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自传.第四卷，洪波曲

    
    一、起死回生
    四月一号，第三厅果然如期开了锣。这个万愚节，倒真真正正成为了我们这一群愚人的节日。为了国家，为了民族，为了抗战，为了救亡，大家从这一天起，便对陈诚、张厉生之流，称“职”称“呈”起来了。
    第三厅的成立，后于政治部的成立整整两个月，在那两个月期间，政治部是无声无臭的，这可使陈诚感受着了寂寞。在三厅开锣的头一天傍晚，我请他来向大家“训话”。之后，他对我说：好不好很快地来一个扩大宣传，把恢复政治部的意义宣传出去？
    “很快地？怎么样快法？”
    “三几天之内。”
    我感觉着有点困难。刚要开锣，连人马都还没有十分齐备，怎么便好来演一出大戏呢？万一动员不起来，怎么办？但我也不好示弱，只好答应他：同大家商量。
    陈诚却真个着急，他顿时开了一个手条给我：“发付第三厅扩大宣传周临时费一万元正。”
    没有把握的我，回头和翰笙、寿昌、浅哉（洪深）、季龙（张志让）诸位一商量，他们却是有充分把握似的，都主张干，借此大显一下身手，把抗战的意义拼命地高扬一下。
    于是我们便开始筹备，从四月五号起（这日期记不大清楚，或许还要早一二日）举行扩大宣传，持续一个礼拜。
    首先值得提起的，我们在筹备工作上便打破了国民党包而不办的作风，采取了民主的态度——办而不包。我们邀请了当时武汉三镇的各重要机关和团体来共同筹备，请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汉口市党部、汉口市**、卫戍司令部、商会、文化团体、新闻记者和学生青年的组织。除极少数是自己朋友之外，认真说，请来的都是一些“老爷”。但也要感谢那些“老爷”，他们是只要出名而不要出力的，差不多把一切事情都让给我们办了。
    七天的宣传每天有一个主要节目，如歌咏日、戏剧日、电影日、漫画日等等。当中的一天晚上要举行火炬游行，临后一天白天要举行大示威游行。在这之外，还要准备很多宣传品，组织各报纸每天出特刊，开讲演会，进行中、英、日文的广播节目。规模是相当宏大的，大家的工作也是相当紧张的。
    但是——
    “有把握吗？”这几天见着的熟朋友，差不多第一句就是那样问。他们很关切，怕没有把握。
    事实上我也始终是没有把握。毫无固定的群众基础，仓促之间，究竟谁能够有撒豆成兵的本领呢？
    武汉三镇，自北伐以来，在刀光血影之下已经窒息了整整十年。谁能够一吹嘘就使得一个死都市重新苏活转来呢？
    二、洪钧运转
    想来怕也只好说是运气吧？
    宣传周开始的第三天便遇着台儿庄的大胜利，当时的军事消息是做着这样的报道的：
    台儿庄当面之敌，经我军于六日夜开始总攻，内外夹击，敌尚据险顽抗，肉搏相持，战况之烈，空前未有。迄今晨三时，敌弹尽援绝，全线动摇。我军士气益振，乘胜进击，将敌一举聚歼，遂造成空前未有之大捷。是役敌死伤二万余人，我缴获步枪万余支，轻重机关枪九百三十一挺，步兵炮七十七门，战车四十辆，大炮五十余门，俘虏无数。敌板垣及矶谷两师团主力业已被我歼灭。
    抗战到那时已经九个月了，除在最初期八路军在平型关一战得到辉煌胜利之外，国民党军队老是在转移阵地，节节后退。两句相当巧妙的辞令：“以空间换取时间，积小胜而为大胜”，差不多三岁儿童都可以背诵了。但谁也没有想到在台儿庄才突然来了这样一个“空前未有之大捷”！
    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对于饥渴着胜利的老百姓，即使小败已经就是好消息了，何况还是“大捷”，更何况还是“空前未有之大捷”！掳获那么多，而所歼灭的又是“敌板垣及矶谷两师团主力”，这战争不是打赢了吗？板垣师团和矶谷师团都是敌人的精锐部队，侵华的急先锋，却都被“歼灭”了！
    在今天看来，这消息是有点令人发噱的。事实是敌人从台儿庄一带做了战略撤退，以便做全面性的进攻，而我们的“军师”们却把它夸大起来，真真正正地做了“扩大宣传”。这本来是“军师”们惯用的老套，然而在当时竟使一般人都被卷进胜利的陶醉里去了。
    七号，消息传播开来，当天把那火炬游行提早举行。真个是家家庆祝，人人称贺，参加火炬游行的，通合武汉三镇，怕有四五十万人。特别是在武昌的黄鹤楼下，被人众拥挤得来水泄不通，轮渡的乘客无法下船，火炬照红了长江两岸。唱歌声、爆竹声、高呼口号声，仿佛要把整个空间炸破。
    武汉三镇的确是复活了！谁能说人民是死了呢？谁能说铁血的镇压可以使人民永远窒息呢？那是有绝对弹性的气球，只要压力一松，它不仅立即恢复了原状，而且超过了原状。
    但这是谁的功劳？朋友们多在向我们道贺：第一炮公然打响了，响得这么宏亮！——老郭的运气好！——三厅的运气好！……
    怕也当真只好说是运气好吧？——
    笑话！清醒的人们，我相信，并不会作这样想。三厅的同人们和一切参加工作的朋友们都尽了至善的努力，是没有问题的。台儿庄胜利的夸大报导帮了很大的忙，我们也不好否认。但谁也没有预料到那效果竟来得这么大。
    最大的因素是别有所在。
    什么是这最大的因素？
    不愿意做亡国奴的人民，具有着打破一切枷锁的潜在意志！
    三、“四面倭歌”
    八号是歌咏日。
    照既定的计划，上午在汉口北郊的旧华商跑马场，举行广场歌咏会，而继之以歌咏游行。
    这照推测，应该是比较沉寂的一天，因为能够参加歌咏的队伍是不会太多的。在筹备期中，我本不赞成在广场上举行，而寿昌却坚决主张，结果还是他得到胜利。
    寿昌、冼星海、张曙这几位朋友真有本领。在几天工夫中，不知道竟从哪儿产生出了那么多的歌咏队来！
    寿昌说：这是几年来所播下的种子，今天是我们的收获日。
    我的容易兴奋的情绪，又顿时激昂起来了。
    寿昌要我致开幕词，我便即兴地吼出了一篇《来他个“四面倭歌”》。这场开幕词，被保留了下来：
    歌咏是最感动人的。歌咏的声音能把人们的感情意志立即融成一片，化为行动。
    从积极方面来说，歌咏可以团结自己的力量。从消极方面来说，歌咏可以涣散敌人的军心。
    汉高祖的谋臣张良便曾经利用过歌咏的力量来涣散了楚霸王的兵士。楚霸王尽管有拔山盖世之勇，终于敌不过歌咏的声音。
    目前我们的敌人尽管是怎样横暴，尽管有多量的大炮飞机，我们要准备着用歌咏的力量来把它摧毁。
    张良给了楚霸王一个“四面楚歌”，我们现在就给日本帝国主义者一个“四面倭歌”。
    我们要用歌咏的力量来扩大我们的宣传，我们要用歌咏的力量来庆祝我们的胜利。
    最近鲁南方面的连战连捷，尤其台儿庄空前的胜利，是值得我们歌咏的。
    但我们也要知道，我们应该光复的还有好几省的土地，我们应该歼灭的还有很不少的敌人。
    我们要用我们的歌声来更加团结我们自己的力量，把一切的失地收复，把全部倭寇驱除。
    我们要把我们的歌声扩展到全武汉，扩展到全中国，扩展到全世界。
    我们要把全世界的友人鼓舞起来，打倒我们共同的敌人，打倒帝国主义！
    这些话假如要过细推敲起来，其实是有毛病的。分明四面唱的都是中国歌：如像《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之类，如何能说是“四面倭歌”？但希望朋友们也不要以辞害意。中国的新音乐，在民族的觉醒上，在抗战的推进上，乃至在敌寇的投降上，的确是有着它的功绩。新音乐的建设者们，如聂耳，如黄自，如任光，如张曙，如冼星海，都先后把生命贡献给了祖国，他们永不会磨灭的。
    歌咏的声音，无疑是扩展到了全世界，扩展到了全中国，至少就在当天的的确确是扩展到了全武汉。
    民气果真是发扬起来了！……但是，真正意义的“收获”呢？
    四、阻碍横生
    党老爷们是害怕人民的，特别是害怕人民的那股活气。假使人民一活了，党老爷们便要死了。
    陈诚要三厅搞扩大宣传周，本心是想为新成立的政治部，为他这个政治工作的入伍生，增加一点光彩。但没有想出武汉的民气竟那么一点就燃了。于是乎他，和他的一竿子人，就又害怕起来。
    那时候国民党的党本部躲进了重庆，有几位留在武汉的高级人员，如宣传部长邵力子等，作风比较温和，人手少，也不能有什么作为。检查机构还没有成立，一般的言论倒还比较自由。然而严厉的检查工作却在政治部的内部开始了，而我们三厅就是被检查的主要对象。
    三厅的朋友们都是自由惯了的，要做出适合党老爷们口味的八股来，大家都已经感觉着头痛。我自己为慎重起见，在开始时对于每一种宣传文字都要过目，有时还要加以大刀阔斧的改削，简直成了一个改国文课卷的教员。尽管这样慎重，弄得朋友们都不高兴我了，然而，依然一出马便闹出了岔子。
    在宣传周开幕的头一天，适巧筹备会赶印出了一种极小极小的小册子，是老向著的大鼓词《抗战将军李宗仁》。李宗仁在那时是指挥着台儿庄那一方面的军事的。因为那几天太忙，这份原稿我却不曾过目，印出之后在会场上分散，我便感觉着有点不安。但想到是老向著的，这本来是他们国民党的人，而且用的是筹备会印行的名义，我也就没有过于拘泥了。但等到分发到陈诚的手里，他便立地向我抗议。
    “这个小册不妥当，不能替任何的个人将领宣传！是不是已经散发出去了？”
    幸好还没有散发。于是便在当场把全部的印刷品扣留了起来。
    这事情我以为大约不会发展了，但没想出在第五天上突然接到本部来的一道训令。训令上说：
    查三厅近所印行各种宣传文件中，每有“人民”、“祖国”、“岗位”等字样，此等文字殊不妥帖。“人民”应一律改用“国民”，“祖国”改用“国家”，“岗位”改用“职分”。以后凡有对外文件须经呈部核准之后，再行印发。
    我明白这是借题发挥，事实应该还是“李宗仁”那个小册子种下了前因，而做过火了的扩大宣传得到了后果。
    但我很不客气，把这训令的前半驳斥了回去。
    查中山先生生前文字已屡见“人民”与“祖国”等字样，是否亦应一律改用“国民”与“国家”？
    关于这项驳斥，以后没有下文，但在事实上“人民”和“祖国”等字样成为了一般的禁忌。党老爷们一看见“人民”便要联想到“人民阵线”，一看到“祖国”便要联想到“工人无祖国”。谁要用这些字眼，谁也就在企图赤化了。
    ——侥幸得很呀，孙中山先生，多亏你死得早。不然，恐怕你也要受陈诚、张厉生之流的申斥。说得不好，还会把你抓起来，拘禁几天！
    五、审查
    第二天，也就是扩大宣传周的第六日，上午适逢是部务会议。照例是由部长、副部长、秘书长、各厅厅长、副厅长和秘书处长出席，设计委员会的秘书和有关的人列席。
    政治部的组织，秘书长之外还有秘书处长，是由柳克述在担任。这位宝贝是交通大学出身，留学英国，在战前曾著书讴歌凯马尔巴霞的土耳其。他是陈诚的心腹。
    设计委员会的秘书是何联奎，我只知道他是北大出身，也是陈诚心腹之一员。设计委员会本来是在编制外的，故只能列席。
    另外还有一位陈诚的私人秘书谢然之，这天也列席了。他曾担任过瑞金《红旗报》的编辑，被俘后投降，由陈诚资送他到日本去住过一个时期。他也是心腹集团的一个人，所有陈诚的应酬文字或讲演稿等，大抵是由这位小人物（人的确是矮小）在代庖。
    这三位小角色再加上秘书长的张厉生，事实上执掌着政治部的内政大权。
    张厉生在那时是国民党中央党部的组织部长，照道理，他的地位应该在政治部的部长之上，然而他却屈尊做了秘书长。他对于陈诚的卑躬屈节，委实是一位典型的幕僚。
    这一天的重要议案，是由张厉生提出的，要组织审查委员会，请讨论它的组织条例。据提案者说明，本部的单位很多，所有一切对外文件，应求内容统一，故有设置审查委员会的必要。请通过组织条例，以便立即着手组织。
    组织条例很简单，只有寥寥的四五条，详细的条文我自然不记得了。最主要的骨干是这样的：本部部长由设计委员中指定委员若干人组织审查委员会，所有本部一切对外文件须经审查核准后始得印发。
    这无疑是张、柳、何、谢四大秘书的绞心杰作，而他们的用意也就不外是绞杀三厅。我不能容忍，我正面开炮了。
    我说，照条例看来，这审查委员会是在编制外的。假使部长要组织一个秘密的智囊团，那我们无话可说。但既把条例公开，这条例首先就是一个不通的文件。部内各级都有负专责的人，责有攸归，为什么还要组织一个审查委员会？既要组织这个会，假使是由副部长、秘书长、各厅厅长来担任委员，那倒还不失一个民主的组织，为什么一定要限于在设计委员中由部长指派？留部设计委员假使没有事做，尽可以指派到各厅处去服务。这样成立一个超越的机构，岂不是在政治部之上有了太上政治部？我这个厅长就可以不必要，部长以下的各级负责人员都可以不必要，为什么一定要床上叠床，屋上架屋？再请问，这若干人的设计委员是不是都是万能者？一切对外文件包含着各种国语和各种艺术部门，如绘画、音乐、电影、戏剧等等，请问在设计委员中究竟有哪几位是这样万能的专家，而且可以保证工作效率？照我看来，拟这条例的人根本就是外行，这位先生的头脑首先就值得“审查审查”的。……
    我说得相当火辣，又弄得陈诚红了脸，四大秘书中至少有三个也红了脸。
    一、二两厅的人没有说话，只是笑着看肖神。因为他们和四大秘书乃至部长之间也是有矛盾的，他们在实权上的冲突，有时候还复杂到我们所能想象的之外。
    周公没有说话，他自然不便说。
    剩下黄琪翔来做仲裁人。他说：审查委员会作为辅佐部长的幕僚机构是可以组织的，条例大有商榷的余地，保留下来随后从长讨论吧。
    这样算圆了场，然而“审查”的铁箍咒，毫不容情地套在我们的头上来了！
    六、假警报
    就在斗了审查条例的同一天晚上，我突然接到陈诚给我一封亲笔信，信封筒上画了三个“十”字。我诧异了，有什么紧急要事吗？
    打开来看，却使我更加诧异了。
    据情报，明日扩大宣传周大游行，将有奸人准备利用，乘机捣乱，望兄注意。弟已同时关照兆民兄（康泽），请渠协助，妥为戒备。
    就只这样简单的一个内容，但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奸人”到底是谁？是汉奸？是敌寇？有这样大胆的家伙敢来捣乱吗？这简直是神经过敏了！诧异之余，我只好以一笑付之。
    第二天我起得很早。这是我们的工程圆满的一天了。费了六天工夫，把武汉三镇的民气着实鼓动了起来，我们估计在这最后一天，可能有十万人以上参加大游行。
    这也应该是翰笙最高兴的一天，善于适应的翰笙，他担任着运筹全局的责任，和各方面的关系打得很好，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不仅如愿以偿，而且在好些成绩上竟是超过了愿望。他本来是住在武昌的，这一天也很早地便过江来了。
    我把陈诚的信给他看了，他却爽朗地叫了起来：“笑话！啥子奸人呵！谁要来捣乱就请他来，老子才不把他捶成肉酱！”
    “真是无聊的事，”我接着这样说，“喂养一切情报员，吃饱了没事做，造假情报。”
    “关康兆民什么事呢？要请他来‘协助’？”翰笙有点愤慨了。
    “大约要他发动起别动队来保卫会场吗？”我作为笑话地说。
    但我们也没有十分介意，在八点钟左右，一同坐着汽车到北郊外的大会场去。
    天色有些阴晦，说不定会下雨。这倒是唯一值得担心的事。费了六天工夫，希望在这最后一天显出一个大场面，总要不要下雨才好啦。
    到了会场，一切布置都已经停妥了。群众在陆续到场，从南从北，歌声不绝，口号如雷，各色的大旗横招，迎风招展着，闪入会场。
    我们登上了讲演台，指挥的人用扩音器在指挥着群众依次地各就自己的岗位。
    照着预定计划，是九点钟开会，十点钟起开始大游行。离开会的时间愈近，群众来得愈加踊跃，广场前的大横道被拥塞着了。然而不作美的天色，却愈来愈阴晦，看来，的确免不得要下雨，而且要下大雨了。
    八点半钟左右康泽公然也来了。他以他那十分僵硬的、木偶式的步调和动态，走上台来，跟着他的还有宪兵第某团的团长，和一些我不认识的要员。都是武装而佩着手枪的。
    康泽来和我拉手，那肥厚的手和那鹅顶般的前额下一对竖眉和爆眼，早把他想要说的话提前说出了，而他那同样僵硬的舌头才慢吞吞地向我说：“辞修昨晚有信给我，要我来帮忙，维持秩序。”
    “谢谢你们，他也有信给我。你能够相信，会有人敢来捣乱吗？”
    “哎，说不定呢！”他又慢吞吞地歇了好半天，“我们做稳当一点总好，有备无患啦。”
    雨终竟落下来了，果然落得很大。
    但是群众依然在踊跃着来，广场上的人淋着大雨也没有动摇。我们心里正发着会心的微笑。
    然而奇怪得很！在那样的滂沱大雨之中公然拉出了警报来。这可不是玩的！宪兵团长抢过扩音器，便命令群众迅速解散。这样一来，队伍便完全零乱了。
    康泽又慢吞吞地和我再拉一次手，而又慢吞吞地启动他的方腮：“游行是只好作罢，我们可以走了，啊？”微微侧着头点了一点，他再以他那十分僵硬的、木偶式的步调和动态走下了台去。
    我同翰笙两人只好鼓着眼睛相向，什么话也没有说。
    ——哼！岂有此理！不仅造假情报，而且造假警报！怒火在心里我遏勒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