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怕了吧。”
听到直秀还有心思调侃,小栗忠顺不禁被气得火冒三丈。
但自从去年庆应元年(1865年)春,他因为提议“原领奉还”而被明升暗降,从勘定奉行、外国奉行转任江户南町奉行后,脾气已经收敛了许多。
因此小栗在哼了一声后,就静待直秀下文——要说不出一二三四,我就让道子找英子告你的黑状,让你后院葡萄架彻底倒掉!
直秀看着好友着急的神色,不禁长叹一声,要不是相交二十余年,他真的会以为对面是个戏精:
扶桑皇帝挂了,关你个江户南町奉行毛事!
另外老弟你都这样了,被人从新政革新的“又一”先锋上搞下来了,还考虑辣么多干嘛。
想到此处,尽管觉得好友傻,但直秀也不得不佩服他的勇气。
庆应元年(1865年)春,小栗忠顺在两年前提交《扶桑殖产兴业建白》后,又悍然上书幕府中枢,提出要“原领奉还”。
啥叫“原领奉还”?
幕府的旗本不是有世袭石高么,大家手里都有知行状安堵书。可幕府二百年来不断收权,到了今日,五百石以下的旗本,领地其实早就没有了,都是代官在管理,每年坐等着分米也就是了。
而且,就算五百石以上的直参旗本,因为所有旗本都被要求居住在江户,除了奉公任务不得离开,也有好多将领地委任代官管理的——天南海北的,自己又不方便回本领,与其让家臣折腾,反倒不如交给幕府,旱涝保收不是。
小栗提出的“原领奉还”,就是要把这些旗本知行地都奉还原主,该谁家的地,那就让谁家管理。
此建白一经呈上,立马引起了轩然大波:
虽然不是所有人都反对,但一万多旗本中,大多数都对此极为愤怒!
其实小栗在建白中说得很清楚,“原领奉还”有几个好处:
第一,因为物价沸腾,御领各地实有骚乱。
所以呢,大量旗本回本领后,幕府在地方上的人力、武力增加,可以起到安定四方的作用。
第二嘛,则是旗本在江户大多浮华相竞,失去了武家风骨。
这回乡,就算不能立马振作,但开始经营自己的领地,这用心之下,总能学点什么有用的东西吧。
最后,小栗还毫不客气地指出,从天保革新(年)、安政革新(年)、文久革新(1862-1863年),直到元治元年(1864年)正式开始的殖产兴业,幕府多次要求缩减冗役和节俭财政,可都因为旗本聚集江户的原因,导致步步维艰。
小栗说的对么?
最起码。直秀等维新派幕臣是觉得没错的。
如果类比的话,武士这个扶桑特产,和西洋的贵族老爷、清人的八旗子弟,那基本没啥两样。
架子大、排场多、浮华相尚,就算不能说所有旗本都这样,但十成里八成是跑不掉的。
而且因为基数大、人脉深厚,尽管幕府多次革新中都提到了选拨良才,可最终,大部分的役职还是落入这些人手中。
其实不给这些纨绔役职也不行,一万多旗本,加上数倍于此的子弟,又都喊着自家数百年为德川家流过血流过汗,不但情理上不好推脱,而且从程序上也说不过去——不从武士顶层的旗本中选取役职人选,德川家根基不就动摇了么,天理幕令何在?
当然了,如今西洋大举侵迫,有能力的御家人甚至普通町人、商人、职人、百姓都有了出头之日,比如直秀这样的二半场,不也青云直上了么。
但是呢,一条臭鱼就能腥了一锅汤,何况这锅里臭鱼还比鲜鱼多,因此这啥事都难搞啊。
小栗对此忍了很久,实在是忍无
可忍了:
当年作为长崎奉行,他主持了“以扶桑金易海外银”的密贸易,当时盈利了255万天保金小判之多,折合如今的万延小判金850万之多!
就算变成英镑,那也是205万,这能干多少事啊。
可最终呢,尽管当时的大老井伊和小栗等人严防死守,可还是有三成五被巧立名目挪用了,补贴的就是各路旗本人家——有钱不得可劲造啊,多发点赏赐、手当金啥的,多让几个子弟出仕,多盖几个宫殿、多开几项普请工程供各路神仙卡油,这钱不就哗哗地流出去了。
再加上当年大老井伊为了平息与鲁人的争端,交接英佛加赔款,一共花出去100万天保小判。
可怜辛辛苦苦,甚至开埠在即、不惜引发金银铜三货动荡才搞到的这笔钱,结果到文久元年(1861年)十二月,自己带队出使欧罗巴,准备买战船买机械的时候,就仅仅剩下了二成多,折合英镑才不到50万!
就这,最终落到使团手里支配的,才不过10万英镑,这不是搞笑么——就算十不存一,那应该是20万英镑啊。
而且,之后这种事越来越过份。
后来的文久革新建立的幕府新军,以步枪上的刺刀为例,三分之一的采购费用,居然是给幕府经办武士的回扣,结果所有的刺刀都是粗制滥造,根本不能用。
可帮自己调查此事的好友大目付驹井朝温,居然愣是被转任了,此事后来也仅仅处罚了几个小卒子,然后就不了了之了。
元治元年(1864年)四月“葵祭之变”后,大占上风的幕府加快了殖产兴业的步伐,因此小栗忠顺更不能容忍这些尸位素餐的旗本:
为了筹集款项,幕府不但向各家豪商摊派,甚至还增加了町人、百姓的赋税。
而且为了联合诸侯,很多项目也向他们打开口子集资。
这要搞砸了,首倡此事的小栗家粉身碎骨不说,恐怕幕府的根基也要被大大地动摇。
因此呢,小栗才上书要求“原领奉还”,希望借机清退大量的冗役提升效率,同时也减轻幕府的人员支出。
当时直秀苦苦劝阻,可好友一副慷慨激昂的模样,愣是没拦住——小栗他老爹忠高气得大病了一场,差点没挺过来。
结果呢,小栗是爽了一把,可之后就被从勘定奉行调任,虽然江户南町奉行的位置更高一点,但明升暗降谁不明白啊。
要不是顾忌他是殖产兴业的领军人物,恐怕小栗早就被打入另册了。
而且这件事,也引发了很多幕臣对殖产兴业搞维新的警惕。
再加上前一年“葵祭之变”后,幕府在明面上重新占据了上风,这艰难时局过去了,难免有人另起心思。
因此此事后,维新派开始由春风得意变得被动——所谓的维新派,就是文久三年(1863年)《扶桑殖产兴业建白》被正式提出后,扶桑各方对支持此事势力的称呼。
维新派首领,政事总裁庆永,从此开始失去一言九鼎的地位,虽然他名义上还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可下面的人阴奉阳违,他多数时也无可奈何。
本来“葵祭之变”后,将军家茂对维新派信众异常,幕府内部也对维新派寄予厚望,导致当年的局面非常之好:
一直坚定支持幕府的“国是参与”岛津齐彬,被幕府任命为第一位外藩“大佬”,在公武合体之后,开启了幕藩合体的道路。
而政事总裁庆永的谋主横井时存,他提出的进奏院设想,也被顺利通过。从此,各藩都可以派遣有力人士,在江户参与治政议论。相比之前浮于表面的幕藩大评定,这进奏院,可是让诸侯尤其是外样的声音大了许多。
而且呢,幕府还开始大刀阔斧地破除藩篱,邀请诸侯推荐英才俊士担任中低级役职。
比如直秀的勘
定奉行,就是这么来的。
选直秀呢,也是因为他身份特殊:
原本直秀就是德川家的大身旗本,后来虽然儿子茂敏以白主松平家的身份立国,可作为传统的优容手段,他大身旗本的资格被幕府保留了下来。
虽说直秀这种勘定奉行,主要工作是协调诸侯各家配合幕府殖产兴业,不但很多机密不得与闻,而且得自带豆包——白主松前家给幕府的献金献礼,这些费用可比直秀拿到的役料高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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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管怎么说,直秀作为事实上的“御连枝大名”陪臣,能深入参与幕政,无疑是幕藩融合的开始。
不是有句俗话么,万事开头难、千金买马骨。
尽管谱代甚至外样大名的陪臣,当时还没有谁能做到直秀这样高的位置,但当时大家都相信,幕府提议的扶桑一致,看起来绝对不是一句空话。
甚至因为直秀是别样的勘定奉行,除幕府御领之外,负责协调全扶桑各地的经纶,当时还有人称直秀为“天下总代官”。
当时的局面好到什么程度,与幕府接近的诸侯,甚至在进奏院中提议,尽早撤销各家的关所,扶桑内部各家不互相征税!
但因为庆应元年(1865年)春,小栗忠顺提出要“原领奉还”,这样的大好局面开始受到抑制:
首先是,幕府内部开始对维新派提高警惕。
如政事总裁庆永的威望下降,不过是各种各样不配合的代表而已。
其次,很多幕臣开始排斥外来的役官。
这些幕臣,以非旗本不能保证忠心为名,开始排挤少量进入幕府的各家陪臣。
而且呢,打击面很广,不但外样诸侯的陪臣不得烟抽,连亲藩、御连枝及谱代的陪臣出身的,也开始被各种歧视。
至于吸引新人进幕府治政,那更是变得难上加难了。
比如,日进斗金的横滨劝业银行,本来总裁是庆永的心腹三冈八郎。
可在有心幕臣的操作下,居然通过豪商新入股的形式,居然架空了三冈——难为这些人,居然搞清楚了西洋董事的概念,导致三冈被各路神仙组建的董事会搞的焦头烂额。
至于幕藩合营的横须贺制铁所,倒是逃过了一劫。
这是因为,1867年第二次世界经济危机已经初显端倪,从1864年开始,英人大举压迫米人造船业。
因此呢,范德比尔特家族开始收缩船舶制造,在劝说下,将两个船坞和大量机械转到扶桑,开始陆续卖给横须贺制铁所。
作为米人公使小范德比尔特,他表示了对此事的关注,不管是啥原因,反正就没人敢在找须贺制铁所的麻烦了。
但这些不爽,都是小栗忠顺的锅。
虽然就算他1865年春不提出“原领奉还”,随着幕藩合体、殖产兴业推进,因为权势、利益的冲突,各种内斗也会积累起来。
可当时小栗不听直秀劝说,等报仇的机会,直秀可是等了好久了——不是记仇,直秀是怕。
小栗这个胆大包天的,不给他些教训,日后还不得把天捅破啊!
直秀可是记得的,小栗后来支持向佛兰西人的大借款,结果关键时刻佛人毁约,可是愣生生地把德川幕府整个坑没了。
如今一直倾向公武合体的扶桑皇帝薨了,加上今年庆应二年(1866年)扶桑整个又开始动荡,小栗他担心幕府的前途,因此岁暮之贺也坐不稳,特意跑到消息灵通的自己这里寻求慰籍。
这时候不调侃他一句“怕了吧”,恐怕以后就没有机会了。
说实话,如今扶桑的情况,那可是比直秀知道的好多了。
因此呢,直秀正等着有人趁乱跳出来闹事,真当这两年自己的“天下总代官”是白干的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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