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新秩序

    
    次日大早，寿春县城中的同军斥候便循着宋军留下的痕迹，一路追出了近五十里。
    自然是——没追着。
    韩世忠确实骁勇难当，杀上了城墙还能凭借提前的布置退下来。
    但训练有素的同军也不是吃素的，其部展开反攻之后，便是长枪、短刀、箭矢远近配合，攻击节奏并不快却相当稳，杀伤效果更是不容置疑。
    最后的撤退阶段，陆续爬上城墙的七十多名宋军死的死，俘的俘，折损殆尽。
    包含韩世忠在内，仅有四人最终逃脱，且个个都受了不轻的伤。
    同宋两军战力差异巨大，李纲战报中的双方战损超过五百人自然不存在。
    但同军最终的伤亡也接近百人，凭此数据就知道时间并不长的袭城战况有多惨烈。
    为了防范同军随后的报复行动，韩世忠连夜命剩余部队直接撤回庐州境内，就连之前预置在合寨镇的苏格部接应人马和六安县的楚国璋部疑兵也一并撤回。
    不过，其人显然是多虑了。
    紧张地等了好几天，同军第四军仿佛根本不在意当晚的袭击一般，始终没有派兵攻击寿春府以外的各地宋军。
    其实，寿春县遭袭的次日午时前，驻守下蔡县的同军师正张雄便赶到了寿春。
    其人详细了解了昨晚战斗的详细经过，确认守军的应对并没有大的问题，便向军部如实上报了头日晚间的战斗经过，并命部队停止对宋军行踪的追查。
    战术手段服务于战略目标是中高阶同军军官的必修课之一，尤其是张雄这类从建军之初就走到现在的军师职军官，更是时刻不忘自己任务属于全军战略中的哪一环。
    同宋两国已经全方位拉开了差距，宋军也完全被同军压着打。
    这种形势下，就算赵宋王朝能出几个名将，并依靠奇袭赢上一两场，也改变不了同兴宋灭的必然结局。
    类似寿春县夜袭这种战例不仅不会打击同军官兵的士气，反而是帮助同军检验战备制度落实情况，有利于建军后就没受过重大挫折的同军将士保持警惕性。
    对于优势一方的同军来说，以堂堂之师正面打赢宋军，再以更加深入基层的治理体系接管地方，就能不断挤压宋军的活动半径。
    以己之长攻敌之短方得用兵之要，放弃自己的长处，跟只能凭借军士血勇发动奇袭的宋军见招拆招，才是丢了西瓜捡芝麻。
    张雄在寿春县仅待了一天，初步稳住城中秩序后，就带着部队继续向南，当天便拿下了仅有数百宋军防守的安丰县。
    随后，其人一面向军正王进汇报本部最新进展。
    一面又以大同淮南巡抚使司授予的名义派出信使，要求寿春府剩余的霍丘、六安两县维持好城中秩序，等待同军前来接收。
    由是，紧张不已的韩世忠才没有等来同军的报复。
    正如大宋淮南路宣抚使李纲之前的顾虑，同宋两国争夺的焦点并不在寿春府，影响战争走向和胜负的决策者们也不在淮南路。
    事实上，徐泽向第四军发出兵进寿春府的命令后，就算准时间派石秀前往临安，向赵宋朝廷提出严正交涉：
    因赵宋迟迟不能解决淮南路的动乱，导致溃兵和流民不断涌入淮、宿等州，严重影响到了大同边疆安全和百姓的正常生产生活。
    大同朝廷决定出兵寿春府帮赵宋朝廷平乱，后者需约束淮南各地驻军，以避免两军冲突，并付给前者相应的“维稳费用”。
    李纲关于韩世忠奇袭寿春县的战报送到临安时，大宋朝廷就已经在大同使者的威胁下乱作一团。
    准确地说，是本就激烈的大宋朝堂争斗，在大同使者的催化下，变得更加激烈了。
    善于养望的“明德相公”范致虚仅仅做了两个月太宰，便因实在处理不好国事还尽捅娄子，而被头大不已的皇帝赵桓罢免了。
    接替范致虚成为首相对吴敏乃是主战派。
    在同宋两国才签署停战协议正携手展望美好未来的大背景下，吴敏为太宰这个任职安排本就只是权益之计。
    其后，自认看懂了皇帝真实意图的臣子们就反复上书，弹劾主战派的另一个代表人物——李纲。
    李纲已经被逐出朝堂，弹劾其人既是痛打落水狗的必然之举，也是为了牵出与其穿一条裤子的吴敏，最终还是为了彻底将主战派赶下台。
    吴敏历经赵佶、赵桓两朝，常年在中枢出任要职，见多了大臣们的起起伏伏，自是非常清楚大宋朝堂争斗倾轧的残酷性。
    其人就算自己不恋栈首相之位，也不敢轻去，必然要想尽办法保住李纲。
    偏偏这李纲着实没法让人省心，其人到淮南没有多长时间，就搞出来大事。
    颖州在行政上属于京西北路，不在淮南路宣抚使司治下，为了逼迫李成就范，朝廷才将颖州、蔡州和信阳军三地军队调动之权配属给李纲。
    正常情况下，就算要杀人立威，也是在淮南路随便挑个没眼色的军将杀掉得了。
    但李纲这死犟的性子就是不改，偏要杀掉驻地在颖州却对朝廷威胁最大的胜捷军统制焦安节。
    结果，引发了李福造反的一堆烂事。
    颍州乱兵入淮之初，吴相公还能勉强压得住。
    但等到李福坐大，祸乱半个淮南路后，不仅处在平乱第一线的李纲因无力平乱而考虑一死以谢天下，远在临安朝堂之上的太宰吴敏也极为难熬。
    言官多次弹劾李纲为军功而擅杀武将致民生涂炭无果后，便将火力对准了首相本人，一时间弹章堆成了山。
    离首相之位已经不远的门下侍郎耿南仲也密奏天子，言“吴敏有党”。
    耿南仲是少数能得皇帝真正信重的潜邸重臣，其人的弹劾非同一般，而“有党”之语更是极其毒辣，乃是戳中赵桓的隐刺。
    就在赵官家下定决心免掉吴敏首相之职时，淮南路宣抚使司却不合时宜地送来了韩世忠阵斩李福尽逼降乱军的捷报。
    言官们之前弹劾地焦点主要集中在李纲不通军略而导致淮南大乱，太宰吴敏又为党派利益一味包庇其人。
    但韩世忠关键时刻平定动乱，充分证明了淮南路宣抚使李纲确有识人之明，而首相吴敏在朝中的调度之功也不可没。
    如此一来，再弹劾李、吴两人就有些说不过去了。
    但大宋朝堂还没来得及消停，大同帝国的使者石秀就带来了淮南之乱久久不能平定，其国已经出兵帮助大宋平乱的消息。
    所谓输人不输阵，当着石秀的面，崇尚气节的大宋臣子当然要严厉大同擅自干涉大宋内部事务的恶劣行径。
    但等大同使者抛下“三日内不给答复便不要谈”的狠话退下后，朝堂上便迅速乱作一团，一些还算冷静的臣子想到了必须找出人来负责此事。。
    左正言程瑀上言：
    “臣历考自古中兴之君，商高宗则得傅说，周宣王则得仲山甫，汉宣帝则得丙魏，王相协心，相与图治……
    陛下自即位以来，於今三时，边陲未宁，黎元扰动，兴滞补敝之效，未有可观者，殆以宰相非其人乎？
    ……吴敏、耿南仲昏懦，唐恪倾险，此政事所以旷败而不振。昇下宜别选英贤，以图大计。”
    此公棍扫一大片，却是只确诊不开方。
    反正国家衰败至此，衮衮诸公都逃不脱责任，不管三七二十一，先弹劾了再说。
    这也是比较保险的策略，言官有风闻奏事的权力，就算说错了也不要紧。
    不过，这种策略的杀伤性显然不够，顶多是让相关受弹劾者“待罪府中”，方便其余人继续落井下石。
    但大同限定的三日时间还有大半，贸然开口有押错宝的可能，多说多错不如一默。
    事实证明，程瑀的谨慎是对的。
    当日稍晚，淮南宣抚使司就传来了韩世忠奇袭寿春险些得城的急报。
    李纲明显玩了“屡败屡战”和“屡战屡败”的文字游戏，但这份战报对于正被大同使者威胁就快跪了的大宋朝廷来说还是很及时的。
    哪怕扛到最后还是要跪，也至少要跪得体面点。
    韩世忠确实没能夺下寿春城，但这一战证明了宋军并不是没有反击的胆气和实力。
    如此，就足够了。
    经历上次的大战后，大宋君臣上下一心，励精图治，国力日涨，已经不是大同随便派个使者来威吓几句就能任人宰割的大国了！
    这种想法很有市场，并不是才“胜”了一仗，大宋君臣就飘了，而是屡战屡败的大宋太需要一场胜利来证明自己可以坚持下去。
    同强宋弱的现实暂时无法改变，“以战促和”就成了大宋君臣保全江山社稷和家族荣华富贵的必然选择。
    这种形势下，勇武敢战的韩世忠必须赏，指挥有度的李纲也不能换，居中协调有功的吴敏——又躲过了一劫！
    不过，正因为奇袭寿春之战的战果太过“辉煌”，反而显得有些假。
    赵桓之前才下旨撤掉了各地做走马承受（廉访使者）的内侍，使得其人对前线情况的了解只能依据守臣的一面之词。
    万一李纲为了自保而欺君怎么办？
    为慎重起见，次日大早，赵桓便命馆伴使以淮南军情试探大同使者的口风。
    石秀自然不知道寿春县刚刚发生的战斗，但其人根本不在乎情报的真假和战斗胜败，反问馆伴使“贵国可是做好了大战准备”？
    大同使者一句话便惊醒了还在做梦的大宋君臣。
    前线的战局如何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朝廷可曾做好了大战准备？
    显然，“一直在准备中”的大宋王朝从来就没有“做好大战准备”的时候，朝廷根本就有直面大同威胁的底气。
    很快，如何妥善解决寿春府之事，避免淮南路成为第二个河东路，就成了大宋君臣当前最重要的任务。
    应对方法也不复杂，除了照单落实按照大同的要求外，就是追究造成淮南乱局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这又涉及到吴敏、李纲、韩世忠等人功过是非的重新界定。
    换句话说，就是朝廷要打自己的脸了。
    好在，安丰、霍丘、六安三县相继不战而降的消息送至临安。
    前线形势仍然不明朗，但至少说明了同军根本就没有收到被袭的影响，反而是淮南兵马坐视寿春府全境陷落而无能为力。
    进一步推测，则可以得出一个让人厌恶的结论：
    根本就没有什么寿春县奇袭战，一切都是自知无法收场的李纲搞得鬼！
    对这种为个人私利而罔顾江山社稷的贼子，必须狠狠地惩罚。
    而要扳倒李纲，就得先整垮吴敏。
    于是，御史中丞陈过庭亲自上书，弹劾太宰吴敏：
    “臣闻汉田千秋以一言寤意，旬月取宰相，匈奴单于曰：‘汉置丞相非贤也，一妄男子上书得之矣。’
    盖宰相非其人，取笑四方。现天下形势亦如是，而责其抚百姓，镇四方亦难矣。
    臣谨按太宰吴敏不才而喜为奸，无识而好任数。又其天资险佞，籧篨戚施，面若畏人，退而害物。
    自童幼时为蔡京父子养於门下，侧媚狎昵，日益亲附。方郑居中作相，与京搆隙，京乃峻擢敏辈，列於侍从，分布亲党，四面刺探，当时被其中伤者不可胜计……
    居真州不能择交，而与脏污罪人石悈宴饮游从，近乃召悈赴阙，士论大喧，其罪九也。”
    陈过庭不愧为御史中丞，比起言之无物的左正言程瑀老辣了太多得多，其人不仅深得集中火力攻其一点的兵法精髓，而且言辞也非常犀利。
    “九罪”之论是将吴敏从天性到人品，从能力到动机，全盘否定了个遍，更是将其人与大奸臣蔡京牢牢绑定，使其永世不得翻身。
    “倒吴”的信号一旦发出，已经站边的朝臣们自然知道该落井下石了。
    随即，便有臣僚上言：
    “近尝论列吴敏掩蔽上皇内禅之德，当投荒裔，以为不忠之戒……
    且陛下自即大位，屏去宫嫔，不迩声色，近以星文谪见，减膳避殿，以消天变，忧勤恭俭，前古未闻。
    敏身为宰辅，自当仰体陛下至诚恻怛之意，夙夜在公，思所以报国。
    迩者重造金器数百千，置婢妾二三人，以供娱乐，自谓宰相事业如斯而已。木石肺肠，略无忧国之心，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伏望远赐投窜，虽未是偿误国之大过，亦使之知罪不可幸而免也。”
    朝臣几乎一面倒地弹劾吴敏，让本就对首相起了疑心的赵桓更加厌恶其人。
    于是，在大同帝国的军事威胁下，大宋皇帝再次顺应人心，下诏：吴敏罢太宰中书侍郎，责授崇信军节度副使，彦州安置。
    7017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