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之神

第9章 我在天道,而不是天道在我

    
    9月28日,星期二,内容为“华夏信史纪年最新进展”的学术研讨会,在京城准时召开。
    主办单位:科技部。
    协办单位:中科院,中社科院。
    巴罗夫教授带着邀请函,提前进入会场,与一群一贯质疑夏商周的敌意学者,沆瀣一气地扎堆聚在一起,趁着会议开始前的时间,窃窃私语。
    “听说中方最新公开的信息,只是说好像确定武王伐纣发生在哪一年,别的没说。詹姆斯,你觉得这事儿靠谱么?”
    “最近考古学界的决定性新技术,无非就是AMS了。这玩意儿好像是上个月才首次在实战应用中冒出来,原先都只有原理论文,就算中国人是指望AMS,也应该达不到这个精度吧。”
    “你们说,中国人上个月帮扶桑人鉴定汉倭国王印的时候,是不是早就处心积虑阴谋好了?肯定是包藏祸心,想让国际社会先承认AMS技术的国际公信力!”
    一群人悉悉嗦嗦,说来说去无非是这几个见解。
    最后,巴罗夫教授很有领袖气概地给同侪群臭打气鼓劲:
    “上个月针对扶桑人的进展,说过的话,咱也覆水难收,不能改口。不过,咱就憋着一条底线:在扶桑的时候,咱认可的精度是多高,这次来京城,也卡着那个线承认。
    哪怕中国人改良了机器、提高了精度,咱也绝对一概不承认!就只承认到在扶桑时候承认过的那个尺度!这样中国人就翻不了天了!”
    “这个办法好!”所有心怀鬼胎的教授们,都觉得巴罗夫这个尺度拿捏得不错。
    台上,很快轮到了中科院的一名考古学院士开讲。
    首先的内容,自然是介绍“利簋”这件文物,以及铭文的识别。这些都是早就研究过的,不过原先还没这么高规格地进行国际范围公示过。
    加上这只簋本身,外国学者没摸过,所以听中科院的院士再详细梳理一遍,大家也还是颇有收获。
    讲完簋的来龙去脉与铭文后,下一步就是一名代表一线考古发掘、田野调查的专家,上来讲述C14样本的取样经过。包括对簋身的取样、以及出土地坑原址的周边取样。
    尤其原址取样的过程,是经过严密的筛查、全程都有胶片视频拍摄,确保传承有序,完整确凿,没有掐头去尾剪辑甚至PS造假。
    这些证据链,稍微一点疏忽,都有可能导致敌意学者的挑刺。
    正因为很严谨,所以巴罗夫教授只能暂时忍着吐槽喷F的欲望,等真正遇到破绽的时候再说。
    好不容易,到了最关键的环节。
    前两位主讲人讲完、提问环节也过去之后,轮到顾玩上台了。
    会议厅里,镁光灯扇动,无数摄影师都对着顾玩,准备取材。
    上台的那短短十几步路上,顾玩分明看到了央视一套的新闻连播、焦点芳谈、走近科学……好多节目组,都在那儿拍摄。
    今天这场会议的部分片段,是要上新闻连播等节目的,当然不能疏忽了。
    “……下面,由我来讲解一下本次对利簋的C14取样样本鉴定的最新结果。鄙人顾玩,忝列中央科大原子控制研究所成员之一、汉核科技公司负责人……”
    “……目前最新的AMS鉴定技术,年份精度可达到±20年,它相较于传统离心法的主要优势在于以下方面……”
    “……鉴于上述测定结果,我们可以确定,利簋的铸造年份,应该在公元前1070年至1030年之间。对于这一部分,有疑问的可以提出来。”
    顾玩说完第一部分,顿了一顿。
    巴罗夫教授等人很想反驳,但发现顾玩说得很稳,一点都没有试图超额证明,这就让他们很难受。
    最后,巴罗夫教授还是忍住了。
    不过还是有一两条小鱼小虾作为马前卒探雷兵,试了试水,但都被顾玩谈笑自若化解了。
    “……下面,我们讨论最核心部分,即如何根据上述测年,确定利簋的具体铸造年份、或者说武王伐纣的具体年份。如铭文所示‘武王征商,惟甲子朝,岁鼎’。结合《国语》中……”
    顾玩后面又说了一大段话,就把《国语》里面涉及到“岁”这个字,在作为天文观测结论语境时,代表“木星”的七八处证据,全部罗列了一遍。
    这些内容,是他这几天临时恶补现学的。本来么,应该再找一个古代文献学的社科院院士来专门解读,但是主办方可能觉得那样太繁琐了,加上就那么几段话,所以就临时让顾玩好好练练。
    《国语》里的具体相关内容,足以凑出几百字的文言文,而且是最古朴那种。
    基本上连《诗经》都看不懂的人,这玩意儿也看不懂,所以具体就不写出来水字拖节奏了。
    反正台下那些世界各国的汉学专家、东方历史学家,他们听得懂,就行。
    而且,包括巴罗夫教授在内,好多外国学者,也只是能听懂“岁鼎”两字是什么意思,但并不代表他们“早就知道”。
    因为相关的成果,此前公布出来也没什么历史价值,所以传播范围并不是很广,在外国也就没什么重要性。
    顾玩见这一步又迈过去了,终于开始最后攻坚:“……在确认‘岁鼎’二字在金文时代、这种上下文语境,能够代表‘木星居与中天’的天文星象后,我们结合天文轨迹年表,可以逆推算出如下结论……”
    “……因此,武王伐纣,应当发生于公元前1046年。”
    此言说出的瞬间,镁光灯闪动的频次达到了巅峰,国内媒体就等在这儿呢。
    同时,外国学者也普遍开始提问。
    再不质疑就没有点能质疑了,来不及了。
    主办方维持秩序的人,依次把话筒递给提问者。
    “请问对木星星象的观测数据,是如何逆推的?”
    “木星星象的观测结果,应该跟地理位置是相关的,不可能中国范围内、相距数千公里的几个点,同一时刻观测到相同的木星星象。
    而贵方的论证,借助的逆推星象纪年,是来源于《国语》,那么你们有论证过《国语》里提到木星星象的那些片段,具体发生的地理位置是哪里么?《国语》应该也没有记载吧!”
    面对汹涌的提问,顾玩倒是很镇定。
    “木星星象的观测结果,当然是可以按照地理位置的差角逆推计算的。《国语》中提到的这两次木星星象,对应的观测地理位置应该是……”
    “武王伐纣当天的随军星象记载,应该是按照‘牧野之战’发生地的观测结果来记录的。至于‘牧野’的具体位置,我们可以根据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中相关段落,判定位于荷兰纽乡……因此与《国语》中记载的‘岁鼎’的时间差换算关系,应该是这样的……”
    顾玩稀里哗啦引经据典,巴罗夫教授已经有些懵逼了。
    说实话,顾玩的表现,已经大大超出了巴罗夫教授的预料。他原本是打算更早就开始质疑的,只是前面顾玩表现得毫无破绽,让他们无从下口。
    到了最后,已经是不得不质疑了,他才动手。
    事实上,巴罗夫教授自己作为一个历史系的专家,对于天文学是不太了解的。
    他只是赌一把,觉得顾玩应该是个原子物理学家,就算稍微懂点历史和考古,肯定也是临阵磨枪恶补的。
    那么,直接质问你天文学方面的问题,你应该也不是很懂吧?
    世上哪有那么牛逼的通才。
    可顾玩这架势,怎么看都不像是“仅仅只是一个原子物理学家”。
    “……你,你说的这些,能算是权威的天文学推导么?恕我直言,你只是一名原子控制研究所的工作人员,这些问题,应该由权威天文学家来解答!”
    这些话,其实已经有些粗鄙没品了。不过,道理倒是让不少在座学者,都深以为然。
    大家只是基于政治正确,不好说出“唯职称论”的错误言论,但骨子里还是觉得野路子没资格说话。
    你特么什么都想解答,会不会太嚣张了?
    然而,顾玩仅仅用一句话就怼回去了:“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老话,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是否权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道理对不对。
    不过如果你们非要纠结也不是不可以——今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热门提名者,彭齐亚斯教授与皮德罗.威尔逊教授,他们算不算权威的天文学专家?
    他们本人引用我关于宇宙微波背景辐射最新值的论文,不下三次。其他《自然》/《科学》上的天文学引用,我都懒得提了。如果你对于我回答天文学问题的权威性有质疑,可以稍后去了解一下。”
    巴罗夫彻底傻眼了。
    特么的还让不让人活了!
    跟原子物理学家辩论原子物理!
    跟考古学家辩论考古!
    再跟天文学家辩论天文!
    你是通才还是神?
    说好的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呢?
    你这是闻道只有先、术业全部攻吧!
    巴罗夫教授心如死灰的同时,还有几个原先没去扶桑参加过博多的亚太博览会、没有见识过顾玩厉害的送人头学者,继续前赴后继。
    顾玩当然是毫不客气地把这些送人头的全部收下。
    半个小时之后,科技部派来的会议主持官员,宣布研讨会胜利结束。
    然后工作人员安排大伙儿去自助餐。
    顾玩也悄悄闪人,深藏功与名。
    ……
    “小顾同志,你真是不简单呀。”
    会议结束后,回到后台,立刻有一名中社科院的老院士,跑过来跟顾玩握手。
    顾玩也认得对方,这位院士姓秦,刚才也是上台主讲之一,人家是讲历史和文献考据部分的。
    秦院士握着顾玩的手,激动得语不成声:“咱研究先秦历史一辈子了,想的就是把咱中国的历史精确纪年,从前841供核元年,再往前推推。没想到,咱努力了一辈子,最后还是要靠你们搞自然科学的来帮忙。唉,我泱泱华夏,巍巍汉统,自当有3000年精确纪年!
    欧洲信史纪年,原先无论是希罗多德还是塔西佗,引述的最早精确纪年,也不过是梭伦的笔记,能推到公元前900年左右。如今咱从前841年推到前1046,多了205年,可是终于全面超越了!”
    希罗多德是古希腊的历史学家,写有《历史》。地位跟中国的司马迁差不多,都属于在各自文明内,可以单词成书的开山鼻祖。
    在西方,只写《History》,不写什么History,那就是特指希罗多德的史。
    在东方,只写一个《史》字,不写是什么史,那就是太史公的史。
    至于塔西佗,只能算是古罗马时代最伟大的历史学家。
    无论希罗多德还是塔西佗,他们在记载欧洲史的时候,最早引用的精确纪年素材,都是来源于古希腊大政治家、雅典史上第一位执政官梭伦的笔记。梭伦本人是公元前600多年的人,但他的精确笔记提到的史事,能比他出生还早两三百年,大约到公元前900年。
    历史上,后来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等学者,引述“亚特兰蒂斯”等传说文明的存在,也都是参照了梭伦笔记。
    而现在,顾玩这一手新发现,可就把中国史的精确纪年长度,反爆了欧洲史的精确纪年长度。
    至于希罗多德和塔西佗记载的其他地区的史料,倒是有纪年更早的。
    但那都是关于埃及人、巴比伦人(在伊拉克)和赫梯人(在土耳其)的历史,而不是希腊等欧洲文明的历史。
    所以,经此一役,中国文明精确信史纪年,超越欧洲文明,至少超越80多年,已经没有悬念。
    不过,顾玩虽然建立了如此殊勋,他却依然很谦退的样子。
    “秦院士,你不该感谢我,你应该感谢科学。不是真相站在了我们这边,而是我们站在了真相这边。
    我是一名自然科学工作者,我的基本节操就是为世界的本源和自然法则服务,而不是让宇宙法则为我服务,怎么能贪天之功为己有呢。
    在宇宙的本源法则面前,我永远只是一个小学生。”
    秦院士听了这番教诲,顿时觉得有些惭愧。
    “是是是,是我着相了,还是小顾同志说得对——我们应该感谢科学,应该庆幸我们站在了科学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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