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的进步

    
    “五•一”黄金周过后一个严峻问题摆在我家面前，因为妻子在银川期间二姑夫他们希望王喜乐能去银川上学，现在一切教育资源全向中心城市集中。但我明确反对；第一王喜乐还没表现出足够的自制力决不能离开夫母。第二学习能力是种造化也是机缘的综合。
    在一种犹豫气氛中时间到了六月下旬。阿拉善盟要在8月承办全国少数民族体育运动会，所以左旗各学校提前放假学生要排练各类大型团体操。这样，我对王喜乐说起骑自行车去山西五台山还愿的事，这件事我在十二年前就对妻子说了，因为早在1991年面对我家无男孙子的严重局面，我也是爷妈最后的一点希望，所以在当年内蒙古体育全运会期间我上了趟五台山并许下心愿——若日后上佛能赐得一个男孩，我将在他12岁这一年骑上自行车来还愿。
    “不去，不去，不去。”王喜乐说，“上次去银川、乌海就苦死了，不去，说啥也不去。”儿子急急地说。
    “问题是你爸爸以经许愿了。”妻子说。
    我把许愿的事情给王喜乐细细说了一遍。
    “怪不得你从小带我骑自行车外出，原来早有目的。”王喜乐说，“那骑到五台山有多远？”
    “从地图上看来回有3000多公里。”我说。
    “太远了。没办法，谁让老爸许愿了，那就地说话算数。”
    儿子就这样同意了，这也是体育精神特有的一种风彩——说话算数。
    接下来是怎样以专业的角度重购装备。妻子去银川出差特地为我选了一款一千元的专业越野自行车；给王喜乐选了一辆800元的赛车，及其它装备。经过三天，一切准备停当，我们于2007年6月28号早上七点钟从吉兰太出发，开始了长达23天的还愿之途。
    在这23天中，我们只在五台山上与银川分别休整了二天与三天，其作18天的骑行线路是——吉兰太→乌达→鄂托克旗→乌审旗→伊金霍洛旗→鄂尔多斯市→东胜区→准格尔旗→河曲县→偏关县→平鲁区→朔州市→方武县→原平市→五台山→定襄县→阳曲县→太原→清徐县→交城县→文水县→汾阳市→吕梁市→枊林县→吴堡县→绥德县→子洲县→靖边县→定边县→银川→阿左旗→吉兰太。在这艰苦异常的苦行中社会现实与教育问题从来没有那么清晰过，大脑所呈现的联想不断在一个大空间里转动。
    从战略层面上讲，这种路途遥远的苦行僧生活，也许是对目前极端且不完整的学校教育的一种补充吧！因为现阶段我们的学校教育对课程与教学法内的活动过度重视，过度强调课堂秩序以及鼓励孩子好好学习的教学方法；要求教师必须是所任学科的内行和道德表率；师生必须共同向课程规定的学业标准努力，使其自身具有的功利性与日俱增。这种教育的问题是——孩子从小只能从考试分数中得到恩泽，其真爱也只会围绕分数利益来转动，这种潜在的功利性也决定了孩子成为社会人后，他的真爱只会面对自己的家庭、家族、同学、同事才会流露，他一般只对自身利益，或自身集团利益比较关心。而这种心态的人容易成为投机分子，这种人渴望受益于社会所提供的好处却不关心回报，他们也可以成为高技术人才，却无法成为受社会信托的人。时间一长，功利教育中的教师从社会得到为数不多的尊敬，并不是因为他们的道德行为为别人做出了表率，为别人的幸福做出过什么，只不过是他通过反复知识训练，帮少数人通过考试选拔，事业难续。
    因此，苦行僧式的社会实践教育必须要成为现阶段家庭教育要考虑的重大问题。苦行僧式的社会实践大自然会激发孩子对生活问题的好奇心，教师如何组织好这种以内心动机为特征的教育活动会对教师的教育智慧提出很高要求，此时与其把教师看成是讲师，还不如把他看成是对孩子生活的引领者；他必须要把不同学科知识综合成对解决问题增长经验富有意义的东西，这种实践教育既要求孩子掌握改善生活的技术，还要学习获得改良问题所需要的勇气，这样孩子不得不从自己小圈子里的道德跳出来，积极谋求更大范围的合作。
    功利性教育的可怕之处是——孩子难以形成自我人格，成长中对自己的肯定必须通过他人提供线索，这无疑把自己的成长变成对他人的依赖。在这种教育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人，虽然随着年龄的增长对具体生活目标会有所改变，但对于成功只有得到他人的承认方才有效，使得心理上对失败有着无法抑制的焦虑。这种人无论年龄多大，其性情总像个孩子，社会行为总是任性及应付现状的，面对实际问题时常会对自我行为发生知觉上的扭曲，无法对问题进行有效的改进。由于这种人在心理上有种保护不真实自我的需要，使之长期受着神经病症状的磨难。
    苦行僧实践教育的可贵之处是，能让孩子面对现实产生自我意识，并生成变量很大的自我力量。一旦有了自我，人会无视友侪的希望，只服从自己内心的信念，只要达到了固定目标即为成功，对于失败只会产生暂短的过失感。总体来说有自我力量的人，在对外部世界的理解与自知上是客观的，他们的活动一般都依现实按照较长时间来规划，因此也能坚持日程安排和计划，能遵守做出的决定，能从可选的事情中做出果断的抉择，不会被自己的内驱力所倾覆，也能抵御当时环境带来的压力，按照自己选择的途径引领自己的成功。
    从战术层面讲，这种路途遥远的苦行僧生活，关乎家庭日后的忠诚与通达。面对自然世界的困难，家长必须做到温宽栗刚、性情无虐、脚踏实地才能解决问题；而孩子身上十足的匪气，只有早早获得自然的指点，日后对其品行的矫正与责怪才会大大减少，因为自然教育是世间唯一正确的永恒。
    成长初期，每个孩子在性情上总是朝三暮四，思想不专，内心浮燥，求教不诚。此时，教育必须严厉，要不惜使用刑罚，也只有惩罚后才会出现沟通并建立规矩。但刑罚要有度，不能过分使用，若引起不良反抗，那只会适得其反。问题是——这种完美的教育是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无法做到，因为人的妄心永远比公正大。
    天下唯有自然没有妄心；四季不眷顾任何人的心思，任何违反自然规律的错误都会迅速得到惩罚，而成功也会及时得到奖励，让人做事变得积极而谨慎，使得同样的错误不再重犯而成熟心智。如果同样的错误反复出现现，就象学生接而连三向老师请教同一问题这并不是虚心好学，而是对老师的不敬。老师最好采用冷处理的方式，不再回答学生的问题。只有首先规正了学生的求教之心，学习活动才有可能产生效果。
    苦行僧式的社会实践，是每个孩子在12岁之前都要着重经历的，如果12岁了还没有形成良好的自我约束，其一生有可能在蒙昧与混乱中渡过，生活行为总是依眼前利益激烈波动，而危机四伏。
    特别是，这种路途遥远的苦行僧实践，既是对意志的磨练，也是对我这名体育教师的疲劳与恢复专业水平高低的检验，除了饮食结构必须科学外，微量元素及时补充也至关重要，不然大人小孩都会被这种高强度高密度的骑行拖垮。而路途中既享受楼堂馆所又对风餐露宿淡然处之的生活情态，对人产生奢侈且不浪费的心性至关重要。一旦谁有了那种心性，那人生成功也就自然而然了。这种终极式的教育效果是任何书本知识都不会产生的，它只能发生在苦行僧式的实践教育中，一朝得手，终身受益。
    环境成就行为；预防优于治疗。教育也一样。优质教育的初级阶段，主要责任不是对知识的学习，而是要让孩子懂得社会的一贯常识，并产生优良品质。一旦孩子过了12岁还蛮横无理，那最高明的老师也不会让其变成智者。此时，对这类孩子要采用和缓的教育方式，过激的教导反而会使他们的行为出现偏激而犯罪，使得好心酿成大祸。
    社会实践教育是完善与不完善的完美结合，其保留的某些不完善是开展深层次教育的最佳契机。它会使教育过程显得有趣，让人感到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而每个人天生就有向生活学习相关知识的欲望，这种天性只有在那些善解人意且启发力强的老师面前才能得以施展，这样的老师必定在学术上具有权威。
    如果在教育活动中老师的学术精神受到压制，那教育活动自然会在误区中转悠。如果我们具体以数学教育的发展为例，其中的轨迹可以看的一清二楚。
    数学对事物向高水平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数学教育是一种应用领域，它从数学以及近晚期的计算机科学和统计学派生出它的内部，从教育学派生出它的方法，从心理学、社会学、哲学和人类学派生出它的理论。社会上主要从事与数学方面有关工作的人比较少，其组成主要有三类：1、中小学数学教师；2、大学数学教师；3、较少量的数学研究者。尽管中小学数学教育工作者占数学从业人员的95%，除了本职工作外，他们在数学教育方面一般是不积极的。例如美国、英国、加拿大是世界公认的数学教育方面最强最积极的国家，他们只有大约10%的任课教师属于当地的、州的、或省级的组织，不到5%的是属于全国性或国际性的团体。由于绝大多数数学工作者对数学本身并无兴趣，他们大都不愿意参加与数学有关的活动，数学教育的领导权无耐地交托给了大学的师资培养者和大学中极少数的数学研究者。
    半个世纪前，几乎所有中学教的数学是1800年代的大数学。数学教育工作者关心的事情有：内容——教什么，课程安排——怎样组织教学大纲，以及方法——怎样最好地把教学大纲的内容教给学生。其中有些方面的内容是重叠的。教学改革的步伐很小，或没有什么变化。由于1957年10月4日，苏联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伴侣－1号”发射成功，此举标志着西方失掉了科学领导地位的皇冠。在随后的50年中，人们对有别于教育学领域的数学教育进行了意义深远的新数学教改。它几乎影响到世界所有国家。新数学主要是那些在数学教育上贡献最小，却又要把“数学教育提高到20世纪水平”的大学数学研究家们的一种尝试。美国给予了这种活动以巨大的政府资助；英国则给予了私人基金会的资助，但其结果是十分可怕的。这种活动把诸如集合、非十进制计数、向量和矩阵、概率论和数理统计、以及形式逻辑这些新的内容介绍到中小学去，并向更低年级大力推行这种教育。例如，学生在小学开始学习文字题的代数解法（把“小虎比小明多五颗子弹，他们总共有九颗子弹”写成T＝M﹢5和T﹢M＝9）。还采取了一个重大步骤，把算法的注意力集中于象“对于任何a有a•1＝a这样的更一般的原则性概念上去，以此来说明为什么许多具体的数学计巧用起来没有问题。”
    新数学教育用于课堂教学很大程度上是失败的，绝大多数数学教师面对自己也不十分熟悉的新数学内容和课程，被迫放弃了老一套有用的教学方法，转向了一种即无启发性，又脱离现实生活意义的应用教学结构。因此，虽然在代数课中还是向学生介绍分配律a•（b﹢c）=a•b﹢a•c,但学生却难以充分了解分配律的实用价值，像33×23,0.5+0.8,（a﹢b）中那样，或者在更高水平上去理解分配律,是把另一种单个的加法和乘法的基本运算联在一起了。到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美国和加拿大面对从未有过的大批厌学学生及严重的情感问题，深感新教育对学生的成长具有很强的破坏性，他们迅速号召数学教师再不要使用新数学这一名称。对新数学的回归基本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是回到基础训练方向，直接删去比较新的课程，完全回到30年代大多数学生能够理解与按受的课程范围内；第二种是从数学课程的发展，只对选修数学的学生进行心理学研究的一般性运动。
    经历了新数学教育的惨痛教训，现在欧美国家对学生的评价更多采用学分制，学生根据自己特性对学习科目的轻重有所选择，这样，从制度上减少了无谓学习情况的出现，让他们在自己能够理解的科目上多争取学分，努力达到总学分要求。教师对有深度的教学，只针对有研究能力的学生，把他们带到课堂内、或一个小组、或个别学生在一起工作。这种教育思维的改变，对人类大多数事业发展来说是种福音，因为世界95%以上的职业并不需要过于抽象的数学思维去解决问题，它只需要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紧密联系的朴素算数，去求解生活问题。
    相对中国基础教育而言，最近这些年好像成了某些理论家妄想的试验场。每类专家总是过分夸张自己学科的重要，使得教育被拆的七零八落，而不能从整体发展方向观察教育的本质。像数学专家只看数学，语文专家只看语文……使得教书技法顶替了怎样育人。
    世界上，对于缺少实践教育最典型的案例莫过于美国总统富兰克林了。尽管富兰克林在《穷理查德》中劝人劳动，但他却不让自己的儿子威廉从事任何体力劳动，他一心想把儿子培养成上等人。1751年，富兰克林任宾州议会议员，他竟采取世袭制，让他儿子接任议会办事员。1751年富兰克林带儿子去英国，威廉进了伦敦的贵族学校。1762年牛津大学赠富兰克林以名誉法学博士学位，而在同一典礼上又增他儿子威廉以名誉文学硕士学位。由于威廉在英国有了忠实的伙伴，最终他成了美国死心塌地的叛徒，服务于英国。
    号称多面手能人的富兰克林，他费尽心血却培养出了一名叛徒儿子。这儿子所谓的叛，不仅指叛家，更指叛国。虽然富兰克林多次规劝儿子，但均毫无效果。他一直无法原谅儿子的叛变行为，他唯一出气的办法就是在遗嘱中把财产全留给女儿和孙子。
    富兰克林是用特权维系“学而优择士”教育的典型。这种教育最明显的特征是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排斥社会综合实践教育，使孩子缺少忠诚的伙伴，及知识没有产生服务方向。
    人类历史明确告诉我们：那种“学而优择士”教育所培养的人人格缺少稳定，其所产生的教育恩泽只有在特权稳定的保护下才能存活，一旦遇到外部因素竞争容易失去忠诚，一世而斩。
    对于孩子的成长，从8岁到18岁其智力与体力还不足以进行艰苦且狭窄的学习活动，谁要愣这样做则孩子会成为过早耗尽精力的牺牲品，其成长轨迹是：起先，这些年轻幼嫩的人，煞有介事地具有成人气派，很是聪明，肤浅者会把这些看成是教育的优质成果并推广。可当孩子长大成人，该成为大人的时候却沦为孩子，他们性情浮躁，情感淡漠，缺少责任。
    关于人的教育，对课本知识的学习必须要与社会有用的事实与良好的原则结合起来，否则智力会随年龄的增长而变得迟钝与衰退。很明显，智力寄生于肉体，人类社会无论是政治伟人还是科学巨匠，及热衷家庭事物的芸芸众生，在其身心成长、进展和衰退的过程中，无不严格地体现出身体、智能与忠诚的共鸣关系。他们这些人没有谁从小到大一直出类拔萃，他们都是不断通过泛化的社会常识教育产生良好动机的，而成就自我。
    人才，是那些能够自我管理的人们，他们上天不分贫富贵贱为大地苍生播下的种子，每个国家必须全力物色、培养、享用这些人才，这也是民族强盛的基础。特别是在人才群体中，国家建设一支政治忠诚德才兼备的教师队伍对一个民族有多重要，我们不妨看看以下事情也许会有更多的思考。
    大清晚期，上海创造了一个所谓“对华门户开方政策”而闻名于世。说来奇怪，这门户开放政策的谈判对象竟然不是中国。因为腐败的清政府早以宣布“大清天下，宁赠友邦，不予家奴。”只要有助于镇压革命就国门大开，不存在开门不开门的问题。故美国所要求的开放，并非要求于清政府，而是要求于其他列强，即英国、法国等欧洲老牌资本帝国。第一，美国是一个新兴资本帝国，其侵华历史比不上英法老牌帝国深厚；其次，美国离中国太远，比不上日本和沙俄可以近水楼台先得月。当时，中国这块肥肉被英法日俄划分成各自的势力范围，不许旁人染指。正是这样，美国才要求“对华门户开放”。
    按理说，我对你开放，你当然也该对我开放。但实不然。任何一个美国人，不管了是达官富人还是流氓瘪三，都可以随时随地大摇大摆地进入中国。但中国人却不能随意去美国。说是这会给美国带来“低等人种之祸”。
    早在1894年，美国同卖国的清政府签订过一个限制华工入境条约，这个条约有效期为10年。1904年该条约到期，理应重新修订或干脆失效。但美国国会却在劳工联合会头目贡泼斯的催促下，表示一字不动地延长该条约。这个决议案首先在华工中引起极大的愤怒，他们纷纷致电清政府要求废除此项不平等条约，否则就抵制美货。但对清政府来讲，洋人是万万不能得罪的，华工的呼吁当然就石沉大海，得不到反应。
    正在这时，旧金山码头又发生了一起侮辱华人事件。有一批中国商人和知识分子，其中包括二名新闻记者，在码头受到美国移民局无理搜查和人身侮辱。记者马上原原本本地把这个事情汇报给上海同行。于是上海商人和知识分子闹出了一场当时震动清朝，同时又震动美国的抵美货运动。
    上海商务总会会长曾少卿领导了这场运动。曾少卿是当时正在萌芽的民族资本主义的代表，这个阶级本来就感到美货对中国的倾销给中国工商业带来的严重威胁，所以他们对抵制美货的建议是愿意采纳的。
    上海振臂一呼，全国群起响应。抵制美货运动从1905年4月开始，一直持续了两年，在这两年内，美国对华输出下跌了一半。其中，受到影响最大的是马萨诸赛州。马萨诸赛的选民纷纷向州长洛奇提出质问。洛奇正愁眉苦脸。此时罗斯福不但不谋求妥协，反而火上浇油。他竟在报纸上称：“美国作为一个强国，必须使中国人明白，在必要时用武力来使他们明白，他们不但不能搞什么义和团来杀害他们不喜欢的外国人，而且也不能搞什么抵制外货运动来向强国施加压力。”
    洛奇见此，更是叫苦不迭，不知如何才好。此时恰巧一位长期在中国做传教士的老朋友史密斯来看他。洛奇向朋友请教解决问题的良策。史密斯说：“中国会煽动闹事的就是知识分子。中国知识分子很少，但能量却很大。领导太平天国造反的是一个没考上举人的秀才洪秀权，搞戊戌宫廷政变的是广东知识分子康有为，最近在搞反清运动的是一个留美留日知识分子孙逸仙。中国知识分子都是个人主义者，你及早满足他的愿望，他就为你所用；否则，他就要造反。我最近才发现孙逸仙曾向清延进万言书，如果当时清延接纳了万言书并委以重任，那么，孙逸仙肯定就会成为梁启超第二，而不可能成为后来的民国孙大总统了。
    目前这个抵货运动，实际上也是从知识分子惹起的。华工问题早已存在几十年了，年年在闹，但从来闹不大。这一次牵涉了几个商人和知识分子，问题就闹开了，而主要闹事者还是上海一批知识分子，中国的舆论操纵在一小撮知识分子手里，商人讲实利，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惧世事艰难的知识分子。但知识分子既然为数极少，因此，其制服也易。我们几十年来光懂得推销商品，现在该轮到推销知识分子的时候了。这叫精神产品。”
    洛奇听得入神，大笑不止，赶忙问道：“依你之见，此事如何去做？”
    史密斯笑了笑说：“我最近想了一个办法，不知是否可用？我们所得的庚子赔款，没动用多少，我们干脆做得漂亮，把款子退回给中国政府，也就是说，它不必继续把钱支付给我们，而规定它把钱用来那家立一所大学，由我们美国人来培养中国学生。要知道，人的价值是无可限量的，他们将来为美国所起的作用是不可估计的。相反的，你瞧瞧，现在日本人正在大量的拉拢中国学生，如果我们不动手，就要落后了。”
    洛奇茅塞顿开，心花怒放，他马上拖着史密斯去见总统，把刚才说过的话原原本本又说了一遍。罗斯福听了史密斯的高见，又一次大笑不止。罗斯福当夜就给旧金山海关移民局下了一道命令，说：“凡持有签证的中国人，必须给以礼遇，不准刁难。如有违者，立即予以撤职。即使中国人的签证有问题或有作伪，也不要给他们以刁难。中国人不懂英文，时常被欺领到假签证，他们是受骗者，受罚的应是骗他们的美国人，而不是受骗的中国人。”
    第二天，报纸都公布了罗斯福的命令，于是，一个夜晚，罗斯福来了个180度的反转，忽地变成了关怀中国人的义士狭客。
    美国一方面向清廷施加压力，一方面拉拢了上海一批动摇的商人，另一方面又大吹特吹罗斯福的新姿态，这样抵制美货运动也就逐步瓦解了。
    接着，罗斯福马上建议退庚子赔款，并在圆明园旧址建立了清华大学，培养了一批美国需要的知识分子。
    美国政府这一着棋立即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它的成效引起了洛克菲勒和摩根的注意。他们觉得这鳌头不能由政府独占，他们也需要实业界自己的知识分子。于是这两家也就出巨资，在中国境内大办其大学。
    这样，北京有了协和医学院和燕京大学；南京有了金陵大学和金陵女子学院；上海有了圣约翰学堂扩大之后产生的圣约翰大学和沪江大学；济南有了齐鲁大学；成都有了华西协合大学；广州有了岭南大学；苏州有了东吴大学；杭州有了之江大学；长沙有了湘雅医学院。中国的大学几乎有一半操纵在美国人手里……
    这段历史足能让人感到，现在中国在文化意识形态方面的巨大风险来自何处，为什么国门初开英语就能全面置于汉语之上，竟能成为评价各类专业人才的标准。实际上，英语只是种语言，而专业则是种科学，两者没有任何交集。在中国，至少99%的专业人员不是用英语解决实际问题，可英语却对专业人士的专业能力的鉴别具有决定作用，表面上看这只是个天大的笑话，实际上这是主动将我们的汉文化置于弱者的地位，逼着国民嫌弃自己的文化。虽然学习是天下第一正业，但把外语置于自己母语之上的学习，显然是强迫自己的国民另寻忠诚。
    没有好老师就没有好学生；有什么样的学生就有什么样的老师。一旦本民族的文化被弱化，则意味着国民的尊严情态会不断的恶化，他们会自觉不自觉的产生向原有社会规则发起挑战的想法。人类历史一直都在这样走。
    对于读书，有的人所受的教育是正面的，也可以是反面的。比如，正面的像马克思在伦敦博物馆读书是为了写《资本论》，探求人类面临的困惑；反面的像类似欧阳修式的人，他们读书是想做官，他读书过程是受老师、父母或其他人的责令，这种读书大半对社会不会有什么政治意义。像过去中国历代帝王尽管请了最好的太子傅，然而太子少有良才；今天我们把过去少年大学班的失败经验，奇怪地推广到全国的基础教育中，使得重点班重点人的教育便布各个角落。明摆着，这种缺少社会实践的重点教育会把孩子的成长置于危险的荒野之上，所培养的人容易在国家安定时，他们会想尽办法使自己在社会上吃得开，在国家需要他的紧要关头，他会撇下一切，懦怯地逃命而去，这种弥天大罪最受世人所鄙视。
    教育失去自然性与社会性，其教书活动必然书本化，他们所见的东西都是自己愿见的，结果总是脱离实际。而天下单以书本为荣者都是愚人，谁也不能对其有所帮助，成长路上遇上了这样的老师则是人生的不幸，因为成长初期谁对书本花费了太多的时间，日后必将成为人生的懒汉，他会拒绝接受显而易见的现实。
    牛会拉犁，羊会产毛。真正的师者以博学明德为世人送去教导与训诫，用自身的影响帮助别人找到属于自己的生活路标。真正的师者深知没有经过经验理解的学问，只会让灵魂变成废虚，并对生活的苦闷失去本事。真正的师者能争辩任何问题，总在人们判断力初发之时首先教导人们如何应用知识去实践忠诚，把科学知识普遍传播给不同人群而获幸福。
    迷昏与欺骗世上常存，世间常需高师教导来减少错误。如果谁在成长的过程中，自己的错误得不到师者的“敲打”，未来会因人昏事迷而被外力所用；如果能够得到师者的敲打，日后其心智能抵挡他人成为自己的盗匪。
    还愿征途，艰苦异常，面对现实，联想翩翩。7月22日晚上10点40，我们顺利的完成了三千多公里的还愿之旅。第二天，我问王喜乐对这次还愿经历有什么想法，他说这次远征自己就象成吉思汗麾下大将折别射出的箭，就在进入家门的那一瞬间——我自己都佩服死我自己了。
    王喜乐重重的说话语气与有力的挥臂动作惊到了我，使我深感社会实践教育的神奇。对于成人，面对现实中的人与事所引发的联想，是那么的高远而深刻；对于孩子，不断在引领与交流中学习克服困难的技巧，用自己佩服自己开凿自信的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