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能者

    
    “牛子，你看看这边。”光哥拍了拍我的肩膀，指着一边的洞壁说道。
    “这，这是三清石刻。”我惊讶道。
    “什么？”光哥没有听懂。
    “三清，是道教的三位至高神，玉清圣境无上开化元始天尊、上清真境玉宸道君灵宝天尊、万教混元教主太上老君道德天尊。”我说道。
    可是，我却疑惑起来，这里怎么会有这么多道教的摩崖石刻？
    道教原来尊崇无形的“道”，所以没有石刻造像之事。后来在佛教的影响下，道教也开始镌刻造像。随着道教的不断兴盛，道教石刻和摩崖造像也逐渐多了起来。这些石刻造像不仅数量多，而且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道教造像，其主像或为天尊，或为老君，或天尊、老君并列，或以元始天尊、太上道君、太上老君“三清”为主像。
    “方仙道”的渊源很早，《史记·封禅书》称宗毋忘、正伯侨、羡门子高等人“为方仙道，形皆销化，依于鬼神之事”。其最重要的特点是对各种成仙不死道术的重视以及私相传授、独立行道。秦汉之际，大批方仙道由民间步入宫廷，成为皇帝的座上客，关中地区遂成为方仙道活动的中心区域。如秦始皇时期的卢生、韩终、侯公、石生，汉武帝时的李少君、公孙卿等，都是深受皇室宠幸的方士。这些方士的活动使得方仙道的神仙方术绵绵不绝，得以延续。
    与方仙道以个人性宗教行为为基础不同，西汉年间的黄老道则是以集体性宗教行为为基础而形成的。《太平经》在长安地区的流传，是黄老道教团在这一地区出现的表征。这一早期群众性宗教活动把西王母作为崇拜中心。而此时，汉画像石的内容也围绕着“主神”西王母逐渐形成了一个“仙界”系统。汉画像石中西王母神像的周围常常雕绘着玉兔、三青鸟、九尾狐、蟾蜍等多种西王母侍属的神异瑞兽，西王母则端坐于神树之上或门阙之内，门阙上多配以朱雀、玄武、独角神兽。而汉画像石中的羽人、神树、日中乌、兔捣药等神仙长生的宗教图像则与当时方仙道神仙思想的流行有很大关系。
    我认真看着雕刻的石刻。
    这里有唐代风格道教摩崖造像14龛67尊，这些造像集中在原北平治治所附近，分布在长300米、宽30米、距地表高1—2米的岩壁上。1—14号龛，均塑有太上老君像，可见唐时老君在道教中地位之高。这些造像形象各异，繁简并存，是单纯的道教摩崖造像，很有研究价值。《松柏之铭碑》载，这些造像的年代，应为天宝九载前后。从现存较为完好的10多龛造像来看，此处造像多以天尊、老君为主，虽然内容较为单一，但其天尊、老君崇拜恰好体现了唐时道教的特色。
    “嘶，这是一个双叠室龛。主像为天尊，趺坐在束腰的蹄形莲台之上，双手于腹前施定印。上身内着短衫，复着交领衫，外罩黄帔，项后有莲瓣形头光，主像左右，各有一胁侍和一女真人；主像头部两侧壁上，各刻有四人造像；内龛龛门口，各有二力士。说明天尊、老君崇拜此时已深入蜀地民间百姓。”我说道。
    “这个是石碑吗？”南利问道。
    我顺着手指的方向看去，“这是唐代道教的隶书石刻碑，这通碑刻，不仅具有重要的书法艺术价值，也会为研究道教提供宝贵的材料。”我不禁细细的看了过去。
    唐中期，不惟楷书、草书、行书取得了划时代的成就，篆、隶书也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随着大唐帝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人们文化生活的丰富，好古之风又有所抬头，唐玄宗有感于隶字不传，诏作《字统》四十卷，专明隶书，于是盛唐隶书风靡一时。有些不见于书史的隶书家，也留下了珍贵的字迹，书写《松柏之铭》碑的丹棱女书法家杨玲就是其中之一。
    碑刻碑额的“松柏之铭”四字，为小篆；碑文589字，为隶书，既具有曹全碑的清秀舒展，又有唐楷的端**整，堪称唐隶上品。
    碑文开篇说：“昔丁令威之成道也，顿別千年；王子晋之升仙焉，俄期十日。”丁令威，传说是汉辽东人，学道于灵虚山，后成仙化鹤归来，落城门华表柱上。时有少年，举弓欲射之，鹤乃飞，徘徊空中而言曰：“有鸟有鸟丁令威，去家千年今始归。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学仙冢垒垒。”据说，丁令威的故事原只见于明朝洪自成所撰的《逍遥墟经》，而这通刻于唐天宝年间的碑文却提到了丁令威，这就说明至迟在盛唐之时，有关丁令威的神话传说就已在民间流传了。
    道教自东汉建立后，历代都有道经陆续撰出，唐代更是道教经书编纂史上的重要时期。虽然自刘宋陆修静起开始整理道经编目，到唐朝开元、天宝时期，已有了好几部道典目录，但由于卷帙浩繁、年代久远，因此唐以后，有关道经的分类、篇目、卷数，有的变得虚虚实实，难以考辨，有的经目在现存的《正统道藏》中虽有记载，但具体内容却都已阙佚。
    而《南竺观记》，不仅记载了唐代道经的分类，还比较详细地记载了当时道经的总卷数与各种分类的具体卷数，为我们了解唐代道教经典的真实编纂和传承情况提供了详实有力的证据。
    老子在西汉及其以前基本上是被人作为古时圣贤来供奉的，其形象多可见于汉画像石图像“孔子见老子”中。东汉时期，五斗米教奉老子为教主，开始了神化老子的历程，但那时并不注重老子形象的塑造。魏晋南北朝时期，受佛教造像影响，寇谦之的新天师道和楼观道都奉老子为教主，开始建造老子神像，老子的身份完全由圣贤转化为天神之主。有唐一代，皇室追认老子为其祖先，称自己为“神仙之苗裔”，尊祀老子为圣祖玄元皇帝，开始大肆进行崇奉老子的尊道造像活动。玄宗时，制作玄元皇帝神像分布天下，加以供奉。玄宗还集全国之力，在都城长安集中全国一流的工匠建造道像，极大地促进了道教艺术的发展。在长安的太清宫，玄宗特意请来西域造像名家元伽儿，用太白山的白玉石雕刻玄元老君像，旁雕唐玄宗皇帝作为侍奉。天宝七载(公元748年)，元伽儿还为骊山华清宫朝元阁降圣观造白玉老君像。
    由于老子在唐代被统治者赋予了天神、祖先与圣贤的三重身份，致使唐代长安在老子造像上表现出与其他造像不同的特点。不像其他老子像显示出头部比例略大的比例关系，骊山老子像基本上依照人体比例的关系，和谐适中、自然真实，体现了造像与供奉者的心理尺度，更加强调了老子皇室祖先和圣贤的身份。老子造像在魏晋南北朝时己经具有一定特征，冠发着袍、面形清秀，有须，下着裙，在胸部用带系住，通常手执尘尾或扇。到了唐代，老子造像保留了前代的一些特征，但在造像的构图模式、姿态、脸形等方面都产生很大变化，这些特征最终在宋代完全确立。
    这一时期，长安道教发展达到鼎盛，道教宫观制度日益成熟，因此也就出现了大批宫观人物碑志，如《大唐回元观钟楼铭并序》《大唐宗圣观记》《牛弘满墓志》《金仙公主墓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