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新秩序

    
    对将守内虚外作为根本国策的大宋王朝来讲，离皇位最近的亲王一旦拥有忠于其人的军队，将是比军头造反还要严重无数倍的大灾难。
    国难当头，赋予亲王起兵勤王之权，是件非常难以掌控的事。
    赵构若是失败了还好说，可万一成功了，大宋怕不是马上就要换皇帝了。
    赵桓本就是在国家危难时被臣子硬扶上大位，越理越乱的国事更是让他窝囊至极。
    可要其人让出烫屁股的皇位，却是万万不能的。
    龙德宫中的太上皇赵佶过得有多憋屈，没有人比他更清楚。
    亲老子退位后尚且被自己的儿子如此提防，换了同父异母的兄长做太上皇，做皇帝的弟弟会如何对待自己的前一任都不用再细想。
    赵氏家学渊源，皇帝不仅防兄弟子侄胜过防贼，还有很多上不了台面的小手段。
    当年，太宗皇帝从自己的兄长赵匡胤手中继承皇位后，有资格继承皇位的四弟魏悼王赵廷美、侄子武功郡王赵德昭可都没有落得善终。
    赵桓若是不想死的不明不白，最好就不要期望赵构带兵赶跑同军的那一天。
    因而，老九可以起兵勤王，但他的使命只能是牵制同军而为自己争取时间，并且最好是在牵制敌军的过程中战死。
    如此，他这个兄长自会不吝惜赐给其人一个忠恭美谥。
    为了办好此事，赵桓下达圣旨后，便命提出此议的耿相公亲自北上传旨。
    其人的想法很简单，若是自己最为信重的潜邸之臣耿南仲都不能压制住老九，那这天下也没有人能为自己做好这件事了。
    耿南仲心忧一直没有消息的儿子耿延禧，领旨后就立即北上，
    但同军进军神速，待耿相公走到方城县时，同军前锋岳飞也打到了方城山。
    今年初的同宋大战，梁方平、何灌二人相继望风而逃，导致颍昌府、汝州门户大开，同军前锋尾随溃兵轻下方城山直入南阳腹地。
    大宋朝廷不及反应，便被同骑堵在了临安城中。
    两国停战后，赵桓等人痛定思痛，再次加强了方城山要塞的防御力量。
    这一次，岳飞就没那么容易拿下此地了。
    驻守方城山要塞的将官姓王名美，乃是南阳本籍大户子弟，颇有勇力，深得士心。
    其人的肩上是皇命，背后是父老家产，绝不敢放同军进入南阳，大战前便命家人将自己的灵位刻好，只待阵亡就宋进祠堂。
    此举感染了不少本籍士卒，皆愿意于王将军同生共死。
    但他的对手却不是一般人，经过多次大战的洗礼，岳飞的战争天赋逐渐显现出来，这种级别的要塞攻防战，根本难不住其人。
    只进行了两次试探攻击，岳飞便找到了要塞的薄弱部位，随后便亲自督战猛攻。
    两军正在激烈交战，耿南仲不敢穿过同军的封锁线，只能折转唐州，经比阳县沿比水向东翻阅大胡山后进入蔡州。
    同军马麟部拿下淮宁府后，并没有西进蔡州，而是顺流东下攻入了颍州。
    眼下，整个京西北路仅有蔡州和信阳军两地暂时没有被同军攻击。
    蔡州虽然同样兵荒马乱，但至少还能勉强维持基本的社会秩序。
    不然的话，仅凭耿相公一行几人，未必能够顺利走到蔡州治所汝阳县。
    当然，蔡州没有乱，与其知州善于治理也有很大的关系。
    知蔡州事汪伯彦崇宁二年进士及第，初任大名府成安县主簿，后历任中奉大夫、开府司仪曹事、将作少监等职。
    其人能出知蔡州这么重要的位置，也算是善于把握机会。
    上半年才结束的同宋战争，同军两路人马皆轻易击穿京西北路，打得大宋朝廷毫无还手之力。
    两国停战后，有心振作的赵桓下诏求臣子进强国安邦之策。
    汪伯彦趁机进献《京西边防十策》，颇合帝意。
    赵桓乃进其龙图阁直学士、知蔡州。
    年初，同军第五军由应天府一路向西，除了攻下了淮宁府，还有蔡、唐两州。
    尽管蔡州被同军占领的时间相对要短一些，但以大同帝国的民政渗透手段，想要在战后彻底清除大同影响也没那么容易。
    汪知州到任仅几个月，便能将州中事务理顺，还能在淮宁府投降同军的情况下勉强稳住治下军民，治政能力自不用问。
    不过，其人更强的能力体现在观望风色上。
    清野诏令送达蔡州后，汪伯彦便没有向郭旭这样严格落实。
    而是命人召来治下的头面人物，直接以朝廷要求清野相告。
    众大户当很快领会了知州老爷的意思，主动献纳钱粮若干买平安。
    回去后，又各自随便防火烧掉几片荒坡，便算应付过去了。
    而汪伯彦则拿出大户献纳的钱财一部分，用于犒赏麾下军卒以结士心。
    其人虽是文官，却非常清楚乱世之中什么才是保命的根本。
    不仅在大战开始后，以“准备勤王”之名牢牢抓住军权，还眼观六面耳听八方，时刻注意周边动态。
    其中，就包括郾城县流民裹挟康王赵构南下的消息。
    当晚在嘉应神祠外，因清野而失去家园的流民被王云的官腔惹怒，情绪失控杀死其人，却没有就此造反。
    杀死朝廷官员的罪名非同小可，稍稍冷静下来的流民不得不面对如何善后的问题。
    大宋毕竟是立国一百六十余年的王朝，祖祖辈辈的教化下来，“天命归赵氏”的观念早就深入人心。
    即使这几年大宋接连吃了败仗，国土越来越小，颓势很明显。
    但同军从没有打到郾城县，没有强烈的对比，任凭朝廷忽悠的乡野小民就算知道大宋确实不行了，也不可能知道这个不行的朝代什么时候会被灭掉。
    毕竟，祖祖辈辈都是这么过来的，谁又能知道这样的日子还能过多少代？
    契丹人当年那么凶，都打到了开德府，最后不还是与大宋和平相处了一百多年？
    这些流民上半年没有追随撤退的同军到大同，之前又眼睁睁地看着官府烧自己房子都不敢反抗，自然不可能在没有彻底逼到绝境的情况下造反。
    先是有人提议请赵构起兵，众人响应康王勤王，如此既可以吃上皇粮避免饿死乡野的命运，又能将功赎罪防止日后被朝廷追究。
    当然，这其中还有一点不足为人道的小心思。
    跟着身份尊崇的康王殿下起兵，普通人奔着不饿死的目标，领头之人却绝对少不了一个头领之职。
    若是混得好，什么将军、元帅也不是没有可能。
    富贵就在康王的身上，怎么能放走？
    可惜，赵构不愿意起兵。
    大宋还没有灭亡，其人也没有得到皇帝允许他勤王的诏令，他一个身份尴尬的亲王就这样起兵，与造反何异？
    更何况，流民之前杀死王云的狂暴景象还历历在目。
    此刻起兵，背上乱臣贼子的骂名不说，还会被这些流民控制从此身不由己。
    康王宁死不从，流民不敢对其用强，又担心狠心如狼的知县郭老爷派兵来剿杀自己这帮人，便裹挟着赵构继续向南逃荒。
    途中，因为有康王的名头，流民越聚越多，消息逐渐传到了郾城知县郭旭的耳中。
    郭知县却没有派兵来追流民，一则是城中兵马本就不多，还不安稳；二则是这个莫名其妙出现在自己治下的康王身份存疑。
    之前执行清野令已经将治下百姓给得罪老了，万一流民故意设伏，用一个可救可不救的亲王引县兵出城，然后杀县兵作乱，怎么办？
    郭知县没有派兵来追，流民便裹挟着赵构一路向南，一直逃到了颍昌府、淮宁府和蔡州三地交界的苽陂镇。
    在这里，他们发生了分歧。
    有人主张继续向南，到还有战乱的蔡州碰碰运气，等熬到了战争结束，再回到乡中重建家园。
    这个建议遭到了一些人的反对，因为上半年同军就曾攻陷过蔡州，其处也不安全。
    人生地不熟，还有随时都会来的兵灾，去了蔡州还不如呆在郾城老家更安全。
    当然，这么多人一直待在没甚出产的苽陂镇也不是办法。
    有人便建议干脆向东去同军占领的淮宁府，投奔了大同，从此就再不用过提心吊胆的日子，还可以将大宋康王献给同军换富贵。
    这个建议很诱人，也很危险。
    同军上半年打到临安城下，却又退了回去，连带之前占领的唐、蔡、汝三州和颍昌、淮宁两府也还给了大宋。
    谁敢肯定这次不会再来一次？
    再说，康王一个人，最多再加一名护卫（高世则），能换几个人的富贵？
    凭什么富贵给你，而不是我？
    双方谁也不能说服谁，便僵在了苽陂镇。
    流民本来就没有什么组织性，每日来了又走走了又来的都是人。
    有人为了梦想中的富贵不愿意走，有人面朝黄土背朝天一辈子都没指望过富贵。
    随着一些随身粮食快要吃完而不得不走的流民南下，康王在苽陂镇的消息也被他们带到了蔡州，并被知蔡州事汪伯彦探知到。
    汪知州见识不凡，站得位置又高，掌握的信息自是信息面狭窄的流民没法比。
    其人很清楚大宋这次在劫难逃无法避免，但大同想要一统天下也没那么容易。
    正乾皇帝根本就没有意识到他那篇喊打喊杀的檄文有多么短视，完全不具备即将主宰神州的王者气度。
    大宋会亡，但拥护大宋的忠义人家不会亡。
    不说大战开始后众多携家带口逃往江南的大户人家，仅仅是京西和淮南四路因战争而破产的百姓，战后就绝对不会消停。
    上千万人级别的大动乱，便是军队再能打，也会被拖得筋疲力尽，休想在短时间内平定各地的动乱。
    这些都是正乾皇帝会为自己的狂妄而付出的代价，也是大宋不灭的希望所在。
    这种形势下，投资一位颇得民心的亲王，绝对奇货可居。
    只要能够掌握康王，无论是等待大宋灭亡后拥立其人以获取奇功，还是在事不可为时交给大同换富贵，都稳赚不赔。
    汪伯彦的行动力极强，想到就做。
    其人许以重金，命心腹人装作流民携带帛书前往苽陂镇，联络被困的赵构。
    他自己则亲带一千州兵赶到上蔡县东北侧的澺水西岸接应康王大驾。
    得亏流民的松散和多方意见不一，虽然险而又险，但汪伯彦的计策还是成功了。
    当赵构在蔡州人马的接应下摸黑逃到澺水西岸，见到率军相迎的汪知州时，心情激荡之下，一把拉住后者的手，郑重承诺道：
    “它日见到天子，当首汪知州以京兆之荐。”
    赵构一个倍受猜忌的亲王，莫说京兆府这么敏感的人事任选，便是一个小小的县令，甚至一个县尉、主簿都没有权利置喙。
    很明显，在经历了生死大磨难后，其人已经有了主宰自己命运的强烈野心，这句话就是对“救驾”有功的汪伯彦政治承诺。
    而对汪伯彦来说，一个勃勃野心的皇弟显然要比一个富贵闲王更有投资价值。
    其人当即以颍昌府流民作乱道路不通为由，请康王殿下先如蔡州安顿，再联络大同完成出使任务。
    大宋危在旦夕，肩负出使重任的赵构却要南辕北辙。
    汪知州的借口相当荒唐，康王却欣然从之。
    双方心照不宣，都到这个时候了，还出使什么，坐等大宋灭亡再起兵就行了。
    成大事者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而当改变大人物的经历化为影响历史走向的传奇故事时，在后人看来，大人物的天时亦是“天命”。
    当赵构在汪伯彦的护送下回到汝阳县城时，其人的“天命”也恰好到来。
    历经艰险的大宋门下侍郎耿南仲也赶到了汝阳，双方意外相遇。
    一见面就得到耿延禧死讯，给了千里寻子的耿相公极为沉重的打击。
    但康王也差点被流民弄死，乱世之中人命不如狗，不认命又能如何？
    耿南仲哀痛之余却没有忘记自己此行的重要公务，流着眼泪宣布皇帝的最新旨意：
    以康王赵构为京西北路兵马大元帅，加安国、安武军节度使，命其迅速起兵，入卫临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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