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自选集

华丽家族 3

    
    五、“我——”
    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说里,往往是以第一人称为叙述者,有时候,“我”这个人,相当耐人寻味。
    《长夜》开局第一句:“事情的开始往往就预示着结局……那是我常听人们引用的。”这一句类似《百年孤独》著名的起句:“许多年之后,面对行刑队,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将会回想起,他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这是说命运的旨意,人只能随波逐流。一股哀伤升起来,有什么事情在无可拯救地往下走去,什么事情呢?“它是一个爱情故事,我发誓——”这也是奇怪的,有什么需要发誓的,谁又会怀疑,“我”急切所要辩护的是什么?一种不幸的预感在逐渐加强。事情按着既定的路线进行——“我”在房产销售广告牌上看见“塔城”这名字,此时此刻,“一片乌云遮住了太阳”,这是一个坏兆头。可是,不是已经说过,事情不可逆转,只能往下走了。然后,那位先知般的老人出场了——很微妙的,“我仍然能看到那位老人古怪的表情,尽管他从侧面看我。”似乎是,无论时间还是空间,“我”都处在一个全视的角度看着事态的发生和发展,“我”究竟在哪里?在已经发生过并且结束了的终局,那就是命运。可在叙述里,一切尚未揭晓。老人的话,很像谶语,他告诉“我”,人们都叫“塔城”这地方为“吉卜赛营地”,传闻说这里曾是吉卜赛人的领地,后来吉卜赛人却被赶走,走之前,下了咒语。从此,这地方就成了事故多发地带,公路上汽车失事,采石场上石头压死人。离开老人,“我”又遇见一个黑头发高个子的老太婆,她也有着巫师般的表情。她的话更直接了,她说:“别与它有瓜葛,年轻人,听我的,忘掉它。”她还替“我”看手相,手相显示出凶兆——“如果你知道什么对你有利的话,你现在就离开这儿——吉卜赛营地。”可是,当然,“我”没听她的,因为一切必将发生,或者是已经发生。
    “我”——迈克尔•罗杰斯,二十二岁;精通汽车;去过爱尔兰,在那里养马;差点儿和贩毒集团沾上,又幸运地脱身;做过小旅馆服务生,海滨救生员,推销百科全书、吸尘器,等等。总之,“我”的生活是动荡的,而且,有一点危险。说白了,“我”是个穷小子,没有好的出身,没受过好的教育,也没有好运气。可是,这并不妨碍“我”有高尚的鉴赏力。“我”喜欢好东西,好品位的鞋,前卫的抽象画,还有,有历史感的老宅子——就和所有轻浮的年轻人一样的臭毛病,不踏实,好高骛远,精神不稳定,常有危机,但大多数人一旦走出这个年龄段,会安静下来,接受生活的教育,矫正行为,归入正常的人群。这类人中间,也会有马普尔小姐所预言过的那种——“我知道他不能拯救他自己……当然,最重要的是希望他将会遇到一个真正善良的姑娘。”似乎“我”正是那种人,因为机遇真的送给“我”一个好姑娘,埃利。
    埃利是谁?是那一个阶层的姑娘,可是,并非人们所以为的那么幸福,而是“一个可怜的贵族小姐”——我们在哪里听说过这样的说法?是在《马普尔小姐探案》中的“看房人之谜”里面,回头的浪子哈瑞带了新婚妻子归来,马普尔小姐对小新娘的印象是“可怜的富有的小姑娘”。这不是指某一个人,而是某一种类型。埃利虽然有钱,可却是个孤儿,又是在那样的阶层,社会交往实际很有限。她没有朋友,只有一个女伴——格里塔,格里塔成了她的知己。像埃利这样的女孩,多半是无能的,那么,格里塔自会替她张罗一切。因为是在一个长篇的篇幅里,埃利这个“可怜的贵族小姐”,就要比“看房人之谜”里的那一个,内容要详实许多,她很是让“我”开了眼界。当“我”听埃利说,她已经将吉卜赛营地买下来,不由十分惊讶——“温柔而胆怯的埃利竟然谈论这样的商业买卖知识,并且对此充满信心”。“我”不会懂得,在那样的有产阶级家庭里,财政名词就是投资、增值、减税、信托资产,而不是柴米人家里的水费、电费、菜钱、油钱。这些复杂的庶务其实是在抽象的智能层面上进行,不是像底层的社会,一切奋斗都是身体力行,在感官上印下深刻的烙痕,很快就遍体鳞伤。而埃利身心完好,她保持了性格的纯良,她甚至比应当同病相怜的人更有同情心。这就是命运的不公平,它将什么都给了一方,却剥夺另一方。“我”走进埃利的世界,真正了解了富人的生活,它并不如“我”想象的那样穷极奢华——“相反,一切都很单纯”。因为什么都不会阻止你去得到,所以你的占有欲反而不强烈了。但是,“我”还需要学习,学习这种昂贵的“单纯”。
    现在应该来说说格里塔这个人了。度过蜜月旅行后,“我”和格里塔见面了。“我”说:“很高兴终于见到你,格里塔。”这句话很微妙,这里尽是微妙的东西。接着,埃利说了一句话:“你知道,如果不是格里塔,我们根本不可能结婚。”这一句诚实的感激将会奇怪地得到证明。之后,“我”与埃利有一段关于格里塔的对话,埃利问“我”是喜欢还是不喜欢格里塔,“我”的回答很含糊,令埃利起疑,因为——“你对她说话时看也不看她的缘故”。当埃利瞒着“我”,去接来“我”的母亲,一位为了儿子,拼命工作,几乎磨穿十指的女人。母亲看见了他们的生活,临别前问起格里塔是谁,然后含蓄地说了一句:“已婚夫妇刚刚开始生活的时候最好单独在一起。”他母亲也是具有先知的能力,但不是出于巫术,而是经验。
    新婚的日子很幸福,可是,“我”无端地战栗起来,“忽然觉得好像有人在我的坟上走”,埃利接过去说:“一只鹅正在我的坟上走过,这才是原话,对吗?”果然,是埃利的“坟”,而不是“我”的。埃利的死法与“看房人之谜”里的“富有的可怜的小姑娘”一样,坠马身亡,同样都是在诅咒的恐惧里。“富有的可怜的小姑娘”是受看房人诅咒,埃利则是——那个黑头发高个子的女人,两人同样都是由某人指使,收某人的钱。我们可将“看房人之谜”看作是《长夜》的前身,但情形已经大变,凶手“我”比凶手哈瑞处境复杂得多,前面那一句起誓——“它是一个爱情故事”,是指“我”和格里塔,还是“我”和埃利?埃利曾经说过一句话,似乎木知木觉的人同时都是先知先觉,埃利的话总是无意间击中事实——“仿佛你很爱我”,接下来是——“我想在一定程度上我确实爱她。我本来应该爱她的,她那么甜美。埃利,温馨甜蜜。”可是,事情早已经决定了,不会有另外的可能,那是出于一个执着的意志,“我”一定要去做,而且已经做了,任何人都无法阻止——“可能除了我自己”。母亲说:“我非常努力地想确保你平安无事。我失败了。”“我”的回答是——“这不是您的错。我选择了自己要走的路。”可是,“我”确实没想到,会有一些意外发生,我说的意外不是指早有人看见过“我”和格里塔手挽手,完全像一对恋人,走在德国汉堡的大街上;我的意思是埃利——“格里塔根本无足轻重,甚至我那漂亮的房子也无足轻重,只有埃利……可埃利再也看不到我了。”
    这就是作为罪犯自述中的“我”,他确实处境为难,从技术上看,难度在于如何保持悬念。“我”必须陈述现象,却不能透露事实。这当然是不自然的,是一个明显的骗局。可探案小说肯定是造假的艺术,不必像现实主义小说那么认真地对自然性负责,它的真实只在于叙述本身的合理度,就是说,要组织周密,不能露马脚。我想它的诚实原则是“我”可以不说,但不能说谎,而且,必须将叙述坚持到底。那么,说什么,就成为最微妙的事情。这是对故事趣味而言的说法,在另一方面,由于犯罪者的主观身份,叙述里必定具有更多心理的内容。波洛在《尼罗河上的惨案》里说过,“凶手是需要想象力,侦探则寻找真相”,因此,罪犯的内心活动其实更复杂,这就与人性有涉了。《长夜》里的“我”,其实也是《尼罗河上的惨案》的西蒙,可是,我们对西蒙了解得不多,而这里,“我”的哀悼之情弥漫了整个事件的首尾,令人痛楚。
    《罗杰•艾克罗伊德谋杀案》里的“我”,詹姆斯•谢泼德,一名乡村医生,中年,单身,和同样单身的姐姐一起生活。他们居住的村子叫金艾博特,应当是与马普尔小姐的圣玛丽米德村差不多,离它最近的大城镇是克兰切斯特,距离是九英里。金艾博特通火车,就有火车站,一个小邮电所,两个百货公司。大多数人在年轻的时候去到外面世界打拼天下,余下的人都已经上了岁数。在金艾博特村里,有两幢大宅子,也就是说,有两户人家称得上渊源世家,一幢叫“金帕多克”,一幢叫“弗恩利大院”——后来的谋杀案事发现场。在这样一个偏僻的小地方,乡村医生是接近牧师样的人,牧师抚慰灵魂的困苦,医生则解救肉身的疾痛——担当起上帝的另一半职责。像圣玛丽米德的海多克医生,他曾经很通人情地给马普尔小姐开出一副药方,就是一桩谋杀案,他知道如何对付各种不同的病人。他在那小村子里服务了一辈子,陪伴着村民度过生老病死,自己也从中获得安宁。俄国屠格涅夫有一篇小说,《县城的医生》,写一个少女在临终时,抓住最后的时间爱上医生,这就是那类活动在欧洲腹地的旧式的医生,他们都已经超越治病的范畴,去对灵魂负责任了。但是,从另一方面看,乡村医生又是过着沉闷的生活,他们虽然受人尊敬,但是收入有限,事业呢,倘若没有虔诚的牺牲的观念,就也谈不上远大。法国作家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里的包法利医生,在他夫人的眼睛里,就是一个没出息的男人。为了使自己的婚姻合乎梦想,包法利夫人不是尝试着提升包法利先生,而是鼓动他去进行那场大胆又荒唐的手术,给客栈里的马夫矫治马蹄足,结果当然是惨败。在马普尔小姐主持侦破的《命案目睹记》里,罪犯就是乡村医生——这个医生的生活里,还有着少许浪漫经验,他曾经和一个法国剧团的龙套演员恋爱,这段浪漫史从某种方面也说明乡村医生实在是缺乏机会的,这桩心血来潮式的婚姻为他种下了苦果,因为后来他遇到了一个正经的婚姻对象,品格高尚而又富有的继承人埃玛小姐。在金艾博特行医的“我”,却似乎更少机会,财运也不好,他做了一点小小的投机生意,西澳大利亚金矿股票,结果血本无归。我相信他一直耐心地等待,时间在等待中流过。人到中年,生活还是原样,和姐姐一同住着父母留下的旧宅,在村子及周边地区行医,出入于那些饶舌的女人和不得意的男人中间。他不像《长夜》里那个年轻的“我”,充满着野心,他已经走过人生的发轫阶段,原先就没什么声色,如今更加沉寂下来。他的自述相当平静,难得流露心情,从这点看,他也是要比《长夜》里的年轻人老练,到底是经历过人生的人。他将自己藏得那么深,但依然可靠地叙述了事实。当然,有一些事情他可以不说,用波洛的说法——波洛读过他的记录手稿之后,向他说——“我向你祝贺——为你的谦虚表示祝贺!”然后再说:“也为你的隐匿手法表示祝贺。”
    他对自己的记述也是得意的,自认为值得表扬的地方有两处,都是罗杰•艾克罗伊德被谋杀当晚的描写。一处是他离开罗杰•艾克罗伊德的时候——“信是八点四十分送来的。我八点五十分离开了他,信仍然未读。”他说:“这一切都是事实,但如果我在第一个句子后面加上几点省略号,情况又会如何呢?是否有人对这十分钟的空白时间里我所做的事表示怀疑呢?”这是一处。第二处是谋杀现场被发现,管家去打电话报警时候,“我做了点我必须做的事。”他很为文稿中的谨慎措辞满意。事实上,他真的很谦虚,这样含蓄又诚实地叙述事实还有很多处。比如,一开篇,他从弗拉尔斯太太自杀的家中回来,在前厅脱衣帽时,他写了这么一句话:“我确实无法预料,但我有一种预感,震撼人心的时刻即将到来。”我敢说,在这个乡村医生平淡的一生中,“罗杰•艾克罗伊德谋杀案”可说是唯一的“震撼人心”。他记录这桩谋杀案时,多少带有着一种成就感,当然,沮丧的情绪偶有流露,虽只是一句两句,但分量却很沉重。比如谋杀案发生的次日早晨,听到死者罗杰•艾克罗伊德先生的秘书雷蒙德用轻松的口气谈论案子,医生不由感慨地写道:“就我来说,我早就失去了从悲哀中迅速恢复愉快的能力”。这句话包含着人生的灰暗。
    他的处境是要比《长夜》中那小子艰难得多,那小子叙述的重点在如何实施犯罪计划,最后的暴露只是在一瞬间,这个难堪的时刻猝不及防地发生,然后结束。然而在乡村医生,这却是漫长的过程。他在一夜之间便完成了谋杀计划,余下的,全是在对付波洛,可他镇定自若。但是我想,当死者,罗杰•艾克罗伊德先生的侄女儿弗洛拉要求他引她晋拜新搬来的邻居,就是大名鼎鼎的犯罪学家波洛先生,“我”,医生,一定是面临着一个极其尴尬的处境,但他依然很镇静。他以那种替对方着想的口气说:“亲爱的弗洛拉,你能肯定我们所需要的就是真相吗?”这话里含有的暗示是,真相是你弗洛拉不愿意看到的,是你的表兄拉尔夫•佩顿犯下的事——医生可是要比那小流氓狡猾得多,那家伙是个坏料,天生的利己主义;而医生是受过道德的教化,他的恶意里积蓄着人生的失意感。他不像《长夜》里那孩子,一心要追求幸福,虽然并不知道什么才是幸福;医生则已经断定,他和幸福无缘。因此,他能够如此平静地犯罪。但是,有一点他控制得不够好,就是他对案件过分的关切——波洛说:“你肯定是仁慈的上帝派来替代我的朋友黑斯廷斯的,我发现你跟我形影不离,总是在我身边。”医生的回答是:“你要知道,我这一生过的都是乏味守旧的生活,干的都是平庸枯燥的琐事。”这话不可不谓真情,医生从未正面评价过自己的生活,只是言辞中流露出倦意,和《长夜》那小子多么不同,那一个,坏也坏得生气勃勃。整个过程中,只有一次,医生突然情绪高涨,那是在麻将桌上——“这时我简直无法抑制内心的兴奋,我曾听别人说起过天和——拿起牌就和了,但我从没想到自己打牌也会天和。”据文中说,这种“天和”之说来自于“上海俱乐部”——那一定是英国殖民上海的上上世纪末及上世纪初,牌一上手就是一副完整的和局,这种概率极其之低,好比中头彩。医生如此欣喜,这个天降好运鼓舞了他,要知道,他可是个霉运的人!俗话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医生总是该做的都做了,却总也不成。现在好了,老天终于顾恤到他了。
    生活真的很艰难,在前一个阶段,波洛总来找他谈案子,当然也是他希望的,但这实在是一场考验,考验人的心理和头脑。这也是波洛的方法之一,那就是谈话。在《ABC谋杀案》里,他说过:“通过反复谈论,多余的细节就必定会呈现出来”,他还说:“对任何想藏匿的人来说,没有任何东西比谈话更危险”。所以,这就要格外的小心。波洛说:“与案件有关的人都隐瞒了一些东西。”医生笑着问:“我也隐瞒了吗?”波洛说:“我想你也有事瞒着。”“那么是——”“有关佩顿这位年轻人的事,你是否把你所知道的一切都告诉我了呢?”这句话大有深意,字面上是医生你仅是为“佩顿”掩饰嫌疑,底下——要知道,说这话的不是别人,而是波洛——底下的意思很可能是,医生你到底对“佩顿这位年轻人”做了什么手脚。对这个狡黠的问题,医生“我”应付的也不坏,他做出一种有意掩饰窘状的样子,慌乱地转移了话题,请波洛先生谈谈关于“炉火”意味着什么,而波洛便也顺水推舟放下了那个敏感的话题。这是在事情的前半段,波洛让医生充当了“华生”或者黑斯廷斯的角色,而后半截——“我们便分道扬镳,各干各的事”,他不必和波洛搞脑子了,可情形却似乎更加令人不安。波洛在做什么呢?医生只能在麻将桌上听人谈起一点波洛的动作,就在这时,得一副“天和”,命运开始青睐医生。可这青睐的媚眼里似乎又藏着陷阱,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没有什么能逃得过赫尔克里•波洛的眼睛”。医生回顾所作所为,自己觉得计划还是不错的,当然有一些小纰漏,却也于大局无碍,要是波洛不出现的话——医生最后一句话是——“如果赫尔克里•波洛没有隐退到这里来种南瓜就好了。”这个乡村医生黯然无光的一生中,能与波洛交上手,哪怕是输了,也虽败犹荣。
    由犯罪当事人主述案件过程,他们的性格便到了前台,成为比客观事实更重要的动机,这符合波洛,也符合马普尔小姐的人性原则。他们都认为,人性的因素是犯罪的第一要件,谁又能比罪犯自己提供出更多隐秘的人性呢?但这确实是一个危险的叙事角度,它太大限度地使用了虚构的功能,多少有些笔走偏锋,稍有不慎,就会穿帮,必须谨思密行,小心着来。所以,在阿加莎•克里斯蒂,这一类叙述只占极少数,偶尔为之而已。
    六、黄金时代
    前边我曾说过,我缺乏有关阿加莎•克里斯蒂个人的资料,从某一方面来说,我也并不以为十分需要。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作品本身,已自成一体,具备了起承转合的过程。我就想,倘是以波洛、马普尔小姐、贝雷斯福德夫妇为这个阿加莎•克里斯蒂家族里的主要成员,那么,是否可以认为,起源和归结已经讲述过了?现在,就要进入这家族最兴隆的阶段——黄金时代。这也是全剧的**,华彩篇章,这个华丽家族,在此走向全面的辉煌。我将那些最精彩的事迹列于此,光芒四射。它们通常都有着精致与和谐的图案性,而在逻辑图案的底下,则有着充沛的人性;是人性的运动规划了图案的经纬线,流利的线条又使人性焕发绚烂的色彩。图案和人性在不同情景下处于不同位置。有时候,前者是显性的,就是大侦探波洛天赋的本能,只消身子往后一仰,闭上眼睛,便可看见的对称性、平衡感、合理的秩序,像拼图一样,每一块就嵌在应该在的地方。还有时候,后者是显学,好比波洛在《葬礼之后》里说的:“由于这件事情里证据不如人多——那么我就得专门同人打交道。”最为极端的情形,我以为是《啤酒谋杀案》。案子发生在十六年前,十六年的时间过去了,当时的轰动烟消云散,细节已经变成案卷里的枯燥的文字,人的记忆对客观事物总是不可靠的,然而感情却有着强烈的渗透力,它洇染在某些看似无关的印象里,可保持许久。这个案子,如何从尘封的记忆中重新挖掘出来真相,依凭的就是这个——感情。
    当波洛接受当事人委托,着手调查这桩陈年积案,拜访当时的被告律师蒙塔古•德普利奇爵士,这位著名的王室法律顾问,记忆犹新的是他的委托人。“那个女人很有魅力”,她的情态在十六年后还能够呼之欲出——“我甚至想判罪对她来说是一种解脱。她毫不畏惧,一点也不紧张,只想审判早一点结束。”他很遗憾地承认,她无疑就是凶手。原告律师,皇家法律顾问昆廷•福格当然更有理由认为被告有罪。他,当年胸怀抱负的小伙子,现如今已经长成为淡泊又固执的中年人,却还对被告怀有深刻的印象,他至今相信——“卡罗琳•克雷尔是个了不起的女人。我永远忘不了她。”长期受雇于克雷尔家族,处理日常法律问题的“乔纳森律师事务所”的书记员埃德蒙兹,一个谨慎的法律工作者,他承认没有任何证据可为卡罗琳•克雷尔谋杀丈夫开脱,可是他说:“我崇拜克雷尔夫人。不管她干了些什么,她都是个淑女!”至于律师事务所的老板,凯莱布•乔纳森先生,一个老绅士,在他漫长的岁月里攒足了人生经验,是俗话“姜还是老的辣”里的老姜,波洛和他才算得是搭上了话,只几个来回,他就指出——“波洛先生,不过你像是对性格感兴趣。”于是,他也有了谈话的兴趣。乔纳森先生不像那几位易动感情,那时他们还都是年轻人,他能够保持冷静,他描述卡罗琳在法庭上的表现是——“无法胜任为她安排的角色,她可不会演戏。”但当谈起那个插足克雷尔夫妇,因而引起悲剧的谋杀案的模特儿埃尔莎•格里尔,老头儿却奇异地难以自禁,他没有如通常那样称她作“无耻的烂货”“狐狸精”“罪魁祸首”,而是怀了无限的感慨提到“青春”这个字眼。他说:“也许因为我老了,可是,波洛先生,我觉得年轻人没有城府,有时把我感动得落泪。年轻人如此脆弱。如此放荡不羁——如此地自以为是,如此慷慨,如此煞费苦心。”——事情过去了那么久,什么痕迹都消失了,可人的情感依然是激越的。多么主观啊!可是这就是波洛要的,当他请菲利普•布莱克,事发时间的在场者之一,请他写下当时的情景,菲利普•布莱克觉得多余,警察的卷宗一定写得更准确,波洛说:“我不想要简单的事实。我要的是你所选取的事实。”乔纳森那老头儿,已经站在人生的末梢上了,也许对青春有特殊的偏爱,可就是这偏爱,着重向波洛指出了,青春不可小视。后来在梅雷迪思•布莱克的庄园里,波洛看见了死者——艾米亚斯•克雷尔生命中最后一幅画,画的正是埃尔莎•格里尔。波洛果然注意到了“青春”的诸多属性:“青春是原始的,是强壮的,是充满力量的——是的,而且残酷!还有——青春是脆弱的。”他甚至也提到“脆弱”这个词。这个被乔纳森老头称之为“朱丽叶”的女人,她的“罗密欧”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死者不能复生,生者印象各异,事实上是重新塑造了一个他,但谁能说准,哪个他更真实呢?
    菲利普•布莱克,十六年来,已经成为一个成功的生意人,染了生意人所有的臭毛病。但当提起克雷尔,他的好朋友,他一下子从造作的慵懒中抖擞起来,过往的激情又回到身上。他让波洛看克雷尔的一幅玫瑰花,“色彩如此浓艳,甚至有些淫猥呢!”“他就是这样一个人——画玫瑰的人。”菲利普•布莱克说:“他的艺术,你知道,他总是热爱艺术。是一种逃避。”梅雷迪思•布莱克——菲利普的哥哥,他们与死者一同长大,从小朋友到老朋友。和弟弟完全不同,梅雷迪思•布莱克是那种人们通常叫作“科学怪人”的人,对具体的庶务没有兴趣,而是沉浸于抽象世界。可是,也正是这种人,其实有着旁人不知,甚至自己也不自知的内心生活,是这种内心生活的经验使他们更能想象别人的处境。他承认克雷尔是天才的同时,也看见“天才”的气质对他身边人的残忍。梅雷迪思至今记着他如此狂妄地说道:“我在画的这幅画是我有史以来画得最好的。告诉您,真不错,而两个嫉妒的争吵不休的女人想要打扰——不,妈的,办不到。”这一个男人使得他周围的气氛变得激动不安,你不知道他的真心在哪里,当然,在绘画,那么就像梅雷迪思说的:“画画又不能当饭吃”,在生活里,他的感情倾向于谁?或者,用更实惠的方式说,他更需要谁?人人都看见,妻子卡罗琳在了下风,埃尔莎气焰高涨。波洛去访问埃尔莎,埃尔莎为要证明克雷尔与她的感情,拿出一封皱巴巴的信,交到他手里——“看着他接住了她的宝贝,她是那么自豪,又有点怯怯地,又急于知道他的评价。”她,埃尔莎,似乎并没有太大的信心。于是,信上那些狂热的情话,忽然变得不堪一击。那么,克雷尔和卡罗琳如何呢?谁都看见他们争吵,总是不忠、背叛的主题,互相说出刻毒的话来。可是,有意思的是卡罗琳的小妹妹安吉拉的家庭女教师威廉斯小姐的评价。这位威廉斯小姐也是属于维多利亚时代的保守人物,由于终身未婚,独立生活,又是一位女权主义者——“她说起男人们,就像一个资本家说‘布尔什维克’——像一个虔诚的共产主义者说‘资产阶级’——像一个家庭主妇说‘蟑螂’。”她当然不会喜欢克雷尔先生的生活方式,然而她却有足够的理性来判断事物。她看出克雷尔和卡罗琳其实情投意合,甚至因此而忽略孩子。用波洛的话,就是“更像是一对情人而不像是夫妇”。波洛承认自己被“性格问题迷住了”,由各种性格出发产生的情感,其实已经摆脱了事物的客观性。现在,波洛就必须集合起所有这些人性的条件,重新结构起平衡协调的图案,这图案就是十六年前的真实情景。
    和《啤酒谋杀案》相反,《ABC谋杀案》,是先有图形,再有图形底下的人性因素。波洛对这桩谋杀案评价很高,事情刚一露头,他便敏感意识到,这就是他恭候已久的“超级罪案”——一封落款为ABC的信,通知波洛留意本月二十一日的安多弗。到这一天,苏格兰场果然传来消息,安多弗发生谋杀案,死者是个名叫阿谢尔的老太太,现场有一本《ABC铁路指南》,正翻到去往安多弗时刻表那一页。A字打头的阿谢尔老太太;A字打头的安多弗;还有《ABC铁路指南》,这样多的巧合显然是一种有意的安排,以字母排列为秩序。由此类推,很可能还会有B字母打头的第二起案件。果然,"ABC"的第二封信来了。信上指明的是贝克斯希尔海滨,本月二十五日。谋杀案如期而至,死者是年轻的女招待,姓巴纳德,尸体底下有一本《ABC铁路指南》,打开的那页正是去往贝克斯希尔的时刻表。"ABC"第三封信告诉道,彻斯顿那地方会发生些什么。彻斯顿的死者是克拉克爵士,同样有一本《ABC铁路指南》。
    A字打头的阿谢尔老太太,开着一家烟纸店,贫寒度日。酗酒的丈夫为了索讨酒钱,会说出杀人的气话,可并不足以失态到要杀自己的老婆。阿谢尔太太清简的一生里结交下的社会关系一目了然,没有谁是需要除掉她不可的。就是说,找不到杀人动机。死者的外甥女玛丽说:“姨妈被人谋杀,真是天理不容。”这话朴素地指明了阿谢尔太太无辜的事实。B字打头的贝克斯希尔的死者,那位年轻姑娘,在海滨的小茶餐厅工作,餐厅总共只两名女招待,同事之间关系疏淡,家中有父母和姐姐,再有一个正相处着的男友唐纳德•弗雷泽。这一对恋人经常争吵,年轻人气极了也许真会杀了她。可是,第二起案件就比第一起的情形复杂了,这个凶手应当也是第一起案件的作案人,也就是说,他必须能嵌得进“ABC”的序列中。那么,唐纳德•弗雷泽就明显条件不够了。用波洛的话,就是,“如果唐纳德•弗雷泽得以脱离嫌疑,那倒要归功于ABC狂躁的吹嘘。”因此,当C字头案件来到的时候,对于凶手的限制就更为苛刻了:他需要具有ABC三起案件的作案动机,而至少第一第二起案件里,看不出有什么明显的动机。克罗姆警督判断为:“这是种按字母顺序进行的犯罪情结”。就好像做字谜游戏,ABC自己不也是说,这是一场游戏。苏格兰场召开会议时候,汤普森医生不无轻佻地对波洛说:“看来像是从字母A到Z……我只是很有兴趣想知道他想怎样来处理字母X——可早在那之前,你就会抓住他的,在G或H的时候……”虽然不够严肃,可汤普森医生道出了这起连环凶杀案的形式。这种形式感意味着什么?波洛说:“直到现在,所有的案子都是由我们从内部开始侦破,被害人的历史总是关键所在,那些关键的地方则是‘谁能够从死亡中得利?他会有些什么机会来作案?’而在这里……是个由外部而来的凶手。”这就是说,波洛也必须从外部出发,破除形式——“这件以字母顺序而进行的谋杀案,会有其破绽之处。”必须要找到破绽,就是不均衡、不对称的地方。
    然后,D字打头的案件发出预告了,地点在唐克斯特。可是在预定的时间,唐克斯特地区一家电影院里,被杀的倒霉鬼,一个理发师,名叫厄斯菲尔德,是E字母打头。苏格兰场怀疑“可能是跳过了一个字母”。然而,死者的邻座,一名男校校长,倒是D字母打头——唐斯,基本可以断定,凶手杀错了人。以字母顺序进行的谋杀案,严重变形了。回过头去检查这“外部”形式,这形式总是有着不够匀称的地方。死者的年龄、性别、社会阶层都不同,这种随机性和字母递进的严格规律不怎么相符;比如,对排序有如此爱好的凶手,应该更讲究秩序井然,比如“安多弗”是A目录的第一百五十五个地名,那么B字母打头的谋杀地点应该也是B目录的第一百五十五,或者第一百五十六……可事实上这些地名没有进一步的排序关系;比如,前两桩谋杀案没有明显的动机,可是第三桩,C案件里,克拉克家族却隐藏着某一种可能成为动机的因素,就是死者卡迈克尔•克拉克是个巨富,他的妻子则病入膏肓,遗产将归兄弟富兰克林•克拉克;再有,D字母打头的谋杀看起来似乎是失了手,可是,也很像是,凶手对精确度不再关心,或者说,凶手打算结束游戏了——这就是破绽。这些破绽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理性,波洛说的那句话:“那是一种向某些固定方向运行和工作的心思。”这“心思”的轮廓逐渐清楚起来,凶手浮出水面——这时候,就要让性格分析派上用场了——胆大妄为的冒险爱好,四处漫游的生活方式,富有条理的平面状思维,男孩子心理:对铁路的特殊兴趣。这场谋杀构思得如此精致,波洛禁不住赞叹:“游戏万岁!”
    就在《ABC谋杀案》中,波洛和黑斯廷斯上尉聊天,关于理想的犯罪。换句话说,倘若让波洛点菜,他将点什么?波洛向往道:“会是个非常单纯的犯罪,丝毫不带错综复杂的罪行。是一宗平静的家居生活的罪案——非常不带有感**彩,极其隐秘。”黑斯廷斯上尉又问他如何算是隐秘,波洛就举一个例子,四个人坐下来打桥牌,壁炉边坐了个看牌的,然后,这人死了——他说的就是《牌中牌》。
    事情就是这样,谢塔纳先生的客厅里,洛里墨夫人、罗伯茨医生、安妮•梅雷迪思小姐、德斯帕德少校,四人一桌桥牌。谢塔纳先生坐在壁炉前,忽发现,他被一柄宝石匕首刺死,这把匕首来自他自家的收藏柜。凶手就在这四个人里。每个人都起身离开过牌桌,取饮料,给壁炉添柴,拿鼻烟盒,做“明家”的绕过桌子看搭档的牌——就是在中间某个当口,杀了谢塔纳先生。动机似乎有的是,谢塔纳先生如此令人厌恶:罗伯茨医生觉得他狂妄伤人;洛里墨夫人认为他生性恶毒;安妮•梅雷迪思小姐害怕他,他看你的样子就好像会吃了你;德斯帕德少校很简单,他讨厌他的体味——当然这些都不足以要去谋杀,可是谁又知道其中的隐情呢?像谢塔纳先生这样的神秘人物:身家来历不明,过着豪富的生活,结交八方宾客,而且,似乎他掌握了所有人的隐私。问题是即便有了足够的杀人动机,却也未必杀得了。谋杀现场如此不具备谋杀条件——这就是波洛说的,“单纯”,非常单纯,单纯到几乎难以考虑动机,也就是《ABC谋杀案》中说的“历史”,“谁能够从死亡中得利”。需要考虑的仅只是,如何实施杀人计划。***警监的注意力在各人离开牌桌的次数和时间长短,这是谋杀的外部根据,而波洛一贯重视内在的条件,他的问题是关于牌局。他依次询问各位,总共打几局牌;谁和谁搭档;谁输谁赢;个人牌风如何。他将四个人的记分表很宝贵地收拢起来,说从上面可以看出“人的个性”。比如,德斯帕斯少校字写的很小,记上新的数字的同时就划掉原来的,说明什么——“他宁愿一下子就搞清楚自己的处境”;洛里墨夫人的字形很有品位,说明她受过良好的教育;罗伯茨医生的字则“华丽且略显轻浮”;安妮•梅雷迪思小姐的记录没有体现特别的风格。记分表还记录了牌局的进展情况——第一盘,“平平淡淡,很快就结束了”;第二盘,由于是少校记分,边记边划,看不出过程;第三盘,很精彩,双方的分数都是高水准的,不过,罗伯茨医生叫牌太高了;第四盘,罗伯茨医生叫分比较低……波洛还登门请求当事人为他复盘。洛里墨夫人显然对桥牌有惊人的记忆力,照了记分表,每一步都复出来,最为“惊险壮观”的是第三轮,她与罗伯茨医生搭档,罗伯茨医生的牌都叫得很高,忽然间还叫了一个大满贯。夫人说:“他这样叫真没道理,但是出乎意料地我们却打成了。”德斯帕德少校对桥牌没太大的热情,只是偶尔应景,所以请求他复盘没什么收获,但他也记得有一盘中,罗伯茨医生叫牌叫得太高。罗伯茨医生的回忆也不怎么样,但他一语道破波洛的用心:“你是说凶手在盘算着如何下手的时候,情绪肯定会有所变化,这种变化有可能从牌路上反映出来?”波洛承认了这一点。至于安妮•梅雷迪思小姐,波洛并没有请她复盘,也许是波洛心存偏见,认为这类“女伴”身份的人,没有自由的个人生活,所以也不习惯昭示性格色彩。他倒是额外地出了一个小测验题,就是前边提过的挑选丝袜的测验,针对她的品行。还是偏见,或者说是经验作怪,认为对于某类人来说,品行比心理更有说服力。
    这桩条件单纯的谋杀案——“没有指纹,没有可供调查的文件,甚至没有一片纸头,只有这四个人……还有那几张记分表”,侦破的手段不得不也变得单纯,主要是记分表,这有些类似现代科学的测谎仪。记分表上最引人注意的是一千五百的超高分,有人叫了“大满贯”——“桥牌中最扣人心弦的莫过于‘大满贯’了”,在这抓人的几分钟里,也许,事实上果真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和单纯至致的《牌中牌》相对,《尼罗河上的惨案》则是顶级繁华,所有的配置都超乎寻常的华丽,光芒四射。
    首先是人物,都是身份显赫,这合波洛的口味。像《ABC谋杀案》,倘不是精致的锁链形犯罪,单单第一起,安多弗一名开烟纸店老太婆被谋杀,波洛是会扫兴的。而这里,人都是一线名牌:巨额财产的美丽的继承人,林内特•里奇韦小姐,携同她的新郎,来自平民阶层的赛蒙•多伊尔,他的英俊漂亮完全配得上林内特,而他的贫寒和林内特的富有从某种含义上也是相匹配的一对,再有,他们神速的婚姻更加强了传奇性;何况,其中还有一个被抛弃的角色,以不幸映照他们的幸福,顺便说一声,这个角色,杰奎琳•德•贝尔福特也来了;没落世家的阿勒顿太太,是带着她的儿子蒂姆,一个生过肺结核,据说以“写作”为消遣的年轻人,看得出,他们母子相处和谐;相反,著名色情小说家奥特波恩夫人和她的女儿罗莎莉关系紧张;有钱的老处女范•斯凯勒小姐,声势颇大地携有两名随行人员,一个是略微年轻的老处女,女伴鲍尔斯小姐,另一名是贫穷的表妹,渴望出来见世面的年轻的科妮莉亚;意大利考古学家里克蒂先生,却奇怪地收到一份关于蔬菜的电报,报告土豆、朝鲜蓟、韭菜的行情;弗格森先生,极其憎恶资产阶级,看上去像工党成员,事实上,却也可能是一名爵爷,他在牛津大学读过书,大学是自由主义思想传播最甚的地方,而且,民主理想总是选择贵族青年,因他们不愁吃穿;大英帝国的军事要人雷斯上校;银行事务所的“安德鲁大叔”;贝斯纳医生;当然,还有大侦探波洛先生。
    和显赫身份相配,他们都具有色彩鲜明的性格。林内特不可能具备别种性格了,金钱和魅力使她成了“要什么有什么的林内特•里奇韦”,所以,她只能是那种人——“不可抗拒”。可是,有时候,比如当波洛用一个长者的态度告诫她,她拥有的太多,应该学会宽厚待人,林内特的表情一下子变得“单纯朴实——近乎凄凉可怜”,她说:“我一直想做到这些”。那么赛蒙的性格呢,似乎很微妙,谦逊的科妮莉亚的眼睛里,他是一个虔诚的丈夫,“简直崇拜她走过的每一寸土地”。在林内特的光辉之下,赛蒙真的很难有什么性格,就是一个交了鸿运的穷小子,于是,他对波洛发的那通牢骚:“他不想感到被人占有,肉体和灵魂全部被占有。这就是该诅咒的要占有别人的态度!”说起来是针对旧情人杰奎琳,但放在“不可抗拒”的林内特身上似乎更合适。性格最强烈的自然是杰奎琳了,在她这样不利的处境里,是需要有超常的意志力来支持的,而且需要有强大的动机,这两点都证明杰奎琳拥有着巨大的能量,就像《安娜•卡列尼娜》,安娜卧轨自杀之后,渥伦斯基的母亲说的话:“这种不要命的热情算什么呢?”波洛早知道这种能量的危险,他一直企图制止这个,他先劝她审时度势,“须知覆水难收。痛苦挽回不了过去”,再劝她从善如流,宁可人负我我不负人,可这些说教在杰奎琳面前,显得软弱无力。小说家奥特波恩夫人自然有着艺术家夸张的个性,可是似乎也过于强调了些,近乎失态;女儿罗莎莉又偏巧格外的敏感,常常为之感到害臊,在这个娇弱的年龄里,很容易受伤,她已经养成易怒的脾气,对什么都不满意,不过看起来,蒂姆对她颇有好感。一无所有的科妮莉亚却是最快乐的人,因为将自己看得很低,所以很知足,贝斯纳医生说得很好,没有“饥饿感”,“灰姑娘”式的运气一般都是选择这样的姑娘,这次也不例外,弗格森先生向她求了婚。阿勒顿太太由于家道中落,手头拮据,但因有良好的教养,所以她保持了理性,能够明辨是非,她甚至有足够的智慧和波洛对话,讨论谋杀——波洛的观点是无论动机如何,谋杀总是不对的,“主宰生死是仁慈的上帝的事情”;阿勒顿太太说:“上帝还是要挑选自己的工具”;当波洛指出这想法的危险性,她为谈话作了一个幽默的总结:“这次交谈之后,我将怀疑是否还能留下什么人活着!”……卡纳克号游轮便携着这一船人,在尼罗河上启航了。
    这一时刻,使我想起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英国电影《印度之行》。为去往山洞,手忙脚乱地准备多日,终于停当,深夜登上火车,到站天已薄亮,上了骆驼,再向山洞进发。一列驼队蚁似的走在岩壁之下,走入吉凶叵测的命运,气氛陡然肃穆起来。卡纳克号游轮行走在暗淡的尼罗河上,两岸是巨大的石块和圮颓的房屋,古老的水道总是这样,时间积压太多,就好像有幽灵出没。船上的人和故事都显得太新,也太光鲜,犹如旅途中登岸参观寺庙的时候,林内特站在古代埃及君王拉美西斯的雕像底下,仰着脸——阿加莎•克里斯蒂写道:“这是一张代表新文明的脸孔,聪明、好奇,不为历史的遗迹所动心。”倒是“灰姑娘”科妮莉亚更了解自己的处境,她说:“啊,波洛先生,多美啊!我是说它们这么大,这么安静,看到它们会使人感到自己多么渺小,就像一个小虫……”这其实就是卡纳克号的处境,它无依无傍地走在几千年的河道里,已经无法左右自己的命运,可船上人浑然不觉,只有波洛——我说过,波洛带有先知的成分,他悲观地祈祷:“上帝保佑我们平安到达谢拉尔。”
    在爱情、财富、珠宝、爵号、埃及文明、国际恐怖事件……奢华的辉映之下,其实还存在着一种极为淳朴的案件,比如,《迟来的报复》,那是由圣玛丽米德村的马普尔小姐侦破的。马普尔小姐际遇的总是这类淳朴的案件,这和她的天性有关,更和圣玛丽米德的传统有关。那里面,大约有着一种万变不离其宗的性质,看起来像是静止固守的,但事实上呢,大千世界总也跳不出它的方寸之间。《迟来的报复》也是关于一种危险的人性,可是绝不像杰奎琳那样有声色、辉煌和响亮,这一种人性要家常得多,属于平庸的生活里的常情。这也很合马普尔小姐的口味,她不像波洛那样喜好奢华。在她维多利亚式的眼睛里,波洛的品味多少有些“口重”了。换一个说法,马普尔小姐趣味老派。
    马普尔小姐在圣玛丽米德的新住宅区散步,不小心绊倒了,一个热情的女人照料了她——扶她进门,端上茶点,自来熟地说了自己的故事给她听。这女人,希瑟,使马普尔小姐想起了一个人,希瑟说:“希望她是个好人。”马普尔小姐的回答是肯定的:“善良,健康,充满活力。”希瑟又问,她会不会有缺点,因为她,希瑟,也有缺点。对一个与自己相象的人,总会有好奇心,就像人喜欢照镜子一样。马普尔小姐诚实地回答道:“是的,阿利森——就是那个女人——阿利森总是非常清楚自己的观点,以至于她总是看不到事情在别人那儿会怎么样,或者可能会给别人带来什么影响。”希瑟又饶有兴趣地问:“您那位朋友现在在做什么?”马普尔小姐说:“她死了。”这有些令人扫兴,可是谁也不会就此以为,这样的平凡的性情,会导致什么真正的悲剧发生。没想到,马普尔小姐一语成谶。就在圣玛丽米德的新居民电影明星玛丽娜•格雷格宅邸里的招待会上,希瑟,在这位她从少女时代膜拜至今的影星跟前,药物中毒死去。她们正在聊着天呢!就像所有崇拜与被崇拜的人之间,一方是热情的称颂,另一方耐住性子,于是多少是陈式化的谦逊和感谢。两边的情感很难说是相等的,可是影迷是不会在意这个的,他们总是急不可待地要将自己的心意表达出来。从某一方面来说,影迷是比明星更加自我为中心的人——对这类人,马普尔小姐还是以那个“阿利森”做样本,一个“阿利森”足够了,她不需要太多的材料,无论是多么新鲜时尚的材料,她倒宁可要老旧的材料,老旧的似乎更结实耐用,因为更加本质。马普尔小姐对“阿利森”式的人性——说起来,这只是一种肤浅的人性,可是不妨碍作出深刻的认识——“她是这种人:告诉你她们做了什么,看见了什么,感觉到了什么,听见了什么。她们从来不提起别人说了什么,或做了什么。生活就像一条平行轨道——”可是她们当然不是“自私自利”,马普尔小姐已经解释过了,她们只是严重地不关心外界,甚至不关心自身的安危。所以,马普尔小姐认为,希瑟一定是一头撞进了一件危险的事,而毫无觉察。那又是一件什么样的危险事情呢?在场的人都看见她喋喋不休地在讲述那个老掉牙的故事,就是多年前,她如何偷偷从病床上爬起来,在出了疹子的脸上扑了粉,去见玛丽娜•格雷格,而玛丽娜•格雷格却并没有听进去,她的眼光被别的东西吸引了——玛丽娜•格雷格的目光越过希瑟的肩膀,对着墙上的一幅画,画上是一个圣女举着一个婴儿。马普尔小姐在这个细节上停留了一会儿:“我不明白一幅画会让她有那样的表情”,班特里太太补充了一句:“特别是因为她一定每天都能看见它。”然而,当时的场面如此热闹,人来人往,她也许只是在看一个过路的人。在画底下的楼梯平台上站着的人,至少有八个:市长和夫人,伦敦摄影师,农场主和老婆,美国影星,等等。马普尔小姐的见识依然是淳朴的:“明显的怀疑对象老是很正确。”但是她确实还不知道谁是“明显的”,只是有一些令人注目的细节,比如玛丽娜•格雷格的目光,目光所朝向的画,画上的孩子——也许是妇道人家,总是对孩子、妊娠这类事有兴趣。这位影星身边果然有些关于孩子的轶事给人嚼舌头,她唯一的一次生育失败了,生下的是一个低能儿,一直寄养在美国疗养院里。之后,她还领养过两儿一女,但都草草收尾,很快被打发开。总之,她在孩子的事情上不够顺遂。关于育儿,马普尔小姐和所有的乡下老太太一样,有着些琐碎的常识,家中备有大众医学的手册。我想,尤其是在传染病学方面的知识,从科学昌明的维多利亚时代过来的老太太,一定有许多可炫耀的资本。马普尔小姐终于想到,“风疹”。“风疹”特别容易传染,特别是怀孕四个月的妇女,不幸染上的话,就可能生下畸形儿。而所有事发在场的人全都听见了希瑟的故事,带了风疹勇敢前往拜见玛丽娜•格雷格。玛丽娜•格雷格渴望做母亲,就像任何一个乡村妇女,无论她多么美丽、聪明、才华横溢、星运亨通,心,总是淳朴的。
    阿加莎•克里斯蒂令人目眩的谋杀案,其实都是由这些简朴的理由生发的。还是那个说法,她就像编织毛线活儿的女工,凭着简单的工具、材料,加上基本针法——于是,杂树生花,万树千树。
    2005年5月29日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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