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七十年

    
    农场号召职工多利用业余时间大种短期作物，一两年内职工生活水平有了较大提高，职工疾病减少，出勤率逐步提高，人心安定，笑口常开。
    后来他根据实际情况又提出“公私兼顾，以公为主的思路”。“公”就是大力发展生产队、场部的集体经济。“私”就是要各队搞好副业生产，养好猪、养好鱼塘、种好蔬菜、办好公共食堂。允许私人种点菜和经济作物，允许养几只鸡鸭、开小鱼塘、种蔬菜，改善老人、小孩的生活，原则是不得侵犯公共利益。
    生产队所产谷物上交归全场所有，苞谷、红薯、花生、黄豆等交场里百分之四十，其余归生产队。这些措施得到工人拥护，但有一条纪律：干部只服务，不准以权谋私。
    在物质极度紧缺的情况下，王场长审时度势敢于提出如此明智的举措，虽然深得人心，但也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实践证明他的方向是对的，政策也是科学的，更谈不上走邪路，他的确具有大智大勇的气魄！
    我在三队二年多，后调到场部当管理员。
    当管理员是个杂务事多的工作，从粮食、猪、牛、鱼、豆，到生产用具、化肥、农药、种子等一切物质的进进出出，都要分门别类保管、记帐。工作虽然不需要高深文化，但要坚持原则，心细勤快，天天忙不清楚，尤其是粮食作物收割时，我就像个“收租老儿”天天往各队跑，验收单产、总产、队里提成、上交国家等等，样样都得登记清楚，马虎不得，然后队、场两级干部签字交会计处作原始凭证，稍有不慎，“官司”就打不清了。
    对此我十分重视各个环节，不能出一点差错。我经常告诫自己：小心谨慎，不出“纰漏”，责任重于泰山。
    农场自产粮食日多，就建了一个大仓库。土砖墙、瓦顶、木地板。木板与墙之间抹了一层泥浆土，防止谷子漏出。粮库装了好几万斤谷子，谁知设计者无能，不考虑地板承受能力，地板下面的几根支柱受不住重压，向下陷，地板与墙产生裂缝，谷子乘隙漏了多少难以估计。
    场长王三海批评我：“为什么入库那么多粮食？”我也不好说是生产科主管说“装二十万斤粮食没问题”。不久，土墙开裂、外斜，再不处理，房子一倒，粮食全完了。
    王场长问生产科怎么办？有的说分给各队、各户保管；有的说另堆一间房子。各队各户没粮仓，往那里放？……想来想去都欠妥。
    我突然说：“请县粮食局帮忙，他们有仓库空着可以借用”。场长要我立即去办。我去跟县粮库主任联系，由于是老熟人了，他满口答应，但又要我们出些“保管费”，俩人讨价还价，互不相让，我忽然想到去找县委王书记解决。
    王书记听了我的苦衷，一个电话挂给粮库主任：“全部入库，不得收取任何费用……”我向王书记敬了礼，马不停蹄跑到了县粮库，库主任笑着说：“你这老张，你这老张，真是……”他又提出“你们自己派车、派人入库，只能存放八个月，到时我们要收粮入仓”。
    我说：“行，误不了你的大事。”顺便借了二三百只麻袋，拉回场部。李场长听了汇报，乐开了花，立即组织人装袋。二辆拖拉机不停地运，那边有农场工人卸粮，没几天就空了仓，于是拆除仓库重建。从墙逢漏出的谷子总有好几百斤，好在没霉烂多少，我才放下一颗心。
    清理粮仓时，也分给各队一些口粮。他们拿到寨子舂米，把糠给傣族算作“工具损耗费”。傣族用糠喂猪，谁知把人家的猪“喂倒”了，个别生产队工人吃了米饭后，不少人肚子痛、头晕、呕吐，情况反馈到总场保卫科，大家一听大吃一惊，立即追查原因，结果发现谷子里渗进了1059农药，进一步调查发现农药是从粮仓架子上渗下来的，滴在谷堆里。
    保卫科干事陈通贵，爬上架子取下木箱，湿粘粘的，只见有一只瓶子破了，农药就渗了下来。王场长追问我：为什么把农药放在粮仓里？我一听懵了。我说：“农药是放在仓库外头的屋檐下的坑里，上边用塑料纸盖严实了，陈通贵同志也知道呀，我也不知道道怎么这农药会‘跑到’仓库架子上去了。”
    我深知1059是剧毒农药，哪能与粮食同仓共处？原来保卫干事陈通贵他怕有人把1059农药盗去干坏事，所以就擅自将农药搬进了仓库，此事我也不知道，谁知就出了这个责任事故。陈通贵主动向领导承担了责任，我也检讨了自己失职。现在事情弄清楚了，不是有人存心破坏，我如释重负。幸好农药渗得不多，仓库抢修得早，如果出了人命，陈通贵和我准得去进大牢！
    对傣族的猪，经过总场兽医救治，安然无恙，中毒的职工经住院治疗，转危为安。这事儿至今想起来，仍心有余悸。
    一天，我去县里开粮食工作会议，谁知又出事了：有的生产队隐瞒产量、截留粮食，未如实向场部生产科报数字。我急忙赶回，逐一查核，发现以三队为甚。
    三队管生产、生活的何队长，瞒着支书把产量压低，这还不算，更可恶的是他把收获的苞谷，大箩大箩地倒在队里的猪厩里，用来喂猪，数量多少也难以估计。三队是种苞谷主产队，但报的产量比一、二、四队都少，这是严重的弄虚作假问题。我向三队支书指出：“你作为支书不可能一点不知道，此事其中一定有鬼。”他只是唯唯诺诺地不吭气。看来他们是因为小团体利益思想在作怪。
    我回到场部汇报了调查的情况，场领导要财务科相应扣除他们的口粮指标。场里在三队召开现场会，批评支书不作为，失去监督，批评何队长弄虚作假，宣布撤销何队长的职务并调离三队。事后三队的老工人对我说：“在湘时，农村干部都是这样，干部私分得多点，谁也不敢讲，讲出来，社员就会被扣口粮，还得交钱，何队长是老手哩，他以为如今与农村一样，我有权，我说了算。”
    我们听了感觉幼稚好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