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新秩序

    
    时间到了正乾七年的二月中旬，夏国濮王李仁忠为首的贺正旦使团才结束大同燕京之行，匆匆返回兴庆府，为本国君臣带回了任务失败大同即将出兵的消息。
    其实，正乾皇帝自始至终都没有单独接见夏使，大同朝廷也没有公开谴责夏军趁乱侵占陕西土地的“不听话”行为。
    可务实的夏国君臣仍然从大同外部尚书王四拒受《夏宋历史舆图》以及世子李仁爱出家等异常猜到了正乾皇帝的恶意，得出大同即将用兵夏国的结论。
    李乾顺、李仁忠等人暂时还无法确认的只是大同帝国此番究竟是要借机灭亡夏国，还是教训不听招呼的藩属国，以展示宗主国的威严不可冒犯。
    两种猜测都有一定的道理，也都有人支持。
    但持后一种观点的大臣更多，且大部分人认为大同就算出兵讨伐夏国，战争的规模也不会太大。
    毕竟，大同帝国当前的死敌乃是死而复生的赵宋王朝。
    尽管同军一直压着宋军打，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新宋政权依然拥有巨大的战争潜力。
    同宋矛盾不可调和，必须有一方倒下，或者双方都打不下去了，战争才可能结束。
    在大同灭宋之战未停，陕西六路同军仅得三路的情况下，贸然起大兵灭亡本应该作为助力的夏国，实在有违常理。
    不过，民穷国弱的夏国不比人口众多财税充足的大宋，不抗争就亡国的现实让夏国君臣一直都有很强的危急意识。
    李乾顺等人哪怕认定了大同暂时不会对夏国发起灭国之战，也拿出了百倍的警惕，不敢有丝毫的侥幸心理。
    夏国主随即再遣使者前往燕京，坦率承认本国违背上国天子号令，擅自攻取陕西宋军的错误，
    却又辩解此举乃是呼应宗主国灭宋的军事行动，绝对没有对上国不敬之意。
    李乾顺还承诺同军只要攻下了泾原路，夏国就立即退军，拱手奉上专门为上国打下的西安州和怀德军等地。
    夏国主避重就轻的话术自然逃脱不了正乾皇帝的火眼金睛，而李乾顺欲引同军继续攻打宋军的计策就更让徐泽厌烦了。
    这一次是夏国单独来使，正乾皇帝却以“未到入贡时间”为由拒绝接见，只让王四代其回了一句“夏国主可曾记得《讨宋檄文》原文？”
    徐泽在前年底发动灭宋战争之前，特意发布了第二道《讨宋檄文》，除了阐述大同灭宋的正当性外，还着重强调了任何人都不得借改朝换代之机浑水摸鱼。
    其人询问李乾顺《讨宋檄文》原文，就是挑明大同不会放过夏国的严厉态度。
    外交行动果然失败，夏国君臣反而松了一口气：
    此行至少确认了大同即将用兵夏国的事实，并且明白正乾皇帝的怒火确实来自夏国主对《讨宋檄文》置若罔闻的冒犯。
    不过，大同帝国也没有理由为了这一点“小事”就放弃正在进行的灭宋任务，转而揪着夏国非要灭之而后快。
    为了解除误会，李乾顺再一次派使前往大同，请求上国天子宽恕。
    这一做法看起来非常癞皮，实际却是藩属国对待宗主国应有的态度。
    当然，李乾顺并没有真把本国的安全寄托到大同皇帝的宽恕上。
    求饶归求饶，国内整军经武的行动一点也不会少。
    使者这一次才走到大同晋宁军边境，就被同军巡逻兵士扣了下来。
    半个月后，同军释放夏使，并传达了天子口谕：
    夏国主若有意请罪，自来燕京！
    野心勃勃的李仁爱被正乾皇帝扣了两年后就看破红尘自愿落发为僧，李乾顺哪里还敢去必然回不来的燕京城面见天子？
    同夏两国的和谈通道由此关闭，退无可退的李乾顺只能放开手脚进行战争准备。
    其一，转运钱粮物资至战略要点，征召各部兵马，暂停边境农业生产。
    打仗就是打钱粮，夏国之所以怕打仗就是因为缺乏钱粮。
    但再缺钱粮，该打的仗还得打。
    只有打赢了这一战，至少也要打痛了同军，夏国才有可能与大同帝国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宗藩关系，而不是随时会被后者吞并的番邦。
    其二，对内大力宣传夏国的谦卑恭敬与大同的贪婪无厌。
    夏国已经立国百余年，也讲师出有名，以同夏两国态度的形成鲜明对比鼓动本国军民同仇敌忾，占领道义制高点，尽力统合内外力量。
    其三，加强边境巡逻力量，关闭同夏贸易榷场，扣押与大同有关联的人员物资。
    此举既然是迎战必备动作，也是为了进一步试探大同的反应。
    其四，尝试联合新宋政权，夹击同军。
    夏宋两国争战百年，仇恨已深，但再深的仇恨也抵不上亡国之恨。
    新宋就算不出兵援助夏国，也应该不会放弃同夏大战的机会给大同制造麻烦。
    其实，如果能请动金军出兵，效果肯定更好。
    可惜金国势力退出燕西路后，就与夏国脱离了接触，联系不上了。
    等这一切动作相继展开，时间已经悄然来到了正乾七年的五月份。
    在此期间，同军明显加大了同夏边境的巡逻力度，两军的斥候也爆发过多次小规模冲突。
    但大同一直闷头整顿国内，并没有大举动员出兵攻伐夏国。
    结果便是大同不动，预先备战的夏国却先撑不住了。
    原因很简单：夏国实在是太穷困了。
    其国的地理环境相当糟糕，境内高山和荒漠占去了大半国土，仅剩的有限土地只能进行农牧结合的生产方式，且出产相当有限。
    全民皆兵的体制在应对外敌时很有效，可一旦全民动员，生产效率将会锐减，消耗却会急剧增加，两相叠加之下，维持战争长久进行下去的钱粮便无以为继。
    夏国最初与赵宋的战争形态是主动出击，主力攻城拔寨并寻机歼灭宋军有生力量的同时，分出部分兵马进行刮地皮式的“打草谷”。
    只要能打破宋人的村寨，粮食、牛羊、农具，甚至人口，不管抢到什么，对穷困的夏人来说，都是稳赚不赔的买卖。
    赵宋王朝不堪其扰，只能出动大军反击夏人。
    而夏军则利用境内高山和荒漠等复杂地形，采取诱敌深入断其粮道的战术，屡屡挫败了宋军的进攻。
    宋人被逼无奈之下，只能以授田免税为条件大力招募弓手自守村寨，并发展步步为营的堡垒战术，让夏人啃不动、抢不着、崩掉牙，这才逐渐变守势为攻势。
    夏国现在的困境是劳而无功消磨士气，可要是冒险进攻又会打自己的脸，破坏掉之前树立的“本分下国”的“受害者”形象。
    当然，涉及国家生死存亡的大危险，脸面不值一提。
    真正的原因其实是夏宋交战百余年，陕西六路中靠东的永兴、鄜延、环庆三路寨堡防御体系建成的时间最长，也最为完整，夏军基本啃不动。
    夏国近三十年内主动出击赵宋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几乎都发生在西面的秦凤、泾原、熙河三路，而在东面则采取守势。
    大同帝国若是先拿下了到处都是漏洞的秦凤三路，夏军还可以趁同军立足未稳时以攻为守死缠烂打。
    偏偏同军几乎兵不血刃就接管了永兴三路，使得延边地区的寨堡保存完整，夏军就只能望“寨”兴叹了。
    幸好李乾顺备战时就考虑过大同缓兵的可能性，并没有进行全国范围内的总动员，由此造成的损失尚在可承受范围内。
    同军不主动出兵，李乾顺索性暂时降低战备等级，以待形势变化。
    如果，万一，大同帝国出兵伐夏之前，同宋或者同金之间爆发了大战，那夏国岂不是有了出兵夹击同军，或者乞求正乾皇帝宽恕的机会？
    实际上，正乾皇帝在去年同意牛皋暂停进军秦凤的计划时，就向全军下达了准备对夏国用兵的动员令。
    同夏两国接壤的领土很多，从燕西路天德军往南，经过河东诸州府，一直到环庆路环洲，长达近两千里的同夏边境，处处都能成为大同攻击夏国的出发地线。
    但由于夏国境内的特殊地形和城市分布，能成为主要攻击方向的路线并不多。
    其实，只要打开两国地图，看看夏国境内何处的城寨堡垒更为密集，就知道夏人更担心被突破的薄弱环节在哪里了。
    很明显，可以作为大同讨夏主要攻击路线的地方，只能是刚刚取得的陕西三路。
    而地域更加广阔的河东和燕西两路，就只能出偏师牵制夏军的力量。
    这也是夏国君臣认为大同不可能在秦凤三路入手前灭亡夏国的原因之一。
    毕竟，夏国虽穷，可也是有数千里纵深，危急时能征召数十万大军的顽强国家。
    大同帝国若想灭掉夏国，最少也得投入十余万大军正面作战，而为了保障前线大军所需军粮的转运民夫还将数倍于此。
    以同军的战力，有这么多的人力、物力，莫说拿下秦凤三路，直接打过长江，再次灭掉内部还没有理顺的新宋政权都不会太费事。
    何苦冒着后路被秦凤路宋军袭扰的风险，灭掉实际是本国助力的夏国？
    所以，不光夏国君臣不相信大同现在会灭亡夏国，秦凤路宋军诸将帅也不相信这个玩笑般的消息。
    早在教主道君皇帝迁都南阳府之前，就曾迫于大同步步侵逼的巨大危机，派使者联络夏人，并援助了夏国大批物资，以期后者出兵牵制大同为大宋分担压力。
    但夏人得了好处后，不仅没有帮大宋，还趁大同灭宋之际，出兵攻下了西安州、怀德军等地。
    因而，夏国使者由怀德军进入泾原路，就被宋军士卒扣住，不允许其继续前进。
    得知夏人的来意，新宋川陕宣抚处置使张浚动了心。
    由于大同莫名其妙的操作，本来是川陕独抗同、夏两国的必死局面，即将变成宋、夏两国联手抗同，当然是好事。
    可惜，张浚虽然位高权重，名义上统管川陕两地，实际却号令不动一帮桀骜的西军。
    大宋朝廷亡而重生，威望尽失，若不是看在蜀地钱粮的份上，西军大爷们连朝廷都懒得搭理，更别说时年才三十一岁的幸进之臣张浚了。
    张相公也知道自己威望不足，到秦凤路后，先访问风俗，罢斥奸赃，再以小赵官家授予的“便宜行事”之权大肆封赏，以期笼络住各地军。
    过去一年多时间里，秦凤路接连挫败了夏军和同军的进攻，一大批战将经受住了战火考验，在陕西军民心中的威望日增，足以镇守一方。
    张浚代朝廷晋升这些人的官职，如其说是乱用职权，还不如说是对乱世军头个人威望辐射效应的追加认定。
    所以，这番“官职大甩卖”的效果自然有一些，可也只“有一些”而已。
    得知张相公对夏人的计划动了心，之前才升官的诸将纷纷表示反对。
    知熙州事刘锜乃是泸川节度使刘仲武之子，比张浚还要小一岁，赵构登基后，才特授陇右都护知岷州事。
    其人的资历最嫩，说话还委婉一点。
    刘知州认为下宋夏两军严重缺乏互信，联夏抗同没有操作性。
    宋军可以在夏军拖住同军的情况下，攻击永兴军路。
    但本方的所有军事行动完全独立，不应该受到夏军的任何影响。
    而新任泾原路经略使曲端的话则直接得多——夏国想联宋抗同可以，先退还西安州和怀德军等地，并赔偿大宋的损失。
    还要将作恶屠杀宋民的夏军将领交给大宋处置，再谈其他。
    因接连打败夏、同两军而威震陕地的西军新秀知秦州事李彦仙一如既往的狂傲。
    其人话中有话，言“夏人狡诈无信又称藩于同，焉知此举不是大同的反间计”，就差公开指责张浚利令智昏、诸将只看表象不动脑子了。
    联夏抗同之事就这样被西军诸将搅黄，川陕宣抚处置使张浚却不愿就此放弃。
    其人随后以反攻永兴军路为名，调整了秦凤路兵力部署，只待同夏两国真打起来后再说服众将出兵。
    结果，还真让张浚等来了机会。
    九月初三，大同正乾皇帝发布《讨夏檄文》，正式向夏国宣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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