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帝成长计划

    
    文鼎十五年，已经逃到呼揭山的匈奴单于庭发生政变，军臣被异母胞弟伊稚邪刺杀，自号单于，也就是后来的伊稚邪单于。
    得知匈奴发生了单于的兄弟刺杀单于的状况，太宗皇帝遣使斥责，并派安北都护府都督何未央西进，讨伐伊稚邪。
    夏四月，安北都护府发骑兵十万，从姑且水西出草原，逼近了呼揭山。
    无可奈何之下，伊稚邪单于带着仅剩的部众和牧畜，进入了后来的西域。
    在此次战斗中，曾经因为罪恶被废黜爵位的周勃之子周亚夫立下了很大的功劳，朝堂百官提议给周亚夫加官进爵，太宗皇帝思考了很久，还是没有答应。
    周勃原本是开国功侯，被太祖高皇帝封为绛侯，却在吕太后驾崩的时候在长安作乱，太宗皇帝好几次都饶恕了周勃，但周勃依旧死性不改，最终在家引咎自尽。
    太宗皇帝认为，周亚夫是周勃的儿子，肯定和周勃一样，脑后有反骨，所以一直压制着周亚夫的官职。
    后来发生的事也说明，太宗皇帝的预测十分准确。
    文鼎十六年，太子妃剩下皇长孙，也就是后来的孝宣皇帝，太宗皇帝十分高兴，并亲自给皇长孙起名：彘。
    皇长孙出生时，太子已经二十六岁了，太宗皇帝对朝臣百官说：男子没有年过二十还长不大的，我在二十岁的时候，已经在皇位上坐了八年，如今太子加冠成人已经过了六年，应该负担起应有的责任了。
    于是下令太子监国，朝中所有的大小事务由太子处置，遇到重大的事情或者解决不了的事情，再由太子请示太宗皇帝。
    太宗皇帝劳苦一生，直到这时才过上了轻松地生活，每天都抱着皇长孙在长安城内戏耍。
    文鼎十七年，太宗皇帝第三次开科取士，实际上所有的事情都有监国的太子操办。
    这一次考举中，总共有超过十五万的士子参加，其中通过第一轮、第二轮考试的几万人，基本都被新设立的水衡都尉任用为官吏。
    文鼎十八年，南越王赵佗突然病逝，王孙赵胡继为南越王，并上表长安，请求长安认可。
    监国太子得到消息，在请示太宗皇帝之后回复赵胡：从高皇帝鼎立汉室以来，诸侯王就从来没有不朝觐长安的道理，之前赵佗年事太高，车马不便，现如今，赵胡却再也没有不朝长安的道理了。
    春二月，南越王孙赵胡从南越国都番禺城启程，在夏六月抵达长安。
    赵胡朝觐长安的同时，将跟随赵佗前往岭南的前秦将士遗骸也带了回来，太宗皇帝亲自主持了接待，并按照国葬的礼仪，把这些遗骸葬在了骊山脚下。
    之后赵胡奉上了南越疆域的详细地图，朝堂百官便提议，为死去的赵佗盖棺定论。
    太宗皇帝苦思许久，最终说道：南越王赵佗，奉先秦始皇帝的命令征服南越，对于诸夏的功劳都是可以看得见的。
    王赵佗以武立身，以武立命，以武为诸夏开疆拓土，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于是朝中百官共议，谥赵佗为南越武王，太宗皇帝赐下黄肠题奏、金缕玉衣各一，太后也赐下了不少冥器。
    文鼎十九年，南越内附，太宗皇帝封南越王孙赵胡为余水侯。
    文鼎二十年，闽越、东越内附，太宗皇帝就让梁文王刘恒的第三个儿子刘参去岭南为王，以原本南越的国土为封土，以原本的南越国都番禺为王都，号越王。
    文鼎二十一年，龙首渠、六辅渠、白渠，以及汉中地区的褒斜道基本完工，由御史大夫贾谊主持的郑国渠拓宽、清理、另开支流的工程也终于结束。
    经过这次拓宽之后，郑国渠和行开拓的支流能灌溉的田亩多出了上万万亩，汇集关中百余万户家庭，再加上龙首渠、六辅渠、白渠等水利设施，关中有三分之一的地方都具备了种植水稻的条件。
    褒斜道的完工，则是让关中的汉中地区与蜀郡之间的交通变得畅通了起来，蜀地的名产如蜀锦、玉石等物品，开始大量流入关中，天下其他地方的商品也开始进入蜀郡。
    在确定郑国渠的工程没有出现纰漏之后，太宗皇帝召集百官共议，最终决定敕封主持此次工程的御史大夫贾谊彻侯之爵，封土为贾谊的故乡洛阳城附近的平阴县，食邑一千户。
    文鼎二十二年，丞相郦寄的任期满，从丞相的位置上光荣退休，被赐予了赞拜不名的荣誉。
    冬十二月，拜御史大夫贾谊为丞相，尚书令晁错为御史大夫，已经成为大农的公孙弘为尚书令。
    文鼎二十三年，太宗皇帝颁布册立诏书：以皇长孙刘彘为太孙，改名为彻。
    这时，皇长孙才六岁。
    世宗皇帝是在六岁时被册立为太子，孝宣皇帝更是在六岁的时候被册立为太孙，再加上孝怀皇帝也同样是在六岁被册立为太子，八岁登基，如此三次下来，皇长子年满六岁册立为储君的规则，也成为汉室的传统。
    直到三十年后，年刚三十六的孝宣皇帝病逝时，太子已经早于孝宣皇帝死去，孝宣皇帝没有别的子嗣，孝文皇帝的其他子嗣也都已经失去，卫太后就按照兄终弟及的规则，把太宗皇帝的次子刘弗陵召入了长安。
    那时，蒙王刘弗陵已经年近六十，得知卫太后想要让自己入继大统，刘弗陵惶恐的说道：我已经是个即将死去的老人，如果染指神圣，恐怕会辜负太祖高皇帝的江山。
    于是卫太后下令，由蒙王刘弗陵的嫡长子刘婴入继大统，是为孝昭皇帝。
    在蒙王刘弗陵死去之后，孝昭皇帝追尊生父刘弗陵为孝烈皇帝，奉孝文皇帝刘贺为亲父，为孝文皇帝建世宗庙；并奉孝宣皇帝刘彻为长兄。
    文鼎二十四年，孝惠皇帝的第五个儿子赵王刘太薨，太宗皇帝哀痛不能自已。
    朝臣百官通过商议，最终向太宗皇帝汇报：爱民好治曰戴；典礼不愆曰戴；无过，好民治。
    于是，将刘太谥为赵戴王，并将赵国的土地分为九部分，将刘太的十四个儿子其中八人封为诸侯王，将赵国的一半土地化为郡县。
    文鼎二十五年，楚王刘戊病逝，原本应该有长子继承王位，并由其他几个儿子裂土为王，但在刘戊死后，有人举报刘戊生前又不符合伦理的举动，太宗皇帝闻之大怒，令人彻查，发现确实如此后，下令废黜楚国的宗庙，并将刘戊的所有儿子处死。
    文鼎二十六年，故安侯申屠嘉病逝，太宗皇帝派丞相贾谊代为吊喧，并追尊申屠嘉为太师。
    文鼎二十七年秋六月，太宗皇帝病重，于是招来了丞相贾谊、御史大夫公孙弘、尚书令晁错，并叫来了记录遗诏的史官，还将监国太子和太孙叫到了身边。
    在遗诏中，太宗皇帝写道：我在十岁的年纪，就接过了孝怀皇帝肩上的重担，做天下数千万百姓的牧治者，在过去这四十多年中，我实在是诚惶诚恐，生怕哪里做的不好，会有损先祖父太祖高皇帝、先皇考孝惠皇帝、先兄孝怀皇帝的遗德，败坏了汉家的江山；
    幸好有无数勇敢的将士在北方挥洒血汗，有许多饱读诗书的文学之士在朝中运筹帷幄，辅佐我治理天下的百姓，抵御外族的入侵，才让我侥幸没有孤独历代先皇的重托，没有让天下百姓的生活变得更差。
    君主一个人犯了过错，不能让天下人代自己受过，天下任何地方出现的罪过，责任都在我帝王身上；为了抵御北方的匈奴人，天下百姓在过去几十年省吃俭用，用剩下来的一枚枚铜钱，堆出了我汉家在草原的一次次胜利。
    穷兵黩武是我的错，获得的武勋，则全都是天下人的功劳。
    在过去四十几年当中，我让以前的少府，现在的民工部凭借粮食专卖、盐铁专卖积攒了许多钱财，实际上并非是我贪图享受，实在是心疼天下百姓被折磨的奄奄一息，所以希望能为天下百姓减轻一些负担。
    现如今，我已经要离开人世，到九泉下面见历代先皇，所以做出几个交代，如果有什么过错的地方，希望天下百姓能看在我多年勤政，没有犯什么大错的份儿上，不要记恨我。
    ——我一生虽然没有什么大的过错，但也没有什么很大的功劳，死后的丧葬事务一切都从简安排，朝臣百官、功侯武勋、宗亲诸侯最多只能哭灵三天，寻常的百姓只能哭七天。
    ——我的墓葬中，不允许放入任何金、玉、珠等贵重的随葬品，只需要一些竹简、木渎，和一些陶俑陪葬就可以了。
    ——我死去之后，以太子刘贺继承皇帝的位置，皇太孙刘彻为太子。
    史官将遗诏写好，交给太宗皇帝过目、用印之后，遗诏被叫到了丞相贾谊的手中，太宗皇帝则将太子、太孙、皇后留在了身边。
    文鼎二十七年秋七月乙亥日，太宗皇帝在未央宫驾崩。
    当日晚，太子刘贺在朝臣百官的陪同下在未央宫继位，接受了百官的朝拜纳诚。
    次日清晨，孝文皇帝刘贺颁布诏谕：尊皇后何氏为太后，册立太子妃李氏为皇后，皇太孙刘彘为太子。
    秋七月壬午，太宗皇帝被下葬霸陵。
    秋八月，掌控细柳营的周亚夫突然在长安周围调动兵马，孝文皇帝大惊，长安又没有可用的将领，孝文皇帝于是请出了已经赋闲在家的祖父何广粟。
    早在太宗皇帝驾崩之前，太宗皇帝就已经对周亚夫有所防备，所以已经提前给何广粟做下了交代。
    得到孝文皇帝的指示，何广粟便带着孝文皇帝的符、节，以及太宗皇帝御赐的宝剑，来到了霸陵以西的山林间。
    次日，何广粟率领孝康陵卫，也就是之前的材官都尉，镇压了周亚夫的叛乱。
    秋九月，周亚夫在诏狱饿死，孝文皇帝命令太常，在功侯薄中去掉条侯，并明言：从今往后，只要是姓周的人，就不得为百石以上的官员。
    次年冬十月，孝文皇帝改元元年，年号永昌。
    下令大赦天下，并赐天下为人父者爵位一级，酒肉各十斤，并出内库钱，收容天下死于国家事务的英烈后代。
    永昌元年冬十一月，孝文皇帝颁布诏谕，彻底取消了汉室的农业税，将口赋从三人一算降到了六人一算，每人二十钱，并承诺永不加赋。
    而汉室的丞相位置，则是在孝文皇帝永昌七年，贾谊荣退之后由晁错接手，到孝文皇帝驾崩后的孝宣皇帝五年，晁错荣退，又公孙弘接手。
    在公孙弘之后，汉室彻底取消了丞相制度，原有的三公九卿制，也按照太宗皇帝先前交代的三星六部制所取代。
    在我看来，太宗皇帝为人亲和，仁慈，与人宽厚，却又不失王者的霸气，是一个百年难得一见的明君。
    唯一让我感到遗憾的是，太宗皇帝早年受法家、墨家的荼毒太深，从而导致了对儒家的很大成见。
    不过好在太宗皇帝并不是一个仅凭喜好的人，对于贾谊、汲黯、颜异这样真正的君子，太宗皇帝也总是能任用，看人用人的水平，可以算得上是非常优秀了。
    太宗皇帝在位四十余年，对于汉室的强盛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除了将北方的匈奴人驱逐到西域一带，为后来将匈奴驱逐到大宛以西打下基础之外，对于民政民生的贡献也是十分卓著。
    在个人道德方面，太宗皇帝尤其注重孝道，也总是以孝道教导太子、太孙，这对于汉室后来始终坚持不懈的以‘孝道治国’为国策，有着非常深远的意义。
    在选择继承人的时候，太宗皇帝也严格按照立嫡立长的规则，很早的就立下太子、太孙，让国家很早就安定了下来，而不是被夺嫡的事搅的暗流涌动。
    对于有功的将士，太宗皇帝也不吝啬赏赐，对阵亡将士的家属，更是穷尽一切的补偿，这一切都是完美的君王典范应该做的事。
    唯一美中不足的，是太宗皇帝对于外戚太过放纵，让何广粟、何未央，以及秦牧这样凭武勋幸贵的外戚太过于嚣扬跋扈，败坏了功侯贵勋之间的淳朴风气。
    但也正是因为有了何氏外戚，孝文皇帝才能顺利击溃逆贼周亚夫的阴谋，在未央宫继位，在孝文皇帝登基之后，何氏外戚也做了不少好事，家风也比以前内敛厚重了许多。
    从这个角度来看，或许太宗皇帝真的是明见万里，连何氏外戚后来的变化，都没有逃过太宗皇帝的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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