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后“情之所钟”又向前发展了。
有一天,我看见我的办公桌上放着一本书,拿起书,突然发现书下面放着一张黎明的照片,背面写着几个娟秀的小字:“多帮助她”,落款处写着“知心人”三个字。我怕别人看见,忙往抽屉里一捋(luō),她望了我一眼,诡秘地笑了,而我的心却突突直跳。她如此多情,而我却“固守阵地”,与她保持一小段距离----一段十分痛苦的距离。
那时部队有纪律:男同志只有“284团”的人可以恋爱结婚。所谓“28”就是男的年龄满28岁,“4”是有四年以上军龄,“团”指团级以上干部。营级军官以下,不准谈恋爱,不许结婚。但女同志不受年龄、职务限制,否则,将受到严厉处分,所以,我就只能把爱深埋在心中。
1953年底,她突然调往北京工作,她的情绪焦躁起来,常常无故发火。我只有安慰她:“你远走高飞吧,我不配。”但我心里比什么都难过。
一天,我们在营房外踏马路时,她突然天真而又坚定地说:“我们结婚吧……。”我吓了一大跳,摇摇头说:“那要受处分的呀。”她无可奈何地哭了,哭得十分伤心,扭着小性子不肯去哪遥远的北京!
她紧紧地抓住我的手死劲摇。“我不去我不去,……太不公平了!”是啊,制度把我们“格式化”了!我也黯然神伤,默然无语,我的安慰也是多余的、无力的废话。我们都掉进了痛苦的爱恋深渊。
临走前几天,我们手拉手在铁路上遛哒了一个下午,俩人心事重重,心里像灌满了铅似的,十分压抑。她双眼都哭肿了,纵有泪千行,也无法表达她内心的苦痛。我痛苦得默默无语,双方的手紧紧握在一起,不愿分开,离营房不远了,我猛然一句:“你要恨,就恨死我吧!只怨我不是团级干部!”一甩手,我痛苦地向营房宿舍走去。
到了分别时,我去送她,她用眼光狠狠地瞪着我,泪水流了出来,我强颜欢笑,却没有一句祝福的话,“我们太没缘分了!”
她走了,从此结束了人生道路上这场被压抑又罗曼谛克的小插曲。
后来她在北京找到了理想的白马王子,给我寄来了一张照片,男方坐在三轮摩托车兜里,她坐在驾驶台上,双手紧握车把,笑眯眯的,脸蛋儿仍是那么可爱。
随着教学逐渐走上正规,学员劲头更高。这些老兵,政治素质好,党、团员多,经历丰富,对教师很尊重,不摆老资格,肯学好问,也爱钻牛角尖,我们以极大的热情教好自己的课程,师首长经常来看望大家,时时给以指导。贾校长不时和教职工座谈,随时解决出现的问题,在生活上为学员们提供了极大的保障,在政治上鼓励大家积极向上,这对大家鼓舞很大。
军区文化领导小组也多次来学校检查教学质量,抽测、会考、口试,学员们都达到四分(当时是学苏联的五分制的记分法)以上,不少达到五分。军区文化领导小组肯定速成小学的教学方法是符合实际的、是有效的,夸奖说:能在二年内使学员们达到小学高年级毕业生的水平,这是个奇迹。在全军区速小语文、算术比赛中,九速小获得优秀,可见领导、全体员工付出了多么大的心血!
1954年5月底,九速小任务完成,开完毕业典礼后,校长按军区指示宣布第九速小番号取消,教员重新分配工作,我与吴桂兰、傅之模调到南诏省军区第三速成中学工作。
月末,我们背上背包,在小石坝炮八团集中,开了个欢送会便赴任去了。
南诏省军区第三速成中学,设在春城郊区巫家坝飞机场东面的小山坡上,春城至呈贡的公路在校西边通过,校园范围较大,四周是水田,水渠穿越其中。校园南面是学员宿舍和教学区,中间是大操场。操场西边有一幢临时盖的大草棚,是会场,可容千把人坐地开会。
北面是教职工宿舍、办公室、实验室。东面是校首长的宿舍、办公处,再往东有幢小平房,平房旁有花园、小榭、小桥、停车场,四周是常青的女贞丛,环境幽美、清雅,小鸟依人,风景如画,据说这是当年飞虎大队长陈纳德的驻地。
这里原有碉堡岗哨,解放后都拆了。整个校舍四周被高大的桉树包围着,桉树常常发出一种特有的香味,据说可以驱蚁。校舍虽然陈旧点,但校园开阔、恬静、优雅。
老师也多,学历有大学的、中专的,最低也是高中毕业生,高手云集,人才济济啊。教学组有语文、数学、理化、史地(包括自然)、政治等研究小组,设有正副组长及教研组长,但没有外语。我分在史地组,后又转理化组,都合我的本行。
教学设备比较齐全,有各类图书、资料、理化仪器、动植物标本、史地模型、挂图诸类。国家为培养人才是舍得投资的。
学员是从各军、师、团挑选来的营连级干部及少数优秀排长,都具有小学毕业以上学历才能入学。学员有八百多人,加上教职工近千人。
实行集体办公、备课。讲课前必须先试教,评讲合格才能进入课堂讲授。备课步骤按苏联的模式(非常机械死板)。有时是教研组派人来范教、试教或讲某一专题或作某一试验,起到示范和指导作用。这对新老教员都有裨益。我们教员来自不同单位,在同一目标下,没有出现“文人相轻”的现象,都能虚心学习,戒骄戒躁,所以教学风气很浓。
第三速中校长叫乔原放,副校长是杜晶,教务主任是从边区纵队调来的某大学讲师李某。他们都是办学能手,具有丰富教学经验,学校领导班子领导得力,经常深入到各教学组参加试讲、听课,还检查教员的备课,教员就来不得半点花架子了。
遇到节假日,两位校长不时请教员到他们的小花园里去做客、座谈,许多问题能得到解决,也更密切了上下级关系,所以受到师生们的尊敬与爱戴。
那时的学员中大都30来岁,普遍年龄较大,未婚,少部分人为此曾闹过思想情绪,要求下地方,不安心学习。两位领导苦口婆心做工作,从祖国的需要,到个人对社会的责任,不厌其烦地谈心,做思想工作,终于刹住了不大不小的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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