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成了仁宗之子

    
    我的大宋······每个大宋人的大宋。
    赵曦时隔多年，又一次执笔，在内参和时论上撰写了未署名的文章，题目就叫每个大宋人的大宋。
    文章是以华夏一词切入，第一次将华夏定义为中原地区和融入中原文化的所有共同体。
    赵曦并不是无中生有，华夏一词在各类典籍中也是常见的，而华夏的定义，在诸多的典籍中也有所提及。
    赵曦的目的并不是想挑起什么华夷之辩，为避免在理解上的偏差，赵曦也借用了些典籍和史载。
    战国时，秦、齐、燕、韩、赵、魏、楚等诸侯国同称诸夏，是当时强大的华夏诸侯国。七雄合纵、连横、兼并、争战，但族体相同，形成诸夏统一趋势；于是当时华夏文化共同体的分布区域北达东北辽河中下游，西北洮河流域，西南巴蜀黔中，东南湖湘等广大地区。
    夏禹治水后，分中国为九州：冀、兖、青、荆、扬、梁、雍、徐、豫。
    文中虽然对华夏做了解释和定义，却没有将重点放在九州一统，金瓯无缺上。在解释了华夏之后，赵曦在文中重点阐述关于华夏文化传承的意义······
    首次提到了以中原文化为核心，各民族融合补充的大融汇的华夏民族特征，也提到了华夏民族是一个自信、包容的大族群······
    “非我族类，必有异心。官家此为何意？”
    虽然赵曦在撰文时并没有署名，可能在内参和时论同时刊登这样的文章，并且文风还与讲武堂记录雷同。内阁大臣很容易想到这是官家的文章。
    多年不曾，或者说从来不曾撰写过文章，一出手便是石破惊天······
    “华夷之辨从何认知？先贤是根据礼仪来区分华夏和蛮夷。也就是说，先贤的华夷之辨非从族群区分，便有了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是以礼而定。”
    “前朝魏公曾言：夷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强必寇盗，弱而卑伏，不顾恩义，其天性也。”
    “魏公本意并非华夷之辨，而是华夷之用。前朝太宗有言：中国百姓，实天下之根本。四夷之人，乃同枝叶。扰其根本以厚枝叶，而求久安，未之有也。初不纳魏征言，几失久安之道。也就是说，魏公想表达的是指前朝在使用异族臣工的问题。”
    “前朝······又怎么分辨华夷？”
    官家的文章在内阁先有了一番争论，不过这时候的争论要比早年平和很多。就比如最后的一句，整个内阁就都笑了。
    “剃发易服倒成了华夷之辨的特征······”
    “也确实如此。如今西北地，番人着华服，又如何判定华夷？西南蛮族易服迁居，同样难辨华夷。北辽逃南者，三年便为国朝子民，就更加难辨华夷了。”
    “南逃者是汉人······”
    “何以见得？无从究竟，无非是易服而已，要说骑射，西军有诸多也有类似特征。”
    内阁大臣也只是在议事厅这样议论，没有谁想过撰文去反驳官家。
    从表面上看，官家发文是涉及学术的问题，可事实上，所有的朝臣都知道，官家从来不涉及学术正统之争，官家也不算士林中人。官家的文章，更多的是出于治理国朝的目的。
    内阁应该讨论的是：官家撰写这样的文章，到底是什么目的。
    “其实，官家文章的着重点在危机意识，也就是华夏文化传承的危机意识。官家重心放在华夏文化的传承上，也就是想表达，一个正统的王朝对于华夏文化传承的重要性。”
    “官家虽然在文章中有不分华夷的号召，同时也在引导建立一个以华夏文化为核心的融合文化体系，并由我大宋主导久存的思想。”
    这一届内阁是一届相对务实的内阁，内阁大臣对于士林之辩并不热衷，也就对论调什么的不怎么在意，更多是想知道官家背后的意图。
    苏辙这样说，已经算是从文中的寓意去理解了。
    这样的理解并没有错。官家是君王，不管是自己的理论，还是需要的理论，都应该是为大宋统治服务的。
    不论是中原文化也好，还是华夏文化也罢，在阐述传承之外，更想表达的就是正统王朝的作用。
    撇开得国的问题，完全从文化的角度来阐述大宋的正统性，这未必不是一个合适的角度。
    “国祚议百多年，官家实在没必要多此一举吧？”
    正统与否，早年士林曾有过议论，这些年这样的论调几乎没有了。官家怎么会在这时候萌生这样的想法？
    “我倒觉得未必。诸位不能忽略现在的形势······北辽内乱，朝廷筹划北上，官家以这样一篇文章开头，是否在为将来一统九州做序？”
    吕惠卿从来就是阴谋论者。官家不会随意的撰文，在这个时间节点，以这样大一统文化为切入点，来陈述收复燕云，甚至进一步北上扩大疆域的合理性，似乎比单纯的陈述燕云对国朝防御重要性更有效。
    “文化传承的需求？”
    “正是如此！”
    要是这样说，倒也说得过去。虽然现在过国朝军力提升了，具备了南征北战的实力，收复燕云也即将成为事实。
    但是，国朝从来不缺唱反调的士林大家。那些以先贤先圣之言为圭皋的士林，时时在鼓吹着圣王之道，不断的指责兵事乃凶器······
    “诸位，既然理解了官家的意图，适当的配合官家的文章，也是我等内阁的责任！”
    不管是苏辙的说法，还是吕惠卿的说法，王安石都认同，想来官家无非就是这几种可能。肯定不是想挑起什么华夷之辩。
    既然明确了目的，内阁也就知道怎么做了。王安石从来都不在意这些，创造一个强大的大宋，才是他终生的目标。
    至于士林，谁不会撰文？
    就是这样，一篇本来没有任何意图的文章，在经过不同人的理解后，就有了不同的思想。
    好在内阁是真的没有将此文向华夷之辩上拉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