泥步修行

    
    一
    问道，总会先去踏访自己最心仪的那个高台。
    我一直喜欢魏晋时代。
    对此，从来未加掩饰。很多年前，我写的《遥远的绝响》曾经轰动一时。直到去年，我还到河南太行山南麓考察魏晋名士的活动地区，终于在焦作云台山百家岩发现了比较确切的踪迹，便举笔留墨“魏晋名士行迹所在”，请当地立石镌刻。以志纪念。
    魏晋名士的行止风范和艺术成就我已写过不少，这儿就不重复了。我只想说说他们在精神文化和人生哲学上的突破性贡献。这有点深，有点玄，却是他们心灵深处的巨大悸动。这种悸动，也带动了整部中国文化史。
    这还要从整体背景说起。
    二
    在政治形态上，这是一团血腥的混乱；但在精神文化上，这是一段自由的光辉，而且，光辉得难以重复。
    魏晋的精神光辉，源自于秦汉的精神黯昧。秦汉时代有如此显赫的政治、军事功业，难道精神是黯昧的？不错，外在的显赫和内在的黯昧，常常互为表里。秦汉的金戈铁马把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深思，撞击得支离破碎。
    你看，秦帝国接受了法家“专任刑罚”、“兼吞战国”的方略，建立了一个统一的专制主义集权，却因暴虐不仁而短命速亡，几代法家学者也命运凄惨。汉朝初年，只能向另一个精神方向伸手了，以道家为根基的“黄老之学”一时风行，起到了稳定经济的作用。但是汉武帝又想“大有作为”，听从了董仲舒的“独尊儒术”。然而董仲舒的“儒术”，并非“孔、孟醇儒”，而是兼采阴阳五行之说而倡言“君权神授”，直接辅佐汉武帝的政治权力。后来，又渐渐滑向谶纬神学。在社会实践上，从腐败的东汉到纷乱的三国，儒学的伪饰和无效，更是展现无遗。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魏晋产生了一种精神上的“灭绝性清醒”。
    照例，无论是汉初刘安的《淮南鸿烈》，还是董仲舒的《春秋繁露》，都已企图摆脱诸子百家的狭窄门派，开拓有关宇宙天地的大思考。但是，由于思考者政治背景太深，权力纠缠太多，投射方向太杂，影响了思考的纯净度和可信度。
    这种情况到了魏晋名士这里就不一样了。他们对政治若即若离，虚与委蛇，却坚守自己的个性立场，保持着俯瞰历史、俯瞰人世、俯瞰名位、俯瞰生死的超越高度。因此，也就有可能从根本上来考虑一系列大问题了。
    在精神文化和人生哲学上，他们走上了历史的山口平台。
    他们太不容易，因为他们看到的一切实在触目惊心。宏大的功业，宏大的残忍，宏大的胜利，宏大的失败，宏大的仁德，宏大的阴谋，他们全部已一一翻阅。围绕着这些宏大所发出的各种高论，他们也都已一一倾听。他们似乎生活在一个高度浓缩的历史结晶体中，凡是人类能够想象的极端性状态，都爆炸式地呈现殆尽。因此，他们不可能再有什么企盼、梦想、担忧、防范，因为这一切都显得那么幼稚、苍白、无聊、无稽。剩下的，只有看透一切的超然。
    三
    何晏
    你看那个何晏，在曹操家里长大，中年后也一度拥有官职，不久就被惨杀。作为思想家的他早已腾身于成败生死之外，而是一直思考着天地万物的本源。他认为，天地万物的本源在于一个字：“无”。
    何晏认为，人世间一般所说的“有”，其实只是因为“各有其名”，但这名都是临时外加的。只有无名、无声、无形，才有万物之生；有了万物之生，才有万物之名、万物之声、万物之形。因此，天地万物，以无为本。
    何晏的思想显然来自于道家，又想对儒家作出新的阐释，即“援道入儒”。但实际上，却开拓了一种与正统道、儒并不相同的全新思维等级，被称之为玄学。
    后世思想史对玄学常常颇多诟病，几乎所有的实用主义者都会断言“清谈误国”。清谈是玄学的基本展开方式，如果没有玄学和清谈，中国人在至高等级上的彻悟都会被取消，那么，整个人种的精神等级就会大大降低。
    当然，很多时候人们所厌恶的“清谈”，是指那种陈腐刻板的官方教化话语，正好与魏晋时代的清谈南辕北辙，不应拿来玷污玄学的清名。
    王弼
    让何晏深深赞叹的，是小一辈的思想家王弼。被何晏发现时，王弼还不到二十岁。王弼的思考方向接近何晏，却又比何晏更周密、更完整。
    王弼这个“古代年轻人”曾经对我产生过不小影响，不少语句都能背诵，因此忍不住多说几句。
    王弼也主张“万物以无为本，自然以无为道”，但他在阐释老子学说时，对“自然”的论述显然超过了何晏。他认为，所谓“自然”，就是自然而然，无所拘束，无所执着，无为无造，无形无际，因此，也无仁无恩。人们常常认为天地有情，有恩有为，其实并不。水土果畜，养育众生，但这并非天地的仁恩，而只是自然。他说：
    天地任自然，无为无造，万物自相治理，故不仁也。仁者必造物施化，有恩有为。造物施化，则物失其真；有恩有为，则物不具存。物不具存，则不足以备载矣。
    自然之质，各定其分，短者不为不足，长者不为有余，损益将何加焉。
    正因为这样，对于万物的这种自然之性，“可因”，却“不可为”；“可通”，却“不可执”。
    由此，他对政治人物提出了建议：“大人在上，居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为始（施）。”这里所说的“不为始”，就是不骚扰，不干涉。
    “无为”，并不是什么都不做。而只是不做那些不自然的事，不做那些自然安排之外的事，不做那些伤害自然之道的事。由此他进一步推衍，认为儒家的某些主张如孝、慈、礼、乐，应该维系，因为它们出自于自然，符合自然之道。如果这些主张变成了一种虚名之教，掩盖着不仁不义之实，则应摒弃。总之，一切必须本于自然，包括名教在内。他认为，自然已经包容了一切，安排了一切，因此对人来说，只能抱着“无为”的恭敬心态，倾听自然的不言之教，无声之诗。
    在王弼看来，无为，就是无框范、无名限、无意旨，因此是真正的“大”。他领悟了老子把“道”与“大”联系在一起的深意。
    这种“大”，正因为没有名限，无法表述，只可感觉，且“不知其所以然”，因此又称之为“玄”。
    这一下，他就把自然、无、道、大、玄等等概念组接在一起了，成了一种哲学构架。
    写到这里我忍不住要稍稍停歇，抢着说一句题外话：这么一个高度成熟的思想家，只活了二十四岁！我在上文说他是“古代的年轻人”，一点不错，他从来没有老过，甚至还远远没有靠近中年的门槛。我想以此来感受一种象征：这实在是中国思维重新焕发青春的时代。
    说起来，中国思维的起点，缺少明显的年龄特征。那位高层思维的开启者老子，看上去年纪实在是很大了。跟在他身后的诸子百家，都有一种“老相”，似乎都是要以权威口气、如云徒众来为自己争取地位。因此，即便年纪不大，也年轻不起来。幸好有了魏晋，有了王弼，如此少年英气却一点儿也不掉份儿，让中国思想史补回了一种珍贵的童真血气。
    前面讲到的那位何晏，七八岁时就因敏慧而受到曹操的宠爱。他后来被司马氏杀害时大概已经五十岁了，但那英俊的风姿还是让人难忘。《世说新语》曾提到，他“美姿仪，面至白”。魏晋名士中有很多美男子，他们的形象与人们习惯的中国思想大师很不相同，但他们是真实的存在。失去了他们的年少美貌，倒反而是中国思想史的失真。
    比他们的年龄和外貌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宏观深度。
    四
    另一位美男子比王弼大三岁，在不到四十岁时被杀。他美到什么程度？我在《遥远的绝响》一文中曾引述当时人们对他的种种描写，例如，说他“龙章凤姿，天质自然”，还说他平日像一棵高大挺拔的孤松，一旦喝醉了酒就像一座巍峨的玉山即将倒下。
    这么一个可以称为最高典范的“型男”，居然是中国古代的杰出思想家？不错，不仅仅是思想家，而且还是文学家和音乐家。直到临死之时，他还在刑场弹了一曲千古绝响的《广陵散》。大家一听就知道我在说谁了，是的，嵇康。
    嵇康
    嵇康已被我郑重写过，不再重复。但是，近几年我在中国艺术研究院所指导的博士研究生中，有一位名叫石天然的博士深研音乐，我建议他的论文不妨以嵇康的《声无哀乐论》为目标。这一来，我又与这位古代美男子接近了好几年。
    嵇康也是一位大思考者，可惜后世对他只远眺，不亲近。
    关于天地的本源，嵇康的观点与何晏、王弼不太一样。他觉得“自然”、“无”这些概念固然排除了世俗的名限，但在解释天地本源时又显得过于被动。他选择的答案，是“元气”。
    把天地的本源解释成元气，并不是嵇康发明，而是嵇康的选择。在他之前，一本实际上很重要却被后世轻忽了的汉代著作《淮南鸿烈》已经对“元气”作了明确的论定。书中说：“宇宙生元气，元气有涯垠，清阳者薄靡而为天，重浊者凝滞而为地。”（《淮南鸿烈·天文训》）
    以“元气”来解释宇宙和天地，可能会让很多思维局囿的学者觉得空泛不经。然而在我看来，那些被刘安召集到淮南八公山下的庞大道家智者群体如苏飞、李尚、左吴、田由、雷被、毛披、晋昌、五被等人，已经触及到了现代有关天体物理学和地球物理学范畴的初步猜测。我们现代在说宇宙间的“正能量”、“负能量”时，不能不经常想到这群淮南学子所说的“元气”。
    嵇康与汉代的淮南学子已经相隔了四百年。他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以“元气”来解释艺术，尤其是音乐。他认为，元气分阴阳而成天地，然后又生万物，成四季，显五色，定五音。也就是说，最大的音乐是天地之音、自然之音、元气之音，而不是产生于什么人物要表达什么悲哀与快乐，什么官府要张罗什么礼仪。
    他相信，音乐本身无所谓哀与乐，而只是纯净的自然组合，元气连贯。一般人认为有哀有乐，只是一种联想。其实，复杂的音乐和复杂的人间感情，并不能直接对位。一旦对位，便成模式，机趣全失，元气尽泄。他的音乐著作《声无哀乐论》，由此成为一部空前绝后的划时代之作。
    按照他的思想，音乐如酒，谁说酒是制造欢乐还是制造悲哀的？酒就是酒，由天地灵泉发酵而成，与哀乐无关。又像柳树，曲身扬枝如含情告别，但柳树本身并无哀乐，只是与某种情感体形产生了“异质同构”关系而已。柳树临水，只是天地元气的一种体现。
    嵇康的这种理论，从本性上驱逐了社会意念对艺术的羼杂。
    嵇康还以“元气”解释了人类。
    天地间为什么有各色人等？嵇康认为，那是各人对元气赋受的不同，由此产生了或昏或明的人性。有的人特别聪明，有的人特别勇敢，有的人特别贪欲，有的人特别廉洁。这就像原野上的草木，各不相同。有的人包容一点，显得宽广博大；有的人局促一点，却也安分自守。只有一种极至之人，把最纯净的美好都集中了，内外都很周全，一切都能具备。可惜这种人往往出现一下，就不见了。见到的，都是各有片面之人。
    我忍不住要抄引一段嵇康的原文——
    夫元气陶铄，众生禀焉。赋受有多少，故人性有昏明。惟至人特钟纯美，兼周内外，无不毕备。降此以往，盖阙如也。或明见于物，或勇于决断，人情贪廉，各有所止。譬如草木，区以别矣。兼之者博于物，偏受者守其分。……（《明胆论》）
    对于这种“至人”，同时代的阮籍有过更完整的论述。他说：
    至人无宅，天地为客；至人无主，天地为所；至人无事，天地为故。无是非之别，无善恶之异，故天下被其泽，而万物所以炽也。（《大人先生传》）
    我舍不得把这些精彩的原文翻译成白话文，但读者只须诵读一遍就能感受，这实在是人世间最伟大的人格理想。
    虽然是理想，但他们自己却做到了。对此，我在《遥远的绝响》一文中已有描述。
    五
    我花了那么多篇幅来讲魏晋名士，是想说明，中国智者曾经有过一个集体彻悟的时代。彻悟的重要标志，是投入对宇宙、对天地、对生命的宏观思考、本源思考。
    我每次去欧洲，看到从古希腊到米开朗基罗、罗丹对历代思想家、哲学家的精彩雕像，在敬仰之余总会产生一丝对比性的悲凉。这些被花岗石凝冻的卷发、长袍、高鼻梁、深眼窝，不管蒙受多少浮尘和苔藓，不管熏染多少战火和劫灰，都依然屹立在民众的头顶。欧洲，也因他们而心气高扬。中国有没有这种可以镌刻的思想家和哲学家？似乎图像模糊，其实一点儿不差。你看即便同代人形容嵇康，已经往雕塑的路上走了。
    魏晋时代的思想家和哲学家，至少在外形上绝不会输于希腊同行们。但是，中国的思想长廊里很少有这些雕塑，有的多是峨冠博带、表情刻板、大同小异的官吏画像。即使有孔子的木版画像，那也实在太粗陋了。幸好，当代出现了写意派雕塑家，开始用灵动的青铜之诗来再现先哲神貌。
    失去了魏晋时代的“型男”雕塑长廊，中国思想史就删略了一个极为关键的大思考平台。明明醒过，却又睡眼惺忪了，惺忪得那么懒散又那么烦躁。
    我有幸，不小心早早地碰到了魏晋。我被深深地震撼了，明白了在巨大的灾难中如何看穿世态、解脱身心。我当时就觉得，魏晋名士离我很远，又很近。有了他们在前面，我就回不到那个壅塞、嘈杂的山谷中去了。后来，那个山谷中总有一双双手试图把我拉拽回去，我心中只要一念叨“魏晋”，像是神咒作法，我便定住了。
    但是，“魏晋”二字在后代中国的实际影响并不太大。为此，我写的那篇《遥远的绝响》，重点在“绝响”。
    这事，既要怪中国历史，也要怪魏晋名士。他们确确实实存在一个巨大的缺憾。
    那就是，他们太局囿、太自我、太排他、太小圈。他们的思想经天纬地，但他们的身影却躲进了竹林。他们追求个性自由，却又过于自以为是。他们轻视礼教，却忽视了儒家所承担的社会责任。他们从容赴死，但周围的民众却不知他们为何而死。他们啸傲山野，却不知离他不远处那些炊烟茅屋下的世俗人心。
    那么，如何来弥补他们的这种缺憾呢？
    其实，一种宏大的精神力量已经在他们身边出现，那就是佛教的兴起。
    于是，我也随之继续往前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