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有美妻好种田

    
    《10万军民殉国，319年大宋王朝的末路悲歌，一文说清崖山之战始末》的后续故事。崖山之战葬送了宋朝最后成建制的抗元力量，十万人蹈海自尽，此中的漂泊痛苦悲怆无奈，上一篇文章已经说得差不多了。
    在人们的认知中有两个宋朝，第一个是历史意义上的宋朝，公元960年到公元1179年，是一个历史阶段，总共319年；第二个是文化意义上的宋朝，它包含着范仲淹、苏轼、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等等这些光耀千年的文化巨擘，以及晏殊、柳永、李清照、辛弃疾等等留下华彩词章的词坛领袖，以及王希孟、张择端、宋四家等等奉献伟大作品的艺术巨匠。但是在这些之外的最重要的，那就是自有宋以来一以贯之的文人风骨。这是文化意义上的宋朝真正的脊梁。
    崖山之后，历史意义上的宋朝作为一个历史阶段就结束了；可是文化意义上的宋朝在人们心中还远没有结束，因为大宋的文人气节和风骨，仍然有人还在坚持。在人们心中，文化意义上的宋朝应该结束于元至元十九年（1282年）十二月初九。这是因为这一天，有一个人怀着他孤独的坚守，慷慨就义。元人黄溍曾作这样的评价：“宋之亡，不亡于皋亭之降，而亡于潮阳之执；不亡于崖山之崩，而亡于燕市之戮。”
    而这个孤独的坚守到生命的最后一刻的人，就是大宋丞相——文天祥。
    今天的话题，我们来聊聊大宋文丞相的最后的岁月。
    这个故事的开始，要从祥兴元年（1278年）闰十二月二十日中午，文天祥吃的一顿午饭说起。
    一、山河破碎风抛絮，身世飘摇雨打萍。
    南宋恭帝德祐二年（1276年）正月，蒙古军队进入了南宋都城临安，宋恭帝投降了元朝。而此时，宋度宗的两个儿子赵昰和赵昺由杨太后带着逃出了临安，辗转到了福州。在这里，张世杰、陆秀夫、文天祥共同拥立赵昰为皇帝，史称宋端宗，改元景炎。这个流亡的朝廷，史称“行朝”。
    景炎二年（1277年），端宗在逃亡途中屡遭惊吓之后，终于病逝于雷州半岛南部的硇（音同闹）洲岛，享年仅仅11岁。其弟赵昺即位，改元祥兴。
    祥兴元年（1278年）闰十二月二十日中午，已经被排挤出行朝政治核心的“挂名丞相”文天祥，带领着自己组织的抗元队伍在广东海丰县的五坡岭正在吃午饭。此时元军统帅张弘范的弟弟张弘正，由海丰当地地方势力陈懿带路，从岭下包抄上来，宋兵猝不及防，伤亡惨重，文天祥也被元军所擒获。
    十二月，趋南岭，邹洬、刘子俊又自江西起兵来，再攻懿党，懿乃潜道元帅张弘范兵济潮阳。天祥方饭五坡岭，张《10万军民殉国，319年大宋王朝的末路悲歌，一文说清崖山之战始末》的后续故事。崖山之战葬送了宋朝最后成建制的抗元力量，十万人蹈海自尽，此中的漂泊痛苦悲怆无奈，上一篇文章已经说得差不多了。
    在人们的认知中有两个宋朝，第一个是历史意义上的宋朝，公元960年到公元1179年，是一个历史阶段，总共319年；第二个是文化意义上的宋朝，它包含着范仲淹、苏轼、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等等这些光耀千年的文化巨擘，以及晏殊、柳永、李清照、辛弃疾等等留下华彩词章的词坛领袖，以及王希孟、张择端、宋四家等等奉献伟大作品的艺术巨匠。但是在这些之外的最重要的，那就是自有宋以来一以贯之的文人风骨。这是文化意义上的宋朝真正的脊梁。
    崖山之后，历史意义上的宋朝作为一个历史阶段就结束了；可是文化意义上的宋朝在人们心中还远没有结束，因为大宋的文人气节和风骨，仍然有人还在坚持。在人们心中，文化意义上的宋朝应该结束于元至元十九年（1282年）十二月初九。这是因为这一天，有一个人怀着他孤独的坚守，慷慨就义。元人黄溍曾作这样的评价：“宋之亡，不亡于皋亭之降，而亡于潮阳之执；不亡于崖山之崩，而亡于燕市之戮。”
    而这个孤独的坚守到生命的最后一刻的人，就是大宋丞相——文天祥。
    今天的话题，我们来聊聊大宋文丞相的最后的岁月。
    这个故事的开始，要从祥兴元年（1278年）闰十二月二十日中午，文天祥吃的一顿午饭说起。
    一、山河破碎风抛絮，身世飘摇雨打萍。
    南宋恭帝德祐二年（1276年）正月，蒙古军队进入了南宋都城临安，宋恭帝投降了元朝。而此时，宋度宗的两个儿子赵昰和赵昺由杨太后带着逃出了临安，辗转到了福州。在这里，张世杰、陆秀夫、文天祥共同拥立赵昰为皇帝，史称宋端宗，改元景炎。这个流亡的朝廷，史称“行朝”。
    景炎二年（1277年），端宗在逃亡途中屡遭惊吓之后，终于病逝于雷州半岛南部的硇（音同闹）洲岛，享年仅仅11岁。其弟赵昺即位，改元祥兴。
    祥兴元年（1278年）闰十二月二十日中午，已经被排挤出行朝政治核心的“挂名丞相”文天祥，带领着自己组织的抗元队伍在广东海丰县的五坡岭正在吃午饭。此时元军统帅张弘范的弟弟张弘正，由海丰当地地方势力陈懿带路，从岭下包抄上来，宋兵猝不及防，伤亡惨重，文天祥也被元军所擒获。
    十二月，趋南岭，邹洬、刘子俊又自江西起兵来，再攻懿党，懿乃潜道元帅张弘范兵济潮阳。天祥方饭五坡岭，张弘范兵突至，众不及战，皆顿首伏草莽。天祥仓皇出走，千户王惟义前执之。天祥吞脑子，不死。（《宋史·文天祥传》）
    这一拨元军，主要目标其实并不是要抓文天祥，他们此次的主要目标，其实是崖山的南宋行朝朝廷。张弘范带着文天祥，于祥兴二年正月初二发兵崖山，在中间路过零丁洋（今广东珠江口）的时候，文天祥写下了他最为著名的一首诗《过零丁洋》。
    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后来，在张弘范让文天祥写信劝降张世杰的时候，文天祥就把这首诗给他看，张弘范由此知道了文天祥的决绝，于是再也不提劝降的事。
    此时的文天祥，目睹山河破碎，心中的悲愤无奈自是难以言说。可是他并不知道，他后面所看到的，才是对他真正的折磨。那就是崖山之战。（关于崖山之战请阅读拙作《10万军民殉国，319年大宋王朝的末路悲歌，一文说清崖山之战始末》）
    崖山一战，南宋十万军民殉国，陆秀夫抱着宋朝末帝赵昺跳海身亡，张世杰出逃遭遇台风，也死于海上。南宋最后的抗元力量，彻底葬送。而文天祥在元军的船上，亲眼目睹了这一切。这让内心无比忠于南宋朝廷的文天祥，内心如同沸油相煎一般痛苦悲凉，他曾多次想要随末帝而去，冲到船边想要跳海，都被元军士兵控制住了。
    身既不能死，文天祥所能做的，只有用诗文聊以自陈了。他写就了一首长诗《二月六日，海上大战，国事不济，孤臣天祥，坐北舟中，向南恸哭，为之诗》来抒发自己心中痛苦难耐的心情。诗中就有“正气扫地山河羞”、“惟有孤臣雨泪垂”等这样的诗句。从这一刻起，文天祥心中的理想已经破灭了，他为之拼死保卫的那个国家已经没有了，他剩下来的日子，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死。
    国已灭，家已亡，作为一个人，文天祥感到自己的灵魂早已随着末帝沉到了茫茫海底，那就带着这躯壳告别这个已经陌生的世界吧，只有死亡，才是祭奠自己已经毁灭的理想的最好方式。
    可是作为元军统帅的张弘范却并不希望文天祥去死。平心而论，抛开各为其主的因素而言，张弘范还是很敬佩文天祥的。从个人感情上来说，他也不希望这样一位志节忠贞的人获得一个身死的下场。张弘范曾经劝过文天祥，他们的对话，被记录在文天祥的《文山集》中。
    张弘范劝文天祥说：“国家已经灭亡了，您以忠义而获杀身之罪，谁能为您记录您的事迹呢？”（张元帅谓予：“国已亡矣，杀身以忠，谁复书之？”）文天祥回答：“以前商朝也曾经亡过，但是夷齐也不吃周朝的粟米，作为一个臣子，已经尽了自己的努力，谈什么记录不记录的？”（予谓：“商非不亡，夷齐自不食周粟，人臣自尽其心，岂论书与不书？”）张弘范为之改容。
    既然劝不了，张弘范只好走水路把文天祥押赴大都（今北京），元至元十六年（1279年）三月中文天祥被押到了广州，五月二十五日到了江西南安军（今江西大庚县）境内。文天祥的故乡在庐陵（今天江西省吉安县），文天祥计算着到庐陵的日子，开始绝食。这样，按照他自己的计划，在船到达庐陵之日，自己必死，这样也算是“归正首丘”了。文天祥在《至南安军》诗中这样写道：
    “梅花南北路，风雨湿征衣。
    出岭谁同出，归乡如不归。
    山河千古在，城郭一时非。
    饥死真吾志，梦中行采薇。”
    可是人算不如天算，没想到这几天江西的赣江水满风顺，居然提前一天到达了庐陵，此时的文天祥没死成。文天祥在《临江军》后序中这样写道：“不食已八日，若无事然。私念死庐陵，不失为首丘。今使命不达，委身荒江，谁知之者。蛊少须臾以就义乎！复饮食如初。”既然自己落叶归根的愿望落空了，倒不如等待时日壮烈就义。
    文天祥就这样，在愿望未尽之下，在至元十六年（1279年）十月初一被押解到了大都。他很快就被下狱，迎接他的是长达三年的牢狱生涯和源源不断的“劝降大队”。
    劝降大队中头一个出马的，就是跟文天祥一样曾经中过状元的宋朝降臣——留梦炎。
    二、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
    留梦炎何许人也？他是宋理宗淳祐四年（1244年）的状元。后来一路升迁，到了宋恭帝德祐元年（1276年）已经官至右丞相兼枢密使，都督诸路兵马，后来听说元军攻破了独松关（临安西北关隘），弃位逃走，不久就投降了元朝。
    戏台上的留梦炎
    让这样一位汉奸来劝降文天祥，真是让文天祥无比恶心。文天祥劈头盖脸把留梦炎臭骂一顿，骂完了还不解气，专门写了一首《为或人赋》讽刺留梦炎。诗曰：
    悠悠成败百年中，笑看柯山局未终。
    金马胜游成旧雨，铜驼遗恨付西风。
    黑头尔自夸江总，冷齿人能说褚公。
    龙首黄扉真一梦，梦回何面见江东。
    诗中的江总和褚公都是历史上没有气节反复无常多方投靠的小人，文天祥以此二人作比留梦炎，真是把留梦炎不当玩意了。
    留梦炎不中用，劝降大队决定派一位重磅选手，那就是已经被元朝封为瀛国公的宋恭帝赵㬎。赵㬎在德祐二年（1276年）与全太后一起被押往大都，忽必烈封为瀛国公。此时来劝降文天祥的赵㬎，也就不过九岁，实在也说不出个什么来。但是他的身份和地位，还是能够给文天祥很大影响的。你文天祥既然忠君爱国，就干脆让你的君来劝你，看你听不听。
    宋恭帝赵㬎
    果然，文天祥一见瀛国公，就请赵㬎坐于上位，自己面北跪拜，赵㬎还没来得及说话，文天祥便痛苦嚎啕地说：“乞回圣驾，乞回圣驾。”（瀛国公往说之，一见，北面拜号：“乞回圣驾。”《文天祥全集》卷十七《宋少保右丞相兼枢密使信国公文山先生纪年录》）赵㬎慌得不知所以，只好默默转回。
    上了两位都不好使，第三位出场的更加重磅，那就是元朝的平章政事（宰相）阿合马。阿合马是一位回回，因为掌握财政，推行了一系列政策，大大增加了财政的收入。他自己也因此被忽必烈器重。阿合马看前面两位来软的不行，决定来点硬的。他俩的见面被《宋少保右丞相兼枢密使信国公文山先生纪年录》完整记录了。
    平章政事阿合马
    首先是改变了主动被动关系，前面两个都是劝降的去见文天祥，阿合马一上来就自己坐在馆驿召见文天祥。文天祥来了也不多说，作个揖就坐下了。阿合马一看就来气了，问文天祥：“你知道我是谁吗？”文天祥淡然说：“听人说是宰相来了。”阿合马说：“既然知道我是宰相为何不跪？”文天祥不卑不亢的说：“南朝宰相見北朝宰相，何跪？”阿合马听来都觉得可笑，南朝宰相？南朝都没了还哪来南朝宰相？于是轻蔑的说：“你何以至此？”文天祥说：“南朝早用我为相，北可不至南，南可不至北。”阿合马被怼的下不来台，气急败坏的说：“ 此人生死尚由我！”文天祥一听都快乐了，你要是真能弄死我那我求之不得啊，于是继续怼：“亡国之人，要杀便杀，道甚由你不由你？”
    这可真是“生死看淡，不服就干”啊。文天祥的这番回答，真正达到了“无欲则刚”的境界。阿合马一路盛气凌人，要给文天祥一个下马威，可是文天祥压根软硬不吃，他连劝降的话都还没说，就被怼的没词了。只好打道回府。
    劝降大队三位大佬上阵都没取的预期战果，后面的一个多月都没有了动静，在这个月中，文天祥关押的环境越来越差，条件越来越艰苦。文天祥很快就明白了这是要通过肉体的折磨摧残他的意志从而达到劝降的目的。文天祥不为所动，只是在心中坚定了自己的选择，静静等待着下一位劝降的人来。
    十一月初九，文天祥被押到了枢密院，只见大堂上正中端坐一位看似一位高官的人物，旁边坐着张弘范，两旁边差役林立，杀气腾腾。文天祥跟上回见阿合马一样，也没跪下，只是作了个揖。
    堂上这位主官就是枢密副使孛罗。他的父祖都是因为效忠成吉思汗有功，被提拔为怯薛（就是类似御前侍卫之类的），因此他后来与忽必烈关系密切，一直历任御史中丞、枢密院副使等职。作为主管元朝军机大事的官员，孛罗对眼前这位亡国俘虏不向自己下跪感到非常火大，于是命令左右掰着文天祥大腿让他下跪，文天祥一边挣扎一边激愤的说：“天下事有兴有废，自古帝王以及将相，灭亡诛戮何代无之？天祥今日忠于宋氏社稷，以至于此，幸早施行”（《宋少保右丞相兼枢密使信国公文山先生纪年录》，下同）“我为宋宰相，国亡，职当死！今日拿来，法当死，何复言？”
    孛罗开始打算从道义上说服文天祥：“德祐嗣君，非尔君邪？”“弃嗣君别立二王，如何是忠臣？”这是说文天祥在宋恭帝还活着的情况下另立中央，不是忠臣的表现。文天祥直接怼回去：“德祐吾君也，不幸而失国。当此之时，社稷为重，君为轻。吾别立君，为宗庙社稷计，所以为忠臣也。”“从徽、钦而北者非忠，从高宗为忠。”为了国家大义，另立新君继续抗元才是忠臣之举！
    跟大宋状元玩语言游戏，孛罗被怼是意料之中的。孛罗被怼的没词了，只好没话找话说道：“你立二王，做的甚功劳？”这个问题，问中了文天祥的心事，自立二王以来，文天祥屡遭排挤，被张世杰排挤在行朝朝廷之外，常年在外带兵，“做的甚功劳？”如果真的有功劳，何以至此？文天祥抖擞精神回答道：“国家不幸丧亡，予立君以存宗庙。存一日，则臣子尽一日之责，何功劳之有？”
    这个回答真是铿锵有力，震慑古今。他告诉了孛罗，世界上有的人做事，只问对不对，不问该不该；只问自己问心无愧，不问什么利弊权衡。文天祥从人格上给了孛罗一个完美的降维打击，他让孛罗的一切计算得失的语言，都失去了力量。
    孛罗已经彻底没词了，却还要强撑着问：“既知做不得，何必做？”
    文天祥已经几乎都不想回答这样没水平的问题了，这个世界上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是可为之事，总有一些事“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文天祥傲然答道：“人臣事君，如子事父。父不幸有疾，虽明知不可为，岂有不下药之理？尽吾心焉，不可救，则天命也。今日天祥至此，有死而已，何必多言！”
    我已经尽了我最大的努力，我心无愧。也许我无法改变这个结局，但是今天我落到了这般境地，我依然有我坚持的选择！
    这一番话怼的孛罗哑口无言，于是孛罗开始破口大骂，最终命令把文天祥压回土牢。
    文天祥的这一番大义凛然的言语，赢得了很多人的敬重，其中一位，就是元世祖忽必烈。孛罗在与文天祥对话之后，反复给忽必烈上奏要求杀了文天祥，但是忽必烈“既壮其节，又惜其才。”（《宋史·文天祥传》）出人意料的是，此时文天祥的对手张弘范，也向元廷表奏，希望不要杀文天祥。
    由于忽必烈的犹豫，文天祥在狱中开始渡过了一段相对平静的日子，他在狱中写下了大量的诗作，其中最重要的也是最著名的，莫过于那首《正气歌》：
    余囚北庭，坐一土室。室广八尺，深可四寻。单扉低小，白间短窄，污下而幽暗。当此夏日，诸气萃然：雨潦四集，浮动床几，时则为水气；涂泥半朝，蒸沤历澜，时则为土气；乍晴暴热，风道四塞，时则为日气；檐阴薪爨，助长炎虐，时则为火气；仓腐寄顿，陈陈逼人，时则为米气；骈肩杂遝，腥臊汗垢，时则为人气；或圊溷、或毁尸、或腐鼠，恶气杂出，时则为秽气。叠是数气，当之者鲜不为厉。而予以孱弱，俯仰其间，於兹二年矣，幸而无恙，是殆有养致然尔。然亦安知所养何哉？孟子曰：「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彼气有七，吾气有一，以一敌七，吾何患焉！况浩然者，乃天地之正气也，作正气歌一首。
    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於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
    皇路当清夷，含和吐明庭。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
    在秦张良椎，在汉苏武节。为严将军头，为嵇侍中血。为张睢阳齿，为颜常山舌。
    或为辽东帽，清操厉冰雪。或为出师表，鬼神泣壮烈。或为渡江楫，慷慨吞胡羯。
    或为击贼笏，逆竖头破裂。是气所磅礴，凛烈万古存。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
    地维赖以立，天柱赖以尊。三纲实系命，道义为之根。嗟予遘阳九，隶也实不力。
    楚囚缨其冠，传车送穷北。鼎镬甘如饴，求之不可得。阴房阗鬼火，春院闭天黑。
    牛骥同一皂，鸡栖凤凰食。一朝蒙雾露，分作沟中瘠。如此再寒暑，百疠自辟易。
    哀哉沮洳场，为我安乐国。岂有他缪巧，阴阳不能贼。顾此耿耿存，仰视浮云白。
    悠悠我心悲，苍天曷有极。哲人日已远，典刑在夙昔。风檐展书读，古道照颜色。
    在诗中，文天祥历数了历朝的忠贞正直的臣子，包括“太史简”、“张良椎”等等十二位忠烈名士，他们在历史进程中，每一个都做出了彪炳日月的丹心壮举，他们身上的浩然正气，构成了自古至今一以贯之的中华民族的脊梁。这种正气也让文天祥虽然身陷囹圄，却胸怀正气，元气沛然。
    三、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在狱中渡过了近一年之后，元至元十七年（1280年）春天，文天祥收到了一封信。这封信让文天祥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原来这竟然是自己三年多杳无音讯的女儿柳娘写来的信！在信中，文天祥才知道，他的妻子和女儿之前被元军俘虏后，也被押往大都，如今都出家成了女道士。文天祥此前一直以为自己的妻女早已离世，还曾经在狱中作过《哭妻文》来祭奠妻子。如今突然得知了她们还安好的消息，文天祥心中的喜悦不能自已。
    可是很快，文天祥就冷静了下来，元朝朝廷这个时候把这样一封信给他，当然不是学雷锋，而是对他有一定要求的。如果文天祥不能归降，那么他妻女的境遇当然是可想而知的。原来的文天祥一直以为自己孑然一身，所以心怀必死之志，如今知道了自己妻女尚在，还能慷慨赴死吗？文天祥思考良久，做出了一个决定——不给女儿回信。同时，他写下了一首《得儿女消息》来表明了自己的选择。
    故国斜阳草自春，争元作相总成尘。
    孔明已负金刀志，元亮犹怜典午身。
    肮脏到头方是汉，娉婷更欲向何人。
    痴儿莫问今生计，还种来生未了因。
    文天祥在诗中做出了自己的选择，自己要向诸葛亮一样为了刘氏蜀汉尽忠到底。至于妻女今生何以为计，还是来生再见吧。孩子们，爸爸已经做了决定了，我心志已决，来生再续父女缘分吧。
    从祥兴二年（1279年）十月，到元至元十九年（1282年）十二月，文天祥已经在大都关押了三年多了，在这三年里，他写了100多首诗，编订了诗集《指南录》、《指南后录》和《集杜诗》，还自编了《纪年录》，记载了自己的一生经历。
    伴随着文天祥这三年的关押岁月的，是元世祖忽必烈对于是否杀文天祥的反复权衡。至元十九年（1282年）三月，前面那位跟文天祥对谈过的阿合马被杀，忽必烈想要让文天祥来担任阿合马的宰相一职。朝中很多南宋降臣，比如王积翁、谢昌元等开始给忽必烈建议释放文天祥，让他当道士。这俩跟前面说的留梦炎还不是一路人。他们虽然也是降臣，但是还是很仰慕文天祥的志节的，同时他们也希望文天祥作为宋朝最后气节的种子能够活下来。
    可是这事在留梦炎这里没过去，留梦炎自从上回被文天祥一顿臭骂以后，心里一直希望文天祥死，这一次，留梦炎出面阻拦了这件事情。他说：“文天祥要是出来一定会号召江南，那我们这样投降的臣子有何面目见他？”（“天祥出，复号召江南，置吾十人于何地！”《宋史·文天祥传》）最终，此事只好作罢。
    后来有一位福建的僧人开始传言土星犯帝座，古人对于天象还是比较看重的，所以就有人往文天祥身上引申。后来还发生一个事，有一个人自称宋主，要召集兵力想要救文丞相。京城也出现了匿名书信，说有人要作乱。综合这些因素，忽必烈认为文天祥继续关着的话，可能宋朝的遗民还会以他作为幌子来从事反元的行动。为此，忽必烈先把瀛国公和宋朝的宗室都迁出了大都。
    而对于文天祥，忽必烈始终无法下定决心，因为他实在是太欣赏文天祥的才华，而同时又很佩服他的气节。蒙古人其实很认可忠贞之士，如果文天祥这样的忠臣能够为我所用，那对于元朝的统治将是大有助益的。可是眼看着三年过去了，软的硬的招都上了，文天祥连一点动摇都没有。忽必烈思索很久，决定亲自出马，做最后的一次努力。
    元世祖忽必烈
    至元十九年十二月初八，元世祖忽必烈作为劝降大队的最高指挥，亲自出马接见文天祥。文天祥知道，自己已经见到最大的BOSS了，只要是挺过这一关，自己舍身取义的梦想就要实现了。
    文天祥上殿还是不跪，只是给作了个揖，忽必烈也不纠缠这事了，直截了当说：“ 汝在此久，如能改心易虑，以事亡宋者事我，当令汝中书省一处坐者 ( 意即让你当丞相 ) 。”（《文天祥传》刘岳申著，下同）
    文天祥回答：“ 天祥受宋朝三帝厚恩，号称状元宰相，今事二姓，非所愿也 。”我是不会变的。
    忽必烈又问：“汝何所愿？”你想咋地？
    文天祥坚定的说：“愿与一死，足矣！”我只愿一死，别无他求。
    在这个坚定的人面前，忽必烈也无话可说，虽然不忍心，还是让他退下了。身边的人都向忽必烈建言，希望能够遂文天祥所愿。到了这个地步，无论是从政治上，还是从文天祥的态度上，忽必烈已经没有留着文天祥的理由了。
    至元十九年（1282年）十二月初九，文天祥期盼的那一天终于来了。《宋史·文天祥传》里是这样记载他的死：“天祥临刑殊从容，谓吏卒曰：‘吾事毕矣。’”这一天终于来了，我终于胜利了，求仁得仁，我无怨无悔。
    文天祥在刑场上问周围的老百姓哪个方向是南方，知道以后，文天祥整衣跪拜，随即慷慨就义，享年四十七岁。文天祥至死，心中永远向着南方南宋朝廷的所在。正如他诗集《指南录》得名的那首诗所说：“臣心一片磁针石，不知南方不肯休。”如今国家已经没有了，可是他的爱国之心却永远与天地同在。
    忽必烈曾经下诏刀下留人，但是等到了法场，文天祥已经死了。（“俄有诏使止之，天祥死矣。”《宋史·文天祥传》）忽必烈对文天祥的死，大为惋惜，他曾说：“好男儿，惜不为朕所用。”
    后来，文天祥的妻子欧阳氏为文天祥收尸，在他的衣带中发现一首赞词，可以算是文天祥留下的遗书，遗书上这样写道：
    “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
    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文天祥用自己的选择，完成了自己仁至义尽的一生，他为了自己的梦想尽力过，坚持过，但是在国家覆灭的情况下，自己还能够孤独的坚守自己的道义，凭借自己的一身正气，为了自己所信仰的人间正道，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这样的人生，无愧于天地，无愧于青史，无愧于自己的内心。
    文天祥的去世，也带走了对于宋朝的认知。当宋朝最后一位忠臣死去的时候，人们才真正意识到，大宋王朝已经彻底灰飞烟灭了。无论是历史意义还是文化意义上，宋朝作为一个名词，彻底的走进了故纸堆中。
    在元朝编修的《宋史·文天祥传中》，对文天祥有着这样的评价，我也谨以此，作为本文的结尾。
    “论曰：自古志士，欲信大义于天下者，不以成败利钝动其心，君子命之曰“仁”，以其合天理之正，即人心之安尔。商之衰，周有代德，盟津之师不期而会者八百国。伯夷、叔齐以两男子欲扣马而止之，三尺童子知其不可。他日，孔子贤之，则曰：“求仁而得仁。”宋至德祐亡矣，文天祥往来兵间，初欲以口舌存之，事既无成，奉两孱王崎岖岭海，以图兴复，兵败身执。我世祖皇帝以天地有容之量，既壮其节，又惜其才，留之数年，如虎兕在柙，百计驯之，终不可得。观其从容伏质，就死如归，是其所欲有甚于生者，可不谓之“仁”哉。宋三百余年，取士之科，莫盛于进士，进士莫盛于伦魁。自天祥死，世之好为高论者，谓科目不足以得伟人，岂其然乎！”
    参考文献
    1、《宋史·文天祥传》、《文山集》、《指南录》、《宋少保右丞相兼枢密使信国公文山先生纪年录》、《文天祥传》（刘岳申著）等
    2、《宋末文化中的气节问题——以文天祥为中心的历史考察》 刘文 天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3、《文天祥形象的塑造和演变》 陈功林 江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4、《文天祥为什么连拒两朝皇帝劝降》 刘江 解放日报 2018年2月6日
    5、《文天祥之死及元对故宋问题处置之相关史事释证》 温海清 文史 2015年第1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