狼烟北平

    
    北平沦陷后，日军主力兵分两路，一部分师团向保定方向追击撤退的29军，另一部分师团从天津大沽口上船去增援在淞沪战场上苦战的日军。8月13日在上海爆发的淞沪会战使日军大本营颇感头疼，中国军队不惜血本投入了占陆军总数三分之二的部队与日军决战，前后投入战场的兵力总数达七十万之众，中日战争全面爆发，淞沪战场成了个巨大的血肉磨坊，双方的伤亡都很惨重。
    北平的日子倒是相对平静，市民们由于缺乏消息来源，对发生在遥远上海的战争不大关注，人们关心的是眼前的日子，譬如粮价上涨这类问题。明眼人都能看出，日军强大的外表掩盖不住其虚弱的后勤支援能力，它有限的运输力只能优先保证作战急需的军火弹药，而庞大的作战部队所需要的粮食却保证不了供应。对此日军各师团采取以战养战的方式，靠掠夺占领区的资源维持战争，使平津两市的粮价竞相攀升。如果说草民百姓们以前对“亡国奴”这个称呼没有什么概念的话，那么现在是尝到滋味了。日本人所谓的“同种亲善，共存共荣”，不过是把你的粮食“共”到日本人的嘴里。
    日本军队开进北平城那天，所有的中国警察都被缴了械。警察们被集中起来，由日本宪兵队长黑田中佐进行训话。黑田是个“中国通”，汉语说得相当流利，有人知道他的底细，说他是在中国东北长大的，黑田的父母都是甲午战争后来中国的日本“拓荒团”成员。训话的内容无非是“中日亲善”之类的套话，警察们都听得昏昏欲睡。方景林心想，也难为这个日本人了，本来是明火执仗打进一个国家的领土，还要挖空心思地找出一些理论根据，以证明侵略的合法性，这确实挺不容易的，况且战争爆发得很突然，日本内阁有些措手不及，对外的宣传政策还来不及调整，不提“中日亲善”说什么？
    日本人的意图很明显，他们虽然占领了北平，但要维持北平城的治安仍然离不开原有的警察系统，他们对警察局进行了甄别，不过这种甄别仅仅是走了一下过场，不可能达到应有的效果。这座巨大的城市到处是密如蛛网、迷宫般的小巷、胡同，日本占领军对此还缺乏管理经验，离开中国警察的协助他们简直寸步难行，尽管他们心里清楚，这些中国警察不大可靠，他们中间多数人都怀有对日本人的仇视。
    经过一番甄别，北平的警察系统被日本人进行了大改组，市局局长和各分局长、各警察署署长都由日本人重新任命。新上任的警察局长是沈万山，他在战前曾是军统的人，后因挪用公款被查办。沈万山怀恨在心，北平沦陷后投了日本特高课，专和军统的潜伏人员对着干。此人熟悉军统局内部情况，对军统人员的行动方式了如指掌，一上任就端掉了军统北平站的几个秘密联络点，于是军统特工们和日伪警察、特工系统的“城市秘密战”拉开了序幕。
    方景林在日军入城前本来有机会随29军部队撤走，警局里一些没有家室拖累的警察都这样不辞而别了，但方景林却没有选择的权利。他的上线联络员郑浩成接受了新任务也撤离了北平，他通知方景林，马上会有一个新同志接替联络员的工作，到时候他会主动来联系。
    上级的指示毫无通融余地，他必须留在北平当警察。方景林很苦闷，在日本占领军统治下当警察，这顶“汉奸”的帽子是无论如何躲不开的，谁会知道自己的苦衷？
    方景林顺利地通过了日本人的甄别，既没有升官也没有降职，还当他的巡警。日本人在警察局内部开办了日语培训班，方景林也积极报了名。他的行为使一些同事很反感，都有意地疏远了他，而一些死心塌地追随日本人的同事却以为他是同道，纷纷向他表示亲近。方景林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方景林万万没想到，新联络员竟是他见过一面的罗梦云。见面地点是中山公园“来今雨轩”的门口，方景林刚刚赶到，对面走来一个身材颀长，面容俊美的姑娘。她穿着一件朴素的月白色短袖旗袍，略带卷曲的长发垂在脑后，额头的刘海上别着一个象牙色的发卡。方景林一眼就认出了她，这是那个为抗日募捐的燕大女学生。两人对了暗号后，姑娘像老熟人一样向他伸出手，脸上露出迷人的微笑：“我叫罗梦云，今后就是你表妹了，有什么不到之处，哥哥你还要多担待哟。”
    方景林很少有机会和年轻女性打交道，特别是如此美貌的姑娘，心中难免有些心猿意马。他握住罗梦云的手，所答非所问地轻声道：“我见过你，还记得吗？”
    罗梦云嫣然一笑：“对不起，我得了失忆症，以前的事什么都不记得了，我想，你也应该如此。关键是以后我们该如何相处，我说得对吗？”
    方景林马上意识到自己的失态：“哦，对不起，我一时忘了纪律，咱们说正事吧，请传达上级指示。”
    罗梦云漫不经心地望着四周道：“有件事是当务之急，29军还有些掉队人员没来得及撤走，现在都隐蔽在城里。上级指示，利用我们在警察局的各种关系，抢在敌人清查之前为这些人办理户口，不然他们的处境会很危险。”
    方景林沉吟了一下说：“我会尽力去办，户籍处有我的关系，应该没问题。”
    罗梦云提醒道：“这件事工作量可不小，他们的年龄、职业、和户主及家庭成员的关系都要详细，要经得起调查。日本情报机关的效率可是第一流的，千万不能出岔子。”
    “放心吧，我有把握，我干警察也不是一年两年了。”
    罗梦云说：“那好，咱们今天就到这里，我先走一步。”
    方景林鼓足勇气说：“以后除了工作上的事，我还可以约你吗？”
    罗梦云笑了：“不行，我们都要遵守组织纪律。”
    徐金戈也没有走成，临撤退之前他接到指令，北平站要留下一批人员长期潜伏，徐金戈被任命为行动组组长。这是戴老板的意思，他不能不服从。戴老板的指令很简单，希望军统同志在敌占区能有一番作为，目的只有一个，使用一切手段袭击日伪军政要员，把北平变成一座恐怖城市。徐金戈喜欢这种任务，这意味着冒险和刺激，而且在行动中有较大的自主权。
    徐金戈的上司是个神秘人物，代号“黑马”。徐金戈从来没有见过他，却时时感到他的存在，就连“黑马”给他发指令的方式每次都是不一样的，有时由街头的乞丐送来，有时会在买烟时找回的零钱中发现字条。这个“黑马”真是神龙见首不见尾，徐金戈对这个上司的全部印象就是那笔漂亮工整的仿宋字。
    今天早晨徐金戈接到“黑马”的指令，要他马上赶到宣武门天主堂参加一个秘密会议，“黑马”特意申明，参加会议的所有人员要绝对服从会议主持者的命令，违令者将受到严惩。徐金戈不敢怠慢，连忙放下手里一切事赶到宣武门天主堂。
    宣武门天主堂俗称南堂，是北京最早的一座天主教教堂，始建于明万历三十三年，现存的建筑建于1904年，是一座三层的巴洛克式建筑。早期的宣武门礼拜堂规模很小，是一座中国传统建筑，仅在醒目位置安放了一座十字架以表示其天主教堂的身份。清顺治七年，由德国籍耶稣会传教士汤若望主持，在宣武门礼拜堂的原址上开始了天主堂的翻建工程，两年后建成。内建亭池台榭，式仿西洋，极其工巧，除了一般的宗教建筑之外，还有天文台、藏书楼、仪器室等设施。这个教堂自1605年至20世纪30年代以来三百余年中曾屡毁屡建，或毁于地震，或毁于火灾和内乱。最后一次劫难是1900年遭到了义和团团民的围攻，南堂被烧毁。1904年第四次重修的南堂主堂和附属建筑竣工，就是徐金戈现在看到的样子。
    徐金戈是第一次来这里，他没有急于走进主堂，而是仔细把教堂内外的地形地貌研究了一下。这是他的职业习惯，每到一个陌生的环境第一件事就是想好撤离的路径。这里共有三进院落，大门为中式建筑，占据了教堂的第一进院落，其后的东跨院为教堂的主体建筑，西跨院为起居住房。教堂主体建筑为砖结构，面向南方，正面的建筑立面为典型的巴洛克风格，三个精致的砖雕拱门并列，将整个建筑立面装点得豪华而**，整个建筑的墙面磨砖对缝，精美的砖雕随处可见。教堂的室内空间运用了穹顶设计，两侧配以五彩的玫瑰花窗。整个教堂静悄悄的，弥漫着一种**肃穆的宗教氛围。
    会议的地点是主堂内，参加会议的人大部分都不认识，徐金戈意外地发现，会议主持人竟是老同事曾澈。此人是军统北平站的老特工，也是戴老板的红人，他在军统内的职务是华北区书记，徐金戈在南京时就认识他，算是老熟人了。
    曾澈是个喜怒不形于色的人，他那张脸在任何时候都毫无表情，只有那双不大的眼睛里显露出一种冷冷的杀气。他向徐金戈点点头，没有一句寒暄，只是把他拉到一边，开门见山地介绍起情况来。
    通过曾澈的介绍，徐金戈才知道今天参加会议的大部分人都是“抗日锄奸团”的骨干成员。这是个刚刚成立的以刺杀、爆炸为主要手段的抗日锄奸组织，主要活动区域是北平和天津。这个团体的主要成员，除了负责组织和控制的军统特工人员以外，多是平津两地的热血学生，几乎都是来自平津几所著名中学、大学的学生，如贝满女中、育英中学、天津中日中学、南开中学、大同中学等学校的高中生，还有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南开大学的大学生。曾澈说，他自己也是根据“黑马”的指令，刚刚担任这个组织的负责人，具体情况还不是很了解，只知道这个团体的成员多半是高官贵戚、富商名人之后。他用眼光向徐金戈示意：“你看见那两个穿灰色西装的年轻人吗？那是伪满总理郑孝胥的两个孙子郑统万和郑昆万。坐在前排椅子上的人从左数第一个和第二个是袁世凯的侄孙袁汉勋、袁汉俊，往下是同仁堂的大小姐乐倩文、孙连仲将军的女儿孙惠君、冯治安将军的侄女冯健美……”
    徐金戈轻声道：“有意思，论起家世个个都是如雷贯耳啊，这些公子小姐干这一行成吗？”
    曾澈回答：“我开始也这么想，这些公子小姐投入抗日锄奸行动似乎不可思议，其实也并不奇怪，这个阶层的子弟多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也最易于接触学生运动带来的反日爱国情绪，他们社会背景十分复杂，消息灵通，牵涉极广，使日伪方面的侦察人员往往投鼠忌器或者事倍功半。你不要小看这些人，他们很有胆量，看见那个坐在墙角里的年轻姑娘吗？她是京剧名角儿杨易臣的女儿杨秋萍，上个星期她一枪干掉了伪北平商会的副会长张亦衡，出手很利索，其实战前她连枪都没摸过，只是在行动之前的两个小时里才学会了使用枪械。”
    徐金戈仔细看了看那姑娘，突然觉得很眼熟。他终于想起来了，北平沦陷前夕他和方景林在茶馆里遇见过这姑娘，那天她和一些同学在为29军募捐，还和徐金戈发生了几句口角，想不到她也参加了抗日锄奸团。
    徐金戈问道：“曾兄，我的行动组也归抗日锄奸团的指挥吗？”
    “不，你直接受‘黑马’的指挥，只是在必要时协助我们，今天请你来是为了协同进行我们下一步的行动计划。”
    “明白了，曾兄，我接到了‘黑马’的指令，这次行动我受你的指挥，请多关照！”
    “别客气，相互提携吧，戴老板在看着咱们呢。”曾澈客气地说。
    徐金戈走到那姑娘面前：“杨小姐，还认识我吗？”
    傲慢的杨秋萍坐在椅子上连动也没动，只是向徐金戈点点头：“想起来了，你该不是来问那块‘劳力士’表的下落吧？我把它送到当铺了，当了二十块钱，不过当票被我扯了，因为我就没打算去赎当。”
    徐金戈笑道：“小姐，你可真会做生意，我买那块表花了一百多块钱，才戴了不到一年，你怎么才卖了二十块钱？至少要卖四十嘛。”
    杨秋萍翻了翻眼睛反问道：“怎么，心疼啦？那我以后还你，不过要等抗战胜利以后，假如我能活到抗战胜利。”
    “好啊，咱们一言为定，要是我们两个人中间有一个活不到抗战胜利，那么这个协议自动失效，怎么样？”
    “没问题，不就是一块表吗？对了，你是谁，前几次开会我怎么没见过你？”杨秋萍不客气地问。
    曾澈走过来介绍道：“秋萍，这是行动组组长徐金戈，老同志了，现在来协助我们的工作。你可别小看他，他可是我们华北区头号杀手，日本谍报机关那里都挂了号的人。”
    看得出，杨秋萍对曾澈很尊敬，她一见曾澈连忙站了起来笑道：“曾团长，我们在开玩笑呢，您对徐先生的评价使我很惊讶，因为到目前为止，我只见到徐先生为抗日捐献过一块手表，还没有见到什么过人的表现。”
    曾澈对徐金戈说：“这丫头嘴很厉害，从来不吃亏，看来你们认识，也省得我介绍了，金戈兄，咱们开始吧？”
    徐金戈点点头道：“时间很紧，我们简短些。我只有两个问题，一是这次行动的目标是谁？二是需要我的行动组做什么？”
    曾澈也同样干脆地回答：“第一，行动目标是新上任的伪警察局长沈万山，你们行动组的任务是前期侦察，摸清沈万山的出行规律；第二，请行动组支援我们一批武器弹药，这次行动以我们为主对目标进行攻击，你们行动组负责掩护。我讲清楚了吗？”
    徐金戈简短地回答：“清楚了，我马上着手执行。”
    文三儿在沙滩碰见了罗教授，他隔着老远就打着招呼兴奋地迎上去。罗教授刚从红楼里出来，他本来想步行回家，可一见文三儿那副无限期待的样子，便生了恻隐之心，于是坐上文三儿的车，吩咐去珠市口。他的老朋友杨易臣家里出了事，罗教授尽管帮不上忙，但至少应该去看看。
    如果倒退三十年，罗云轩也是个壮怀激烈、探索救国救民之道的热血青年。那时他经常和同道人辩论，他的朋友中有人主张富国强兵，有人主张实业救国，而罗云轩坚持教育救国、知识救国的主张。他认为中国之所以落后在于国民的愚昧，最好的办法是用道德和知识去拯救国民的灵魂，因此一切要从教育入手。不过最近一些日子，罗云轩在理论上陷入困境，教育救国的理论一遇到蛮横的、武装到牙齿的侵略者就屁事不顶了，没人和你讲理，除非你也有实力把侵略者赶走，否则你只好当顺民。看来自己的理论还是有些漏洞，没有考虑到强盗介入的因素，如此说来，当年主张富国强兵的朋友还是有一定道理的。昨天罗云轩路过日本兵的哨卡，那些野蛮的日本兵要求每一个过哨卡的中国人向他们鞠躬，否则就会遭到毒打和杀戮，罗云轩迫不得已也鞠了躬，但心里却像是吃了苍蝇，那种强烈的屈辱感久久地折磨着他。唉，在刺刀面前，一介书生显得是那样无用，无能。
    罗教授一路上和文三儿聊起来，考虑到文三儿的理解能力，他尽量用比较通俗的语言告诉文三儿，说咱中国在历史上曾多次被异族人统治过，时间比较长的有两次，一次是蒙古人，一次是满族人，咱们汉人吃了不少苦头，不过后来这些异族人都被咱们同化了。相比之下，这次日本人来是最糟糕的，这些日本人非常坏，他们坏得已经超出了正常人的想象，他们的目的是要把我们亡国灭种，文三儿呀，当亡国奴的滋味不好受啊。
    文三儿很不以为然，他认为谁来了都一样，草民总得有人管着，以前是皇上，后来是北洋**，再后来是国民**。以文三儿的个人经验来看，国民**在的时候，他拉散座儿一天最少能挣三毛钱，合六十九个大铜子儿，那时一碗馄饨五个大子儿，三个麻酱烧饼六个大子儿，加起来十一个大子儿，合法币才五分钱，五分钱就能凑合一顿饭，每天除了吃还能节余个一毛多钱，这还是最挣不着钱的时候，要是运气好，赶上拉包月，吃住都在主人家，那就挣得多了，主人赴饭局，按惯例要给车夫两毛的车饭钱。就说陈掌柜吧，他是个交游广泛的人，每天晚上不是有饭局就是去朋友家打麻将，这样的额外收入加上工钱，文三儿每月就能有二十多块钱的收入，做个车夫，这已经是神仙过的日子了。文三儿认为，他根本就不在乎谁来管理老百姓，满族人也好，中国人也好，日本人也好，谁来了也得让他拉车挣钱，换句话说，要是日本人来了以后，文三儿的收入比以前增加了，那他倒是情愿当亡国奴。
    罗教授听了文三儿的话，痛楚地摇摇头，说了一句文三儿听不懂的话：“唉！中国人啊，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啊，我们还有希望吗……”
    “罗先生，您说的这些文绉绉的话我听不懂，我是一臭拉车的，没上过学，不认字，国家大事犯不上咱操心，咱就是每天仨饱一个倒，吃饱饭咱就不认大铁勺……”
    罗教授冷冷地说：“问题就在这儿，你以为当了亡国奴就能吃饱饭？做了顺民就能有好日子过？这是做梦，你看吧，咱北平人的苦日子这才刚刚开始，你马上就会尝到当亡国奴的滋味了。”罗教授说完这些话就闭上了眼睛，不再搭理文三儿了。
    文三儿琢磨着罗教授的话，心里暗暗好笑，这老头儿是个好人，又有学问，就是太酸，但凡文人都有那么股酸气。就算你不喜欢日本人，那又怎么样？29军够凶的吧，照样也没挡住日本人，你一个文人能怎么样？你得低头，爱谁来谁来，国家的事犯得上老百姓操心吗？谁来了也得把日子过下去。
    北平的南城历来有“梨园之乡”的美称，因前门外一带商号集中，随之而来的旅店、戏园子等服务娱乐设施也相继开业。当初徽班进京时就住在这一地区，昆班和梆子班及后来形成的京剧班也相继在这一带演出、居住，虽经几度乔迁，但终未离开南城前门外一带，加之梨园界相互结亲，构成家族，二百年来居住着数以百计的梨园世家。
    武生名角儿杨易臣的寓所位于煤市街南口内的大马神庙11号，院子坐落在胡同路南的一个宽巷内尽头处。宅第大门朝东，分南北两院，南院住着杨易臣的母亲杨刘氏，北院为杨易臣一家居住。文三儿把洋车停在院门外，扶罗教授下了车，杨家的用人王妈一见罗教授便赶紧进院去向主人通报。罗教授和杨易臣是老朋友，此处他常来常往，熟悉得很，便不等主人迎接，径直走进院子，文三儿替罗教授拎着点心匣子跟在后面。
    杨易臣的院子不大，南墙上满是“爬山虎”，整面墙呈墨绿色，植物吸收了大量的阳光，给院子里带来一丝凉爽。院子中间是藤萝架，绿荫下放着藤椅和茶几，旁边放着养金鱼、荷花、绿毛龟的几个大缸，花坛里种有干枝梅，还有盆菊，藤萝架上挂着蝈蝈笼、盛蟋蟀的葫芦，院子里的横竿上挂着几个鸟儿笼子，笼中有百灵、黄鸟儿、红子等品种的鸟儿，据说这些花鸟虫鱼都是杨易臣用来观察以提高艺术修养的。
    杨易臣的女儿杨秋萍先迎了出来，很有礼貌地向罗教授问好：“罗伯伯好，我爸爸正在换衣服，马上就来。”
    罗教授问：“秋萍啊，好久没见了，你也上大学了吧？”
    “罗伯伯，看您这记性，我去年就考上燕京大学了，暑假结束该上二年级了，您还向我祝贺过。”
    “对对对，我才想起来，看我这记性，我家梦云也是去年考上燕大的，你们是同学嘛。”
    杨易臣匆忙从北房中迎出来，冲罗教授抱拳道：“罗先生，有失远迎，恕罪，恕罪。”
    罗教授还礼道：“杨老板客气了，近来身体可好？”
    “身体倒无大碍，就是心里憋气。来，请坐，藤萝架下凉快。”杨易臣招呼着，两人分别落座，杨秋萍叫用人送上冰镇的酸梅汤后便返回自己房间。
    文三儿坐在鱼缸旁的阴凉下，一边喝酸梅汤一边东张西望，他是第一次来杨家，对这里的一切都感到很新鲜。算起来文三儿也是杨老板的铁杆戏迷，三年前他拉包月时随东家进过广和戏园，听过“蹭戏”。
    广和戏园分两层，戏台三面都有座位，楼下正面叫“池座”，楼下戏台两侧叫“两厢”，两厢后面靠墙处备有高木凳，俗称“大墙”。“池座”后面是“军警弹压席”，这是为维持戏园内治安而设置的，军警人员不但白看戏，还有茶点伺候。像文三儿这类看“蹭戏”的人一般都上了“大墙”，这里看戏角度不太好，只能看角儿的侧面。那天的大轴戏是《长坂坡》，杨易臣演赵云，东家在池座前排落座儿，一边喝茶嗑瓜子一边拍桌子叫好，文三儿在“大墙”上拧着脖子看，不一会儿脖子就“落了枕”，但这丝毫没有影响文三儿的兴致。
    那天杨易臣一出场就得了个满堂彩，看戏的观众自不必说了，就连戏园里拎开水壶、甩手巾把的伙计们都忘了工作，站在过道儿上大声叫起好来，整个戏园子都沸腾起来，就像开了锅……文三儿的嗓子都喊哑了，一不留神竟从“大墙”上栽下去，把脑袋磕出个大紫包……
    杨易臣的扮相实在是迷人，他饰演的赵云气宇轩昂，极富大将风度，台步一走竟是满台生辉，台下有钱人家的大姑娘小媳妇都疯了，甭管多贵重的戒指项链，摘下来就往台上扔，恨不得把自己也变成什么物件扔上台去，最好直接扔进杨老板的怀里……杨易臣难怪有“活赵云”之美称，果然是名不虚传。文三儿这辈子没佩服过什么人，但看完《长坂坡》后，对杨易臣崇拜得五体投地，他到处托人打听，杨老板家缺不缺拉包月的？要是能给杨老板拉包月，只需管吃管住，文三儿宁可不要工钱，能天天听杨老板的戏，少活十年都成。
    杨易臣成名于十年前，那年他应天津会芳园经理赵宝光的邀请赴津门演出，头天演勾脸戏《铁笼山》，次日是短打戏《恶虎村》，第三天演长靠戏《长坂坡》，三天下来轰动津沽，一炮而红。赵宝光经理死活不让走了，非要加演一场，杨易臣见盛情难却，只得又加了一场《艳阳楼》，这下子让津门戏迷都进入了一种疯狂状态。《艳阳楼》中高登下场时的一句叫板“闪开了”，成了戏迷们乐此不疲的吼叫，次日天津卫全城都是一片“闪开了”的叫板声，就连饭馆跑堂的上菜、人力车夫在闹市拉车也大吼一声“闪开了”，可见杨易臣的戏深入人心，从此杨易臣名震平津。
    杨易臣的拿手戏很多，其代表作《挑滑车》《金沙滩》《金锁阵》《连环套》等，可谓昆乱不挡，长靠短打无一不精，俊扮戏清秀英俊，勾脸戏豪放雄伟，唱、念、做、打纯熟隽永，惟妙惟肖，平津两地戏迷无不趋之若鹜。
    杨易臣和小报记者陆中庸有过来往，当年陆中庸也是杨易臣的戏迷，并主动写过几篇戏评登在《京城晚报》的娱乐版上，杨易臣为了表示感谢，还特地请陆中庸去丰泽园吃过饭，过后陆中庸回请杨易臣到东来顺吃涮羊肉，一来二去，两人混得很熟，也算是朋友了。谁知北平沦陷后，朋友成了仇人，陆中庸和日本人接上关系，出任北平地方维持会副会长，成了炙手可热的人物。三天以前，陆中庸来访，说是为了迎接大日本皇军进驻北平，由北平地方维持会、亲日团体“新民会”出面，组织一场堂会，想请杨老板出演拿手戏《铁笼山》。杨易臣一听就翻了脸，声称自己饿死也不当汉奸。这句话使陆中庸感到很刺耳，他当即沉下脸道：“杨老板的意思是我陆中庸当了汉奸啦？”
    杨易臣冷冷地回答：“我是说我不当汉奸，别人要是上赶着当汉奸我也管不着。陆先生，麻烦您告诉日本人，我杨易臣有病，不光是现在演不了，今后几年也不打算演了。”
    陆中庸不硬不软地说：“杨老板，您不给我陆中庸面子无所谓，可日本人的面子您可不能不给，不然，后果您是清楚的。”
    “我听出来了，您这是威胁我。”
    “没这个意思，我是说您让我很为难。按理说，我把您的意思如实转达给日本人就没我什么责任了，可我们不是朋友吗？万一日本人动了怒，您有个三长两短的，岂不是我陆中庸对不起朋友？别人会以为是我使的坏，这让我没法做人呀，杨老板还是再考虑一下，反正还有时间，您不忙着答复。”陆中庸显得很通情达理。
    杨易臣答应考虑。谁知陆中庸走了以后，下午就来了两个日本宪兵和一个翻译官。翻译官告诉杨易臣，日本宪兵队要请他的母亲杨刘氏去宪兵队问话。那两个日本宪兵不顾杨易臣的抗议，连搀带架地把老太太弄上汽车带走了。杨易臣是个有名的大孝子，这下他终于硬不起来了。事情是明摆着的，日本宪兵队就是要以老太太为人质，逼迫杨易臣就范。
    杨易臣此时没了主意，想来想去，只好把好友罗云轩请来商量。
    此时罗教授和杨易臣已经商量了半天，谁也没有更好的办法，罗教授只是一个劲儿地叹气：“唉，百无一用是书生啊，一到关键时刻就显出读书人没用了，任你满腹经纶，任你学富五车，在暴力面前真是什么事也不顶。”
    杨易臣流泪道：“我母亲已经被抓走三天了，昨天您弟妹去宪兵队探望，回来说老太太还暂时无恙，只是想回家。那个翻译官说，老太太能不能回家，全在杨老板一句话，请杨老板仔细考虑。”
    罗教授说：“这是陆中庸捣的鬼，日本人并不了解你家的情况，只有陆中庸知道你的软肋在哪儿，他知道你是孝子，于是就想出这种歹毒的办法。”
    罗教授见文三儿在百无聊赖地逗鸟儿，便问道：“文三儿啊，你也出出主意，杨老板的事该怎么办？”
    “哎哟，罗先生，您可真抬举我，我一臭拉车的能出什么主意？要让我说，不就是唱戏嘛，日本人来请，杨老板得端着点儿，要唱也行，开口就是高价儿，把这帮孙子吓回去，名角儿哪能说唱就唱？咱且得端着呢。”
    杨易臣苦笑道：“要真像这位兄弟说的这么简单就好了，和日本人有什么理好讲？再说这也不是钱的事，是民族气节问题，给日本人唱戏和当汉奸有什么区别？”
    文三儿认为没这么严重，要是给日本人唱戏也算汉奸，那自己给日本人拉车算不算？前几天还有个日本记者雇了他的车，那小子会说几句中国话，装得像个“中国通”，其实是个“棒槌”。从前门火车站到德胜门，通常这段路只需五毛钱，文三儿愣宰了他一块钱。小鬼子的钱不蒙白不蒙，谁让他犯到文爷手里？文三儿认为自己给日本人拉车不但不是汉奸，简直可以说是“抗日”。如此说来，杨老板给日本人唱几出戏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倒是陆中庸这王八蛋要留神，现在这小子很阴，上次一篇稿子就把陈掌柜的买卖给砸了，害得自己也丢了差事，现在这小子又算计起杨老板来了，想到这里文三儿忍不住骂了起来：“操！我看得找几个道儿上的朋友，把陆中庸那小子做了算啦……”
    “这倒是个好主意……”杨秋萍走出房间接口道。
    杨易臣烦躁地呵斥道：“你女孩儿家懂什么？你有本事把陆中庸杀了？”
    “爸爸，这件事由我来办，我保证他们会把奶奶放回来。”
    “你？”杨易臣、罗云轩、文三儿都愣了。
    从杨易臣家出来，文三儿先把罗教授送回家，他从西四二条出来，走到缸瓦市又碰见一个人要车。当时好几个车夫都冲上去抢生意，文三儿干脆一把抓住那人的袖子不松手。使他感到奇怪的是，那人一说要去永定门外沙子口，和文三儿抢生意的几个车夫都不去了。文三儿心里嘀咕了一下，但没来得及多想，他抵挡不住这趟活儿的诱惑，按往常的经验，这是趟肥活儿，干吗不干？
    文三儿把客人拉到了永外沙子口，一路很顺利，可回来进城时却遇到了麻烦，文三儿这才明白同行们为什么不愿意出城。
    永定门的两扇城门只开了一扇，两排蛇腹型铁丝网拦在城门洞前，只留出一个供单人行走的口子。两个日本兵站在口子旁检查过往行人，他们手里端着上了刺刀的三八式步枪，刺刀在日光下闪着吓人的寒光，文三儿一见这阵势腿就有些发软。刚才他出城时是从右安门出去的，右安门是由中国警察守卫的，只准出不准进，所以也没遇到什么麻烦，谁知道永定门这里检查得这么严，而且是由日本兵守卫的。
    经常从这里出入的北平人都知道，不知从什么时候起，那些守关卡的日本兵养成了毛病，凡中国人从他们面前经过必须要鞠躬，否则日本兵们就要打人甚至用刺刀捅人。这似乎不是日本占领当局的命令，而是日本士兵的自发行为，有北平人私下揣摩，这些日本兵大多来自日本底层社会，社会地位低下，现在一下子成了占领军，很有些小人得志。
    文三儿想起来了，昨儿晚上车行里的老伙计们临睡之前还没忘了挤对日本人几句，皇城根儿底下的人说话都挺损，老韩头坐在被窝里一边补裤裆一边说：“好家伙，你还真别让穷人得了势，那可了不得，这帮孙子在日本不是打鱼的就是挖煤的煤黑子，要不就是日本窑子里的‘大茶壶’[1]
    ，卖饭团的店小二，压根儿就没见过多大的世面，用咱北平话说叫人嫌狗不待见，好嘛，这帮孙子猛不丁到了中国，给个守城门洞的差事，手里拎根儿破鸟枪，自然有了种当爷的感觉，就跟暴发户似的，见人就搂不住火啦。”
    外号叫“大裤衩子”的那来顺接口说：“你知道这些小鬼子为什么长这么矮吗？那是饿的，长这么大统共也没吃过几顿饱饭。我们孩子他舅舅的街坊在日本洋行当过差，他说过，日本人喝粥时端着个小碗儿跟品茶似的，棒子面粥都不敢大口喝，这主儿要是煽起来可了不得，走道儿都不知道先迈哪条腿儿了，整个一老太太摸电门——抖起来啦。给这帮孙子鞠躬？姥姥，我宁可这趟活儿不干，也不从城门洞那儿过。”
    文三儿当时迷迷糊糊快睡着了，没注意他们谈到的向日本兵鞠躬的问题，他平时很少出城，消息又不太灵通，至于鞠躬的新规矩他从没听说过，也没人提醒过他，这就麻烦了。他拉着空车正要从关卡的口子里过去，猛地听见日本兵哇里哇啦吼起来，看样子有什么事招他们不高兴了。文三儿当然听不懂日本话，他也懒得搭理这些日本人，心说瞧他们小日本那揍性，文爷不待见他们，你拿着杆破枪吓唬谁？文爷没招你惹你，你总不能一枪把我毙了吧，日本人怎么啦，日本人也得讲王法不是？
    文三儿无动于衷的态度激怒了一个日本兵，他突然一挺刺刀，照着文三儿的脸上就是一个突刺动作。周围的老百姓都吓得惊叫起来，文三儿还没反应过来，他只觉得眼前寒光一闪，刺刀尖已经停在离他鼻子一寸远的地方，文三儿这才有了恐惧感，他脸色煞白，裤裆里变得热烘烘、湿漉漉的，双腿一软，一屁股坐在地上……
    两个日本兵大笑起来，文三儿屈辱地从地上爬起来扶起车把，没想到那日本兵又瞪起了眼，一抖刺刀又要刺……文三儿吓得又要往地上坐，这时猛地听见有人喊：“喂！拉车的，日本人要你鞠躬，快鞠躬……”
    文三儿慌乱中回头看了一眼，是他身后的一个男人喊的，这人是个国字脸，眼睛不大但很有神，脸部棱角分明，显得很精干……文三儿恍然大悟，他忙不迭地向日本兵连鞠三个躬，那日本兵才收起枪向他挥挥手。文三儿顾不上擦冷汗，拉着车没命地跑出城门洞。
    刚才向文三儿喊话的是徐金戈，他刚从沙子口的秘密联络点回来，正在排队过关卡，发现文三儿的处境危急，便喊了一句。这句话救了文三儿的命。
    文三儿算是彻底明白了，这些日本人实在是太孙子，现在不是你想不想搭理他们、招惹不招惹他们的问题，而是他们要搭理你、招惹你，你躲都躲不开，人家认准了要当你的爷，大概这就叫亡国奴吧！他们还真没什么王法管着，杀你像捻死个蚂蚁一样，刚才要不是有好心人提醒，文三儿这条命可就悬了。
    文三儿走不动路了，他的两条腿现在还在哆嗦，而且浑身软得像是没了骨头，冷汗不停地顺着后脊梁流进屁股沟。使文三儿感到难堪的是，他竟尿了裤子，在刺刀接近他鼻子的一刹那，文三儿的尿道括约肌竟然很不争气地失灵了。看来罗教授说得有道理，日本人的坏，已经超出了正常人的想象。
    徐金戈已经通过了关卡向文三儿走过来，文三儿一见徐金戈就不由自主地跪下，流出了眼泪：“谢大哥救命之恩……”
    若按一般人的行为，见有人跪在自己面前，总要上前扶一把，嘴里还要客气一下，可徐金戈很怪，他站在那儿动也不动，只是鄙夷地说了句：“你的膝盖有毛病吗，怎么动不动就打弯儿？”
    文三儿可听不出他话里的意思：“大哥，我是拉车的，腿没毛病，有毛病吃不了这行饭……”
    徐金戈终于火了，他低声咆哮起来：“你他妈给我站起来，软骨头的东西，你除了下跪还会什么？”
    文三儿慌忙站了起来，惊恐地望着徐金戈，他实在闹不清这个人为什么发火。
    徐金戈的口气缓和了些：“兄弟，咱是个爷们儿，是爷们儿就该有点儿血性，膝盖不能打软，尤其是对日本人，就是死也得站着死，不能丢了咱中国爷们儿的脸。不错，刚才我过关卡时也向日本人鞠躬了，可我不白给，往后他们得用命来还。兄弟，你叫什么？”
    “大哥，我叫文三儿。”
    “好吧文三儿，咱们后会有期。”
    “大哥，您怎么称呼？”
    “你就叫我老徐吧，文三儿，你记住！无论什么时候，膝盖不能软，再见！”徐金戈转眼就消失在人流中。
    陆中庸和很多文人一样，有着夜里不睡，早上不起的习惯。当小报记者时，不需要到报社坐班，只要按时交稿就行，因此他养成了上午睡懒觉的习性，这习性很怪，必须要自然醒，一旦有人叫醒他，便一天都没精神。
    陆中庸进入新民会并没有人强迫，是他自己争取来的。新民会是北平沦陷初期，由日本占领军策划成立的亲日组织。这个组织吸收成员也是有规矩的，最好是社会名流，名气越大越好。本来以陆中庸战前的身份加入新民会并出任副会长是不可能的，一个小报记者无论如何不能算作“名流”，但陆中庸有自己的办法。他知道，若指望同是中国人的新民会核心层接纳他无异于与虎谋皮。国人内斗的传统在新民会里表现得尤为激烈，连当汉奸都要争出个高低来。会长王克敏和几个副会长之间谁也不服谁，都把战前的身份亮出来加以比较，争论着谁的身份更为尊贵，经常吵得不可开交。新民会成立之初，谁也没想起来请陆中庸出山，这使他很有些失落感，但转念一想又觉得并不奇怪，谁会把一个有本事、有才华，甚至有可能取代自己的人放在身边？新民会的那些骨干成员当然懂得这些，陆中庸认为这是可以理解的，换了自己也一样，卧榻之下，岂容他人酣睡？问题是，好事是需要自己去努力的，被动地听凭命运的安排，这不是陆中庸的风格，他要主动出击，与其和奴才商量不如直接去找主子，主子倒是往往比较好说话。他直接找到日本驻华北派遣军联络部部长喜多诚一毛遂自荐，理由是新民会的几个负责人中还缺个擅长宣传工作的干部，那些成员或是商人，或是旧官僚，唯独缺个笔杆子，况且他对“中日亲善”有着独特的理解，新民会如果对陆中庸这样的人才都视而不见的话，那是新民会的巨大损失。
    喜多诚一琢磨了一会儿，觉得陆中庸的话有几分道理，新民会刚刚成立，宣传工作的确很重要，再多安排一个副会长的职务也无所谓，反正上峰也没有规定新民会的具体编制，于是陆中庸便如愿以偿地成了副会长。
    陆中庸发迹后在西四劈柴胡同买了个四合院，也雇了管家和用人。日子是好过多了，一开始他还不大习惯，长这么大还没让人伺候过，有时用人给他端茶，他还下意识地说句“您受累”一类的客气话，倒把用人吓了一跳。其实陆中庸并不是真过意不去，而是小人物当久了产生的惯性。
    昨天晚上他和几个朋友去鸿宾楼吃饭，陆中庸喝高了，被送回家时已不省人事，今天起床时他还感到头重脚轻，太阳穴隐隐作痛。管家进来通报，说有位姓杨的小姐登门求见，说是杨易臣的女儿。陆中庸吩咐管家，请客人在客厅里等候。
    他更衣时心情很愉快，既然杨易臣的女儿上门求见，那肯定是杨易臣同意演出了。这就对了，日本人未必在乎杨易臣唱一两出戏，人家要的是你合作的态度。平心而论，陆中庸最烦的就是杨易臣所谓的“气节”。你一个戏子，吃的就是开口饭，给谁唱戏都是唱，干吗要做出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你是史可法还是文天祥？你若是自比忠臣，那我和新民会成什么了？其实陆中庸也没想把杨易臣怎么样，以杨易臣的母亲做人质的主意虽然是他出的，但这不过是给杨易臣施加点儿压力而已，只要杨易臣同意演出，谁也不会把老太太怎么样，陆中庸认为自己还是很够朋友的。
    陆中庸走进客厅时，坐在沙发上等候的杨秋萍马上站起来，很有礼貌地向他鞠躬：“陆伯伯，您好！”
    陆中庸满面笑容地将杨秋萍按坐在沙发上：“秋萍啊，你坐，你坐，让陆伯伯好好看看，真是长成大姑娘了，越长越漂亮，听说你考上燕京大学了？”
    “去年考上的，现在是二年级了。”
    “有出息，有出息啊，将来准比你爸有出息。秋萍啊，你来找我有事吗？”
    杨秋萍似乎很拘谨，吞吞吐吐地说：“陆伯伯，我……我是为我爸的事来的……”
    “哦，你爸想通了没有？其实这完全是件小事，你爸这个人哪，就是一根筋，艺术是不分国界的，这和是否爱国没有关系，你说是不是？”
    “陆伯伯，我只想问问您，是不是只要您说一句话，我奶奶就能回家？”
    陆中庸笑了笑，口气有些自得：“这应该没有问题，大侄女，不瞒你说，你陆伯伯在日本人那里还是有些面子的，不过，你爸爸也不能由着性子来，他若是不答应演出，我在日本人那里也实在不好交代，所以嘛，咱们还得劝劝你爸，爱国不爱国的先放在一边，权当是给我陆某一个面子，只要他同意演出，一切都包在我身上。”
    杨秋萍恳求道：“这恐怕不行，我爸的主我做不了，我只要奶奶回家，陆伯伯，这个忙您一定要帮，您刚才说了，这件事您能做主的。”
    陆中庸摇摇头说：“大侄女，你这就让我为难了，你爸爸不合作，我和日本人没法开口啊。”
    “我求您了，请您帮帮我……”
    “不行，我说大侄女，真的不行，这件事没有商量。”
    “陆伯伯，您真的不管吗？”杨秋萍的眼睛里射出两道冷光。
    陆中庸没注意杨秋萍脸色的变化，他自顾自地说：“秋萍，我们得承认现实，现在北平是日本人的天下，不管你愿意不愿意，这总是事实吧，你爸爸……唉，说句不好听的，叫不识时务……”陆中庸突然不吭声了，他发现一支手枪正顶在自己脑门上，他的冷汗一下子顺着脑门流了下来：“大侄女，你这是干什么？快把枪收起来……”
    杨秋萍的食指紧紧地扣着手枪扳机，子弹随时有出膛的可能。她冷冷地将枪口在陆中庸脑门上晃动了一下道：“姓陆的，你给我听好了，我今天不是来求你的，只是想考查一下，你是不是真的死心塌地为日本人服务，看来你真是个汉奸。”
    “秋萍啊，你先把枪收起来，有事好商量嘛。”
    “陆中庸，我没时间听你闲扯，今天我不杀你，条件是必须放我奶奶回家，不然你就活不过今天夜里。”
    “秋萍，这样干不行……你就不怕日本人抓你？”
    “这我不担心，只要我有什么不测，自然有人来取你的狗命，你以为我会是一个人吗？”
    “秋萍，要是我不合作呢，你能把我怎么样？”陆中庸软中带硬地试探道，他不大相信这个姑娘真敢开枪。
    杨秋萍干脆地回答：“那我现在就打死你，你考虑一下，我数到三就开枪，一……”
    “别别别……我答应你，我答应你，我马上去宪兵队找黑田中佐，你千万别开枪……”陆中庸的意志终于崩溃了。
    杨秋萍垂下枪口：“你要记好两件事，第一，我奶奶今天晚上10点之前必须回家；第二，今后我和我的家人如有什么麻烦，那就是你告发的，我们会让你的脑袋开花，明白吗？”
    “明白，明白，一切照你说的办……大侄女，我能问问你们是哪条道儿上的人吗？”
    “闭嘴！照我说的办。”
    [1]
    旧时妓院里为妓女服务的男性杂役，京城人鄙称为“大茶壶”，属于侮辱性称呼。此类人社会地位极为低下，甚至不如乞丐，一旦从事此行，连子女都抬不起头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