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特种兵来到大秦

    
    卫鞅扶起老人，“老人家，让小兄弟到县府从军吧，立军功有爵呢。”
    “立功有爵？”老人惊讶的睁大眼睛，“庶民能有爵位？我儿子杀死了十个魏狗方死，如何啥也没有？”
    卫鞅：“老人家，那是旧法，秦国马上要变法了。”
    老人嘶哑的笑道：“这样说，这法是得变了。变了法，我等贱民也能光宗耀祖了，是么？”
    “对，老人家，正是这样。”卫鞅大声回答。
    这一番对话，场中听得清清楚楚。
    人们眼见少年拿到了一百赏金，对这位白衣左庶长的话自然信任有加，他说要变法，能有假么？
    人群高兴的一片欢呼，“说话算数，官府万岁！”
    卫鞅摆摆手，人们平静下来，他站上一块大石高声道：“父老兄弟们，秦国从明日开始，要实行变法了。你们会陆续看到官府颁布的新法令。这些新法，是要大家勤于耕作，勇于征战，有功便赏，有罪便罚；官员世族犯法者，与庶民同罪。今日徙木立信，就是要大家明白，官府说话是算数的，颁布的新法令必须忠实执行。守法有功者赏，违法有罪者刑。这就是强秦变法。只要秦国上下同心，官民同心，十年之内，秦国就会富裕起来，强大起来！”
    全场一片欢呼，“官府万岁！变法强秦！”还有人高喊了一句，“左庶长万岁！”众人如梦方醒，立即奋力高喊，“左庶长万岁！”竟是大海波涛般连绵不绝。众人兴奋的喊声中，卫鞅一行已经悄悄的离开了。
    随着三月二十栎阳大集的结束，左庶长徙木立信的故事迅速传遍了秦国山野村庄。
    “一个老药农的小孙子，扛了一根椽子，便从左庶长手里得了一百金！”还有比这种故事更能激起穷苦庶民好奇心的么？
    人们络绎不绝的赶到南山里的商於山地，看老药农爷孙，听少年和老人讲述那迷人的梦幻般的故事。
    后来，有人还看到了老人盖的房子，看见县令为老人战死的儿子立的功德碑。一传十，十传百，官府的信誉便在这神奇的口碑中矗立了起来。再后来，人们就只有听老人一个人讲故事了。听说那个少年已经从军去了。
    秦孝公并没有轻松起来，他忙的是另一番事情。
    卫鞅虽然已经明确做了左庶长，成为总摄国政的大臣。
    但卫鞅如何行使权力，才最有利于大刀阔斧的变法？
    这是国君要匡定的大事。目下，他的第一要务，就是要把卫鞅的这个变法作坊建立起来，使之立即投入运转。
    去冬大雪天的时候，秦孝公就想透了这个最关键的环节，决意仿效东方列国，使卫鞅成为开府治国的丞相。
    丞相开府治国，这是进入战国后东方列国的普遍做法。
    所谓丞相开府，就是丞相建立相对独立的权力机构，全权处置国家日常政务，国君只保持军权、官吏任免权和大政决策权。
    国君和开府丞相的这种分权治国，在战国时代达到了最高程度，也是中国古典政治文明的最高水准。
    丞相开府治国的实际意义是，国家战车由一马驾驭变成了两马驾驭，治国效率与国家生命力明显增高。
    像魏国、齐国这样的东方大国，国王其所以能全力在外交和军事上斡旋，就是因为国家政务由开府丞相全权处置。
    丞相治国权的稳定带来的另一个好处是，避免了国家由于君主年幼或昏聩无能，而产生的迅速衰落与政权颠覆，大大的有利于国家稳定。
    但是，对于落后的秦国来说，这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长期的马上征战，秦国的权力机构从来都很简单。
    早秦部族时期，是直接的军政合一。一个最高头领加左右两个庶长，便是全部最高权力。立国之后虽然官署多了些，但与东方大国相比，依然带有浓厚的简单化与笼统化。
    即或在春秋最强盛的那一段——秦穆公时期，秦国的官制也没有摆脱传统的军政合一，权力结构的划分依然很是简单笼统。
    在这一点上，秦国与早期周部族有很大的不同。周人出了个圣人级的领袖，这就是周文王。
    他对发达的中原殷商文明不是排斥，而是靠拢吸收，使周部族在作为殷商西部诸侯的时候，就在官制民治方面与殷商王朝的中央政权保持着大体上的同一性。
    没有这样的基础，就没有后来另一个圣人级领袖——周公旦全面制定《周礼》的可能。
    也就是说，周部族在诸侯国时期，已经做到了与中原发达文明保持大体同步，已经完成了国家权力结构方面的基础准备。
    而秦部族一直在死拼硬打，一直没有涌现建立基础文明的圣人，所以在成为诸侯国三百年后，依然保留着简单落后的官制，保留着落后的治国方式。
    整个春秋时期，秦国的官制很简单，名称也很怪诞，这一点与楚国大体相当。
    国君称为“伯”，实际上是“霸”的意思。执政大臣称为“庶长”，先后曾经有过大庶长、左庶长、右庶长等不同设置。
    掌军事的大臣为“威垒”与“帅”。掌国君护卫的将军为“不更”，掌外事的大臣为“行人”等等。
    唯一的例外是秦穆公将百里奚的官职定为“相”，大约因为百里奚是东方士子而用了一个东方执政大臣的名称。
    从此以后，“相”这个职位在秦国一直没有出现过，直到秦孝公时期，执政大臣仍然叫左庶长。
    秦献公时期，有了“大夫”的设置，但职劝依旧很模糊。譬如甘龙是上大夫主政，同时又有一个执政的左庶长，事权自然就多有纠葛。
    秦国没有设过丞相，也从来没有过由一个大臣独立开府来行使权力的先例。
    长期征战，闭锁关西，秦国朝野长期孤陋寡闻，对重臣开府治国所知甚少，也很难理解。
    相反，对开府的另一面——分权倒是更为敏感。在贵族和庶民的眼中，都觉得这是在和国君分庭抗礼，大有叛逆之嫌。
    秦国既往的治国大臣，只有秦穆公时代的百里奚和秦献公时期的上大夫甘龙，稍稍有一些“开府”的影子。
    实际上，也就是八九个文吏加上主政大臣自己而已，只能办些粮草赋税赈灾济民之类的具体事务，军国大事还得由国君决策调遣。这种“开府”，和东方大国的丞相开府在权力、规模和政务效率上远远不能相比。
    秦孝公很想从卫鞅变法开始，改变秦国官制的落后状况。
    他很明白，由于诸多原因，卫鞅在官制变革方面肯定有所顾忌，尤其在国府上层的官制变革方面不好彻底放开手脚。
    若没有他这个国君出面为卫鞅打开局面，在秦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军争国家，卫鞅将很难展开彻底变法。
    孝公本来就是个胸怀开阔、志向远大的青年英杰。
    自与卫鞅促膝长谈，对天下大势列国变革了然于胸后，雄心大起，便决意与卫鞅这样一个乾坤大才共同驾拉秦国这辆锈蚀的战车。
    秦孝公是自信的，他丝毫没有想到大臣开府对国君的威胁，更不会想卫鞅会成为威胁。
    目下，秦孝公想的做的都只是一件事，增大卫鞅权力，使卫鞅成为与他共同治国的总政大臣，而不是秦国传统的左庶长，即或传统左庶长的权力已经很大了。
    他思虑周密，既要扎实的达到实际目的，又不想国人疑虑，反复揣摩，便采取了“重实轻名”的方略——在名义上尽量沿用老秦国旧称，在实际上则一定做到象东方大国一样的治国方式。
    秦孝公没有册封卫鞅为丞相，而仍然封他为左庶长。
    这是秦国沿用了几百年的官名，原本就是最有实权的大臣职务。
    秦国尚左，在两个庶长中，左庶长为首，右庶长次之。
    春秋时期，秦国的左庶长是上马治军、下马治民的军政首席大臣，非嬴氏公族不得担任。
    进入战国，秦献公将治民的政务权分给了上大夫甘龙，左庶长协助国君统军作战并总管军务。
    但在朝野国人的心目中，左庶长依然是最重要的军政大臣。
    去年冬天，秦孝公将甘龙升为太师，将甘龙的治民政权回归到左庶长嬴虔手里，为的就是给卫鞅执掌大政铺路。当卫鞅从嬴虔手中接掌左庶长权力的时候，事实上已经是与东方列国的开府丞相具有同等权力的大臣了。
    但是，这种大权并不意味着事实上已经成为东方列国那样的开府丞相。丞相总理政务的要害是开府设立权力机构，仅仅有个人权力而没有开府，就无法全面处理国家事务。开府的根本之点是配备属官，其次是建立府邸。这两件事对于目下的秦国来说，都很不容易。
    去年冬天，秦孝公已经给卫鞅准备好了三个忠实能干的助手——景监和车英甚至还有秦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