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时健：影响企业家的企业家

    
    在最辉煌的时刻，褚时健折翼滇南，从“烟王”的神坛上跌落。
    2001年，身患多重疾病的他保外就医，重回哀牢山，筹措资金改造山地、架管引水、修建公路，种起了橙子。十年后，一种名为“褚橙”的水果风靡全国，它被称为“云南最好吃的橙子”，也被称为“中国最励志的橙子”。
    对于昔日种种，褚时健不愿再提起。于是，共同经历了诸多事件的“我”——作者先燕云，将以第一人称的角度，为读者更客观地呈现这段旁人无从知晓的历史，讲述昔日“烟王”、今日“橙王”——86岁的褚时健残酷的自我修复和重塑。
    褚映群说：“其实老爸也该退了，你说他是太阳般的汉子，说得好。不过光环大了，人会变成神的，太阳烤多了，人也会被烤糊的。”
    我大吃一惊，不由得仔细看了看她那张和父亲母亲都有些相像的脸，我从那上面看到了一种忧虑。
    应该说，风将起之时，褚映群已经敏锐地捕捉到了风的翼尖。
    选择性地资助文化产业
    捕捉风的翼尖
    最后一次见褚映群
    风起之时
    历史的玩笑
    孤独的先行者
    殇恸
    褚映群的后事
    一起走过的日子
    夙愿完成
    小事点点
    选择性地资助文化产业
    1993年春天，因为要做茶马古道的拍摄和采访，我和朋友们拜见了很多企业家，寻求资金帮助。寒暄聊天、吃饭喝酒之后，得到的回答大致一样：“什么是茶马古道？现在谁关心什么古道，你们搞这个有什么意思？”可当时香港知名摄影家高志强先生已经得到了爱克发公司提供的反转片赞助，只等出发，我们骑虎难下。
    大眼瞪小眼之后，我下了决心：“走，到玉溪。”
    我后来在《寻找茶马古道》一书的序言中写道：“到玉溪，也就是到玉溪卷烟厂的缩语，这个改革开放以来声名鹊起的企业，短短十多年间跃升为全国数一数二的税利大户。于是乎，求助干企业的人和事可谓应接不暇。以我做人的原则，虽说几年前就与厂长褚时健认识，但从未开口请求过什么。这一次，为了那务藏在深山无人识的古道，我终于逼迫自己开口了。五万元，对玉溪卷烟厂是小数，对我们，对那条我们将要寻求的古道，却是一笔必不可少的投入。”
    有了这笔钱，我们从普洱茶的原产地西双版纳出发，一直走到了西藏。《寻找茶马古道》一书1994年由香港中国旅游出版社和云南《女性大世界》杂志联合编辑出版后，在香港、内地出过多个版本，在台湾还出版了中英文对照版。几年之后，普洱茶大卖特卖，就连思茅市也改名为普洱市，很多人在这个过程中发财出名。我们这些当年的探寻者，却记着最初为古道投资而不计回报的企业家褚时健。
    当时的玉溪卷烟厂为许多文化项目提供过赞助，比如轰动一时的电视连续剧《宰相刘罗锅》、央视春晚，还有和中国作协联合组织的“红塔山笔会”等，这些项目的审批，都和褚时健有关。
    褚时健是一个喜欢看书的人，除了技术类、经济类、管理类，他还爱看传记类和小说类的书。用他的话说：“不看书精神不充实。”一天有那么多的事情，但只要有时间，他总要抽出一两个小时来看书。不过他的时间太有限，只能看自己感兴趣的书，他称之为“好书”。
    1991年他接受采访时说：“不看好书的人不会做人，这个结论是我自己得出来的。作家蒋子龙写的《乔厂长上任记》，我看了两三遍，当时的企业家都遇到过他写的那些问题。我说这位老兄肯定在企业干过，问题都写得很清楚。当然还有好的报告文学，比如王蒙等人写的东西，完全是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有很多道理在里面，读了让人受益。”
    “一个人，只要不满足现状，就需要学习，你满足了或者消沉了，就不会去学习了。”
    把自己多年的苦难经历变成一次次学习的机会，这是褚时健和别人不同的地方。
    正因为褚时健有自己的文化追求，当时的玉溪卷烟厂对文化项目的投资才有了自己的品格：即不为低俗的纯商业的产品或活动提供赞助。
    时隔一年，我因为要做一个名为“红军后代与红军战士跨越时空的对话”的课题，再次来到玉溪。在老厂区那间并不豪华的办公室里，他认真听了我的计划，颇为感慨地说：“小先，别人现在都忙着做生意、赚钱，你却想搞这样的选题，为后代留一点儿真实的记录，这是件好事，我支持你。不过，你这个项目能不能被批准，你要有思想准备。”
    我告诉他，关于红军长征的纪录片，必须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批准，我正在努力。他答应说，只要上面批了这个项目，玉溪卷烟厂就可以给经费支持。
    捕捉风的翼尖
    那天谈话后，褚时健邀请我们去看一看关索坝。那时，它是一个长1.3千米、宽500多米的小山沟，上面绿荫蔽日，和周围的群山连成一体，与红塔山遥遥相对。它唯一出彩的地方，就是山上破旧的关索庙。相传诸葛亮南征时，关羽之子关索曾在此屯兵。后人便修起小庙，奉他为一方神明。
    褚时健以一种异常自豪的口气对我们说：“你们最后看一看这个山头，以后，这个山就没有了，由我们自筹资金建设的一个国际一流水平的新厂区将在这里落户。”
    1994年5月26日，关索坝工程打下第一根桩。这是玉溪卷烟厂，也是20世纪末中国烟草业最重要的一项技术改造工程。
    就在这一年，我到厂里采访玉溪卷烟厂的职工生活，赶上了马静芬和烟厂绿化科为中国插花艺术展准备的插花作品预展。在展厅里，褚映群把我叫到马静芬身边，让厂里的摄影师郭建林为我们仨人照了一张合影。我当时觉得她的举动有些刻意，悄悄问她为什么，她笑笑说：“我老爸写什么都说要你写，我告诉他，人家是作家，是写文学作品的，不是写你们厂的那些报告的。”我也笑了：“你算说对了，写应用文，我恐怕是小学生水平。”
    褚映群说：“老爸上《东方之子》了，你看了吗？”
    我说：“看了呀，温迪雅采访的。”
    “你知不知道，有人提出也可以让老妈上《东方之子》？”说到这儿，她的神情有些变了，“我对老妈说，爸爸上《东方之子》，那是实至名归，他为国家做了那么大的贡献，是‘全国劳动模范’，是‘五一劳动奖章’的获得者。人家要拍他，合理。而你就不同了，我觉得你应该躲到老爸的光环后面，平静地工作和生活，这才是最重要的。”
    这是我和褚映群第一次单独谈话，她让我刮目相看。一直以来，褚映群都被人称为“烟草公主”，她去外地，总有不少入围着她，到北京时，听说去机场接她的车就有好几辆。我很担心她因此飘飘然，真把这些当成了理所当然。此时她的这番话，倒让我释然了。
    我点了点头，表示对她的认同。她说：“其实老爸也该退了，你说他是太阳般的汉子，说得好。不过光环大了，人会变成神的，太阳烤多了，人也会被烤糊的。”
    我大吃一惊，不由得仔细看了看她那张和父亲母亲都有些桕像的脸，我从那上面看到了一种忧虑。
    应该说，风将起之时，褚映群已经敏锐地捕捉到了风的翼尖。
    我要搞的“红军后代与红军战士跨越时空的对话”这个项目，用了将近半年的时间才得到批准。
    最后一次见褚映群
    1995年年初，等我再到玉溪时，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
    褚时健面带难色地说：“早半年搞都可以，现在有问题了，中纪委来厂里搞审查，这些赞助可能搞不了了。”
    “中纪委？”我心里咯噔一下。之后，我到厂办公室，见到了办公室主任何小平。
    何小平是个老知青，当年赫赫有名的北京师大女附中的高中生。自1969年到云南后，她将自己最好的年华都奉献给了这片土地。从师范学校的教务主任到烟厂的办公室主任，她和人们印象中那些精明强千、八丽玲珑的办公室主任不太一样，是个率真可亲、办事很有分寸的大姐。
    从她那里我听说，国家审计部门已经入驻厂里，正在进行大规模的查账。她还说了一件事情，中纪委的有关领导要找褚时健谈话，事先电话通知了厂办公室，但办公室一时疏忽，没有及时通知厂长，他按自己原来的安排去了通海看烟田，这让北京来的领导十分不爽。虽说厂长知道后及时赶了回来，但谈话时这位领导的言语间已经颇有些不客气。
    事情听了也就过了，说实话，何小平和我都没太放在心上。改革开放初期那批所谓“摸着石头过河”的企业家，后来大多“中枪”倒下了，这里面有着复杂的社会因素、政策因素和企业家个人的因素。按照经济学家的观点，这段时期旧的管理模式已经松动，而新的模式还没有形成，企业家作为这个时代的代表，和企业之间存在着利益划分不清、产权界限不明等问题，需要明确和廓清。正是这样一种一方面经济快速发展、一方面法规滞后的背景，造成了企业家的“陨落”。
    可对于褚时健，我们完全相信他的人品，相信他对自己事业的全力以赴，对物质名利的淡泊，也相信他不是一个政治上幼稚、经济上糊涂的人。
    绿意葱茏的五月，我接到褚映群的电话，让我到烟厂驻昆明办事处去拿点儿东西，是一只竹篓，里面有十多只肥壮的青壳大螃蟹。褚映群说，这是她老爸让送来的，给我几只，给另外一个朋友几只。她来不及送了，马上要回珠海，请我来拿，把给那位朋友的也带过去。
    我们闲聊了几句，谈到我们另一位共同的朋友，她说在北京见到那个朋友了，心态不是很好。我说大概是位子调整了，有些不太适应。
    螃蟹是鲜货，我给朋友打了电话，约好五点钟在省委后门见。当时已是四点，褚映群催我走，送到楼梯口时，我忍不住问：“你呢，在珠海好吗？”她没有回答，只是微微点了点头。
    离开办事处时，我从车窗里看见墙外通红通红的三角梅。这种红出一片血色的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她。
    风起之时
    八月，马静芬托我写的插花作品赏析完稿，我送到了玉溪。在半坡上他们的小院落里，马静芬看着文章，我看着院里的花花草革。褚时健不在，他到国外看设备去了。马静芬很快就要走，下月在北京召开的“世界妇女大会”的多个展览中，有马静芬他们插花协会的作品。我给她带了一套衣服，我觉得在这样一个世界各国女性参与的会议上，她应该有件时尚的正装。
    马静芬看着衣服笑，说这太年轻，怕不合适。我们催促她换上，看看效果。马静芬一直很瘦弱，衣服上身的效果很不错。这身衣服估计她再也没有穿过，到北京后没几天，她被叫回了云南，中秋节前夕，她被带走，进入隔离审查阶段。
    在此之前，褚映群已被人从珠海带到了河南。
    女儿和老伴出事时，褚时健身在国外。他没有采取什么“失联”的做法，而是第一时间赶回了玉溪。这一方面表明他内心坦荡，另一方面也显示了他对家人的牵挂。
    和所有人一样，我对这一切的到来没有任何心理准备。心里有着一万个为什么，却不知道答案。直到数年之后，当年的红塔集团的法律顾问——大律师马军，才给了我这样一个答案：
    1994年，中纪委接到贵州省省级机关退休老干部的举报，反映老干部退休后的待遇问题，还有贵州省领导干部贪污腐败的问题。中纪委的办案人员到了贵州，直接找提供线索的老干部核实。最后，省委书记刘某某的夫人阎建宏等一批人被查出问题。阁建宏因贪污473万元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处死刑。这在当时是轰动一时的大案。在这个案子中，涉及从云南批的S万件红塔山香烟，这批烟被阎建宏倒卖后获利上千万。在中纪委办案人员的报告上，当时的中共中央******批示，要重点查处领导干部及其子女以烟谋私的问题。
    贵州贪腐案的专案组乘胜追击，进入云南。云南省委书记普朝柱和中纪委的同志吃了一顿饭后，按自己原来的计划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并没有特别在意这件事。而当时的云南烟草专卖局在和中纪委谈话时表现得十分自信。中纪委负责人谈话的切入点是工作报告中的两点问题：一是对职工队伍的评价，报告中说，99%是好的；二是对干部队伍的评价，报告中要求干部做好兼职工作。中纪委的同志质问这两点评价有什么依据，有人自信地说：“你们可以查嘛。我们云南烟草专卖局的干部，情况是比较特殊的，我自己也是‘一肩挑’，既是公务员又是企业家，基本上是三块牌子，一套班子。”
    在玉溪卷烟厂的调查，据说一开始就碰到了前面何小平说的那个情况，褚时健没在厂里等待，而是去看他的“第一车间”烟田了。接下来的谈话大概涉及两个关键问题，一是给贵州的烟，二是领导干部子女要烟的情况。阎建宏案涉及的烟是玉溪卷烟厂的，但这件事情是省里交办的，可以说清楚。关于领导干部的子女以烟谋私的问题，褚时健回答：“是有人来过，但我和他们说过，你们要为你们的父亲想想，不要给他们找麻烦。如果自己要抽，可以批点儿次品烟给你们，没有大批量从厂里拿烟的事情。”
    当时从北京到云南，各个级别的领导干部子女到玉溪要烟的情况不少，但得到大批量香烟指标的很少。一些上面交代的不得不给安排的烟，也都要批条，由销售部门负责，调查工作在这里耗时也最长。
    调查在继续，1995年，马军在烟厂驻昆明办事处见到了褚时健，当时褚映群也在场。褚时健征求他的意见，说国家烟草专卖局安排他到欧洲考察，合不合适去？马军明确表示，现在这种情况下，最好不要出国。
    1995年5月，河南省三门峡市林正志等人投机倒把案东窗事发，之后马静芬的妹妹马静芳、弟弟马建华等人被河南省洛阳市公安部门收审。8月15日，褚映群被河南有关方面从其珠海的家中带走。9月，马静芬也因同一案件被河南收审。
    历史的玩笑
    历史总会在同一个时间节点上开玩笑。也是9月，褚时健人生中另一个重要身份确立了。9月，红塔集团成立，褚时健不再担任玉溪卷烟厂的厂长，他的身份变为云南红塔集团和玉溪红塔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董事长。
    公司成立仪式上，董事长褚时健发言，他说：“建立企业集团，是云南‘两烟’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烟草行业深化改革的必由之路。因此，我们成立云南红塔集团的目的和宗旨也正在于：通过资产连接纽带，发挥集团群体优势，优化产业组织结构，促进资源合理配置，增强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形成多元化、跨行业、跨地区经营，实现规模经济，提高企业的整体经济效益；进而为国家财政增收，为地方经济发展，做出我们云南烟草行业应有的贡献。”
    对于董事长这个新角色，褚时健有自己的看法，他说：“按现在的企业制度来运行，可以说，总裁管今天，董事长管明天。董事长必须考虑企业的长远战略，为企业发展安排好明年、后年、大后年的工作。这个企业的长远战略由你来定，这就要求战略决策上不能出现差错。”用他的话说，玉烟（玉溪卷烟厂）发展的第一阶段是爬出泥潭、甩开包袱，第二阶段是技术改造。现在资金有了，软件和硬件设备都到位了，还拥有一支技术过硬的队伍，玉烟已到了第三个发展阶段。
    当时的外部环境如何呢？随着中国“复关”进入白热化阶段，中国卷烟业面临着巨大的冲击。在中外卷烟业对抗的百年历史中，外国卷烟企业从未忽视过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1902年，美国在中国设立的英美烟草公司，曾创下年产量112万箱的纪录，占据了绝大部分中国市场。新中国成立以后，在中国关税政策的保护下，中国卷烟工业得以迅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洋烟的进攻。在新一轮角逐中，玉溪卷烟厂成了外国烟草公司在亚洲的主攻对手。用《玉烟报》记者的话说：这是一场持续了近一个世纪，维护中国民族卷烟工业的生存战和空间争夺战。
    玉烟的优势还有多少？褚时健比任何人都清楚：现有的机器设备是国际上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水平，与世界一流水平有很大差距。现有的厂房处于地震带上，已开始出现裂痕。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褚时健和玉烟领导班子才提出了自筹资金，在厂区附近另建一个现代化新厂，使玉烟的技术水平、生产能力再上一个台阶，成为世界最大的卷烟生产企业的构想。
    关索坝到底会是什么样呢？这是我每次面对那个大工地时都在想的问题。
    4000多人的建筑队伍在工地上苦战，十四冶建设集团集中了全部的重型机械。这场土方量300万立方米、建筑面积24万平方米的攻坚战，原定1998年完成，后改为1997年、1996年，因此，我每次见到它的面貌都不相同。
    褚时健有个一贯作风：下基层。他的这个“下”，不是走马观花，不是蜻蜒点水，而是一扎到底。抓烟叶生产，他一个县、一个乡地看烟田；抓生产质量，他一个车间、一个环节地找问题。而现在，他的新目标就是跑关索坝。他的司机张启学说，就这一两年时间，记不清他跑了多少遍工地了。就连晚上散步，他也要到关索坝走走。
    孤独的先行者
    一切似乎都和过去一样，可人们看褚时健的目光里多了许多内容。我相信大多数人的心理是一样的：“厂长，你可不能趴下，这个企业需要你，云南烟草离不开你。”
    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褚时健就在这样的目光下生活着。他还是那样忙碌，那样风风火火，他的办公室外，仍有静静等待他接见的各种各样的人。见到他时，他的裤脚上总沾着关索坝工地的红泥。和他不亲近的人，也许根本看不出他的变化。可熟悉他的人，却发现他的确和以前有些不同，他的目光中多了忧虑，他的额头上新添了皱纹。
    他喜欢回家，到了家里可以放下一切掩饰，面对真实的自己。可他又怕回家，家里除了来照顾他们老两口的亲戚老三，再没有其他人了。当时厂里安排跟随他的丁学峰和张启学，这一年间几乎变成了他的家庭成员。没有了谈话的对象，褚时健的话变得很少。吃完饭，他一个人回到楼上的房间，成了一位孤独的老人。
    这段时间里，他约见过法律界的有关人士，想知道女儿和妻子的事情到底会怎么处理，希望老伴在那里能有个好一点儿的生活环境。同时，他也不可避免地要面对针对自己的种种调查。
    也许只有工作、烟厂、烟田和建设中的关索坝，才是他这段时间的精神支柱。
    他在这项工程上倾注了大量心血。因为他的目标不是只求一时一己的荣耀，而是要赶在有优势、有能力的时候把装备搞到世界一流，保证云南烟草工业的持续辉煌。褚时健似乎永远是一个先行者，他爱在没有路的地方踏出第一串脚印。先行者往往是孤独的，他必须承受各种各样的压力和上上下下的不理解，这好像也成了一条规律。为此，文学家感慨：“在时代风云中那些高瞻远瞩的豪杰，因其目标的高远，似乎很难看到自己构想的事业完成……”
    关索坝是褚时健用心构想的一幅图画，他有幸看到自己的构想变成了现实。对于他个人而言，这种实现并没有什么实际的利益。特别是在接受审查的情况下，这种努力前行，似乎有了一种悲壮的色彩。褚时健当时告诉我们：“如果只想个人，老早就不该干了。说来说去，当了这么多年的共产党员，我还是想为这个国家和民族多做点儿事情。”
    殇恸
    1995年12月1日。记住这一天是因为它与一个梦有关。
    夜最深时，我在梦中见到了褚映群。她梳了两条辫子，来和我告别。因为这两条辫子，且头发挡住了脸，我没有认出她来，问了句：“你是谁？”她告诉我：“我是映群，希望你以后常去看看我的老爸老妈。”
    我吓出一身冷汗，从梦中惊醒过来，心跳快得半天不能平复。我是个唯物主义者，但做的梦多次在现实中应验，所以这个梦让我心里很是不安。巧的是头天恰恰与马军有约，第二天要到玉溪见厂长，途中，我忍不住讲了我的梦。
    在厂里，我正在办公室和接待科的王道平说话，看见褚时健从办公室出来。我拿着为《中华儿女》杂志准备的采访提纲，迎了出去。他看了看我，拿着那张采访提纲进了洗手间。
    王道平说：“你看，厂长看到你才笑了。”
    我问她：“厂长笑了吗，我怎么没看出来？倒觉得他的表情和往日有些不同呢。”
    这时，我们看见褚时健匆匆出来，上了电梯。我发现，他手上没有拿我刚刚给他的采访提纲。我走进洗手间，只见那张纸被放在洗手台上。
    我问王道平：“出什么事了吗？厂长有些不对头。”她回答：“没有啊，刚才不是好好的吗？”
    我在心里对自己说，不对，一定有什么事。我径直走进了何小平的办公室，面对我的追问，何小平说：“是出事了，出大事了。中纪委刚找厂长谈过话，但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事。”
    因为晚上要住在玉溪卷烟厂的小宾馆，我下午去见了玉溪的朋友。吃完晚饭，接到马军的电话，让我立刻赶回小宾馆，厂长在等我们。
    暮色中，马军和副厂长姚庆艳站在小宾馆的大堂里等着我，神情严肃。我问：“厂长呢？”姚庆艳告诉我：“他刚刚走，让我来送你们。”我问马军：“今晚就走？不是说好了明天还有事吗？”马军说：“情况有变，咱们今晚就走。厂长刚才问我和谁一起来，我说和你，他说让你也走，这样他就放心些。”
    我们在夜色中离开了厂宾馆，姚庆艳一言不发，沉默地看着我们离开。走到昆玉高速的入口，马军说了句：“褚映群不在了。”“什么？”好像被什么东西击中了一般，我猛地靠在了座椅上。“她在看守所自杀了。”直到马军追加了这一句，我才意识到自己听到的是真实的消息。我全身发冷，声音颤抖着对马军说：“可以停车吗？我想哭。”
    马军几乎是静静地看着我流泪，看着我发抖。在此后的路途中，我一遍遍地想着头天的梦境，心里充满了伤痛。褚映群从儿童时期便和父母一起经历种种苦难，她是一个内心沉稳、颇有定力的女人。她不光有父母，还有一个刚刚十岁出头的女儿呀，为人女为人母，人到中年，是什么让她选择这样惨烈地结束生命？我终于想到了她的父亲褚时健，他今天经历了一个父亲最大的打击。记得在1991年采访的时候，他对我谈起过女儿，说不管生活条件如何差，映群都是个肯看书、爱学习的女孩。家务活儿她从小就做，但从来不影响她的学习成绩。1977年恢复高考，她当年就考卜了昆明师范大学，让做父亲的他感到十分欣慰。褚时健当时的神情，此刻出现在我的脑海中，我不由得长长叹息。
    褚映群的后事
    多年以后，在褚时健的客厅里，他第一次对我谈起他当时的感受。
    “映群出事的时候我在令狐安家，专案组领导给令狐安打来电话，说出事了，褚映群在河南自杀了。令狐安当时就告诉了我。那天，我实在控制不住情绪，哭了。”
    对于那天夜里发生的事情，马军这样说：“当时褚时健在小宾馆见的我。他的第一句话是：‘我对不起姑娘，她早就让我退休了，别千了。现在映群自杀了。’说这话时，厂长的眼泪大滴大滴地流了下来。原先我只是红塔集团的法律顾问，就从那时起，我接受了褚时健的请求，成了代表他办理褚映群事件的委托代理人。”
    回到昆明的第二天一早，马军见到了省委副书记令狐安，令狐安说想不到会出这样的事情，想起来就觉得很心疼。他告诉马军，这次到河南去的三个人，省公安厅的黄总队长代表云南政法系统，姚庆艳代表红塔集团，马军代表褚时健的家人，后事如何处理由马军决定。
    听了这话，马军感到责任重大，他马上和烟厂联系，办理了全权代理委托书。他们三人在机场会面，然后直飞河南郑州。下了飞机，他们见到河南方面的三辆警车已经在机场等候，他们三人一人上了一辆车，连夜赶到洛阳。马军记得当时入住的是市委招待所。三人是分开住宿的，房间也不挨着，中间插有当地警方的人。
    第二天开会，中纪委的人，河南省公安厅、检察院，洛阳市公安局、检察院、看守所有关领导都到会了，会上通报了情况：褚映群被收审后，经审查没有太大问题，正准备报请解除隔离审查时，发生了这种事，很可惜。（原谅我在文章中略去了事件的详细过程。）
    当时，省检察院检察长说，公安机关在这件事情上存在失职问题，中纪委的人没有发言，马军代表家属谈了意见：褚映群不属于收审对象，却被从珠海抓来，收审前提是不合法的。
    会后，云南来的三个人去看守所看了褚映群自杀时的现场，公安部门出示了一份只有两句话的褚映群的遗书。最后，大家到殡仪馆，见到了身穿粉红色棉衣的褚映群的遗体。
    马军说：“我清楚地记得这天是1995年的12月4号，因为第二天我赶去北京，接受了‘全国十佳律师’的称号，这是全国第一次为律师颁奖。当天晚上我就返回了洛阳。6号，我们到太平间接出了遗体。”
    晚上，河南省公安厅一位副厅长请云南去的三位代表吃饭，他说：“这事发生在河南，对不起你们，也对不起褚厂长。”
    马军提出想见见马静芬，河南方面安排他们从看守所楼上的窗子里看了看放风的马静芬。当日寸，她并不知道女儿的事情，也不知道云南来的律师在不远处看着自己。商到1997年，河南警方将马静芬等人移交给云南有关部门，关在第一看守所里，马军才作为委托律师，当面见到了马静芬。
    1995年12月7日，马军等人带着褚映群的骨灰回到了云南，在机场，马军将骨灰交给了褚时健。见到女儿骨灰的那一刻，褚时健，这个被女儿称作“从来不软弱”的硬汉，再次流下了眼泪。
    一起走过的日子
    此后一年的时间中，我和褚时健有了更多的接触。也许是出于对女儿的思念，也许是思想交流的需要，那段时间里，我常常接到他的电话，他的车子会到昆明来接我，然后我们一起出去，利用节假日，在附近走走。
    褚时健最爱去的地方还是他熟悉的玉溪周边备县，这是他的烟田所在地。我跟着他看过通海、江川、玉溪、华宁的烟田，看过建在建水的造纸厂，还看过位于弥勒的红河卷烟J一。他在往返途中讲述烟田的管理、烟叶的分类；讲邱建康如何具有独当一面的能力，在工厂管理上有独特的方法；还有李穗明如何肯吃苦，不怕难，担起了关索坝建设这样沉重的担子。
    关索坝是一个奇迹，一年零九个月，24万平方米的厂房全部完成；1995年8月，第一条制丝线投入生产；1996年3月，主要车间在不停产的情况下搬迁调试完毕；6月，新厂区全面投入生产，年产量可达200万箱。从动工到全部投产，仅仅两年时间，关索坝引起了世界烟草业的高度关注。
    当然，玉烟购买世界上最先进装备的实力，也深深吸引了英、德、美、日、韩的烟机制造商们。褚时健亲自带领专家小组三赴欧洲谈判。几亿美元的进口设备，全靠专家小组的意见来选型、谈判、定购。在国外的那些日子，专家组的人各有分工，或看样机，或观察实际运作效果。每天早上6点起床，赶飞机、赶汽车、赶火车，常常搞到深夜才能休息。就这样，600包烟机生产线比国际市场的成交额少了3000万美元，物流线生产厂家的开价，也从1700万美元一套降至750万美元一套。褚时健一班人的想法很简单，不能让国家吃亏。对他们的这种敬业精神，外国厂商也表示敬佩。英国莫林斯公司的代表发出感慨：“这么大的投资、这么快的建设速度，世界上没有哪一个资本家有如此胆魄。”
    关索坝工程会聚了来自世界各国的上百名专业技术人员，他们正是通过关索坝了解了玉烟，了解了中国。前来采访的美国《环球烟草》杂志国际部副主任在文章中这样形容关索坝：中国初升的太阳。
    正是玉溪卷烟厂年年增长的卷烟产量和关索坝工程的潜在能量，使得前来采访的很多记者都抓住“烟草是夕阳产业”“烟民队伍日益萎缩”这样的话题向褚时健提问。他是这样回答的：“烟草是国家税收的重要来源，中国的烟草市场是一个客观存在，3亿烟民的数量短时间内不会消失，这样大的市场，我们不去占领，难道要让外国人占领吗？当然，随着烟民数量的减少，市场萎缩的局面以后会出现，我们凭借现在打下的经济基础，已开始对其他产业进行投资，到那时，仍然可以为国家创造财富。”
    夙愿完成
    1996年4月，与狂舞的春风相伴，褚时健领我们全面地参观了新落成的厂区。厂门口大盆里种的五针松，就是马静芬用烟从河南省三门峡市换来的。抚摸着厂区里绿茵菌的草坪，褚时健脸上现出了久违的笑容。我写第一篇关于褚时健的报告文学《太阳般的汉子》是在1991年4月，与这次他在任卜最后一次接受我的采访，之间相距整整五年。
    从外在看，褚时健变化不大，仍然是步履匆匆，仍然是神色严峻。不同的，是他那双眼睛，以往的犀利与敏锐仍在，却掺入了更多的忧郁与练达。他不是神，而是一位年近古稀的老人。尽管他身体很好，精力充沛，可他也因巨大的打击和压力而感到疲惫和忧伤。从褚时健以往的经历来看，他无疑是一个爱国者，历来很多的爱国者，似乎都会心甘情愿地为国家、民族的进步牺牲自己的利益。那么，当一个爱国者努力为社会创造财富时，难道没有人去给他们一点点理解、关心和保护吗？
    中国企业家的成功要比外国企业家艰难许多。他们不仅要面对市场经济规律的法则，还要在传统观念与开放意识的冲突中，在经济规律和政策法规不配套、不完善间寻找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为此，勇于改革的风云人物的命运不可避免地带有悲壮的色彩。就在玉溪卷烟厂以绝对优势高居全国同行业税利指标和综合指标榜首，成为全国企业第二税利大户的时候，还有不少人对褚时健的能力和云南烟草的优势颇有微词。
    一位与烟草业毫不搭界的朋友对我说：“这是媒体宣传的失误，你们只讲每年创造了多少税利，扩大了多少产能，好像这一切是上天赐予的福气，傻瓜也能干好似的。为什么不讲讲他们的血汗创业史，不谈谈他们对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呢？”
    的确，云南烟草业崛起的历史并不太长，玉溪卷烟厂40年的历史也并非一路阳光。眼前的光荣与财富，是烟草行业职工和褚时健这样一批人，用十几个年头的奋斗创造出来的。从来就没有天上掉馅饼的好事。一位在厂办公室工作的老玉溪人用凝重的语气告诉我：“那时候，烟厂的人上班连水壶都拎不起，提的是瓦罐。厂长去外地推销我们的产品时，为了省钱住过洗澡堂，坐过垃圾车。这种事情，现在如何想象得来？人是要讲良心的。”他的话让我明白，人，不能忘记、不该忘记这些东西，因为这是历史。
    一次文化人的聚会中，我的一位朋友突然动情地说：“你应该写写褚时健，他是一位民族英雄。想想看，近代以来，中国有什么产品成功地抵抗了外国的进攻，只有‘红塔山’。”很巧的是，几天以后，一位从国外考察回来的金融家，讲了这么一件事：他在美国与企业界人士交谈时，一位美国企业家问他认不认识褚时健，并真诚地说：“我认为褚时健是中国近几十年来最优秀的企业家。”
    小事点点
    离开工作岗位后，褚时健似乎真的想为自己的人生做一次总结。所以我跟着他到过当年打游击的地方，他说：“我对这里的一草一木都很熟悉，我们当年打游击，就在这些沟沟坎坎里转战。”还有磨盘山、塔甸，这是他当“右派”时走过的地方。我们不可避免地谈到了他的童年时期，这样，我们来到了他生活过的小村矣则，也爬上了褚家祖坟所在的山头。就是在这里，他谈起了自己对这块土地的眷恋与深情。
    当年的一位“右派”，和他交情不错，可惜此时已经告别了人世。他的儿子陈绍牧，成了当地一位有名的老板。他在山里的一座小水库旁有座别致的庭院，临水靠山，松涛阵阵，1996年的春夏两季，褚时健多次来这里小住。陈绍牧叫他叔叔，用对待尊贵长者的态度接待他。陈绍牧说：“我爸爸不在了，我是想用对待长辈的心来善待这位和我父亲有着同样经历的老人。我并没有别的企图，甚至和玉溪卷烟厂也没有生意往来，只是尽份心。”
    我理解他，因为我也是同样的心意。我何尝不知道，当时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在监控之下。但这是我的长辈，我们之间没有什么经济上的利益需求，也没有生意上的往来，我内心坦荡。
    夏天，抚仙湖的抗浪鱼进入了产卵的时节，这也是人们捕捉它们的好时机。抗浪鱼对水质要求很高，是抚仙湖这个高原深水湖泊特有的鱼种。想满足口腹之鲜的人多了，鱼价也水涨船高，当时一斤已卖到了百十元。褚时健是抓鱼好手，现在虽不抓鱼了，但爱吃鱼的习惯还在。
    那是一个星期天，我们从华宁绕到了抚仙湖的东面。这里和游人们常去吃鱼的鱼洞不在一个方向，几乎没有人。鱼洞在断崖之下，水边只有两米宽的通道。张启学把车停在了公路边，我们提着米、火腿、油和土豆下到了湖边。我问褚时健：“为什么我们还要带这么多东西？”
    他说：“我们又没有打招呼，人家咋个知道我们四个人要来吃饭。做铜锅土豆焖饭我最拿手，我们样样都带着，只吃人家的鱼，还可以请渔夫和我们一起吃。”
    在水边，丁学峰和渔民谈妥，褚时健开始生火做饭。那一瞬间，他真的很像一位带着家人野炊的长者。
    就在饭香味随着铜锅的水蒸气丝丝外溢的时候，小路上出现了一队人马。一见来人，等着吃饭的渔民立马缩回到崖边石洞里抽烟，气氛瞬间变了。我问小丁：“这些是什么人，他们怎么知道我们在这里？”小丁说：“肯定是当地县里和乡里的领导，大概是看到我们的车了。”等他们下来一问，果然被小丁猜中，厂长的越野车暴露了我们的行踪。
    当地的干部也是好意，想来见见厂长，一起吃个饭。这一下增加了八九个人，渔民们的饭肯定是没有了，关键是鱼，这顿饭十多个人吃了有八九斤鱼。当地的领导们说：“钱你们不用管，我们会和他们结账的。”离开时，我看见褚时健低声地叮嘱小丁：“去把账结了。”小丁嘟嘟囔嚷地说：“他们说他们会结的。”褚时健不说话，走了。
    小丁去埋单，最后回来。他上车后，我问：“付了多少钱？”小丁说：“九百多。”我说：“千吗要咱们付？他们又不是咱们请来的！”褚时健转过头来说：“你们当真以为他们会付钱给渔民？我们跟人家说好的要付钱，吃了抹嘴就走，吃亏的是那几个渔民。”
    又一个星期天，从建水回来，司机先把我送回昆明。我们在云南大学旁边一个小店里吃饭。见我们点的都是蔬菜，褚时健说了句：“你们要点些肉菜，要不然人家不给我们上菜啊。”
    我觉得这种说法很奇怪，就问张启学：“厂长这话是什么意思？”
    张启学笑着说：“这事有说法。有一次，我送厂长到烟草公司开会，中午就在烟草公司对面的云园吃饭。因为下午还有会，我们就要了两碗米线。结果等了估计有半个多小时，米线也没有送上来，比我们晚来的客人都吃上饭了，我们还坐在那儿等。后来一个认识厂长的人发现了，赶快叫服务员给我们上米线。那家店就在烟草公司对面，吃饭的有钱人多，店大欺客，人家嫌我们点得少，所以不给我们上。打那以后厂长知道了，到哪里点菜都要点一两个贵点儿的。”
    小事点点，不足挂齿，可就从褚时健断断续续的讲述和我对一桩桩小事的观察中，我对他这个人，对他的人格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在这期间，我受老作家汪曾祺先生之托，将他为褚时健画的一幅《紫藤图》送给了褚时健。汪曾祺先生是在1991年的中国作家红塔山笔会上认识褚时健的，从此将厂长视为知己，并为玉溪卷烟厂写下了散文《烟赋》。
    汪老家书房不大，因此，他画画的尺幅都不大。他说过，一介书生，平生所求就是一间可放张大书桌的书房。这时搬到虎坊桥，如愿有了间书房，中国作家协会的高洪波等人，代表作协送去了一张大书桌，汪老终于可以画大画了。
    这张《紫藤图》是我见过的汪老最大的一幅画，汪老题诗云：
    倘若你我闲闲坐，不做滇南烟草王。
    一片情谊，一丝担忧，均在画幅当中。
    多年之后，汪老已作古，我询问当年的赠画，褚时健说，早就不见了，后来抄过家，这画不知道去了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