见牧人牛羊，夏国国小民疲，宜耕之地稀缺，汝当顾念民生，多予百姓休养，万不可穷兵黩武而耗尽民力。
    天子如此重视夏国的民生与长远发展，李乾顺作为国主，除了再次谢恩并积极表态外，还能如何做？
    其人也有远志，何尝不想休养百姓恢复国力？
    怎奈……
    夏国主打落牙和血吞的时候，正乾皇帝已经带着夏国世子再次启程了，待其人一路巡幸回到燕京，时间已经悄然来到了正乾五年的四月份。
    这段时间里，大同各地的春耕生产相继展开，受到讨宋之战的影响并不算太大。
    包含淮南东路淮州和宿州在内的新拓疆土皆已搭建起了基层组织的框架，但要想有效运转并展开之后的社会改革，还需等待一些时日。
    在此期间，各地其实并不是风平浪静。
    比如，开封府汴梁县（即原本的东京城）、扶沟县两地就有部分上户不满大同帝国什么都要管的新政，煽动了一部百姓暴乱。
    不过，有牛皋、朱武两个经验丰富的文武官员坐镇，这两起暴乱皆被很快扑灭，最终规模都没有发展到千人以上。
    暴乱的结果，除了献上一堆血淋淋头颅，以提醒其余百姓同宋之别外，并不能起到更多的作用。
    可以预见，待下步真正触及部分人利益的税制改革逐步展开，这些享受了近两百年聚天下之财而富足的“百姓”肯定还会再闹事。
    但，也只是闹事而已。
    同、宋两国毕竟有别，赵宋王朝正面做不到的事情，靠这些“前朝遗民”自发的抗争，也别想翻起大浪来。
    所以，开封府之事并没有引起徐泽的过度关注。
    其人在河北、河东、燕西等地巡幸一圈后，也发现了不少行政和民生上的问题，但总体上还是瑕不掩瑜，成绩客观存在。
    回到燕京后，正乾皇帝除了责成各部司根据这段时间发现的问题调整年度工作计划外，便是诏谕吏、教、训三部尚书：
    因讨宋之战大获全功，大同帝国再次开疆拓土，急需各方面贤才守御四方，朝廷今年将再开恩科，各部要做好相关准备，并及时指定恩科施行方案。
    对渴望建功立业的各地士子来说，这绝对是个天大的好消息。
    大同治下的官员确实不好当，但再不好当的官也是官。
    学而优则仕，不当官如何施展满肚子的学问和抱负？
    而大同立国以来不断开疆拓土的同时，朝廷各部司和地方各级衙门曹房的职能和组织架构也一直在调整和完善。
    换言之，就是“官位”在不断增加。
    大同帝国如今基本走上正轨，诸如陈规、时文彬这样三年三大步的传奇已经很难复制了，但考绩优异，未满一任而升迁的机会却是无处不在。
    对自己有信心的士子们，谁不想早点进入这个欣欣向荣的政治体系中，早日实现自己的人生抱负？
    相对于消息一旦公布必然会为皇帝的英明决策歌功颂德的士子们，新任吏部尚书龚孝序则要考虑得更多。
    大同帝国暂时并不是很缺人才，至少没有缺到必须再开恩科的程度。
    陛下此举是准备再起大战而提前储备人才？还是计划对官场积弊问题开刀，以“反腐”问题兴大狱而清除一批老鼠屎？
    龚尚书很快就不用猜测正乾皇帝的真实想法了，因为徐泽紧接着便对军队进行了重新调整。
    六个军的大编制暂时没有变，各军配属的师营和驻地却进行了一些调整。
    另外，今年各地的税粮转运计划也进行了相应调整。
    具体计划因没有涉及龚尚书的分管业务，其人并不清除。
    但综合以上信息，陛下准备在这一两年内再兴大兵的意图已经非常明显了。
    而提前开恩科以储备行政官员，就是提前做好战争准备的其中一环。
    当大同帝国的战争机器再度开始轰鸣时，南面的大宋王朝也被这一战给打醒了。
    赵宋朝廷一面分兵收拾遭战乱波及而混乱不堪的各地，一面积极调整内政，以期集中人力物力等资源应对将来更大的危机。
    赵桓是铁了心要做个受万民拥戴的好皇帝，继大赦天下，并诏谕士民国家一切事务一律遵照祖宗旧制后，其人前段时日再次下诏：
    自今并遵祖宗旧制，选用大臣，裁抑内侍，不崇饰恩倖，不听用奸人，不轻爵禄，不滥赐予，不夺尔居以营燕游之地，不竭尔力以广浮用之费，凡蠹国害民之事，一切寝罢。
    赵桓遵旧制用贤臣，并试图与民休息，是希望以自己“做个好皇帝”的行动，竭尽全力维系这破烂不堪的天下。
    但遵祖宗旧制，放开言官风闻奏事之权后，各种弹劾便如山而来。
    有弹劾蔡京、童贯等人邪佞奸险务要亟行窜逐的，也有弹劾赵野庸碌无为卑辞卖国的，还有弹劾李纲胸无实学却刚愎自用的……
    总之，便是朝中一日不得宁静。
    表面上的原因很多，归根结底，乃是大宋王朝的利益分配出了严重问题才导致内部矛盾越来越尖锐，始终不能将上下拧成一股绳。
    而不打破原有的坛坛罐罐，就没有人可以拿出一套令大部分人都能满意的利益分配方案，这便注定了赵桓再如何折腾也注定失败的结局。
    可惜，大宋虽然输掉了对大同的战争，却是输得稀里糊涂，更让朝廷上下弥漫着一股难以压抑的浮躁情绪，更无法看到自身存在的严重问题。
    这一战，大宋确实输得不明不白。
    与南阳府的关系不是太大，又隔得太远的京东西路好歹还坚持了半个多月，尽管在此期间朝廷除了忙着换皇帝就没干啥正事。
    城池坚固兵马也雄壮的东京尚未开战，主将刘延庆就死在了暴民手中，城池也被反贼献给了同军，真是丢得莫名其妙。
    驻有重兵也有地利的颍昌府和汝州，更是被梁方平、何灌两个罪人争相逃跑白白丢给了同军，更是导致南阳府门户大开。
    而战力最强劲的陕西诸路勤王大军还在路上，徐泽便打到了临安城下。
    回顾这一战，大宋空有数十万大军，却根本没有与大同进行过一场万人规模以上的正面对决，这叫割地又赔款的大宋忠臣怎能不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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