艳阳天下

    
    我当时真的不知道，上级并没有指示要让砍伐神树，只是要让拆毁寺庙的，但为什么要强迫着我去砍伐神树？因为神庙几乎各村都有，是普遍存在的，各级造反组织和后来的革命委员会，要求各村拆除寺庙是有要求和规定的。但神树是极少存在的。可能在我们公社只有我们村才有，不是普遍性的，不可能命令我们村来砍伐神树的。后来，我们才知道，是有人告了密。那告密的人并不是别人，就是杨明成！
    杨明成是退伍军人，思想非常积极，表现非常好。只要生产队有什么事情，特别是政治上的事情，他一定要主动冲在前面，不怕惹人。只要能有进步，一切代价都是值得的，当然这不包括体力劳动。他这么积极，主要是要摆脱干体力活，而能摆脱干体力活的唯一的也是最好的办法，就是当队长，甚至是大队长和公社领导。所以他事事总是冲在前面。一张脸长长的像一张驴脸，眼睛经常细眯着，时刻都留心着害人的点子。那脸跟一般农民的脸不一样。我们的脸都是紫红色的，只有他的脸是白色的，好像太阳的紫外线根本拿它没办法，完全就是白脸奸臣。因为他的人性实在不好，村里乡里的抬头不见低头见，没有人像他一样，这样赤裸裸地欺负人。就是队长主任和大队支书，如果不是硬着头皮要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他们也绝对不会干这些被千人指万人闂的事情的。所有的人都视为神圣的东西，他们也有自己的家人父母妻子，一样害怕神灵降祸于他们。但他们为了保住乌纱帽，为了自己的前途，不得不完成这些任务。就是那些思想积极的人，包括杨明成这样的人，他们可以得罪人，欺负人，但绝对不敢得罪神灵，亵渎神灵的。只能强迫我这样著名的贼，谁都可以欺负的人，去干这些缺德冒烟的事情。所以，虽然我磨磨蹭蹭，干一天歇半天，用了十几天时间才把伫立在村口的不知有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柳树砍伐掉。硕大的树身和树枝，在路边的地里扔了满满的一地。白花花的木质，一大块一大块的，有的本身就是干枯的，很容易点着火，绝对是上等的柴火。但全村的人上地干活，几乎每一天都要路过，男女老少，大人小孩，绝对没有人敢捡起一块拿回家去，我自己更不敢。
    在把整个树全部砍伐掉以后，母亲带着我半夜里摸着黑来到树跟前。树让我砍伐得只剩下一个硕大的树根，像一个巨大的木墩子静静地伫立在那里。
    我看着我自己闯了的祸，就像杀了一个人似的，腿都软了。在我一个人硬着头皮干的时候，还没有感觉到；当母亲带着我走到他老人家跟前的时候，我才感觉到我就是个杀人犯，就是个恶魔。我和母亲直挺挺地跪在他面前。母亲把准备好的纸点着，又把拿来的香点上。我们边磕着头，母亲低声地向神树祈求，祈求他原谅我这个罪人，不要把灾难降临在我的头上，不要惩罚我们全家。我们也是被逼无奈的。老人家的眼睛里闪着恐惧、委屈和痛苦的光。她的声音是那样的微弱，悲凉和凄惨，在静谧的旷野里，是那样渺小微弱和无助。我知道这一切都是我的罪恶，我犯了弥天大罪。但我又无可奈何，虽然全家人没有一个人责怪我，母亲还安慰我。但我知道，我这个不孝之子，迟早会害了他们的。因为我什么也没有给他们带来，带来的只有恐惧和痛苦。完全不敢想像家人将来会怎样，谁知道哪一天神灵会现身，把我犯过的罪过集中起来，不仅要收拾我，连父母甚至兄长一家也不会放过。
    母亲祷告完了，那只留下根部一小段的树根，似乎发出“嘶嘶”的响声。母亲赶紧对我说，不要怕了，不要担心了，你看你看，神灵已经答应我们了，他已经原谅你了。
    我的神神啊，母亲她几乎要喊起来了，您就放过我们吧，放过这个不懂事的年轻人吧！我们下一辈子就是当牛做马，也要想办法报答您的恩情的。只要眼下让我们过了这一关，虽然他多少是伤害了你，把你变成这样一块让人害怕的，只剩下的一段树根，但我相信你会保佑他的。因为你是神灵，你法律无边，他是伤害不了你的。虽然表面上把你砍倒了，但你会活得比过去一样更加高大，谁也没有办法伤害到你的。他还给你留了一段树根，没有通根把你给破坏了。凭您的本事，你这么大的根，用不了几年，很快就会再次生长出您的儿子孙子和子子孙孙后代的，一点问题也没有的。我想只要我活着的时候，一定能看到您的子孙后代，从你的根子上长出来的。
    她絮絮叨叨地说着，好像在安慰着神灵，生怕神灵听不见她的话。吓得我赶紧左顾右看，生怕让村里的人，特别是积极分子杨明成听到，那我这几天就白干了，说不定会抓到会上被批斗的。连这个胆小怕事，战战兢兢地活着的母亲也不会放过的。
    好在已经快到半夜了，村里的人早就睡下了。这里离村子也比较远，没有人听到母亲这些在杨明成看起来非常反动的话的。
    好像神树真的听懂了我母亲的话，全家人平安无事。这样过了几个月，我最为担心的是队长骗了我，说好的给我十个工，如果没有登记上，我就白干了。
    我跑到记工员家里，看了看工分表，还真的给我记了十个工，旁边批注着“包工砍树”，我这才放了心。
    杨明成因为告密有功，公社和大队为了奖励他，想让他当队干部，但所有的职务都满员，没法安排，就让他当了个技术员。这当然是非常好笑的：没有哪个村里会有什么技术员。这么简单的农活，傻子也会干，种地要什么技术？何况他的技术也不比别人强。每天只想着出人头地，升官发财，根本没有心思干农活。他在等待着机会，而这机会很快就来了。
    县里的造反派要求，根据中央的精神，要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展开夺权斗争大会。生产队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然是队长了。他很快组织同样要求进步的年轻人，参加了6792军战斗团。县里的总部，每个人给他们发了一个红袖章，每个人用别针别在左袖子上。天天开会，部署组织给他们布置的战斗任务。所有的组织机构全部瘫痪了，所有的干部全部失灵了。这个原来在他们面前唯命是从，唯唯诺诺的手下，居然摇身一变，成了敢跟他们对着干的造反派。他很快就组织了夺权斗争大会，把全村的人组织起来，在打麦场上开大会，顺便把村里边成分不好的人也抓起来，跟队长胡明生一起参加批斗。有富农分子刘和东，反革命分子胡东升和坏分子鲍海平等几个人。
    人们都在场地上席地而坐。临时搭的台子面前，队长胡明生跟这些地富反坏站在一起，腰弯成弓形，一个个像一只只大虾，低垂着头。威风八面的胡队长，一下好像一只放长了时间的茄子，软塌塌得只剩下一张蔫皮了。
    杨明成手里举着一本鲜艳的毛主席语录本，带头喊着口号，挨着把这些人打倒了一遍。最后的口号是，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胡明生！砸烂胡明生的狗头！胡明生不低头就让他灭亡！
    然后历数胡明生的罪恶：他干活不出力，只让大家多干，他自己经常偷懒；把吃夜宵饭剩下的白面油和调料，全部据为己有，是严重的贪污分子。思想反动，对地富反坏分子心慈手软，很少召开批斗大会。对敌人的软弱，就是对人民的犯罪。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要狠斗私字一闪念，不但要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更要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不破不立，破就是革命。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革命就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由于他平时扮演的都是配角，社员们很少能听到他长篇大论的讲话。今天站在台子上，大家才知道，这杨明成还真是有两把刷子，居然会背这么多的毛主席语录！而且完全能够做到活学活用，急用先学，立竿见影。他当场宣布，夺取了胡明生生产队长的权利，自己当上了生产队长。还把那枚红色的印章，用左手高高举过头，让全体社员看。最后领着大家喊口号：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一反到底，就是胜利！
    那场面，那气势，真不愧是退伍军人，一个在大锅里吃过南瓜饭的人，一个见过世面的人物！
    我不是什么好人，不可能加入红卫兵组织。但我的几个好朋友，王和平，刘虎平，和李三成三个人，也同时加入了红卫兵组织。但他们好像是很矛盾的，一方面要随大流，不加入好像自己就是另类。因为大家都要参加的，特别是年轻人。但他们并不佩服杨明成，不认为他是个好人。但人家是退伍军人，表现又积极，也的确有一定的组织能力。更重要的是得到了县里造反派的支持，也就跟着大家一起参加了6792军造反派组织，是公社造反派在村里的分部。
    杨明成之所以那天没有把我当坏分子抓到台子上批斗，还是因为我的革命行动比他们还早：我拆除神庙，砍伐神树，完全就是革命行动，替他们红卫兵干了他们想干没有干成的事情，算是戴罪立功，放过我一马。在这件事情上，我还真的感激他。因为我绝对应该是被拉到台子上批斗的一员。我在五类分子中，应该属于坏分子一类。
    新官上任三把火。杨明成当上队长以后，组织村里的红卫兵开展了第一次重大革命行动，就是拔除小块地的苗。
    小块地就是除了生产队的土地和分配给社员的自留地和猪饲料地以外的，生产队不便于耕种的荒废了的土地。这些土地都是一小块一小块的山坡洼地，没有连成一片，不便于耕种，都长着荒草，所以叫小快地。社员们就偷偷摸摸地趁一早一晚，不在集体土地上干活的小时间，把这些土地开垦出来，种些蔬菜庄稼，以贴补家用。干部们对此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装作没看见。因为他们自己的家人也偷偷摸摸地干这样的话：虽然他们自己不敢干，但绝不是不愿意干。只要多一小块地，就能改善点生活，让全家人填饱肚子，填补口粮不足的缺陷。但杨队长要对这种现像开刀了。让人们看着他点上一把火，让全村人知道他的厉害。
    他首先在会上宣布，让大家各家拔掉各家的苗子，如果自己拔了，写个检查就可以过关；如果自己不拔，队里就组织人员拔除，还要罪加一等。
    但没有人听他的话。因为如果按他的要求做，就等于承认那块地是自己开垦的，等于说自己就是坏分子，可能还要受到更严厉的批判和处罚。所以没有任何一个人到小块地里，拔除自家地里的苗子的。
    那天早上刚吃过早饭，杨明成就派人把我叫到生产队办公室。我不知道他找我干什么。在办公室里，还有他手下的6792军的红卫兵，大家都严阵以待，好像要干什么大事情一样。
    马吉平，他对我说，我对你还不错吧？
    不错不错，我赶紧说，你对我太好了。
    但我心里闂他，如果不是你告密，我怎么敢去砍伐神树呢？你可把我给害惨了，你不仅把我害惨了，连我的一家人也害惨了。但我哪敢说？
    夺权斗争大会，我没有把你拉到台上批斗。本来你也是坏人，应该跟地富反坏站在一起挨批斗的，但我没有把你揪上台，放你一马，对你够宽容的了吧？
    他夸耀地说。
    就是就是，我赶紧说，你一直对我非常好。
    现在要给你布置一个任务，要你将功补过，立功赎罪，要不然每次批斗，肯定少不了你。
    他明确对我说。
    是什么任务呢？我吓得脸都快白了，知道绝不是什么好事，战战兢兢赔着小心问他。
    今天上午，我们要把小块地的苗子拔掉，你也必须参加。
    他坚定地说。
    可我，我什么也不是，也不是你们组织的红卫兵，也不是地富反坏……
    我的话还没说完，他就厉声呵斥起来，什么？你敢说你不是坏分子，你没干过坏事？我没把你抓起来交到公社，送到群专指挥部，算是对你宽容的了。甚至在村里也没有让你站在台子上参加斗争大会，够给你面子的了。你还推三阻四，敢不服从我的命令？
    我服从我服从，我赶紧说，我知道被抓起来，站到台子上挨批斗的滋味。全村人全家人，亲戚朋友，像看耍猴子一样看着我。脸面扫尽，无地自容，那真比坐牢还难受。在村里还是乡里乡亲，不看僧面看佛面，确实还给我面子。如果要交到公社，甚至交到县里的群专指挥部，真的会让我蜕掉八层皮的。我只要能在村子里接受惩罚，不管让我干什么都行，只要不把我交上去就好。
    我赶紧把利害性替他说了一遍，以求他的宽恕和原谅。
    好吧，他说，我们事先都侦查好了，知道哪些是小块黑地，要分工拔掉，各干各的。你的任务就是拔掉村子对面三里坪上那几块黑地的苗子。
    可是，我真的不知道哪些是小块黑地，哪些是咱们队里的地。你能不能给我指认一下？
    我装作糊涂说。
    你别装蒜了，你那点小聪明还能骗过我？他冷笑着说，咱们天天在地里干活，每块地从种到收，不是干了一天了。只要你没有干过活儿的地，只要不是每家的自留地和猪饲料地，全是小块黑地，都要拔除的。
    可是，我还是想办法推脱，就算是我知道队里的土地，但我怎么能知道哪是自留地和猪饲料地呢？
    你不要故作糊涂了，你家的自留地和猪饲料地在哪里你不知道？咱们村里的自留地和猪饲料地都是集中分的，都在三道坝上。其他地方都没有自留地和猪饲料地。除了生产队耕种的土地，全是小块黑地，你不要推三阻四了，你到底是干不干？
    他的声音越来越高，看样子马上就要把我抓起来了。
    我干我干，我一定全部拔除，一苗也不会剩下的，我赶紧说。
    好吧，他回过头对大家说，接到上级号召，我们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连《人民日报》都发表社论了。我们敢不行动？我们现在要拔的就是资本主义的苗，捍卫的就是社会主义的草。宁可让土地长草，也不能让它长出斜苗歪苗和黑苗祸苗！大家赶快统一行动吧。要记住，一定要连根拔除，不能给资本主义留下任何一点祸根，来祸害我们伟大而光辉的社会主义事业！
    他声音铿锵，挥舞着强有力的手臂，命令大家立刻行动。
    我回到家，父亲问我去干什么？我不敢说去拔苗，只是说去锄地。我怕他再问下去，问出真相。因为我知道，他活了大半辈子了，绝对没有听说过，好好的苗子要被拔掉的，宁可让长了草，也不让长粮食。世界上好像没有什么人这样做过，这大概就是叫史无前例吧。他是从万恶的旧社会过来的人，如果让他知道，以他的人生经验，就无法想到他会说出什么样的话来。如果再让杨明成等人听见，那可不得了，说不定他老人家明天晚上就会被揪到台子上批斗的。
    我赶紧从东边的破窑洞里拿起锄头，一个人来到村子对面的三道坝。
    我当然知道哪几块是小块黑地。因为那几块地我们从来没在地里干过活。这几块地可能不是一家种的，面积都不大。有的种的玉米，有的种的高粱，还有的种着豆子。我看着长势良好的苗子，到了秋天就是黄澄澄的粮食：你蒸着煮着炒着焙着炸着烤着烧着煎着熬着都能吃，那是每一个人活命都必须用到的最基本的生活资料。好容易种出来长成苗子了，眼看就要成了毓到口用来活命的口粮了，却要被我一锄头一锄头地连根刨去。这不是拔苗子，简直就是图财害命！但我哪里敢违抗命令，就是现在让我真的杀人，我也顾不了许多了，不忍心也得忍心，心不狠也得狠！
    我举起锄头，好像对它们充满仇恨似的，狠狠地一锄头一锄头地挖着，恨不得挖地三尺，连它们的毛根子都除掉。毁苗容易种苗难。好几块地里的苗子，不到一个上午，就被我刨得干干净净了。那健壮的苗子，立刻在太阳底下被晒成了蔫蔫的干条，彻底失去了生命力。我舍不得把它们全扔掉，在上地的时候就带来了一只蔂儿，把刨下的苗子全装进蔂儿里，好拿回家去毓猪。
    我对面村子里的人，不时地朝我这里看着，没有人敢过来阻挡我。因为谁也不敢承认这地是他开的，地里的苗子是他自己种的。我们是革命行动，他们可是反革命的破坏活动，这个罪名谁也害怕。
    第二天，在地里干活休息的时候，杨明成向社员们宣布，为了表彰我们的革命行动，对昨天参加拔苗的社员，每个人记两个工。
    但大家听着，参加的人也不激动，不觉得自己占了什么便宜；没参加的人也不眼红，不觉得我们有什么了不起。好像大家都麻木了，不管人家杨队长说什么干什么，听一听就算了，谁也没有什么反应。
    虽然这些年粮食还基本够吃，但总是没有花的，油盐酱醋，没有钱买。家家户户都有很多布票，因为没有钱，谁也买不起布料，很少有人做新衣服。大家都是穿着带补丁的衣裤。谁要是搞点什么副业，也是绝对不允许的，叫资本主义尾巴，非要割掉不可。包括养鸡，买卖农副产品，打工，都是不允许的。但只有一样是允许的，那就是卖柴火。因为城里的人家家户户要烧煤炭，烧煤炭就要有引火的柴。政府和集体又没有专业人员去砍柴。只能到市场上去买。这大概是那时候唯一的副业，唯一的市场经济，允许社员们自主经营的唯一的商品，也是大概可以赚到零花钱的唯一的办法。
    但要赚这种钱并不容易。因为生产队是不允许不干集体的活，私自去到山里砍柴的。就算是你生病还要请假，何况你去搞副业。所以人们只能在有月亮的晚上，趁着月色，在生产队下工以后，赶紧拉着平车上路，到山里去砍柴，再连夜拉回来。第二天早上，在县城唯一的，允许自由交易的巷口卖掉。
    八月十五的晚上，我和王和平，刘虎平，李三成四个人，每人借了一辆小平车，连饭也没顾上吃，每人拿了一条窝头，背了一壶水就上路了。
    我们整整走了两个小时，才走到司马沟。前边的柴火早就让人砍的没有多少了，我们只得往深沟里去找。很快就在左边的山坡上有一片树林，树木不大不小，有小碗那么粗细。太粗了砍不动，太细了又不值钱，只有这么大小粗细的才刚刚合适。
    由于在路上吃了窝头，大家没有休息，赶紧用各自手里的斧头，乒乒乓乓地就砍伐了起来。朦胧的月光下，一棵棵树木被我们从根部砍倒，把树枝砍掉，只把树干脱下来，很快就装满了各自的平车。用绳子从两边紧紧地把车刹好，以防掉落下来。然后坐在平车跟前，喘了几口气，不敢耽误时间，赶快就拉着走出了山沟。
    山沟里的路很难走，但一出了山沟，走到公路上，马上就轻松起来了。挂在车辕上的拉绳，也不用使劲地拉了。我们故意把后边装得重一点，这样不用使劲驾驶，拉起来也轻快一些。但这种办法只适合平路和下坡路，上坡路是根本不行的。
    但我们的力气也快耗尽了。离城里越近，两条腿也越重，实在想停下来喘一口气，休息一会儿。但谁也不敢停下来，因为必须在天刚亮就要卖掉，赶快卖掉还要到地里干活。不然今天就要扣工分，还要挨队长的呵斥，甚至还要当坏分子被拉到台子上去批斗，就得不偿失了。
    那时谁也没有手表，不知道时间，紧赶慢走，还是走得太慢。离县城还有很远，天气已经大亮了。不管怎么样拼命地跑着，知道今天早晨根本不可能上地去了。不知道杨明成会如何处罚我们。我们几个人心里都明白，谁也没有说话。知道我们闯下大祸了，想多砍点柴，多卖点钱，装得太多了，也因为走得太远了。如果就在沟口捡点柴火，也许早就回来了。
    等我们赶到卖柴火的地方时，太阳也升起一竿子高了。巷子里早已聚集起来很多市民。我们的几车柴火，根本没有跟人讨价还价。因为经常有这种买卖，价钱一般是固定的，所以我们的柴很快就卖光了。大家卖的钱都差不多，都是2块多钱。这差不多是我们五天的工作日，非常划算的。不管杨明成会怎样处罚我们，反正钱是赚到了，这对我们多少是一点安慰。
    反正早上的活是耽误了。我把小平车送了以后，回到家，把钱交给母亲，等吃过早饭以后，我才去上地干活。
    一天无事，我以为杨明成把我们忘了，不过是耽误了一个早上时间吧，扣上半天的工分，生产队也不吃亏。但我还是想错了，到了晚上，队里的喇叭突然响了起来，说是晚上要放映电影，让大家去看。
    到了晚上，人们纷纷拿着大小凳子，到打麦场上去看电影。放映的是我们从来没有看过的阿尔巴尼亚电影《地下游击队》。据说神通广大的杨明成跟电影队长有很好的个人关系，他才能搞到这么好的电影，才能把大家都吸引过来。如果是八个样板戏，恐怕他的批斗大会是不好开的，大家都不来他也没办法。
    我看得聚精会神，深深地被里边情节所吸引。那个间谍满脸是血从被枪毙的死人堆里爬起来，那场面深深地震撼着我。因为从来没有见过电影里面有那么多的死人。
    正当大家全神贯注地看电影的时候，电影突然停了下来，电影屏幕上方的灯突然亮了。杨明成突然从后边闪出来，大声地宣布，把坏分子给我拉上台来。
    这场面人们并不吃惊。因为一般地看电影，特别是看好看一些的电影，都是要开批斗会的，今天自然也不例外，不知道哪些倒霉蛋又要被揪到台子上去了。
    我正在胡思乱想的时候，突然有两个民兵把我拉起来，揪到台子上去了。脚上的鞋也被他们踩掉了，手臂被圪捩着，连鞋也不能抽一下，只能趿拉着。被揪到台子上的还有王和平，刘虎平和李三成，我的三个同伴。这下我全明白了：昨天我们走了一夜的资本主义道路，今天晚上就要让我尝一尝社会主义铁拳的厉害了。虽然我心里没有准备，但这场面见得多了，还有另外三个人陪伴着，我也就不怎么害怕了。
    昏暗的电灯下面，我们几个人互相对看了一眼，大家只有苦笑。当然不管是我们几个人，老牌的地富反坏分子，当然也要参加陪斗的，他们一个个也被揪了上来。
    杨明成大声地宣布着我们的罪状。说我们擅离职守，破坏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半夜三更走资本主义道路。只想发财，不看道路，不辨方向，犯了方向性和路线性的错误。他随即宣布，对王和平，刘虎平和李三成的处罚是，开除他们的红卫兵，撤销他们的红卫兵资格。
    宣布完以后，他们三个人又回到了原位。只有我跟老牌的地富反坏分子站在一起挨批斗。因为我也没有什么组织和职位，只能挨斗了。人家比我多一层防护服，只亮了一下相就平安无事了。只能让我加进坏分子的行列里参加批斗了。我经常小偷小摸，早就该定为坏分子了。现在自己跳了出来，完全是咎由自取，只能乖乖地接受批斗了。
    但电影还要接着演，批斗只是一个小插曲。他好像对我还不解恨，最后宣布，扣除我们今天一天的工分，才让我和其他的老牌地富反坏分子回到原地坐下。
    听到这个宣判结果，我长出了一口气。实在该庆幸的，他并没有没收我们走资本主义道路所赚的钱。这就是我们最大的胜利。2块5毛钱，对我来说，绝对是一笔巨款。
    这样一想，心里也就很快踏实了，老老实实地坐在地上，仔细看着那些游击队员是怎么样跟法西斯进行斗智斗勇的。我最担心的是回到家去父母会不会责怪我。如果让我把钱交出去，我一夜的辛苦就白干了。至于丢人败兴，我倒是不觉得，没偷没抢，用自己的辛苦劳动来赚钱，没什么丢脸的。要是比起我偷人家的一个破脸盆，一把烂锄头来，一点也不丢人。但把好端端正在生长的树木砍掉，连想都没有想，因为那个时候根本没有什么环境保护的概念，只知道树木是用来建房子和烧火的，保护不保护什么用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