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帝的传奇相公

第五百一十七章 琅琊王氏(六)

    
    蓝星古代变法需要付出许多牺牲,连商鞅这个变法之主都没落到个好下场。
    御史刘述、刘琦、钱顗、孙昌龄、王子韶、程颢、张戬、陈襄、陈荐、谢景温、杨绘、刘挚,谏官范纯仁、李常、孙觉、胡宗愈都因为与王安石意见不合,相继离开朝廷。
    王安石很快提升秀州推官李定任御史。知制诰宋敏求、李大临,御史林旦、薛昌朝、范育弹劾李定违背孝道,皆被罢出朝廷。
    其后吕惠卿因父亲去世离开朝廷,王安石便对曾布委以重任对他非常信任。
    熙宁三年司马光三次写信给王安石(《与王介甫书》),列举实施新法弊端,要求王安石废弃新法,恢复旧制。
    王安石回信(《答司马谏议书》),对司马光的指责逐一反驳,并批评士大夫阶层的因循守旧,表明坚持变法的决心。
    之后神宗欲起用司马光任枢密副使,司马光趁机复议废止新法,神宗没答应,司马光遂辞职离京。
    熙宁四年,开封百姓为逃避保甲,出现自断手腕现象,知府韩维报告朝廷。
    王安石认为施行新政,士大夫尚且争议纷纷,百姓更容易受到蛊惑,神宗则认为应听取百姓之言。
    熙宁七年春,天下大旱,饥民流离失所,群臣诉说免行钱之害,神宗满面愁容,欲罢除不好的法令。
    王安石认为天灾即使尧舜时代也无法避免,派人治理即可,监安上门郑侠反对变法,绘制流民旱灾困苦图献给神宗,并上疏论新法过失,力谏罢相王安石。
    同年四月,曹太皇太后、高太后亦向神宗哭诉王安石乱天下。
    神宗对变法也产生了怀疑,罢免了王安石的宰相职务,改任观文殿大学士、知江宁府,从礼部侍郎超九转而径授吏部尚书之衔。
    王安石罢相后,奏请神宗让吕惠卿任参知政事,又要求召韩绛代替自己,二人坚持王安石制定的成法。
    吕惠卿掌握大权后,担心王安石回朝,借办理郑侠案件的机会陷害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又兴起李士宁案件来倾覆王安石。
    韩绛觉察到吕惠卿的用意,,秘密奏请召回王安石。
    熙宁八年二月,王安石再次拜相。同年,王安石《三经义》写成,加封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吕惠卿外调为陈州知州。
    王安石复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加上变法派内部分裂严重,新法很难继续推行下去。
    熙宁九年,王安石多次托病请求离职,同年长子王雱病故,王安石极度悲痛。
    十月王安石辞去宰相,外调镇南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宁府,次年改任集禧观使,被封为舒国公。
    元丰二年,王安石再次被任命为左仆射、观文殿大学士,改封荆国公。
    王安石变法的根本目的,是要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增强对外防御,对内弹压的能力,以巩固和加强封建统治。
    从新法次第实施,到新法为守旧派所废罢,其间将近十五年,在这十五年中。
    每项新法在推行后,虽然都不免产生了或大或小的弊端,但是,基本上都能收到一些效果,富国强兵的效果是十分显著的。
    政府财政收入大幅增长,通过一系列理财新法的实行,国家增加了青苗钱、免役宽剩钱、市易息钱等新的财政收入项目。
    于发展生产、均平赋税的基础上,财政收入有了明显的增加,国库充裕,宋神宗年间国库积蓄可供朝廷二十年财政支出。
    新法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豪强地主的兼并势力,青苗法取代了上等户的高利贷,限制了高利贷对农民的盘剥。
    方田均税法限制了官僚和豪绅大地主的隐田漏税行为,市易法使大商人独占的商业利润中的一部分收归国家,打击了大商人对市场的操纵和垄断。
    免役法的推行使农户所受的赋税剥削有所减轻,大力兴建农田水利工程,对农业生产的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社会经济发展,人民负担减轻,呈现了百年来不曾有过的繁荣景象。
    改变积贫积弱的现象是王安石变法的总方针,富国强兵是变法的总目的。
    通过强兵之法的推行,积弱局面得以缓解,北宋国力有所增强。
    保甲法的推行,加强了农村的封建统治秩序,维护了农村的社会治安,建立了全国性的军事储备,并节省了大量训练费用。
    裁兵法提高了军队士兵素质;将兵法改变了兵将分离的局面,加强了军队战斗力。
    保马法使马匹的质量和数量大大提高,同时政府节省了大量养马费用,军器监法增加了武器的生产量,质量也有所改善。
    变法的强兵措施扭转了西北边防长期以来屡战屡败的被动局面,北宋熙宁六年,在王安石指挥下,熙河路经略安抚使王韶率军进攻吐蕃。
    成功收复河、洮、岷等五州,拓地两千余里,受抚羌族三十万帐。
    这是北宋军事上一次空前的大捷,也是两宋时期汉民族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作战时,北宋朝廷开疆拓土、大展神威而大获全胜的唯一战例。
    同时培养出了王韶、章楶等杰出将领,并建立起进攻西夏地区的有利战线,对宋与西夏的战争格局掀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从文学角度总观王安石的作品,无论诗、文、词都有杰出的成就。
    北宋中期开展的诗文革新运动,在他手中得到了有力推动,对扫除宋初风靡一时的浮华余风作出了贡献。
    可惜王安石的文学主张过于强调实用,对艺术形式的作用往往估计不足。
    他的不少诗文,又常常表现得议论说理成分过重,瘦硬而缺少形象性和韵味。
    还有一些诗篇,论禅说佛理,晦涩干枯,但不失大家风范。
    王安石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把文学创作和政治活动密切地联系起来,强调文学的作用首先在于为社会服务,强调文章的现实功能和社会效果,主张文道合一。
    他的散文大致贯彻了他的文学主张,揭露时弊、反映社会矛盾,具有较浓厚的政治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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